历史人类学视域下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深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族论文,视域论文,人类学论文,因素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365（2010）03－0008－03
1 水族及其传统体育概述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水族总人口约406902人，主要聚居贵州、广西和云南地区。其中，分布在贵州境内的水族人口约369723人，占水族总人口的90.86％，主要集中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县、三都水族自治县等。水族是我国南方由古代“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单一民族，秦汉时期就定居在苗岭山脉以南珠江水系的都柳江和龙盘江上游一带，世居连成一片的地区，1956年以前以荔波县为中心，自从195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三都水族自治县以后，就一直以三都县为中心。[1，2]
贵州水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勤劳智慧、能歌善舞的水族人民在长期历史长河中缔造了底蕴深厚、内容多彩、个性鲜明的传统体育文化，展现了水族独有的民族魅力，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和科学价值，是水族传统文化中较为重要而不可缺少的部分。若按项目群理论进行分类，[3]水族传统体育可划分体能主导类、技能主导类和智能类等三大类，代表性传统体育项目达51项（见表1），[4，5]其中体能主导类项目10项，占19.6％，技能主导类35项，占68.6％，智能类6项，占11.8％。
2 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生活方式的革变对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
生活方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方式是指与生活条件不可分割地统一的生活形式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文化的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一切生活活动。[6]从内容层面看，生活方式主要蕴含劳动方式、消费方式、家务劳动方式、文化娱乐方式、交往方式、婚恋方式等。[7]影响生活方式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诸如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科学文化、经济发展等，但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力与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水族的劳动方式、文化娱乐方式、婚恋方式、交往方式、丧葬方式等生活方式均发生明显的变迁。而生活方式的演变，无不对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流变、传承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劳动方式来看，旧时期的牛耕马耘① 转由诸如拖拉机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在水族地区的应用，致使水族地区的马匹数量及质量明显不如以前。旧时期人们以拥有一匹马为荣②，今以拥有一台拖拉机、一辆摩托车为荣，马匹数量的减少，以致现在端节赛马盛会明显不如以前规模宏大。从文化娱乐方式看，旧时期，水族传统体育是水民在民族节日或民俗风习中进行承袭民族历史文化和传授生存技能的主要娱乐活动，而近代以来水民在余暇时间内的文化娱乐方式亦发生重大变化。现在水族地区人们在余暇时间内更多是收看电视和参与棋牌麻将等现代消遣娱乐活动[8]，较少参与体育活动，缺乏自身娱乐性不强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日益被置若罔闻了。水族传统体育是水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与水族风俗活动之间具有巨大的依附关系，传统时期水族青年男女在歌声和民族体育活动中谈情说爱，挑选自己喜欢的情人。但随着现在人们的婚恋方式、交往方式等发生巨大的变化，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逐渐惨遭冷淡，如水族地区以相亲玩耍为主要功能的“挤马”活动如今黯然失色。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化，人们民俗活动意识的缺失，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影响显而易见。传统时期，水族地区每逢婚嫁、丧葬等民俗活动，都要举行民俗体育活动，如铜鼓舞、芦笙舞、斗角舞等，但如今婚庆的酒店摆席、汽车护送及丧葬的火花等现代方式，致使原先开展的民族体育活动难见踪影。
2.2 价值取向的变迁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
价值取向属于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同社会形态存在不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水族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旧的价值体系开始逐渐瓦解，新的价值观念不断形成。价值取向的转变，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传统时期，人们更多的是追求是保住香火，繁殖后代，祭祀祖先，寻求族群身份认同，如在传统时期，贵州三都水族村寨在民俗节日中都要举行铜鼓舞、角斗舞、芦笙舞、赛马、斗牛等传统体育活动，以祭祀神灵，膜拜祖先，寻求身份认同。然而新时期，村民们身份认同的不是勇猛与婚配，而是拥有更多的财富。如现在水族端节赛马通过设置比赛名次奖金来吸引人们参与，参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原始行为意义消失。人们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沿海地区以强大财富吸引力转移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打工潮促使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水民减少，运动员选择范围缩小，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或故世，民族传统体育传承链出现严重断裂，给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重要影响。据原始典籍文献记载，贵州水族地区水族武术有20多项，而目前现存的仅剩8项[9]，水族武术日益面临流失之困境，传承举步维艰。另据调查发现，人们的性别价值观、审美价值观的变化，极大影响着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我们在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怎雷上寨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水族传统舞蹈的表演在参与人群、服装道具发生了一些变化，打破了妇女不能参加表演的禁忌，让未婚女青年参加表演，在怎雷村的舞队中就有4名漂亮的水族女学生；由于现代印染工艺的发展，服装的色彩上更加艳丽，男子的头饰有所简化，一般选用红色的绸布做头巾；制作乐器也使用了现代化的材料，莽筒选用塑料管为原材料，无论是服饰还是运动器材均日益融合现代美学元素。
2.3 政策偏差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
毋庸置疑，国家、地方政府政策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政策偏差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制定偏差和执行偏差两个方面。
政策制定的偏差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主要是指政策的制定之初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两者之间就存在不妥协的关系，不利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我国每一项体育政策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国情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地方性的体育政策则是要建立在对地方的实际情况正确认识的基础上。[10]然而近代以来，国家、地方政府制定体育政策的几次历史性失误，导致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偏离正常轨道。清朝咸同年间（1955－1869），在三都县九阡、周覃一带深受水族人们喜爱的刀舞和盘绾舞却被清政府定为“反舞”③ 而被禁，导致目前失传。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对水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抑制作用，水族传统体育活动被禁，水族传统体育活动文化载体如场所、器械曾一度被拆毁、收缴、甚至烧毁，给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灾难。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来，政府非常重视水族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水族传统体育各种保护与发展的政策也相继出台，水族传统体育重新获得发展生机的文化土壤。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诱惑下，水族地区制定的一些政策与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发展的初衷显得背道而驰，水族传统体育更多地是在上演“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角色。如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接待商人，临时敦聘一些地方居民进行民族传统体育表演活动。再者，当地政府为了繁荣本地旅游经济而提出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政策，鼓励、提倡水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发展与旅游开发紧密结合。然而在一些旅游景区，出现仅为谋取经济利益而召集全村（寨）的水民进行民族传统体育表演的单一目的现象。我们在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怎雷上寨观察到，只要游客一到，村长在村委会的广播上一通知，所有在家的舞队队员就会带着服装、道具、乐器集中到寨子脚下的表演场地进行表演，并且表演的人群更多的是中老年人，以妇女居多。游客一走，表演结束，上坡劳作，这些中老年人很少聚集一起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更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经常临时、强制民众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表演。这一切行为都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的初衷是极不协调的，极不利于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政策执行的偏差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作用，使得政策的执行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初衷背道而驰了。例如，三都县政府制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发展政策，这本身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当地一些旅游景点为了吸引游客谋取眼前的短时利益，将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四不像”的改编之后搬上现代化舞台，如水族舞蹈“苏垛卡”表现的是水族村民操戈保卫民族部落安全的情景，使用的主要道具是环刀，表演者英武威猛，武艺高强。改编后名为“刀沙沙”，表演者是县文工团的演员，长相俊俏，服装华丽，但缺乏武士粗犷豪爽的英武之气，失去了原生态水族舞蹈的内涵。
2.4 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入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
西方体育文化融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大致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清末，清廷在财政日愈拮据的情况下，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如新疆、西藏、台湾、苗疆④ 等地施行“开禁⑤”、“新政”等一系列调整封闭的政策。从此，贵州水族等少数民族在喘息中得以在文化平等接触中与“中原主流文化”（汉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对话、碰撞和融入。西方传教士⑥ 在黔南境内广泛设立新教会，建立教堂，将福音传播和西方文化传播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企图对黔南境内少数民族进行文化西化。进而，贵州水族等少数民族的信仰崇拜、节日活动、集体娱乐活动中的宗教情结的寄托逐渐让位于新教的礼拜活动。传教士除了给水族带来福音之外，还带来了西方竞技体育项目－洋操⑦ 等。另一方面，随着抗战时期“学校和企业的西迁”⑧，西方体育项目（如篮球、田径、体操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学校体育课堂，逐渐成为学校全部体育内容，并在水族地区盛行起来，以致水族地区在民俗节日中都要举办篮球比赛，水族传统体育从此逐渐让位与西方体育，并受到极大的排斥而面临流失之困境。
3 结语
贵州水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水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地方特色别具一格，民族风情底蕴深厚，释放出灿烂的文化色彩和光辉。然而在当下，以往水族村寨普遍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现象难寻其踪，真正作为体育课程资源进入学校的项目寥若晨星，每四年一届的省民运会和全国民运会也难以促其复生，水族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境令人担忧。这一切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做出进一步深层思考：究竟是什么缘由导致水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环境如此尴尬。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各种症结和瓶颈呼唤着我们需要深入民间，田野作业，翔实考察，科学诊断其影响因素和提出合理的传承与发展模式，以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新一轮的突破与发展。
收稿日期：2009－12－21；修回日期：2010－03－16
注释：
① 在秦汉时期，水族先民就已进入牛耕的农业社会，直至近代以来，水族人们一直采用牛、马畜力牵引进行劳作。参见水族简史编著：《水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3、50页。
② 由于耕田需要畜力牵引，端节要进行赛马盛会，因此对牛马的饲养，在19世纪中叶已经发达，并成为水族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主要标志之一。参见同上，第50页。
③ 刀舞和盘绾舞均由水族民族领袖潘新简抗清反暴时起义军所跳的舞蹈，后因起义军斗争失败，而被清政府判为“反”舞被禁，导致失传。参见黔南文学艺术研究室编：《黔南民间舞蹈选》，都匀出版社，1983年，第318页。
④ 历史上，皇权政治视贵州为蛮荒、南蛮之地，殷称“鬼方”、周称“牂牁”、春秋末称“夜郎”、汉称“西南夷”、清廷称“苗疆”。参见游建西主编：《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⑤ 允许贵州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自由交往、自由贸易、发展区域经济。参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83页。
⑥ 19世纪80年代，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由越南经广西进入黔南地区，在水族地区设立教堂，施行文化侵略大政策。参见水族简史编写组编：《水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⑦ 公元1906年，都匀知府为取悦于帝国主义，下令每堡百家选壮丁一名，练习洋操。参见，同上，第66页。
⑧ 历史上1937－1945年是全国抗战阶段，民国政府视贵州为抗战大后方的一个部分，用较多的优惠政策鼓励学校、企业迁入贵州。参见游建西主编：《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