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从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论述看和谐共生关系
解保军1，杜昀谦2
（1．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01；2．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01）
摘 要：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阐发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理论，该理论有助于我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解。在分析马克思的“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人的生产是全面的、真正的生产”“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等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依据马克思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理论，我们要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实现从“中心主义论”向“和谐共生论”的嬗变。
关键词： 马克思；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和谐共生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新理念，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范畴的提出，表明我们党摆脱了西方传统生态理论的纠缠，增强了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话语权，为匡正人与自然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政府与社工组织的合作是基于资源依赖基础上的合作，也是双方之间的资源互补，但实际上，政府和社工组织的相互依赖实质上是一种非对称的依赖。正是这种非对称性的依赖，有些社工组织不惜牺牲自身的独立性来换取政府的资源支持，从而沦为政府的附属品。由于这种非对称性的依赖，两个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对等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工组织与政府在互动关系上的地位不平等，造就了社工组织与政府互动困境。
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这充分说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重要性。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的内涵、合理性和理论渊源，如何在实践的层面上，具体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新理念，就成为人们研究和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切入点。
一、 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理论是和谐共生的哲学前提
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既批判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也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抽象的自然观划清了界限，实现了自然观上的哲学变革。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施密特明确指出：“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其他各种自然观的区别，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历史的特征。”［1］可以说，施密特把握住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精髓”。的确，马克思的自然观强调的是“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自然不是纯然的自然，是被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影响和改造过的自然；人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有形体的、站在稳定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2］167所以，自然被人中介和人被自然中介是同一个过程，这就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中介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关系视为对象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作为自然界的对象性存在而存在的，人既是能动的存在物，也是受动的存在物。“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就是说，在这个对象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本身对于第三者说来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2］168马克思阐发的思想，就是人与自然都是彼此的对象性存在，对象性存在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真实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有哲学都从不同的致思路径给予了回答。检视以往的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残存着“中心主义论”的思维痕迹，以人为中心抑或以自然为中心，虽是“殊途”实则“同归”。
马克思在阐述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理论时，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重视的思想，即“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2］95马克思强调人是“类”存在物，不是孤独的异在。“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2］96；而且，人与自然、与它物也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从理论上讲，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从实践上讲，整个自然界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同时，自然界作为人的欲望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2］167－168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实的人与自然是同在共生的，彼此互为依托，协同进化。马克思说：“人靠无机界生活……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95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不是一时的，可有可无的，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自然界构成共生关系，而且要与自然界不断交往，持续发展这种对象性的关系。
新生儿疾病筛查系统的使用，优化了血片从信息录入、递送、标本接收、检测和结果发布，以及阳性患儿召回等的一系列工作流程，提升了工作效率同时有效避免差错。家长查询结果方式的多样化，有助于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效率的提升，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宣教的人群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的了解、认识和参与。对于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运作情况由原来的阶段性转变成实时性，可以及时了解和把控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运作情况，这对于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研究发现抑郁与服药依从性密切相关[12]。肿瘤病人经常出现情绪低落、悲观、失望，特别是病情变化会加重病人恐惧、绝望心理，严重者甚至拒绝治疗[13]。病人1：“我不看病了，看也白看，又治不好。”病人3：“我怎么会得这个病，治疗这么长时间，现在还是浑身没劲。”病人8：“有这个病1年多了，这一年不是吃这药就是吃那药，都成药罐子了，一说吃药就郁闷，就想发火”。
马克思明确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97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人与动物在看待和处理各自与自然关系时的差异，动物奉行的是生存本位主义，以满足自己及种的生存繁衍为主旨，不可能去体恤它物；而人奉行的是生态整体主义，懂得由人及物，把立人与立物相结合，使达人与达物相一致。人类在生存发展的同时，也能设身处地的为自然界着想，充分考虑到自然界的生存状况。在生产实践中，把人内在的尺度运用到自然界，按照自然美、生态美的要求合理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例如，为了修筑青藏铁路，人类处处为自然界着想，把关爱自然视为铁路建设中必须考量的内容，践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青藏高原生态脆弱，地表植被非常珍贵。为了保护高原生态，筑路大军先把铁路沿线的地表植物挪移出来，等到铁轨铺就后，再把原生态的地表植被移回原地。藏羚羊被誉为“高原精灵”，考虑到藏羚羊觅食、产仔、迁徙的需要，人们修改施工方案，改土石路基为桥梁通道，便于藏羚羊在铁路桥下通过。这些充分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方式，都是人类懂得按照自然界的生存尺度进行生产的生动体现。
本次大海子水库新建涵洞及闸井总投资284.92万元，计算期末回收固定资产余值，固定资产余值按2%计算。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在恩格斯看来，如果人类能够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人类干预自然界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学会认识并控制人们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学会估计人类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学会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并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的话，那么“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与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3］384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问题，就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表述。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唯一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明确知晓与动物的不同，能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因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主体是人，动物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意识，动物只是顺应自然，谈不上与自然构建和谐共生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96“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2］97人是能动的类存在物，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所以，人的对象性存在究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杰作”还是“败笔”，人的对象性现实与人是和谐共生的，还是敌对异化的，这些人都是有感受、有体认的。作为唯一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类完全有能力构建起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关系，做到物我共荣，天人同泰。
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对象性关系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禀赋着充足合理性。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是有意识、有思想的存在物，关爱自然是一种“天赋人责”，人通过认识和实践可以构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马克思从人的主体特征、人类劳动特点等多角度，回答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可能性和合理性问题。
（一）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
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有助于我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的理解。同时也表明，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思想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真正的生产
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时，人类的生产方式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马克思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个理论预设出发，谈到了人类生产与动物生产的不同。由于动物不是类的存在物，动物的生产仅从自身及它的幼仔的直接需要出发，所以，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功利的并以自我为中心，人类不能奢望动物的生产具有它者的维度。然而，人却不同，人是类存在物，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所以，人的生产是全面的，既要为人类而生产，又要为它类而生产；既要生产出人类需要的东西，又要生产出它类需要的东西（例如，绿水青山、湿地、海洋等生态家园）；既要为同际间的生命共同体生产，又要为代际间的生命共同体生产；既要为生存的需要生产，又要为发展的需要生产……所以，人的生产应该是全面的，是负责任的，建设性的。
什么是“真正的生产”？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着墨不多，但从马克思连贯的表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明晰该思想的内涵。“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2］97可见，马克思语境中的“真正的生产”，既是人与动物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是人类生产的一大特点，即不受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的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而“真正的生产”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必然要求。例如，为了保护珍惜动物，人类实施的森林禁伐活动；在输电塔上筑巢的朱鹮，受到了电力工人的精心呵护；当地人为迁徙的候鸟在河湾滩涂、湿地和海边投放食物；向江河湖海中投放鱼苗等行为，直接考虑的就是动物的生存繁衍，而不是人类肉体的需要。
（三）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肛瘘切开术及肛瘘切除术曾被认为是治疗肛瘘的最基本术式，基本理念为彻底清除病灶[2]。美国结肠和直肠外科医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olon and Rectal Surgeons，ASCRS)制定的最新版肛瘘临床诊治指南认为，肛瘘切开术是治疗单纯性肛瘘的有效方法，推荐等级为1B，可确切治愈瘘管但可损伤肛门括约肌，故可导致大便失禁[3]。肛瘘切除术同样具有治疗的彻底性，但恢复时间较长，亦有术后大便失禁的风险。这两种术式适用于低位或单纯性肛瘘，在治疗较高位或复杂肛瘘时，需联合其他手术方式。
（四）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马克思还用反证法说明，人与自然不可能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离开了对象性关系的人与自然，都不是现实的存在物。因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168可见，现实中真实存在着的人与自然，一定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以“类”、以“生命共同体”的方式存在着，二者之间一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三、人与自然关系从“中心主义论”向“和谐共生论”的嬗变
那么，什么是对象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对象性关系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普遍具有的互为对象、彼此共在，各自表现和确证对方的存在状况、生命活动和本质力量的一种现实存在而必然发生的关系。一方面，人靠自然界生活，“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2］178。
马克思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理论，就是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人的“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产物，是人的精神观念的否定性存在。林林总总的自然界只是“分有”“禀赋”了人类理念才得以生存，千姿百态的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的理念的外在表现而已。黑格尔竭力标榜、抬升人的精神力量，贬损自然，折射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倾向。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主张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相信：“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4］184他充满激情地告诉人们：“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4］115恩格斯也看到了，费尔巴哈“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3］240费尔巴哈主张的自然观是一种抽象的自然观，过分强调人是自然界的派生物，突出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表现出自然中心主义的思维倾向。看不到“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统一，忽视了人对自然界积极的、能动的反作用。因此，费尔巴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片面的、狭隘的、肤浅的。
马克思在谈到人与动物生产的区别时，提出了“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思想。今天，人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时，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在考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为什么要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为谁再生产？为什么再生产的是整个自然界？这些问题，都与我们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相关联。人类应当谨记，我们的生产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进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承载力是人类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自然前提和生态基础。对大自然的破坏就是对人类生产条件的破坏，也是人类自虐的行为。所以，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考虑，人类必须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再生产出人类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条件。同时，我们也要铭记，大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共有家园，地球上除了人类，还有林林总总的其他动物。大自然不需要人类，而人类一刻也离不开大自然。鉴于此，人类也要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为了森林动物，保护好原始森林，绿化青山，为动物营造绿色家园；为了迁徙的鸟类，人类要退田还湖、还湿地，为鸟类构筑水上家园；为了鱼类等水生动物，人类要治理江河污染、海洋污染，再生产出鱼类需要的自然环境，使鱼翔浅底、虾蟹成群成为美景。所以，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人类就必须再生产出整个大自然，为生命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提供生态家园。
马克思早已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对象性存在，二者“共生”具有现实性。但这种对象性存在不总是“和谐”的。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着对立和冲突，不和谐的表现处处都有。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甚至是造孽的。资本主义工业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天空被熏人毒气污染，新鲜空气不再成为工人的需要。贫民窟里肮脏、堕落，是“文明的阴沟”，到处是“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人与自然处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状态。
人与自然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就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往往意味着“中心”为主，“边缘”为辅，拱卫“中心”就要削弱“边缘”，出现“中心”对“边缘”的控制和支配，导致对人或自然的双重遮蔽。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存在跨越了“中心主义论”的思维藩篱，消解了倚重“中心”的霸凌行为。对象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与自然界是相依相济、同生共在的。自然界虽然外在于人类，但并不与人类隔绝，不是“孤悬”于人类之外的异在，自然界的状况是人的认知能力和实践智慧的反映和折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我的身体为了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象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2］168这说明，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双方都是确证对方生命的对象性存在，都是充实发展自己，展示对方本质力量不可或缺的对象。这里实质上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3］241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中心主义论”的思维窠臼，从对象性关系理论出发，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怎样纠正人与自然关系的错置，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呢？恩格斯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385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与“和谐共生论”的理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了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从“应然”状态走向“实然”，我们要铭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知道“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5］。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性进步，但不可否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人们生活发生巨变等，会出现某些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协调、不完善的情况，从而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中的主基调。《光明日报》曾以“留住农业文明的生存智慧”为题，报道了浙江省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第一个正式授牌的项目保护试点的实例。“这些古老的农耕系统都是土地资源紧缺的产物，当地人却巧妙利用了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是经典的生态型低碳、循环农业，也是人与环境共荣共存的结果，充分体现人类的生存智慧。”［6］
“库布其治沙密码：与沙漠共舞”。这里的“共舞”，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表达。如何变沙害为沙利，库布其人转换治沙思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新理念，科学理性地摸透沙漠的脾气秉性，把沙漠当成朋友，与沙漠共舞［7］。
“人水和谐”的生动实践——福建莆田木兰溪治理纪实。同样说明了，在处理人与水的关系上，“和谐”的重要性。“我们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的路子，从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水治理五大系统角度，统筹推进，还木兰溪‘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色。”［8］
在传统教学课堂上，教师“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很难主动参与到知识的探究思考中去。新课程强调学习方式的变革，要求学生要在“实践活动”中探究出新知，必须具备“生活经验”。这里所说的经验包括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等。
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人与自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对象性关系中共生的。“和谐”是手段、是前提，“共生”是目的，是结果。人欣赏、关爱自然，自然也会善待、呵护人。正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参考文献：
［1］［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序言 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新华社北京，2017－10－18．
［6］夏欣．留住农业文明的生存智慧［N］．光明日报，2015－10－19．
［7］李慧，张颖天，高平．库布其治沙密码：与沙漠共舞［N］．光明日报，2018－08－07．
［8］刘亢，刘诗平，涂洪长，董建国，陈弘毅．“人水和谐”的生动实践．福建莆田木兰溪治理纪实［N］．光明日报，2018－09－21．
Man and Nature：Harmonious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Seen from Marx＇s Objective Relationship
XIE Bao-jun1，DU Yun-qian2
（1．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China；2．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Marx elucidated the theory of obj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which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On the basis of Marx＇s theory that human life is conscious， that human production is an all－round and real production， that man reproduces the whole nature and knows how to produce according to the scale of any kind，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According to Marx＇s theory， we should realize the change from ＂centralism＂to＂harmonious coexistence＂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Marx； man and nature； object relationship； harmonious coexistence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9）02－0109－05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创新与中国行动方案”（18VSJ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14BKS001）
作者简介： 解保军（1958—），男，山西夏县人，教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杜昀谦（1992—），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思想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王 春］
标签：马克思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对象性关系论文; 和谐共生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