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

1919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

刘杰[1]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研究指明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叁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张北根[2]2001年在《1919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对待中国南北和谈的态度是:支持南方,迫使受到日本支持的北京政府停支或取消参战借款、撤消参战军;竭力促使南北不中断谈判;坚持在与其盟国日本合作、其他大国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参战借款和参战军问题。 在巴黎和会上囿于英日密约,英国充当了日本帮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但巴黎和会后英国对待山东问题的态度有些改变:她敦促日本公开声明和履行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承诺,尽快从山东撤军;敦促日本在山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对日本向中国施压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持不干预态度;对中国向国联申诉山东问题持同情态度。 1919至1921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英国在与北京政府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本土边界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北京政府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玩弄,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西藏问题本来与日本毫无干系,但日本插足,主要目的是为了转移中国人民对山东问题的视线,将中国人民在山东问题上激起的对日愤懑转向因西藏问题而招致责难的英国身上。英国在西藏问题上迎接了日本的挑战,迫使日本后退。 1919年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英国公司对华出售商用飞机。1920年中国发生直皖战争,英国飞机被用于中国内战,英国被怀疑援助皖系,因此遭到直系军阀曹锟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反对,张、曹抢走飞机。实际上英国在中国内战中持中立立场,并不支持直、皖任何一方。由于1919年5月列强达成对华武器禁运协议,飞机是否属于禁运之列未有定论,意大利、美国、日本遂以英国对华出口飞机被军用为借口,力图打破或放宽对华武器禁运协议。而英国对华武器禁运的立场非常坚定,英国担心其飞机被军用,遂同张作霖和北京政府交涉,迫使张向北京政府交还了一部分飞机。英国未给直系任何军事和财政援助。英国不是直系的后台,直系也不亲英。英国还与意、美、日积极交涉,敦促它们严格实施对华武器禁运,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受英国对华出售飞机事件的影响,英国政府敦促意、美、日往往不能理直气壮。 英帝国内部围绕英日同盟延续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最终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在中国人民和北京政府的呼吁下,在英国自治领加拿大等反对下,英国废弃了日本用于侵华的工具——英日同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等列强不同意中国提出的修改关税的要求,只同意中国实征关税5%;在巴黎和会前她甚至不愿意落实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列强同意的中国实征5%关税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她漠视中国修改关税的呼声;在华盛顿会议前她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为借口,继续置中国的敦促于不顾,反对中国立即修改关税。 英国就关余问题对待南方政府的态度是: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反对拨付关余,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孙中山上台后,英国执行敌视孙的政策,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对待北京政府的态度是: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军政府分裂后,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支持北京政府将所有关余提交到北京财政部;最终支持北京政府提出的损害南方政府利益的解决关余问题的新方案,致使关余问题未获解决。 在对待新银行团及其对华贷款和中国裁军问题上,英国一方面要求日本不要单独对华借款,并主要针对日本控制中国的工具——皖系政权的统治支柱参战军,要求日本同意新银行团对华贷款的条件之一是裁减中国北南多余的军队,同时反对日本将东蒙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外;另一方面,英国对日本又有所让步,同意将南满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外。 英国不仅反对升格列强与北京政府的外交级别,而且拒绝承认中国为一个大国。并反对威尔士王子访问北京。当英国认为其在华利益受到威胁时,力主在宜昌建立租界,并乞灵于其传统的对华手法一一“炮舰政策”。

孙志鹏[3]2013年在《外债与外交:西原借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战后期,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对华实行“日元外交”,通过西原龟叁向中国段祺瑞内阁进行了8笔共计1亿4500万日元的借款,统称西原借款。西原借款成立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先后与日本围绕西原借款进行了长达20年(1918—1937)的债务整理交涉,西原借款已经从中日间的债务问题演变为重大的外交问题,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外交上的“一大祸根”。因此,以外债史研究为切入点,首先展示西原借款的外债属性,其次通过对中日间围绕西原借款债务整理所进行的外交交涉进行梳理,最后探析内含在西原借款中的外交属性,不但有助于深化对西原借款的研究,而且能展现出同时代中日外交关系的演变过程。本文以西原借款的成立、偿还与整理为基本框架,分为叁个部分共五章内容。第一部分包含第一章与第二章,主要从外交决策与外债谈判的角度叙述了西原借款成立的背景与过程。西原龟叁受神鞭知常“王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早期在朝鲜与“满洲”地区进行实业活动,至一战前后形成了以“日中货币混一并用”为核心的“经济的北守南进策”,成为西原龟叁对华构想的原型,即西原龟叁的经济“王道主义”成为西原借款的思想背景。中国自甲午战争后的对日赔款开始便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而日本却在一战期间形成大战景气,从债务国一举变为债权国,国际收入的增加为“日元外交”的实施提供了资金保证,成为西原借款成立的财政背景。寺内正毅组建内阁之后,虽然最初宣称对华“不干涉主义”,但在段祺瑞第二次组阁之后便确立了援段政策,即寺内内阁对华方针的转变成为西原借款最终得以成立的外交背景。自1917年1月20日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500万日元成立后,段内阁在府院之争中辞职,导致西原借款的实施被一再拖延。段祺瑞第二次组阁后,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2000万日元在9月28日正式成立。此时中国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段内阁对南方用兵失败后再度辞职,寺内内阁的援段政策遭遇挫折。1918年3月,西原在曹汝霖等人的主动邀请下再度来华,段祺瑞也在督军团的支持下第叁次组阁。同月,日本第40议会通过了一亿日元政府保证兴业债券之后,西原借款得以迅速推进,先后成立了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与吉黑林矿借款3000万日元。由于林权助与外务省对“私设公使”西原的反感,引发了西原与林权助之间的矛盾,导致币制改革借款与国营制铁厂借款未能成立。但是“朝鲜组”却在寺内内阁辞职的前一天(9月28日)绝地反攻,迅速成立了山东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与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至此,8笔合计1亿4500万日元的西原借款最终成立。第二部分是第叁章,主要从外债用途与资金回流的角度统计了西原借款的用途与偿还情况。根据本文粗略统计,西原借款的用途大致为:军费5530万日元,占38%;债务费4600万日元,占32%;经济费2300万日元,占16%;政费2070万日元,占14%。就西原借款的整体用途而言,军政开支共占52%,与西原借款所标榜的“经济借款”不同,其性质属于军政借款。除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500万日元依靠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所得之款将其本金与利息偿还完毕外,其余7笔借款本金始终未能得以清偿。1920年初,7笔借款本金所生之正息与复息开始积欠,中国政府虽于1922年初将其归入九六公债日金部分,但只偿还了18%左右。1922—1925年间,中日间又签订了8次利息借款合同,暂资结案。第叁部分包含第四章与第五章,主要从外债与外交互动的角度叙述了北京政府时期与南京政府时期中日围绕西原借款的债务整理与外交交涉过程。原敬内阁成立后对西原借款进行了既有保留又有舍弃的善后处置,随后日本在新四国银行团成立过程中与华盛顿会议期间对西原借款所获铁路利权的一部分进行有限让渡,体现了原内阁“协调中的扩张策”。1920—1925年间,中国虽多次筹划整理财政但均未奏效。在1925—1926年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西原借款各项本息均被归入整理案内,对西原借款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次整理时机。但一方面由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坚持以国内经济利益优先而不肯降低关税谈判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军阀派系斗争再起,国内政局变动不居,最终导致关税会议失败,中国也未能增征二五附加税。随后直至1928年6月最后一届北洋政府下台,西原借款始终未能得以清理,成为中日悬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准备重开中日债务会谈,但国内出现了拒绝承认西原借款的浪潮,并在立法院与外交部之间引起一场债务整理原则争论。在1930年开始的中日债务交涉中,中日双方代表宋子文与重光葵都准备采取“务实”的方针整理西原借款,并分别任命曾宗鉴与堀内干城在1931年上半年就西原借款的减本减息条件进行了实质性的谈判,但由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中日间关于西原借款的谈判随之中止。1934年中日关系缓和之后,日本再次向中国提出债务整理要求,但并未将西原借款列入整理范围之内。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虽在“民间”层面进行交涉,但至1937年也未达成最终协议。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日本外债本息的支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中日所有债务在法律上的意义上被一概取消。

李南[4]2011年在《中国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建筑活动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以近代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避暑地为研究对象,从“避暑地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视角”、“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近代避暑地的建筑活动”3方面开展研究工作。首先,回顾分析了相关文献资料及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其后分析比较了避暑地形成的地理、气候、风景条件,阐明了避暑地的基本概念,阐述了近代避暑地相关章程的订立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论文研究的相关背景及研究视角。其次,将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按时序梳理为大致平行的4条线索展开论述,从而对四避暑地的发展进程形成整体性与比较性的架构。论文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广泛搜集、整理、研究相关史料和文献,多次赴现场开展实地考察和建筑测绘,多次访问相关部门和个人,全方位获取充足的基础研究资料,取得了相当数量的一手考察资料和建筑测绘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史学及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庐山、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避暑地的比较研究,完成了近代避暑地的综合性研究工作。论文从影响避暑地形成与发展的区位交通条件、西方教会、特定历史人物、人文历史事件等因素出发,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对各避暑地形成发展的共性及个性化影响,其中区位与交通影响因素是避暑地开辟及形成发展的支撑促进要素;西方教会影响因素是避暑地早期开辟及建筑活动发展的主导性动力;特定历史人物影响因素是避暑地开辟及规划建设的推动性因素;人文历史事件影响因素是避暑地建筑活动发展进程阶段划分的关键性依据。进而,论文将避暑地建筑活动的发展进程划分为5个阶段,并理清了各发展阶段避暑地建筑活动的主要概况;将避暑地建筑活动的发展主线梳理为前后交迭与交替的“西方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与“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并论述了两条发展主线中后者所具备的差异性特征,即以北戴河、鸡公山为代表的“北京政府主导型的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鼎盛期的‘前置’”和以庐山、莫干山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主导型的中国人建筑活动发展主线鼎盛期的‘后置’”。再次,论文阐述了近代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工程师)、市政机构的基本状况,提出避暑地营造业、建筑师(工程师)、市政机构的出现开启了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近代主流城市的辐射与影响,避暑地建筑活动的现代化进程相对于近代主流城市的发展滞后的观点;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避暑地近代建材及建筑符号,得出避暑地建筑活动塑造了有别于近代主流城市以及各避暑地间互异的“地方性知识”的结论。本论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创新研究观念与创新研究方法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50838007)。

杨丽娟[5]2013年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文中提出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发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声,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赴俄取经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他们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最新动态的“苏俄通讯”。这些通讯刊载于国内的相关报刊或出书,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同期,中国也翻译了罗素、纪德、爱金生、秋田雨雀、斯诺等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20世纪上半叶的“苏俄通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文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丰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苏俄通讯”促进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对“苏俄通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在结构上包括绪论、上编、下编叁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如“通讯”、“游记”、“驻外记者”、“苏俄通讯”及发表通讯的媒介等;厘清了研究的对象为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前的国内外“苏俄通讯”。分析了目前国内对“苏俄通讯”“总体不足、个别热点”的研究状况;阐明了选题的原创性、重要性和现实性;提出在系统地收集“苏俄通讯”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先从个案研究开始,再上升到对“苏俄通讯”的宏观研究,并采用整体研究、历史研究、跨学科研究及比较研究等方法。上编共分十章,属于总论部分。第一章20世纪上半期中外“苏俄通讯”文献概述。着重梳理了“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4个历史阶段中外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传播情况,并对重要的通讯文献、重点作者及重要的刊发媒体作了介绍。第二章“苏俄通讯”作者队伍与传播媒介。阐述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的现代转型轨迹,并对中国“苏俄通讯”的作者进行了分类。通过对“苏俄通讯”作者访苏频率的统计,可以看出作者对苏俄的关注度。同时分析了国内发表“苏俄通讯”的媒介的运作情况及出版环境的嬗变。第叁章“苏俄通讯”的特色与视角。论述了“苏俄通讯”时代性、政治性、整体性与倾向性的内容特色,分析了“苏俄通讯”的写作特色:在语言上新闻叙事语言、资料介绍语言与形象语言互补;在选材上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在论述方式上讲故事、善评论、互文式写作并举。第四章“苏俄通讯”的传播分析。阐述了“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生成,强调一个完整的“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由“主干”文本及附属文本构成。介绍了“苏俄通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的叁类传播路径,论述了“苏俄通讯”的传播效果取决于时代的需要程度、作者观察与思考的深入及作品价值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苏俄通讯”所遵循的相关传播规律。第五章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多重意蕴。分析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前提条件,归纳了作者们“行走苏俄”的原因。分别选取了“边境”、莫斯科、“离俄”等节点,剖析了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路线;在分析友俄与仇俄的态度基础上,介绍了陈启修、戈公振、斯诺等观察苏俄的方法。第六章“解读苏俄”: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了“大”、“富”、“新”、“文”等几个关键词勾勒出苏俄新国家形象;说明了苏俄通过新宣传、新教育打造新人类;通过对莫斯科及红场等新空间的介绍,突出了苏俄政治空间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同时,带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口号的嵌入,强调苏俄力图塑造新话语的努力。第七章“解读苏俄”:日常社会生活探究。通过“街头”、“公园”、“剧院”、“单位”等框架,解读苏俄民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社会生活,选取面包意象、红头巾意象作为苏俄民众生活的典型分析。论述了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突出集体生活,淡化私人家庭生活;突出革命生活,淡化宗教神圣生活;突出新式生活,淡化传统生活。第八章“解读苏俄”:另类镜像。分析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基本表现,剖析了媒介的阶级立场是负面宣传造成的主因,并介绍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一些手法。第九章“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苏俄通讯”与苏俄革命和建设、“苏俄通讯”与“苏俄理论”及“苏俄通讯”与苏俄传统文化等3对重要议题的关系。第十章“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世界化”。在分析中国学习吸纳苏俄经验的前提与基础上,从“苏俄通讯”角度解读苏俄经验“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教育上推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在生活上推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等等,并阐述了苏俄经验“中国化”带来的重要启示。在分析苏俄经验“世界化”的历史前提与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解读苏俄经验的“世界化”的理论内涵与普遍意义。下编共分十章,属于分论部分。第十一章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早赴苏采访的新闻记者——瞿秋白、俞颂华赴苏俄采访前的思想状况与成因,概述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大体轮廓与基本议题,评价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价值,对两人通讯也作详细的比较。第十二章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中国早期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抱朴、张民权20世纪20年代赴苏俄访问背景及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并对二者通讯作了细致的比较。第十叁章陈独秀、李大钊“苏俄通讯”比较。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共创始人的苏俄之行及“苏俄通讯”的基本内容,并对两人通讯作详细的比较。第十四章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1923年“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苏俄考察,论述了两位代表人物——蒋介石、沈玄庐的“苏俄通讯”主要内容及苏俄之行后两人提出的“中国策略”,并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五章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国着名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胡适的苏俄之行,并在解读两人“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第十六章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在解读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及林克多“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强调了两篇通讯观察视野及语言方式的差别。第十七章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两位新闻工作者——曹谷冰、戈公振的苏俄之行及两人的“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八章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丁文江、蒋廷黻的苏俄之行与其“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九章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两位文豪郭沫若与茅盾赴苏俄访问的经过,论述了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特别强调,两者皆指出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必然前途。第二十章国外“苏俄通讯”译作选介。以洪福利《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罗素《游俄之感想》、韦伯《苏俄实业界生活一瞥》、斯诺《战时苏联游记》为例,介绍20世纪“10”至“40”年代的国外“苏俄通讯”基本内容与在中国传播情况。

诸静[6]2004年在《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17—1937)》文中提出金城银行是中国金融史上着名的“北四行”的主要支柱,是旧中国重要的商业银行之一。从成立到抗战爆发前二十年,金城奠定其事业基础并获得了较快发展。金城银行的放款、投资业务是同时期的华资银行中发展比较快的一家。北洋时期金城银行通过大量放款及初步的投资与工商界尤其是北方工商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金城对有关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增加,与投资企业间的资金合作关系也更为固定化、长期化。金城的铁路放款和承募铁路债券在华资银行中极为突出,后期还常常担任借款银行团的代表行,在有关的投放活动中承担重要角色。金城还是政府放款及从事债券经营较多的银行之一。叁十年代在农业放款和小本贷款业务方面金城也走在前列。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金城银行将其业务重心逐渐南移,但从总体上看,这二十年金城的放款、投资业务还是以北方为主。以这些业务活动为主要凭借,金城在华北金融界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力,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放款与投资,金城银行对农、工、商等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并对铁路、公路等交通事业及公用事业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它在此类业务开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创新对于今天的金融改革和银行建设、对于现实的经济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显示出银行只有始终坚持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和稳健经营的方针,注意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自身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制度改革、业务开拓及经营策略上的创新,并努力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李洪梅[7]2015年在《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1840-1938)》文中研究表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采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回顾汇改十年来的人民币汇率变动,总体呈单边上涨态势,汇率的变动引发学术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相关研究。然而,无论是经济史还是金融史,以近代中国汇率问题为对象的研究却相当匮乏,更没有学者专门探讨近代中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相关内容。实际上,近代中国不仅有汇率问题,更有因汇率问题出现的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却有惊人的相像。研究近代中国本土出现过的汇率制度,从其运行、变迁及影响方面总结经验与教训,对完善当代人民币汇率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系统梳理近代中国汇率制度变迁的过程及不同汇率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间范围为1840-1938年(以1935年11月为界,此前为浮动汇率制时期,此后为固定汇率制时期)。旨在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还原近代中国汇率制度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填补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并搜集整理近代中国汇率史料与数据,进行数据单位的校对与统一,为以后学者的相关研究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期望以史为鉴,总结近代中国汇率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值人民币汇改十年之际,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当代人民币汇率制度建设提供些许启示。本文主要沿时间脉络,结合中国本币对外汇率阶段变化特点及汇率制度的不同进行章节划分并展开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分析了近代中国汇率制度产生的国内外背景。首先,分析了国内背景。从社会背景看,1840年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受西方冲击发生转变,从奉行“闭关政策”、自给自足、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国家,转变为被迫开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同时,内部矛盾导致近代中国政权交替、社会不稳。从财政与控制中国国际汇兑的金融机构背景看,1840年后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条约从而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这种压力在1894年后集中爆发,财政入不敷出使中国被迫大举外债;外商银行随强国向中国资本输入而大量涌入中国,中国自己的中央银行直到1928年才出现,这使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继洋行之后,成为中国1935年固定汇率制出现之前的外汇控制者。从国内货币背景看,近代中国的币制成为同期国际币制中最紊乱的一个,紊乱币制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因中国没有统一货币铸造权,根源则是历任政权面临内部矛盾与外部侵略时,难以实现政治上的独立统一而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其次,分析了国际背景。国际主要经济背景有:1840年以前英国、比利时等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40年以后欧美其他强国也正经历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工业化促使列强为获取利润,正急于寻找世界商品输出地;世界分工出现“垂直化”格局;世界贸易体系经历了从自由向保护的演变。国际货币制度背景是:工业化转变带动各国货币制度历经了从金银复本位到金本位,再到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的转变,金本位时期各国表现出自发的固定汇率制,这种固定汇率制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后陆续放松。第二,分析了近代中国浮动汇率制的开端及中国本币对外汇率下跌期的浮动汇率制运行及其影响(1840-1931年)。首先,考证了浮动汇率制在中国的开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四十年里,汇率问题在中国都没有受到关注。尽管1865年中国出现第一笔以外币计价的外债(新疆伊犁借款),但真正使汇率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的外币借款应该始于1877年的第四次西征借款。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外币借款激增和1888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接连入超,使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开始成为中国进入浮动汇率制的典型开端。其次,分析了1931年以前中国浮动汇率制的表现。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市场,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继洋行之后控制着上海乃至中国的外汇挂牌。近代中国使用的白银货币种类多样,出现多样白银折合的对外汇率,其中尤以上海规元的对外汇价和海关两的对外汇价最重要,1931年以前规元与海关两的对外汇价走势基本一致。此时,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的决定基础是伦敦、纽约市场的金银比价。受金银比价决定的、以汇丰银行挂牌的上海规元、中国海关使用的海关两对英美国家为主的汇率,在1931年以前具有阶段变化特点,总体呈下跌趋势。再次,分析出1931年以前中国对外汇率波动的原因。包括:世界金银产量变化的影响;世界货币制度演变的影响;各国对金银进出口的限制、世界商业衰落、汇丰银行对中国对外汇率的把控等。这些分析表明,无论是中国对外汇率的决定基础、还是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都在国外强国。最后,探讨了1931年以前中国浮动汇率制的影响。一是分析财政方面,浮动汇率制冲击了国家财政,使“镑亏”加剧,但也促使了中国的改革,于1930年改征关金,实现关税自主。二是分析对外贸易方面,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突出特征是:贸易总体入超,仅个别年份是出超,人均贸易值很低;在国际垂直化分工体系下,中国进口以直接消费资料为主,出口主要以原材料为主;贸易伙伴以强国美、日、英、德等为主。文中以数量分析为主的方法梳理了汇率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从中国白银货币对外名义汇率和剔除物价影响的实际银价两方面的数量分析显示: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变动没有改变中国贸易入超的局面,但的确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下跌与贸易入超同时存在的异常现象,原因在于影响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最重要因素是外国商业兴衰,汇率则处于次要位置。1931年以前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的有利影响有:促进了新商品的海外出口;部分抵消了关税对贸易的不利作用;在近代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变动改善了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促使企业提高了规避外汇风险的能力。但也存在着以外币计价进出口值下降,提高了进口设备的成本、从而不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等不利影响。叁是分析白银流动方面,1931年以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理论上汇率是国际银价影响中国白银流动的一个比较指标,实际中中外白银购买力的差异引起白银的现实流动。四是分析物价方面,1931年以前中国物价总体呈上涨趋势,汇率成为国际银价影响中国物价的一个比较指标,这对微观领域的居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五是分析经济稳定性方面,近代中国浮动汇率制引发了1920-1921年上海爆发的“九先令风潮”。第叁,分析了中国本币对外汇率上涨期的浮动汇率制运行及其影响(1931年-1935年11月)。这一时期,中国仍然属于浮动汇率制阶段,但因国际上其他国家货币制度出现重大变化,引发中国浮动汇率制的表现与1931年以前不同,故单独探讨。首先,通过对中国标金、世界银价、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等问题的分析,归结出中国浮动汇率制出现变化的表现,即:中国白银货币相对于金本位国家的货币汇率还呈下跌趋势,但相对于大多数放弃了金本位的国家,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开始上涨;中国白银货币对日元汇率上涨速度高于对美元与英镑的上涨;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受国外银价的影响越来越小;出现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且二者不一致。其次,分两个阶段梳理了引起中国汇率波动的原因。第一阶段(1931年9月-1933年7月),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虽因各国放弃金本位后的货币贬值而上涨,却因世界银价下跌把这种上涨的趋势减没了一部分,使得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上涨程度与各国货币贬值程度不一致;第二阶段(1933年7月-1935年11月),美国购银政策使世界银价加速上升,连同各国货币贬值的影响,促使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有急速上涨的动力,但中国1934年实行了外汇管制,最终使白银货币对外汇率的上涨速度慢于国外银价的上涨速度。虽然中国外汇管制的实行有一定作用,但此期间中国对外汇率的决定与影响因素仍主要是国外强国。最后,探讨了此期间中国浮动汇率制的影响。一是分析财政方面,此阶段中国享受到本币对外汇率上涨带来的外债本息减少的利处,但额度有限,因为:中国以往借款、尚需1932-1935年间偿还的以外币计价的外债,有一部分因为用关税担保而享受不到本息减少的好处;1931-1935年间新产生的外债,与以前借款相比数额较少。二是分析贸易方面,此阶段中国对外贸易有两个突出的新变化:对外贸易缩减,逆差有所减少,人均贸易值进一步下降;中国不仅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本期收入贸易条件也出现恶化。数量分析发现,1931-1935年中国白银货币的对外汇率与进出口物量没有表现出本币对外汇率提高,促进进口、减少出口的理论效果,但汇率仍然在进出口方面有一定作用,在多因素的作用下,最终使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速处于停滞状态,进口也没有增加。叁是分析白银流动方面,此阶段中国白银流动总体出超,与1931年以前的白银流动方向相反。除了公开的白银流动外,还出现了以日本为主的在华北和香港的白银走私,白银外流主要去向就是美国。此阶段,银价变动带来的中外白银购买力的差异是导致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汇率成为中外白银购买力的比较标准,此外外资银行对白银外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是分析经济稳定性方面,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的上涨引发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及经济危机,对工农业造成重大影响。对工商业:使得1931-1935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白银货币对外表现的高汇率摧毁工商业竞争力,带来大量工商业倒闭。对当时中国的农业造成致命打击,表现在:白银货币对外汇率上涨导致外国农产品进口增多,打击国内农业;国际银价提高导致农村白银流向上海后再流出中国,使得广大农村出现经济萧条。第四,对近代中国固定汇率制的出现、运行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1935年11月-1938年)。首先,梳理了中国固定汇率制的出现和运行阶段。国民政府为解决1933-1935年的经济危机,先后寻求美英救助失败,最终在危急时刻选择在1935年11月4日推出法币,标志近代中国固定汇率制正式开端。法币名义上保持独立地位,实际上与美元、英镑都有联系,成为事实上的盯住英镑、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这一固定汇率制维持到1938年3月12日国民政府采取的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为止,以中日战争为节点,又可分为两个具体阶段,国民政府在这两个阶段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手段不尽相同:第一阶段(1935年11月4日-1937年7月7日),即法币改革后至抗战爆发前,这段时间国民政府主要通过与美国的交涉中扩大外汇储备、控制法币的发行及灵活变动技术手段的方式保证法币对外汇率稳定;第二阶段(1937年7月7日-1938年3月),即抗战爆发至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这段时间的固定汇率制主要是通过《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应对存款挤提、国民政府耗费巨额外汇储备坚持无限制买卖外汇保证了法币的汇率稳定。最终,在为维持财政经济增发大量法币及日伪套汇的压力下,1938年3月国民政府开始的外汇管制宣告无限制买卖外汇最终被放弃,从此,中国短暂的固定汇率制进入到名义存在,实际消亡的新阶段。其次,梳理了中央银行对中国外汇控制权的收回手段和此阶段的汇率水平。数量分析显示,这一时期的法币对外汇率呈现两个突出特点,即:法币对外汇率与白银彻底脱钩,对外汇率非常稳定;法币对外汇率属于汇率低估。最后,分析了固定汇率制运行阶段的影响。一是经济稳定性方面,从中国固定汇率对物价和工业产生的影响分析,固定汇率制时期有助于促进中国走出此前的经济危机。二是贸易方面,法币的对外固定汇率利于进出口商规避汇率风险,促进中国固定汇率制时期的对外贸易额得到提高、贸易入超减少,这种促进出现于中日战争的反向作用下,1937年7月后中国对外贸易仍能有所提高,应该归功于法币对外汇率低估的固定汇率制的出现。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综合全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一是中国在1938年以前汇率制度的变迁过程与其他国家不同。当各国在金本位制时期表现出固定汇率制时,中国表现为浮动汇率制;当各国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后陆续放弃金本位制后表现出固定汇率制放松时,中国开始固定汇率制。中国与别国汇率制度变迁过程之所以不同,直接原因是落后的币制建设导致的中外货币本位不同,根源则是近代中国“闭关政策”导致的经济落后与被迫开放后导致的政治不独立;二是近代中国浮动汇率制下的汇率基础决定权及影响因素都在国外强国,固定汇率制的运行也依赖英、美强国的支持,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过程总体是受外来因素主导冲击下的一种被动适应结果;叁是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的建设落后于汇率制度的发展要求;四是近代中国本币对外汇率下跌期及本币对外低估期的经济表现好于本币对外汇率上涨期的经济表现;五是近代中国无论是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时期,危机出现时进行外汇管制都取得一定的效果。本文主要采用了叁个结合、一个比较的研究方法,即:一是将历史学叙述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对于一些必须按时间顺序才能说明事件原委经过的内容,用到了历史学叙述的方法,如阐明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过程,从而力图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对于一些必须用经济学原理才能说明的内容,则用到了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如分析中国白银货币对外汇率变动对近代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二是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用于说明经济现象的性质及其内在规定与规律,如文中用于分析近代中国浮动汇率制的存在根源。定量分析用于说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文中对伦敦、纽约银价与中国对外汇率的关系研究。叁是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于一些分散、零星的史料所能反映的问题,本文用到了归纳法,如用于对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结算方式分析。对于有一些无法从现有文献梳理中启发的内容用到了演绎法进行推理,如推断近代中国典型浮动汇率制的开端。此外,本文还用到了比较法,如中外同期物价的对比。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一是在研究领域上的创新。迄今为止,学界对近代中国从1840年后到1938年中日战争初期近百年的时间内,不同阶段表现出的实际“汇率制度”是什么样的还没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在金融史的着作中也没有记载,本文的研究领域该是金融史领域关于“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首创探讨,因此,文中给出的各个阶段的近代中国汇率制度归属及变迁过程属于目前学界的创新性提法。二是在汇率史料挖掘与规整上的创新。过去几乎无法查阅近代中国完整且单位统一的汇率数据,现有文献记载了不同片段的汇率史料,也有学者进行了部分时段的中国对外汇率史料挖掘工作,但还没有进行史料挖掘之后汇率单位的统一、规整工作,在史料应用上基本是呈现不同单位的原始汇率记载数据,由于近代中国币制复杂,这些史料记载还无法用于对近代中国对外汇率进行纵向比较,本文最终能够较完整整理出近代中国纵向单位统一的对外汇率数据该是本文的一大创新。叁是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本文试图将经济史研究的第一种范式(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发展),以及第二种范式(从经济理论阐释经济发展过程)结合起来,从而在写作方法上尝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结合来分析本课题。四是在研究时限上的创新。本文选取1840-1938年近百年为时间范围,这中间经历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叁个时期,不同时期涉及的社会背景、尤其是货币背景有很大差异,这种长时段的范围选取是现有关于近代中国汇率问题研究成果中最长的一个。

耿春亮[8]2015年在《《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文中指出作为民国初年的“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同时也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阵地之一,理清它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它各流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状况,对于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理论意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晨报副刊》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之间关系的专门研究却付之阙如。有鉴于此,为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初状态,本文在充分参考借鉴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1918年至1926年间《晨报副刊》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方面的部分代表性文本的清理研析,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人事谱系、思想理论资源以及在面对现实的对苏关系等重大问题时各种政治势力如何运用这些思想理论资源来展开辩驳。本文首先对《晨报副刊》的人事关系进行了梳理分析,从中窥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本人在《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事谱系中处在关键地位,该副刊上所刊发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书写者几乎都与李大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会晤等方式对共产主义研究产生兴趣,因同校同学关系而关注马克思主义,凭借学会的渠道而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本文进一步对《晨报副刊》上所发表的若干典型文本进行了研讨分析,初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理论资源。在欧洲社会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安部矶雄的着作成为书写者的范本;他们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少来源于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读,离不开河上肇等日本学者对《资本论》的简明解读,甚至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领袖的认识也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影响源,考茨基、柯尔、Ensor等欧美理论家、学者的作品,也是他们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1925年10月至1926年初,《晨报副刊》上演了“联俄与仇俄”之争。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其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视域,进行了独到的历史考辨。通过系统解读参与“联俄与仇俄”之争的各派政治势力的言论,本文发现随着争论的深入,自由主义者、研究系逐渐倾向于国家主义派,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不应与之联合;而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则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应与苏联联合,应以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出路。

郑红彬[9]2014年在《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研究(1840-1949)》文中认为中国建筑的近代化历程属于后发外生型,因此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离不开对外来影响的关注,尤其是来自近代在华外国建筑师的影响。英国建筑师到华时间早、在华时间长、分布空间广、群体数量大、建筑活动多,所以其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刻。本文以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为研究对象,第二至五章分析英国建筑师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历史背景,描绘英国建筑师在中国近代主要城市的发展,对该群体之数量、时空分布、群体构成以及其流动性进行分析,按其任职单位不同将其划分为军队建筑师、政府建筑师、私人建筑师、商业建筑师和教会建筑师五类,分别对其在华的专业活动进行总结分析;第六至八章分别对其参与的建筑设计竞赛、其与行业组织以及建筑师行业的关系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对行业竞争的规避、行业收入以及行业出版物叁个方面;第九章从建筑风格、建筑技术、建筑人才培养叁个方面分析在华英国建筑师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在1840-1949年间,先后有不少于五百位英国建筑师在中国活动过。虽然他们主观上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帮凶”,但客观上也推动了建筑行业的发展及其运作机制的近代化进程,促进了建筑师职业的诞生以及相关职业组织架构、行业标准及法律规范等的西方化进程,传播了大量的西方现代建筑知识并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现代专业人才。本文的创新点和主要成果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首次对整个英国来华建筑师群体进行全面分析,描绘出这一群体较为清晰的轮廓和较为详尽的发展过程;以建筑师为线索厘清了近代英国在华建造活动的生产运作机制及其主要建筑成果;依靠当今的科技发展,充分利用了数据库等资源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利用这些史料述及了前辈学者未曾述及之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之建筑竞赛、建筑行业组织、对行业竞争之规避等内容;改变传统的以城市或建筑视角的近代建筑史研究,以建筑师为线索梳理中国近代建筑史进程中的英国影响,使其变得清晰,可以推及其他国家对中国近代建筑影响之研究。

王蓉霞[10]2001年在《英国和日本在中国(1925—1931年)》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英国和日本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实力对比,英国力量逐渐衰落,而日本却借“天佑之机”发展壮大了在远东的力量,并取得独占中国的优越地位。由于英日因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而带来的摩擦日益增加,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它们重新确立了各自对远东和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猛烈冲击着英日的在华殖民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从维护各自的殖民权益和镇压中国革命出发,英日在华展开了既合作又争夺的拉锯战。本文试图以1925—1931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为背景,通过对上述历史过程的描述及分析,探讨20年代英日的在华关系,揭示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实质。 本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日本远东政策的确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力逐渐衰落,日本国力迅速增强,两国在远东展开争夺。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它们开始调整在远东的政策,英国对日本实施既遏制又安抚的政策,对中国继续执行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同时呈现外交撤退趋势;而日本则展开了“协调外交”和对华“不干涉”外交,实质上呈现出外交进攻趋势。 第二章:“五卅运动”中的英国和日本 日本和英国共同制造了“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全中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特别是反英运动。日本通过实施双重政策,较早地从反帝运动中脱了身,并考虑如何进一步在华进行经济侵略。英国对日本的行为极为不满,但是,陷于孤立的困境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有限地调整对华政策。 第叁章:英国和日本对中国关税问题的政策1925年10月—1926年7月,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英日两国对中国关税问题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政策,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对中国做出了一定让步。关税特别会议召开期间,英日不仅对中国的提议百般阻挠,而且它们之间矛盾重重,并因此展开激烈争斗,结果导致会议没有达成决议,无果而终。一直到1930年初中国关税问题才得到初步解决。 第四章:英国和日本与北伐(一)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数月之间已经推进到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发表“圣诞节备忘录”,并同意归还汉口、九江英租界,企图以放弃次要利益的怀柔政策确保在华主要利益。但@是,这种怀柔政策并没有放弃武力的后盾,英国实际上实行的是双重外交。在这一 阶段,日本拒绝与英国合作,并再一次利用英国的困境巩固和扩张在华利益。 第五章:英国和日本与北伐(二)日本的强硬派再次抬头,他们抛弃“协调外L-.._.。_._…….__.._..、。-….、-_,_-__… 交”,转而执行“积极”的对华政策,最终酿成“济南惨案”。日本的暴行引起中 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于是,日本寻求与英国合作对付中国,为自身利益计,英 国拒绝了它的要求。但是,日本的扩张政策仍然继续发展,它企图通过暗杀张作霖 达到阻挠中国统一的目的,但是遭到了失败。 第六章:英国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的影响下,日本强硬 派在日益膨胀的独占中国的野心驱使下,最终完全放弃了“协调外交’\ 借着各国 忙于应付经济危机之机,公然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此时,英国陷入 重重的国内危机中,再加上它在远东防御力量的虚弱,这使得英国虽然声称维护远 东现状,却不得不对日本的扩张趋势持漠然态度。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2]. 1919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D]. 张北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3]. 外债与外交:西原借款研究[D]. 孙志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4]. 中国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建筑活动研究[D]. 李南. 浙江大学. 2011

[5].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D]. 杨丽娟. 扬州大学. 2013

[6]. 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17—1937)[D]. 诸静. 复旦大学. 2004

[7]. 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1840-1938)[D]. 李洪梅.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8]. 《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D]. 耿春亮. 清华大学. 2015

[9]. 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研究(1840-1949)[D]. 郑红彬. 清华大学. 2014

[10]. 英国和日本在中国(1925—1931年)[D]. 王蓉霞. 首都师范大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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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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