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香港与深圳的经济融合:国石平专访_国世平论文

挑战:香港与深圳的经济融合:国石平专访_国世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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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世平,一个“盛世危言”的角色。十年前,就预言香港没有产业支撑必然会发生金融危机,不幸而言中。现在,他又提出一个“港深城”的大胆设想。他现任深圳大学金融系系主任,在学界颇有声誉,尤对港澳经济的研究,更广受重视。

十年前预言香港金融危机

张文中:这几年,香港已经感觉到来自上海的威胁,并开始把上海作为自己最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而对于近在咫迟的深圳却不太留意,甚至有点看不起它,认为不过是香港人跑过去买便宜货的地方。但是,据我观察,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它的高科技,不管香港人现在有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已经开始对香港的经济形成相当大的压力。再过几年,香港最大的经济对手,或许不是上海,而是深圳。

国世平:深圳发展高科技,实际上是被迫的。1992年,深圳原来那些“三来一补”的外来投资,因为深圳的劳动力和地价的上升,开始外移,到深圳以外的东莞等地去了,深圳的经济出现“空壳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决定“赶走麻雀,引来凤凰”,就是发展高科技。这是深圳产业发展的一种被迫的选择,但也因此最早在全国开始大规模发展高科技产业。上海重视高科技是在1996年,北京也是在1995、1996年,而深圳是在1992年,具有一种“先发优势”。但是香港,它一直认为自己不要发展高科技,也不要发展工业,只要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张五常就认为香港的未来只要作为一个办公室和半办公室,就足够了,它的工业可以全部放在内地。我写文章与他争论过。1991年,我就在香港的《经济导报》和《信报》发表许多文章,认为香港还是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并且要抓紧香港和内地的高科技合作。香港这样一个经济上相对独立的地区,如果不把产业升级,没有工业没有高科技作为基础,而仅仅作为金融中心的话,只要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足以摧毁它的整个经济。当时香港的很多学者不以为然。1997年金融危机,香港吃了大苦头。

香港的眼光应该朝北看

张文中: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经济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走出低谷,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制造业和高科技。在所谓亚洲四小龙里,南韩、新加坡和台湾这三条小龙已经修复创伤重新起飞,可是香港还在那里停滞不前,找不到经济起飞的新方向,这几年制定的几乎所有的所谓经济振兴方案,都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最可笑的是,香港还在那里端着殖民地时代的架势,很不情愿与大陆合作,尤其是与深圳的全面合作。即使在罗湖二十四小时通关的这么一个小题目上,香港本地居民给政府的压力很大,但是政府也不肯通融。

国世平:香港的眼光,应该朝北看,应该一起推动中国科技的三大转型。1990年代初,我提出中国科技应该完成三大转型,第一是中国的科技重心从北方转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南方来,这是战略性的地区转型;第二是加快军用科技向民用科技的转化,因为我们的军用科技跟民用科技是脱节的;第三是计划科技向市场科技转换。1993年,深圳开始实行这样的战略转移,把整个经济资源的重点,向高科技倾斜。当时《证券时报》记者来采访我,要我比较上海、北京和深圳的高科技发展,我说,深圳发展高科技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背靠香港这么大的一个融资中心;上海缺乏这个便利条件,融资问题不太容易解决;而北京我认为不太具备发展高科技的条件,因为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在一个政治中心的城市里,它的高科技发展是一定受到限制的,那里精英人才的目标取向是到政府里当官去。深圳每年的经济成长速度,不少于百分之十七,有几年还是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地增长。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主要靠高科技。同时,深圳的金融业也发展得很快,大量地吸引了外资银行,很多外资银行要在深圳设立办事处,把深圳作为进入中国的跳板,而且有一个趋势,现在香港的许多银行都已经把自己的公司往深圳迁移,准备开展人民币业务。深圳写字楼的楼价,只有香港中环十分之一,而高级雇员的工资可能只有香港的几十分之一,同时,深圳的银行服务时间比较长,没有节假日,星期六星期天照常营业,春节也一样,年初一也开门。不像香港,一到周末,或公众假日,银行就全部关门了。深圳的银行服务,在某些方面比香港做得更好。深圳现在已经成为地区的金融中心,等到二板、三板上市以后,部分融资更可以在深圳进行,不需要再到香港去了。还有深圳的港口,它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当年盐田港开始兴建时,我就认为盐田港的将来会超过香港的葵桶码头,变成这个地区的最大的港口。很多人不相信,认为盐田港的效率没有葵涌高。可是,盐田港现在是世界十大港口之一、中国的第二大港。深圳曾多次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减少盐田港的关税限制,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获得批准。这里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央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葵涌码头被那么快地冲垮。你看盐田港的费用,只有葵涌港的四分之一,新加坡的费用也只有葵涌港的二分之一,你这么高的费用我为什么要到你那里去?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央不是向香港实行政策倾斜,那么盐田港将在非常快的时间内,超过葵涌港!

“积极不干预”政策已经过时

张文中:深圳对香港的经济压力,是多方面的。从香港本身来说,其实它也不断在寻找方向,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比如提出兴建数码港、中药城等等,你不认为香港已经开始重视高科技的发展吗?

国世平:1950年代初,我在香港的研讨会上提出我对香港经济结构的看法,他们不屑一顾。对香港震动最大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但即使到了那时,包括香港的政府官员在内,也认为香港经济的基础很好,金融危机过去以后,香港的经济会很快复苏。当时,我就认为不可能,因为它没有基本的产业,金融服务业必须在其它的经济发展得很好的情况下,你才可能复苏。现在看来,香港的经济复苏是比较慢的。金融危机以后,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由什么来支撑?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支撑点,很迷茫。比如,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政府转型的重要性。以前香港政府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是“积极的不干预”,让市场来公平地分配资源,但是,如果你真的决定发展高科技的话,那么发展高科技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业,政府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原来的“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就必须调整,政府必须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其实,行政长官董建华也想有所突破,不过他一有动作,就在香港受到广泛的批评,包括工商界、学术界,认为他这么做可能会改变香港一贯的经济政策,可是,如果政府不下决心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做重点扶植的话,发展高科技是没有可能的。

大陆开放:救了香港也害了香港

张文中:香港的经济结构,以前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在196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中,除了香港之外,其它三条龙都及时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向高科技发展,而香港这时正好遇到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趁机把自己的制造业向北转移,用降低成本的方法保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错过了高科技发展的最好时机。

国世平:这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1980年代初,台湾、南韩和新加坡在产业转型时,都面临很大的问题,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好被迫向高科技发展。但是香港没有这个问题,它在大陆找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春”。如果在那时它实现产业转型的话,条件要比其它三小龙好。我一直认为香港必须保持两个工业的发展,第一,是香港境外的工业,把本来的传统工业放在香港以外去发展;第二,是香港境内的工业,就是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不过,香港的大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一直认为没有必要,他们认为香港发展金融服务业就足够了,包括中大的宋恩荣也对我说,香港有它的中介优势,但是我觉得随着大陆的经济开放,大陆跟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直接,本来由香港担负的那种中介服务,很快会由大陆自己来承担,不再需要通过香港,因为继续由香港承担的话,就会增加交易成本,等到大陆开始不再请香港承担的时候,香港的优势就会逐渐消失了。这是一定的。从历史来看,我一直认为香港是很有运气的。1950年代初,正当香港跟随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禁运,对香港的转口贸易有一个毁灭性打击的时候,却有中国内战以后大批工业资本转移到香港来,使香港的制造业得到发展。1960年代,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开始转移,香港也及时实现了又一次的产业转型,同时亚洲许多国家发生战争,越战、缅甸政变、新加坡独立、马来西亚独立,等等,使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香港,用发达国家的话来说,就是打破了贫困的陷阱,导致香港暴发起来。到1970年代末,香港的产业又没有路可走了,却遇到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又带动它的经济发展。之后,是1997年回归时,中英两国政府的合作非常困难,磨擦很大,香港遇到很大问题,但是欧美各国在香港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尽管中国与他们的矛盾很尖锐,他们也不敢把香港搞垮,这又是香港的一次运气。但是,亚洲金融危机来了,香港躲不过了。

香港房地产只会再跌不会再升

张文中:地产业曾经是香港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是经过九七金融危机之后,一蹶不振,至今也没有恢复元气,与此同时,深圳价廉物美的楼盘又不断涌入香港的地产销售市场,更令香港地产业雪上加霜。你觉得香港地产业的出路在哪里?

国世平:一直到现在,香港的大财团都是以地产为主的。在九七之前,我就做过一个判断,认为香港的房地产今后不可能再得到发展。当时,我就劝香港朋友说,你的房子应该卖了,不要被九七炒作所迷惑。我为他分析说,上水到罗湖只有五分钟的车程,它的楼价比罗湖高七倍,没有理由的!你到欧洲去看,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都冲垮了,那么当九七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和深圳已经同属一个国家了,只是靠边界的人为管制,难道就能维持相距五分钟车程的两地的楼价可以相差七倍?不可能的!经济的力量是最强大的。现在深圳的人大代表正在要求把内地到特区的关卡拆掉,不要再有一线二线之分,看来这也是势所必行,到那时,深圳这边的土地将是无限大的,楼价还会下调,香港的楼价所受到压力还会更大。香港怎么办?香港的地产业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黄金时代。我看到李嘉诚有一个说法,说香港的地产商如果到现在为止还以为靠地产就可以垄断一切,就大错特错了。他也看到这一点。香港再靠高地价政策,是不可能的,只会慢慢跌下去。你从红碪到罗湖,如果用高速铁路连接,不过十分钟车程,你怎么可能再维持高地价高楼价?如果你还没有行动的话,你将来怎么办?

香港没有建立政策研究的机制

张文中:但是香港的高地价高楼价是历史形成的产物,如果一下子跌得太厉害,实际上市民的整体承受能力也有限,现在楼价整体已经跌了一半,很多中产阶级人士成为负资产,再这样下去,楼价可能只有以前四分之一了,那么可能对香港的整体稳定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这可能是港府更担忧的事情。

国世平: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未雨绸缪。九七金融危机之后,香港非常迷茫,它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它没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路向。很多人批评香港官员无能,董建华无能,等等,我倒反而觉得他们是做得不错的。为什么呢?你看,香港现在并没有一支很好的研究力量,以前有关的政策研究都是靠英国去做的,香港出了什么问题,英国会加以研究,制定一个方案出来,香港的官员只要照方案执行就可以了。九七回归以后,英国撤退了,中国并没有接手这种功能,因为如果中央政府为香港研究什么方案,会被认为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而香港本身对自己也没有很好地研究,因为它没有人才,也没有这样的机制。你看北京,在制定一些重大政策的时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部委有研究所,中共中央还有研究室,各地还有大学,很多很多的研究机构,各种各样的研究人才。政府出台做一个事情,它有很多选择,有各种方案摆在面前,一个当官的只要在很多方案中去选择一个出来,或者把几个方案综合成一个好的方案出来,就可以了。但是,香港没有这样一个机制。香港只有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中央政策研究小组,香港的各个部门也没有自己的研究力量,政府没有一个很好的智囊团,它的政策陷于很大的盲目性。香港没有所谓的决策科研化,你看日本,你看南韩,在做一个决策时要经过多少科学的研究。即使像深圳,在做一个决策时,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供它选择,还有很多专家和学者来进行评估和论证,但是香港有吗?所以,董建华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子,已经算很不错了。香港没有对政府决策做科学评估和科学论证,带来的问题是,第一,慢;第二,搞不清方向;第三,它处于守势,不敢采取攻势,没有进取性。其实,北京非常清楚香港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没有办法进行干预,有了好方案都不敢给你。所以,香港政府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还是个人的“长官意志”,在一个小圈子里几个人做出来的,受到很大的限制。香港经济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不改变这个政策,等于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

“港深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张文中:那么,香港经济的前景在哪里?香港将来怎么办?

国世平:十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设想,建立一个“港深城”,就是香港深圳经济一体化。由两地政府的力量来整合,这个过程可以加快;如果政府不干预,比如香港方面不愿意这样做,它仍然会完成这个过程,因为经济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是香港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香港和深圳是一对孪生子,他们的命运已经捆在一起了。从前,是深圳受到压力,曾经发生过两次大的争论。一次在1986年,有很多人认为深圳不行了,比如陈文鸿,北京很重视他的观点,但是,当时我就认为深圳不会完蛋,我说你看在罗湖桥上有多少香港人往深圳跑,在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跟前,你没有理由会垮台的。果然过了没有多久,深圳股市的发展,一下子带动了经济。第二次是1991年,大量的外资向东莞惠州转移,深圳又一次面临困难,又有人说深圳不行了,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香港没有问题,深圳也不会有问题。只要看罗湖桥上有多少香港人过来,他身上有钱,这种资金流向就会找到发展。现在,香港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深圳这么有活力,香港也不会太差的。如果说前一阶段是香港推动了深圳的经济发展,那么现在则是深圳反过来要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

深圳经济刺激香港需求

张文中:你觉得未来香港和深圳两地经济互动的趋势,可能会有哪些方向?

国世平: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深圳的高科技公司的总部,将来会放到香港去,它要利用香港的融资渠道。你在香港上市或融资,如果只是在香港租一个很小的写字楼,那么银行对你这家公司是不会有信心的。现在香港股市的红筹股都遇到这个问题,第一步的融资都做得很好,第二步,人家一看你的门面,你是一个小办事处,他怎么对你有信心?怎么去买你的股票?假如我把公司总部搬到香港去,人家一看,啊,国际跨国公司,对你就有信心了。通过香港的融资途径,为公司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将来甚至可能上升为蓝筹股。另外,它还可以利用香港的市场,因为香港对国际市场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方便,它搬到香港去,利用香港的市场人才,开拓整个全球的科技市场。还有香港的讯息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利用它,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可以更快更多地获得高科技信息。在这些方面,香港的优势是无法取代的。这些公司总部进驻香港之后,会稳定香港写字楼的楼价,也解决了香港高层管理人才的就业问题,带动香港经济的增长。

张文中:你的意思是说,让深圳一定数量的高科技公司到香港建立起有规模的营运总部,从而刺激香港本地的各种市场需求?

国世平:是的。未来两地经济互动趋势的第二个方向,是大量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香港低层次的劳工,将来可以流向深圳去求职。微软的副总裁曾经对我说,深圳没有劳工。我听了大吃一惊,深圳这么多人,怎么会没有劳工?他说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原来意义上的工厂的劳工,一个月两个月就把技术学会了,他们的最大问题是农民工,汹涌而来,汹涌而去,做几个月就回去结婚了。但是高科技企业的劳工要有一定的积淀,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所以希望对他们培训完了,不要走了,最好是两三年内不要流动。在上海,就有这个优势。那些高科技企业招收的都是当地人,比较稳定。但是深圳不行,深圳大多都是外来人口,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多,外地农民工也多,中层的技术工人比较缺乏。怎么办?我认为,这个断层可以由香港本土低层次的劳工来填补。我看到现在就有很多香港人到深圳来打工,现在分布的行业主要在精品店、名牌时装店,她们懂粤语,还会说英文,每月工资两千元,做生意比较灵活。请一个内地人也要一千五,多五百就可以请一个素质好得多的香港人,老板愿意。我们做过一个计算,香港和深圳的生活指数比较,是四比一,两千元的工资,可以达到香港八千元收入的消费水准,所以即使深圳工资只有两千元,也有不少香港人愿意来做。如果将来在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大量招收香港劳工,一方面为深圳解决劳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香港减轻了就业压力。

两地居民消费互动和教育互动

张文中:我想,恐怕大多数香港人还不会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到深圳来做管理阶层或许还可以考虑,做普通劳工不太可能。在观念上也不能接受。

国世平:还有两地居民互动,现在每天都有很多香港人跑到深圳来消费,到深圳来买便宜货,香港政府现在也只是想怎么样把这些到深圳去消费的香港人拉回去,其实也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向,有没有想过把一部分深圳人吸引到香港来消费呢?深圳的有钱人很多,他们很想节假日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到香港来消费,但是手续很不方便,他们根本并不在乎香港买的东西很贵,只在乎服务质量和名牌,而且他们认为到香港来度一两天假是一种权力或地位的显示。香港总是担心深圳人过来了,会去做黑市劳工,而没有看到这些深圳的高收入阶层到香港来度假会大大带动香港的消费,大大带动香港的饮食业、零售业,而且这些深圳居民本身就很有钱,怎么可能到香港来做黑市劳工?让他们做什么工作?香港可以创造一些条件,让这些深圳居民来往方便,出入自由。

张文中:不过,这可能牵涉到香港出入境管理的一些大的政策的改变,实施起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要看港府有没有决断?

国世平:还有教育。深圳的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在深圳的高中生出国读书,每年四五十万学费和生活费,那些家长很愿意拿出来。他们有的去英国,有的去美国,有的去新加坡,就是没有去香港的。不是不想去香港,而是去香港读大学的手续,比到英美那些国家更难、更麻烦,或者说,简直没有可能。其实,教育是一门非常赚钱的行业。许多国家都明白。像澳洲、日本等国家是作为一个产业来做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香港就不去做?现在深圳的社会趋势是向高学历提升,国内的名校满足不了需求,香港的大学完全可以顺应这种需求,向深圳扩大招生,这样立刻就会产生经济效益。这些深圳学生到香港来读书,要消费,要租房子住,对大学区附近地区的楼价也有支持的作用。香港不做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对香港的官员提过这个建议,他们也说不错,但是不知道如何着手去做。香港的大学没有私立的,都是公立,由政府拨款。如果是私立大学,早就去开拓这条财路了。所以,我觉得大学也好,政府也好,都是养懒人的地方。这是香港一个很大的问题。

香港仍然抗拒一体化趋势

张文中:我看你经常来往深港两地,又在香港大学兼课,教中国经济,还有许多研讨会请你来,有的还是香港政府部门出面的,看起来对你的观点还是相当重视的。你的感觉里,香港的学者或官员,现在已经接受了你的观点吗?

国世平:没有,我觉得香港到现在还是很抗拒的,不太认同我的观点。学术界好一点,有几个从事工业研究的学者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大部分学者和官员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的。对于深圳方面提出的许多有关科技合作的建议,香港是不太接受的,到现在还是放不下“大香港”的架子,看不起深圳。我认为,香港深圳一体化的趋势,是必然的,如果你认识到了,顺应这种趋势去做,过程可能顺畅一点。如果你不认识,甚至抗拒这种趋势,但是经济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任何人为的因素都是没有用的,这个过程仍然会自然地走下去,可能缓慢一点,而这样缓慢的自发过程会让香港付出更高的成本,更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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