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三重分离”与哲学新形态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哲学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拉开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帷幕。传统社会从其本质而言是单一的政治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和学术社会三者既统一又相对独立的社会。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就必须实现社会生活的三重分离。伴随着这种分离和转变，哲学新形态的建构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的变革必然要求哲学观念的变革，为此，哲学面临三大建构。
一
现代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高级形态，而商品经济作为与自然经济相区别的独立的经济形态，仅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它的出现一方面以近代社会中产生的市民社会为其社会组织载体，另一方面又以近代社会中蓬勃发展并形成体系的科技、学术、思想领域为观念的和实施的指导。
近代以前的社会即中世纪封建社会是未加分化的统一的政治社会。只是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中世纪的政治统治，统一的中世纪政治社会才得以分化，出现了一个过去历史上未曾有的市民社会。对此，马克思说：只有法国的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全变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这个由近代社会所产生的从传统的政治社会中分离出来的市民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呢？马克思首先认为它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产物：“‘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①其次，马克思认为它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②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是从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而来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是说，市民社会是商品生产的经济关系领域，它既是商品生产的产物又是商品经济的载体。
近代社会由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共同体分离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那么，这两个社会的关系怎样呢？马克思揭示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组织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③原来，在分离为二的近代社会里，人的生活也分离为二。在政治社会的生活中，人是社会存在物，因而是国家的公民，关心的是社会的公共事务和普遍利益；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中，人是个体存在物，因而是脱离国家的私人，关心的是个人的个别事务和个人利益。也就意味着，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活动，其中的政治社会是管理国家公共事务、保障国家中个人的公民权的社会；其中的市民社会是专事物质生产（或商品生产和交换）、满足国家中个人的物质要求的社会。两种社会的分离意味着两种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其主要体现就是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社会摆脱了政治社会的控制，同时政治社会也由过去的包统一切转变为专事社会公共事务，不再干预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
经济领域从政治社会中挣得了相对独立性，随之而来也带来了思想的自由。现代以来，科技、学术等思想领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致形成了一个对社会生活影响极大的社会。如果说商品经济有市民社会这个社会组织基础，那么，思想世界就也应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组织基础，这个社会组织基础就是专事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学术社会。学术社会是现代社会充分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然科学，政治社会的运行需要社会科学；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政治社会发展到民主体制阶段，则就不仅仅是需要而是依赖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了。学术社会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使得二重分离的近代社会发展为三重分离的现代社会。
政治社会关心的是社会的公共事务，因而它遵循的是社会民主与发展原则；市民社会注重的是个人的个别事务，因而它遵循的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学术社会向往的是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真理的追求，因而它遵循的是精神自由原则。
现代社会就是这样的三重分离的社会。三种社会既相对独立、各司其责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公共政治、经济和科技学术向符合人的愿望的方向运动、演变和进化。
二
既然现代社会是三重分离的社会，那么，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就必然要经历和完成社会生活的三重分离过程。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不可更易的改革目标，那么，形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组织基础即市民社会，即实现社会生活之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前改革中呼声最高的是政企分离，实际上就是要求统一的政治社会自身进行分离，分离出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成为现代公司化企业的社会组织基础，分离后的政治社会履行新的政治、行政职能。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政企分离开来的企业制度和政治职能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之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之民主管理都需要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决策，这样的决策来自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民主管理规律的深入探讨。这就要形成一个专事这种探讨的社会组织，而且随着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日益复杂化，还需要专事这种探讨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的学术社会。
如何进行当前我国社会的这种三重分离呢？
首先，从思想观念上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三重分离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认识上的自觉性。与西方社会的三重分离呈现为社会历史的自然进程因而带有自发的性质不同，我国当前的社会分离则是我国人民及其政治代表结合我国现实对社会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因而具有认识上的自觉性。世界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进入现代社会的发达国家均已发生了社会生活的三重分离，反过来也就是说，社会生活发生三重分离是进入现代社会发达国家的必备条件。因此，我国要进入现代社会，成为发达国家，就必须进行并完成当代社会生活的三重分离。这一观念上的自觉认识奠定了我国当前社会进行分离的思想基础。二是分离方式的有组织性。与西方社会的三重分离呈现为体现市民社会的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激烈冲突，以及体现学术社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与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发起激烈冲突不同，我国当前的社会分离由于是我国人民及其政治代表的自觉认识，因而这种分离是全社会一致认可的，具有由上而下进行分离的有组织性。自觉的认识，必然产生有组织有步骤的行动，我国政府可以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分离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和分阶段的实施，因而这种分离是和谐的，不会发生大的社会震荡。三是分离节奏上的快速性。与西方社会的三重分离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漫长时间不同，我国当前的社会分离由于国家政权的有组织进行。因而具有分离节奏的快速性或时效性。由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分离必然导致时间的节约，如果说西方社会的三重分离用了三百年，那么，我国当前社会的三重分离，按照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设想，则仅用三十年、最多五十年即可完成。
其次，从具体的分离原则上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三重分离须借鉴西方社会的经验，应从政治社会限制自己的作用、市民社会和学术社会争取自己的相对独立地位这两方面同时进行。传统体制下我国社会基本上呈现为传统的单一政治社会。改革开放开启的我国现代化进程，要求我国传统的单一政治社会进行分离，而要进行这种分离，首要的一点是政治社会限制自己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泛政治化倾向，自觉地把自己限制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和促进社会民主建设的范围内，把经济发展事务和科研学术事务留给正在崛起并已趋雏型的市民社会和学术社会。在政治社会限制自身的泛政治化倾向的同时，市民社会和学术社会也要争取自己的相对独立地位。
由传统的单一政治社会到现代的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和学术社会三者统一的社会，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而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在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而为了实现社会进步或人的发展，相对独立的三重社会又要统一起来，这也就是说，我国现代的三重分离的社会，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应是：既相对独立又和谐的统一；或者说是：相对独立并相互沟通，互不控制又互相影响。
毫无疑问，我国现代的三重分离的社会只有具备了各自的相对独立的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出对社会进步或人的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在限制了对市民社会的干预权和对学术社会的控制权之后，由于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任务，其基本的职能，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发展战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其二是推进社会民主建设；其三是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因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首先要摆脱政治社会的微观干预，同时还须形成生产力大力发展的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使市民社会的基本单位——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即建立现代公司化的企业法人制度。二是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市场化、市场社会化”的经济形态，它以公平竞争为基础，以法律法规作保护，把全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多个环节都推入商品价值规律的漩涡。为此就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反对市场封锁和市场分割，利用市场法规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努力与世界市场接轨。
社会主义学术社会虽然还远未成型，社会主义学术社会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提供可供选择的探讨客观规律的理论成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市民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需要积极吸收由学术社会所产生的日新月异的科技新成果；离开了科学技术，市民社会之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功能就无从发挥。同样重要的是，学术社会不时地为政治社会发展社会民主和市民社会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多种选择方案。与政治社会的稳定性特征和市民社会的利己性特征相比，学术社会的自由精神则表现为超前性特征，也就是说，学术社会思想自由具有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探索精神和超越精神。因此，学术社会中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对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国现代的拥有了相对独立地位的三重分离的社会，在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职能的同时，还需要相互沟通，相互影响，以达到和谐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社会的三重分离使我国最终走出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传统农业社会。而步入现代工业社会。社会的变革要求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变革，十几年的哲学改革似已走到了目前的关键阶段：整理哲学改革以来争议中的一切积极成果，评定诸种哲学思潮的价值意义，建构新世纪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哲学文化。这一宏伟的目标由三个方面构成，亦即我国哲学界面临的新“三大建构”任务。
第一，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终结的产物和现代哲学开端的体现者，因其解决了近代哲学所陷入的重大矛盾，并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世界观，而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主张哲学要能动地改造世界，这种改造世界的活动就是人的实践。当马克思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各自的缺陷并把它们的优秀成果结合在一起时，他就建立起了以实践为本体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和统领的、以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一个新颖、丰厚和完整的体系。
然而，由于反映马克思哲学观的几部手稿未能及时发表，以及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使得后来构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马克思原本所建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式的哲学体系，实则大相径庭。流行体系由于舍弃了马克思的哲学观，仍沿用传统的哲学框架来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历史观、辩证法和认识论，就出现了三个与马克思的哲学观不相一致的严重缺陷。首先是普遍的客体性倾向。现行体系基本上承接的是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突出强调的是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客观性，呈现出“见物不见人”、“只见客观规律性，不见主观能动性”的外貌。其次是一成不变的两极斗争性倾向。现行体系深受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影响，过分强调辩证法中两极对立、斗争和转化的一面，相对忽视了辩证法中的普遍联系、相为中介和协同作用的一面，使得哲学带有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而缺少经济、技术发展的与方法论内容，最后是忽略对人的研究的纯认知倾向。现行体系的着重点是客观世界，因而忽略了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研究，诸如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道主义、人的发展等问题，人的活动仅仅是为了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哲学仅仅是关于认知的学说。
十几年哲学改革的研究和讨论，已基本上弄清了马克思原本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框架和现行体系的缺陷，因此，我国哲学界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建构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实践唯物主义逻辑体系，以其突出人的主体性、自觉性、价值性和主观能动性的鲜明特色，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指导性的理论基础。
第二，建构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体系。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精神文化的观念凝结，无论我国社会如何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不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依托，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中国传统哲学一方面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另一方面又延缓了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这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是精华和糟粕的混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和糟粕之分的争论似乎呈现出一种旷日持久、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的倾向。实际上，近百年来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亚洲儒家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已经显示中国传统哲学之精华不但有其永恒的价值，而且这一价值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精神观念。因此，适当地终止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与糟粕之分的争论，将几十年来争论中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之精华部分的趋于一致的观点，以较为紧密的逻辑形式，构成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体系，然后普及于社会，作为国人的民族精神依托。
中国传统哲学之精华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逻辑上前后相联的三个方面，即天道人道之理，内圣外王之道，由理及礼之途。
中国人历来注重社会人生。为求社会人生之道，须求天地自然之道，天道是人道的根据，人道是天道的归宿。那么，天地人生之道是什么呢？孔子认为就是“允执其中”的“中”之法则。在孔子看来，天地自然的运行和人对社会人生的处置，总是有三种状态：一是“过”，即过了火候，超过了正常的极限；二是“不及”，即不到火候，未能达到正常的限度。显然，这两种状态都是不正常的、错误的。此处，还有第三种状态，这就是“中”，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同时，由于天地自然社会人生是变动不居的，因而时时处处把握事物之“中”和以“中”行事，就成为把握“道”之最高的准则了。从思想认识和内心体验中把握“中”之法则，这是“内圣”；从具体行动和建立事功上实践“中”之法则，这是“外王”。如果说这两个方面囊括了中国人的全部言行，那么，中国哲学所研究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天地自然之道在每一具体事物中体现为“理”，而“理”在社会人生中的体现则是“礼”。孔子认为社会人生是人之群体，在人之群体中实行“中”之“理”，首先要做到“仁”即“爱人”，同时要遵守维护不同人群和个人权益的“礼”；人从内心深处深入进行“仁”的道德修养，在社会活动中不断提高遵“礼”的道德意识，就能在实践“内圣外王”之道中把握和运用天地人生之“中”之大道。随着天地人生的变动不居和人之用“中”程度的逐步提高，由此就不停地实现着天人关系和谐互惠层次的动态跃迁。
中国传统哲学之天道人道、内圣外王和由理及礼的基本内容，经由中国历代哲人的努力探究，形成了一个首尾一贯的逻辑体系，这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和谐理想为总体框架，以刚健宽厚的进取精神为内容进展，以道德人格的主体自觉为趋向目标。
天人合一的和谐理想是中国人对天地人生“中”之法则的把握体现。既然天地自然按照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之法则进行有序的运行，那么社会人生也就应当做到恰如其分、合规律性，这样，就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统一或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
推动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思想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所洋溢的一种刚健宽厚的进取精神。通过自强不息的格物穷理，达到与天地自然保持动态的和谐关系，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人类自身存在状态的改善和精神文化的提高。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讲究文明礼貌而著称于世，每一个志士仁人都把道德人格的塑造作为自身自觉的行动。道德人格的一切规范和修养方法，集中体现在孔孟的“仁学”体系中。
中国哲学的精华是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承载着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并以自身的优秀价值而理直气壮地迈向新的世纪。建构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体系，应似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第三，建构新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21世纪是中国最终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世纪，因此，需要新形态哲学。这一新形态的哲学的形成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部分和当代西方哲学的有价值部分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作为新世纪中国哲学的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成为主干和基石。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个中国化问题，也就是说，它应具有中国哲学的特征和形式。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它理应在新世纪中重放光彩，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一些思想观念或价值观念，缺乏一套严密的认识论系统和方法论系统。因此，中国传统哲学需要吸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部分，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现代化问题。西方当代哲学由于拒斥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只注重哲学的分离和消解，不注重哲学的整合和统一，因而陷入各持一端片面真理的分崩离析状态之中。因此，如果说西方当代哲学的微观研究特色和实证研究传统，是新世纪中国新哲学所必需补充的内容，那么，它也就有一个被深入改造和重新组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精华部分的现代化，以及这两者对西方当代哲学的改造和重组，构成新世纪中国新哲学这一理论工程的三项基本内容。三项内容融为一体，就构成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形式，以当代西方哲学为补充的新世纪中国的新哲学。
新世纪中国新哲学体系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外观，突出“天人合一”理论观念三阶段发展的总框架：即由初步的总体概括的天人合一，经过人与天地奋斗的天人相分，再达到高级的系统理论的天人合一，在这个总框架中，容纳一切有关的思想内容；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实践学说为基础和主干，改造、发挥中国传统哲学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再次，以当代西方哲学的实证精神为补充，使新世纪中国新哲学体系显得丰富厚实；最后，以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人格作为体系的终点和起点，使新世纪中国新哲学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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