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中国货币重点控制指标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货币论文,指标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金融改革深化的过程。金融改革17年，最大的收获在于我们认清了改革的三个主要目标[①a]：一是纠正以前30年过度的“金融抑制”，改革建立于50年代的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体制；二是结束同世界金融体系隔绝的状态，重新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三是建立新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货币政策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在前两个目标已取得诸多进展的背景下，改革现正在向第三个目标推进。199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改革规划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的产物。新颁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鉴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整个经济工作的中心。在保证币值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中国货币政策长时间内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研究和确定适度的货币供应量，重点控制何种层次的货币指标，乃时下理论界、金融界尚有争议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广义货币M[，2]是中国货币重点控制指标的必然选择。
二、选择货币重点控制指标的标准及当代西方国家货币当局的选择
当代西方国家货币当局在长期的管理货币控制货币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一套选择货币重点控制层次的标准，这套标准主要由三个指标组成：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
1.可测性。它有三层含义，其一是指所选定的货币指标要有明确并且合理的内涵和外延。其二指货币当局能够获得选定指标的有关资料，并且能够做到准确和及时。其三是指有关这个指标的资料要能够被人们所理解与分析、判断、预测和决策。如果所选定的货币指标不具备可测性，那么，要取得的资料可能不能得到，或者得到的资料不及时，甚至是迟到的资料，且准确性差，不具备可信度，那么，它必定影响货币当局作出正确、及时的判断，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而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实现。
2.可控性。是指货币当局所选定的货币指标能够控制住，有能力驾驭它，并且在控制过程中不会碰到太多的麻烦和障碍。如果选定的货币指标不在货币当局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内，那么，它的整个调控过程都将是无效的、失败的。
3.相关性。是指货币当局所选定的货币指标要与所追求的货币政策目标之间以及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宏观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相关系数越大，说明货币当局对货币指标的调控越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并能顺利地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
西方国家货币当局依据上述三条标准，对重点控制的货币层次都作出了自己的最佳选择。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所选择的指标也不尽一致，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选择的指标也时有变动。但如果我们把各国划分货币定义体系的具体差别抽象掉，可以得到一般的货币定义，即狭义的定义M[，1]为通货M[，0]（流通中的现金）与活期存款之和；广义的货币定义M[，2]为M[，1]与定期存款等准货币之和。
美国货币当局20世纪70年代初期曾以M[，1]和M[，2]作为其重点监测对象。1975年从M[，1]到M[，7]都计算，对外公布到M[，5]，后来又改为公布基础货币。1980年颁布的《对存款机构放宽管制和货币管理法》要求把控制重点摆在M[，1]上面，但同时也注意对M[，2]和M[，3]的监测，其他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则没有列入政策的控制范围之内。70年代后，因回避风险、技术更新和规避管理，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促使资金在货币供应量各层次指标间流动的不定因素增强。鉴于这种情况，联储于1983年2月曾决定降低M[，1]的重要性，将其降作参考指标，而把M[，2]作为控制重点和制定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①b]。
日本货币当局最重视属于广义货币范畴的〔M[，2]+CD〕，并以此作为观察货币流通预测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指标[②b]。日本货币当局这种做法的理由是：
①日本银行根据以往的实证分析发现：〔M[，2]+CD〕具有变动在先的优点，它能先于收入和支出发生变动，并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发生影响。一般而言，M[，1]的收入、支出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但M[，1]的变动反映的是已经实现了的收入和支出状况。中央银行要控制的是与将来的收入、支出关系密切的指标，因此选择〔M[，2]+CD〕是适宜的。
②中央银行很难在短期内控制住M[，1]，尤其不易控制资金在现金与M[，1]之间，在M[，1]与定期存款等准货币之间的移动。采用〔M[，2]+CD〕作为标的之后，上述的资金移动就变成了资金内部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控制〔M[，2]+CD〕的总额，就能实现对货币总量的控制。
③〔M[，2]+CD〕的数量易于准确统计，速报性较强，这对货币当局掌握总量的动向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点是其他口径的货币所远远不及的。
英国货币当局自70年代之后，将货币政策的重点从操纵利率转移到控制货币总量上，并把控制重点放在广义货币英镑M[，2]上，理由是英镑M[，2]指标最能和国内信用扩张标的相一致，控制也最有效。
法国货币当局1976年以前以M[，1]为重点控制对象，1976年以后，则以M[，2]取代M[，1]，将M[，2]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点对象。
荷兰、比利时等其他西方国家的货币当局基本上也是以口径较宽的货币供应量层次作为货币政策的重点控制对象。
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国家都把货币控制的重点从口径较窄的M[，1]转向口径较宽的M[，2]。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实践表明，M[，2]与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系数要高于M[，1]，即M[，2]与经济活动联系密切程度比M[，1]大。比如，日本1969年至今，〔M[，2]+CD〕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变动相关系数达0.8左右，同期M[，1]为0.7[③b]。（2）M[，2]的变化比M[，1]更稳定，更有规律可循，因而便于货币当局控制。
三、关于M[，2]作为中国货币重点控制指标的理论分析
199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把货币供应量作为监控目标，并根据国际通行原则，按照流动性强弱将货币供应量的层次作了明确的界定：M[，0]为流通中的现金；M[，1]为M[，0]加公众和单位的活期存款以及个人的信用卡存款，即狭义的货币；M[，2]为M[，1]加公众和单位的定期存款、外币存款和信托存款，即广义的货币；M[，3]为M[，2]加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公布不同层次（目前暂定到M[，2]）供应量的情况，以此作为分析货币金融形势的重要依据。
在M[，0]、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指标中，中国货币当局应选择哪个层次的货币作为重点控制指标呢？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用流通中的现金（M[，0]）作为货币的基本度量，中央银行选择的货币控制重点对象也是M[，0]。[①c]
在旧体制下，中国的货币流动性包括两个流程：现金流程和银行转帐流程。一般来说，消费品市场的交易主要靠现金完成，而生产资料市场中的交易基本上由银行转帐结清，存款和现金严格划分。存款由银行信贷控制，现金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对物价稳定的直接作用性使其一直被作为主要控制目标。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在控制现金流程上积累了不少经验，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和历史经验数据对现金流通量的测定，使中央银行对M[，0]已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因此，可以说，当时中国货币当局选择M[，0]作为重点控制指标，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西方经济社会，通货数量完全取决于非银行部门的通货持有意愿，与货币当局的控制能力无关。这结论同样适用于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情形。M[，0]若作为中国货币当局选择的重点控制指标，就可测性来说，显然没有问题：中央银行通过银行系统每日报送的金融快报，便可以迅速地获得通货数量的准确数据。然而就可控制性而言，通货虽然在技术机制上是通过银行的现金收支活动而实现的，但是通货数量本身主要不是由银行决定的，而是由银行以外的一系列的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决定的。因此，在中国，通货（M[，0]）并不是一个货币当局本身所能调节和控制的金融变量[②c]。另就相关性来说，M[，0]只是货币供应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货币供应量中所占的比率相当低，通常不到20%[③c]。虽然其变动可以影响公众对消费品和劳务的需求，但不能对社会总需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货币供应量中，存款占8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货币供应量中存款的比重还将不断上升，而通货M[，0]的比重则相应下降。同时，随着金融市场日益发展完善，金融资产品种的不断创新，货币范围必将不断扩大。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进程，经济货币比率迅速增长，广义货币M[，2]同GNP之比由1978年的0.32增至1985年的0.6，再增至1992年的1.0以上[④c]。因此，现阶段若把M[，0]作为中国货币重点控制指标显然时过境迁。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否定M[，0]作为新体制下中国货币重点控制指标，并不等于说中央银行不要控制M[，0]，只是说将M[，0]由重点控制降至非重点控制而已。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通货都是货币当局的控制对象。
在否定了M[，0]作为新体制下中国货币当局控制的重点指标之后，接下来我们对M[，1]和M[，2]进行分析。
首先，就可测性而论，对M[，1]预测的准确程度远不如M[，2]高。原因在于M[，1]受到公众（单位和个人）流动性偏好的影响[①d]。所谓流动性偏好，指的是公众的一种资产选择行为，这种资产选择行为也出现在对M[，1]和准货币的选择上。当实际利率为正值而且偏高时，多持有M[，1]便意味资产收益的损失，于是，公众的理性行为，促使他将M[，1]转化为准货币；反之，当实质利率偏低时，特别是成为负利率时，多持有准货币则意味着要冒资产因通货膨胀而贬值的风险，此时公众更偏好于M[，1]所提供的高流动性，以便随时将货币转变为实物或可在通货膨胀中保值的资产。由于这种转化在整个经济社会中不停地进行，使得中央银行不能准确地预测某个时期的全社会M[，1]量。相反，公众的流动性偏好对M[，2]的影响，只作用在结构上，而在总量上不会产生影响或不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中央银行通过基础货币（B）、货币乘数（K）便可以可靠地预测M[，2]。
其次，就可控制性而言，中央银行难以控制M[，1]。原因之一，M[，1]代表全社会的即期支付能力，它与工业生产、投资和消费波动关系密切。在宏观政策宽松时期，由于现行投资体制决定，投资决策者不承担投资风险，刺激了发展“冲动”，使经济增长过于活跃，使得中央银行难以控制[②d]。原因之二，M[，1]的数量受到公众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公众有权选择其资产存在形态（货币和准货币等），中央银行对公众的流动性偏好，最多只能间接地施加影响，毋能直接干涉，因此，M[，1]较M[，2]更难以控制。原因之三，M[，2]的变动，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和货币供应因素，即整个银行系统资产总量、信贷规模的变动所决定。对M[，1]而言，除此之外，还要受到货币存量结构变动因素的影响，因而对M[，1]的控制更难一些。
最后，就相关性来说，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规定，中国货币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M[，0]、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中，M[，2]既包括了全社会即期支付能力（M[，1]），又包括了潜在的支付能力，它与中长期（一年以上）的经济波动关系密切。它的高增长在长期内与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有明显联系，中国每次总需求扩张和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前，都有M[，2]的过量供应[③d]。因此，要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大幅度上涨，控制广度货币M[，2]是有效而重要的手段。从货币供给理论来分析，在现代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的供给者是银行体系。商业银行通过存款、放款，创造派生存款，进而形成银行创造货币的供给机制。中央银行通过拥有基础货币（B＝C+R）的变动，在货币乘数（K＝M[，2]／B）的作用下，扩大和收缩货币供给（M[，S]＝K·B）。从货币需求理论来看，无论是依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d]×V＝P×T，还是依据马歇尔的剑桥方程式：M[，d]＝K×P×V，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货币的流通量M[，d]与价格的一般水平成正比关系。货币供给M[，s]是一个确定的数量，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M[，d]是一个有较大的弹性的数值，所以通过控制M[，s]来调节M[，d]从而使价格P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之上，以维持币值的相对稳定[④d]。
稳定币值是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是国家实现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综合发展目标的基本条件。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它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⑤d]。原因是货币本身不是生产要素，而只有当货币由消费领域进入生产领域与劳动者和生产工具及劳动对象相结合时，它才能成为生产要素。所以，货币只有金融中介由消费性货币变为积累性货币，才可能促进经济增长。这种金融中介既包括银行、信托公司、信用合作社，也包括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财务公司等等。金融中介机构多元化，从而涉及的货币层次也多元化，既包括M[，0]、M[，1]，也包括M[，2]。作为经济欠发达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制约是资金短缺，货币政策要在稳定人民币币值的基础上，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应广泛地聚集资金，保持经济增长的适度货币供应量，显然广义货币M[，2]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强。
四、关于M[，2]作为中国货币重点控制指标的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M[，1]与M[，2]的稳定性，看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控制住哪个变量。在这里我们用1980年以来货币供应量M[，1]与M[，2]两个指标的年度增长率作关于M[，1]与M[，2]的年度波动曲线图，并以统计方差（σ）去检验M[，1]与M[，2]及物价指数变动率。
表1：1980—1995年中国货币M[，1]、M[，2]及物价指数变动率 单位：（%）
注：①M[，1]、M[，2]年增长率根据各年末存量环比计算而来；
②物价指数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①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6月版。
②马洪：《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5—1996）》，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4月版。
③《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④《国际金融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1996年9月〔英文版〕。
上图清楚地反映出，M[，1]的波动幅度比M[，2]大，最高点（1993年的43.08）与最低点（1989年的6.32）相差36.76个百分点，而M[，2]的最高点（1993年的42.80）与最低点（1982年的14.56）相差28.74个百分点，M[，1]与M[，2]曲线的幅度相差22%（〔36.76—28.74〕／36.76＝22%）。这很直观地说明M[，1]的稳定性较M[，2]差。
接下来，我们再比较M[，1]、M[，2]的统计方差大小：
计算结果表明：M[，2]的方差小于M[，1]，意味着M[，1]的离散程度比M[，2]大，从而进一步说明M[，2]的稳定好，相对于M[，1]来说，中央银行更容易控制M[，2]。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M[，1]、M[，2]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各国经济发展历史表明，货币供应量增长依存于经济的增长，且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我国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转变为中央银行以来，其独立性大大提高，货币供给越来越成为经济中的一个外生变量[①e]。在这里我们对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的货币供应量M[，1]、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回归，看M[，1]、M[，2]与GDP相关性孰强孰弱。
表2：1985—1995年中国货币M[，1]、M[，2]与GDP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同表1
回归结论如下：
M[，1]＝－1483.6241+0.4895GDP R[2]＝0.909
（462.971）（0.0163）DW＝1.3146
M[，2]＝－6680.5706+1.1748GDP R[2]＝0.973
（576.9543） （0.0203）DW＝1.6578
结果表明：在DW值均不小于1的显性检验下，M[，2]的可决系数（R[2]＝0.973）略大于M[，1]的可决系数（R[2]＝0.909），这证明GDP与M[，2]的相关性较M[，1]稍强，即M[，2]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为明显。
最后，我们来分析M[，1]、M[，2]与物价稳定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用商品零售物价指数（ORPI）来反映物价变动水平。现根据表1提供的统计资料，对1980年以来物价指数和货币供应量M[，1]、M[，2]分别进行回归，有以下结论得出：
WJ[，1]＝1.6429+0.311LOG（M[，1]） R[2]＝0.503
（1.5156） （0.4895） DW＝0.9509
WJ[，2]＝－1.8158+1.0884LOG（M[，2]） R[2]＝0.701
（2.4431） （0.744） DW＝1.2013
（注：WJ[，1]、WJ[，2]为M[，1]、M[，2]回归所对应的物价指数）
回归显示在DW值基本满足检验的条件下，M[，2]的可决系数（R[2]＝0.701）大于M[，1]的可决系数（R[2]＝0.503），实证表明M[，2]的变动对物价变动较M[，1]明显。M[，2]的变动在中长期（一年以上）内与物价涨跌形成明显的联系。在1988和1989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84至1987年的过量的M[，2]供应；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91至1993年的过量的M[，2]供应。因此，从长期看，M[，2]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是清楚的。
五、结论
无论是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纯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而言，M[，2]必然是中国货币当局选择的重点控制指标。控制M[，2]，关键是控制基础货币，M[，2]中约有75%的增长来自基础货币的增加，只有25%是由于乘数的增长[①f]。控制基础货币，首先，创造条件，逐步调整好中央银行现有资产与负债不合理结构，建立起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规划。其次，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等间接调控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应尽快运用。此外应加快统一的货币市场的建设，尽快实现利率自由化改革。
注释：
[①a]〔美〕D·H帕金斯等：《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3页。
[①b]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中译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78页。
[②b]〔日〕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制度》（中译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7—468页。
[③b]〔日〕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制度》（中译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476页。
[①c]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4～56页。
[②c]周慕冰：《西方货币政策理论与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③c]卞志村：《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金融科学——中国金融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④c]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4页。
[①d]王大用：《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问题》，《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②d]张新译：《货币供应量：调控新目标》，1996年4月5日《经济日报》。
[③d]王大用：《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问题》，《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④d]李润亮：《金融体制改革时期的货币供应量问题》，《经济问题》，1995年第5期。
[⑤d]黄强：《货币政策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
[①e]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3页。
[①f]易纲：《中国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5页。
标签：货币供应量论文; 银行论文; 央行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 货币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金融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外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