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183;哈维的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维论文,地理学论文,维度论文,空间论文,戴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6-0072-08
一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知识谱系维度
从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知识学谱系的角度看，我们要注意到戴维·哈维的空间理论同西方源自古代希腊的地理学传统、现代地理学发展演变的趋势之间的联系，然后才会明白戴维·哈维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西方地理学的真正传统到底是什么？唐晓峰先生认为，这个传统有两个脉络：一个是“数理地理学”，另一个是描述经验现象和事实的地理学(在下文里，我把它称为“经验地理学”)。按照唐先生的说法，在古代希腊，奠定“数理地理学”这一传统的重要人物有：赞成“地圆说”的柏拉图，证明了“地圆说”的亚里士多德，测算过地球周长的埃拉托色尼，建立了地球经纬网系统的托勒密等人。在唐晓峰先生看来，数理地理学最核心的意涵在于：“数理地理学似乎向人们揭示，世界秩序中有一个几何学的本质，现实地理现象是凌乱的，若没有这个严谨的几何秩序，世界几乎无法认识。‘万物皆数’，即数目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经纬系统或可看作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在地理观上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经纬系统比现实海陆系统更接近世界地理的本质。经纬系统(以及依照这个系统分布的事物，例如温度地带)代表着世界的本质，而海陆山川的错综格局是表象世界，这就是古希腊人的两个世界。”“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1]
照此看来，如果古希腊人的知识谱系中存在着“应然”和“实然”这两个世界的话，那么，相应地就会形成追寻现象界背后的一致性和本质的知识传统(数理地理学)，以及描述、呈现和说明有关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的知识传统(经验地理学)。事实上，唐晓峰先生承认了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例如，他谈到罗马人的知识传统时说：“罗马人缺乏的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关照，而关于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他们并不逊色。”“正是罗马人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欧洲道路体系与城市体系。”“罗马人缺乏理念世界的建构是一个重大缺失。”[1]“在绝大多数文明社会中，地理学的发展主要是基于经验知识，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的直接推动下，逐渐形成体系。这个现实主义的过程在古希腊并非没有，只是那套数理地理学的成就太异常，太精彩，不能不成为学术史回望的一个耀眼的焦点。”[2]
可见，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从古代希腊开始，经过罗马，乃至现代西方，都存在着以描述、呈现、说明有关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的地理学传统。不过，唐晓峰先生更加关注的是追寻现象界背后的一致性和本质的知识传统，并勾画出了这一传统的大致发展脉络：“对于地球表面，这个地理学的关注对象，上帝的作品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数学关系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阴阳五行秩序也算世界的一种一致性。一致性决定世界的原质属性、根本秩序、核心价值。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4-公元20)、洪堡(1769-1859)都在探求环境世界的一致性，只是在今人看来，洪堡做得最好，他为地球表面建立的一致性是科学的、逻辑的、功能的。洪堡因此成为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1]我们应当承认，这种追寻存在的现象界背后的一致性、本质的形而上的知识传统，的确构成了西方知识谱系中强大的传统。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投射和影子的学说，可以说是这种传统中坚实的哲学基础。相信可以感知的现实世界背后存在着常人难以认识的本质的信念，在世俗世界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的思想和理性主义传统的支持，在宗教世界里得到了基督教哲学的强化，因而在西方知识传统中多数时候都处于强势地位。
到戴维·哈维开始走上地理学研究道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资本主义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强有力地催生了以精确的科学方法去进行地理学研究的思潮。唐晓峰先生对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潮流也做过这样的表述：“地理学家早就不甘心只做没有意思的描述。在西方，从十九世纪的‘环境决定论’，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计量革命，他们一直在追求对因果关系、普遍规律、存在模式的发现，争相提出‘假说’，力求使人文地理学有一个‘科学’的模样。”[3]“人文地理学本不是重视理论规律的学科，最初是叙述方法占据主要地位，人文地理学家大多只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描述、分类，而不大思考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计量革命，使人文地理研究在整体上，开始探讨问题的共性，追求高层次的、具有广泛意义的规律、定理、法则。”[4]这些表述，大体上呈现出了戴维·哈维走上地理学之路时期的知识语境。
哈维1969年出版的第一部代表作《地理学中的解释》，恰恰就诞生在这种摆脱经验描述、追求科学理论的现实语境之中。哈维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声称：“计量革命含有一种哲学革命的意思。如果我不调整我的哲学的话，则计量化的方法将真正地把我引进死胡同……我必须决定究竟是放弃我的哲学态度(从我在剑桥6年只能称之为‘传统的’地理学的灌输中所稳步积累起来的)，还是放弃计量化……当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一起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气勃勃和至关重要。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论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无所畏惧……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哲学，它蕴含在计量化之中。”[5]2—3从哈维的自述可以看出，他不满传统的描述式的地理学研究方法，试图将哲学与科学(定性、定量的数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打破经验主义研究的藩篱。因此，人们把哈维在这个阶段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称为“实证主义”，甚至也有人认为哈维是地理学实证主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6]。
不过，我以为，如果更全面和准确地看，可以发现，哈维摒弃了西方传统的地理学研究的现象描述方法，力图为其寻找到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要将科学方法与哲学思辨结合起来。正如哈维在与安德森的访谈中所说：“《地理学的解释》要为我认为的该学科的核心问题寻求答案。在传统上，地理学的知识极其零碎，导致了过度强调所谓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已经建立的学说认为，地理学探究所产生的知识不同于其它一切知识。无法对它进行概括，无法对它加以系统化。不存在任何地理学的法则，没有可以诉诸的普遍原理……我要与这种地理学的概念进行斗争，坚持认为需要以某种更加系统的方法来理解地理学知识。”[7]用哈维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要发展地理学的计量革命的哲学方面。为此，哈维借助了亨普尔(C.G.Hempel)和波普尔(K.Popper)的科学哲学理论，力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几个方面使地理学成为一门“空间科学”，以便能在各种层面上理性地描述、解释、预言各种空间范型，客观地质询不同的空间秩序。哈维说：“我之所以如此重视亨普尔和波普尔的理论，就是认为可以借助他们的科学哲学来建构更为统一的地理学知识。”[7]
由上所述可见，在西方地理学的两种传统——重视经验知识的描述与重视探究现象背后之本质的形上诉求——之中，哈维更倾向于形上的、哲学的、数理的地理学传统，力图将哲学思辨与精确地以数理方法来研究地理和空间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摒弃经验主义传统。在60年代的语境中，哈维在这方面的探究确实走在了众人的前面。正如唐晓峰先生评论说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计量革命，使人文地理研究在整体上，开始探讨问题的共性，追求高层次的、具有广泛意义的规律、定理、法则。计量革命的一个不朽贡献是树立了理论的高尚地位，带动了人文地理学家们的理论兴趣。”[4]
哈维早期所信赖的实证主义方法，作为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知识谱系维度，其核心在于：“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中心是证实原理，即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式和科学理论的假设—演绎观点。这就是五六十年代地理学者们所神往的‘科学方法’，其目的就是‘建立普遍的法则来概括所论学科关注的那些经验事件或客体行为，从而使我们能将关于孤立的已知事件的知识联系起来，并对未知事件作出可靠预测’。”[8]
当然，哈维的这种理论追求在60年代末期面对社会激进思潮的激荡和城市空间的分化日趋剧烈的现实之时，“某个空间”很快就崩溃了，随后，哈维的思想和理论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转向”。
二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政治经济学维度
如前所述，戴维·哈维自幼培养起了对地理学的强烈兴趣。他曾在想象中遨游世界各地，收集世界各国的邮票，阅读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绘制地图，幻想加入海军，过一种四处游走、充满浪漫情调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维如愿进入剑桥大学，选择了地理学专业，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按照哈维自己的说法，“在剑桥大学，地理学是一个相当庞大且体制完备的学派，它所提供的学科方面的基础训练，在当时的英国是最为扎实的”[7]。在哈维的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要点：第一，对大英帝国的“帝国梦想”的憧憬；第二，地理学的学科传统与系统训练。第二个要点已如上所述，这里只讨论第一个要点。
实际上，30年代的大英帝国的“帝国梦想”，是一种伴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夺取全面霸权(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而产生的扩张梦想。在这种梦想中，地理学的想象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强权而裹挟着占有、攫取、剥夺、殖民的贪婪，同时，其中也裹挟着大一统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梦想。这种“帝国梦想”的原动力，被马克思归因于“资本”的力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指出：“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的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9]33在哈维出生和成长的年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全球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导致了为争夺财富和世界市场的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此时的地理学想象，早已超越了国家、民族、边界的一切界限，资本的力量伸向哪里，时间就会更多地消灭空间，全世界各个地方因此被资本和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帝国梦想”，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征服和扩张。
哈维本人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对全球地理学想象的历史性改变，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若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非均衡地理发展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再发挥政治经济体系的功能了。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地寻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称的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转移’——这两个进程已经创建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10]当然，这些看法是在哈维走向成熟、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观点，哈维童年时期的“帝国梦想”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与深度。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即20世纪以来的地理学想象和空间想象，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政治和经济维度。
这一点，无疑是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在政治、经济维度之外，自然也有其文化(包括文学)的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275—276哈维在谈及《共产党宣言》与地理学的关联时并没有提及这样一个精神产品的、文化的和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称的“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精神学科方面的内容)的维度。在哈维所归纳的《共产党宣言》地理学的七个方面中，主要还是资本积累、市场、交通工具、城市化、无产阶级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因而，哈维的这种关注点主要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必定包含打破民族、地方的空间限制的方面，自然也会把地方的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20世纪进行的全球扩张，理应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基本方面，它们相互关联，如影相随，不可分割。想象20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地理学和空间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而言，不能忽视资本扩张、市场拓展、突破地理阻隔这些物质力量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资产阶级总会把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意识形态——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向全球播撒。与此同时，这种扩张和播撒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和单方面的。也就是说，这绝不是一个同质化的(homogeneous)过程。地方的和民族的精神生产在受到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冲击或压制的同时，也会顽强地坚守自身的传统，并与之展开博弈。这个过程，既不是简单的“冲击—反应”式的，也不是单纯的“压抑”或“断裂”，更不是完全的“同质化”，其中既有排斥、反抗、抵制、坚守，也有接纳、变形、交融、创新，同样也有反向的影响、冲击和输出。
所以，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应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以资本主义的全面霸权为核心，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这三个相互联结的方面。它们在随着资本积累、市场占有、克服地理阻隔、将全球联结成彼此关联的共同体方面协同作用。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非一个单向度的同质化过程，始终伴随着复杂的双向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包含在地理学和空间想象中最为重要的社会性内容。
三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城市维度
20世纪60年代末期，哈维来到美国任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哈维亲历了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一方面是精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汇集的宁静的校园，另一方面则是由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而在各个城市所引燃的民权运动怒潮，以及遍及美国各地的反战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嬉皮士运动。“城市危机”随着中产阶级迁往郊区，城市中心出现了停滞、衰退和空洞化。此时的哈维，不仅对哈罗德·威尔逊的社会主义幻想感到彻底破灭，而且也开始对自己此前的地理学的理论传统的追求进行反思，他还加入了学生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资本论》的读书小组。这一系列的反思和学习，导致哈维于1973年出版了《社会正义与城市》，此书标志着哈维对地理学和空间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关注城市空间问题和充满社会关怀的激进立场。
《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体现了哈维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失望，也体现了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这本书与当时美国社会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激进思潮相呼应，其影响力大大超出了地理学界。此后，哈维陆续出版了《〈资本论〉的局限》(1982)、《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1985)、《意识与城市体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1985)、《反叛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2012)等著作。城市空间问题、城市正义问题、城市弊病和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哈维的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理论关注的重要维度。
哈维后来对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这一城市维度作过如下集中表述：“城市是反资本主义斗争一直蓬勃发展的地方。这一斗争的历史是极其震撼的，从巴黎公社、西雅图总罢工、图库曼起义和布拉格之春，到1968年的更广泛的城市运动(我们现在开罗和麦迪逊依稀可见)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受政治和战术复杂因素困扰的历史，这些复杂因素已让许多左派低估和误解城市运动的潜力和效力，将它们看做与阶级斗争相分离，因此缺乏革命的潜力。”[12]在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哈维想象和关注城市空间的一些关键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城市运动(罢工、示威、抗议、起义、学潮等等)，阶级斗争，革命力量和潜力。显而易见，所有这些词语都表明，哈维关注的城市问题的基本内容，既与那个时期美国各大城市出现的激进思潮有关，也与哈维本人的思想转向有关。这些关键词是我们理解哈维的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城市维度的基点。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文里，谈到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意义。他说：“由于许多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和国家较老的意义……”[13]65威廉斯的这个看法，从文化唯物主义的独特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大都市做出了富有启示意义的阐释，即把它们看成是各种关系形成和聚集的特殊场所，其中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威廉斯的这一洞见，可以为我们理解哈维对城市问题的看法提供极为重要的参照点。此外，我们知道，雷蒙德·威廉斯和戴维·哈维同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错，哈维本人曾在著作中多次谈及威廉斯的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因而，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之间具有一种承继和影响的关系。
哈维对他到美国后所居住的城市巴尔的摩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哈维在与佩里·安德森的访谈中带着某种眷恋谈起过那座城市：“巴尔的摩从一开始就激起了我的兴趣。事实上，它是一个进行经验研究的极好的场所。我很快就参与了住房规划方面歧视问题的研究，从那以来，那座城市就构成了我的大部分思考的背景。”[7]对哈维来说，实地研究和经验研究既是他自幼培养起的兴趣爱好，也是他在剑桥大学接受地理学的严格训练所养成的专业习惯。那么，巴尔的摩这座城市本身的特点何在呢？哈维描述说：
它在诸多方面都是在美国资本主义之下塑造城市的各种进程的象征，提供了一个当代都市生活的实验样板。不过，它当然也具有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很少有北美的城市具有巴尔的摩那种简单的权力结构。1900年之后，大型工业大多迁出了该城市，控制权落入了财富集中于地产和银行业富裕的精英之手。今天，巴尔的摩没有任何公司总部，该城经常被称为南方最大的种植园，因为它的运转非常像由一些重要金融机构控制的一个种植园。实际上，在社会结构方面，该城市一半是北方人，一半是南方人。三分之二的人口属于非洲裔美国黑人，但那里绝对没有在费城、纽约或芝加哥看到的黑人好斗性的水平。种族关系在模式方面更多属于南方。市长有可能是非洲裔美国黑人，但他们大多依赖经济关系，并且被白人居住的郊区包围着，那些白人不想与那座城市有任何瓜葛。在文化上，它是代表美国糟糕品味的最大中心之一……在建筑方面，无论那座城市试图做什么，总会出点错，就像一位建筑师建造房子时算错了角度，多年之后人们会说：“那不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结构么？”人们最后发现了很多对它的偏爱。我曾经想过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巴尔的摩：怪异之城》。[7]
这些有趣的描述，既表现了哈维细致而独特的地理学专业眼光，同时也表现了他在思想转向之后的新的关注点。多年后，哈维虽然没有写出他曾经想写的那本《巴尔的摩：怪异之城》，但他却于2003年写出了研究城市个案的杰出著作《巴黎，现代性之都》。在这部著作中，哈维以19世纪中期巴黎的城市改造为中心，借助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并依据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等作家的文学作品，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他考察城市问题的基本理论模式：通过对城市空间及其变化的分析，一方面剖析各种社会关系、政治想象、各种政治和阶级势力如何在城市空间里交集，另一方面揭示物质生产和科技进步造成的“时空压缩”如何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想象与内心感受。
在哈维对19世纪的巴黎这一经典个案的分析和论述中，不仅贯穿了他进行空间分析的地理学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和都市社会学维度，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还突出了美学和艺术的维度，以大量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来佐证其理论分析与观点。在这么做时，哈维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之所在：“我的目的是要重构‘第二帝国’的巴黎是怎样运转的，资本与现代性怎样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里集合在一起，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想象怎样因为这种遭遇而充满活力。”[14]18在城市空间的这种“重构”之中，哈维始终都坚持了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显然是无处不在的，正如在事物内部体现出各种社会关系的方式有无数种一样。因此，对事物的一切重构都需要一种对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我们在创造和再造城市时，也在创造和再创造我们自己，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要把城市建构成一个有感觉力的存在……”[14]55
哈维的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城市维度，始终都充满着对资本主义城市的不公正、非正义、不平衡、阶级偏见等弊端进行批判的激进色彩。这种色彩本身，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哈维本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明确说过：“六十年代后期地理学中的激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抨击批判的焦点集中在那时占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之意识形态和实践上。这种批判力图揭穿实证主义的遮羞布，揭露潜伏在其内的各种隐蔽假设和阶级偏见。”[15]在详细梳理了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哈维大声发布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宣言：
现在可以较明确地规定我们面前的任务了。我们必须：1.建立一种大众地理学，摆脱偏见但要反映真实的冲突和矛盾，还要能够为交流和共同认识打开新的渠道；2.创造一种人民的应用地理学，不专注于狭隘的、强权阶层的特别利益，而是具有广泛的民主概念；3.接受科学诚实性和非中立性这双重的方法论原则；4.把理论敏感性结合进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普遍社会理论中；5.寻找一个用历史—地理术语来看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政治方案。[15]
从这一宣言的内容可以看出，哈维关注城市地理空间问题的要点是把城市看成各种社会关系交集的中心，这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最核心的议题。然后，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阶级关系、政治经济关系、社会正义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哈维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对城市问题的考察，首先会集中于这些方面。它们构成了哈维的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城市维度的实质性内涵。
四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美学维度
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哈维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了摄影、绘画、建筑、文学和电影等艺术样式。哈维对这些艺术样式的讨论始终围绕着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进行。这并不意味着哈维学术关注点的转移，而是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增加了一个新的阐释角度，同时，也是哈维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时空理论与阐释框架去解释文学艺术问题的尝试。此外，哈维在《巴黎，现代性之都》等著作中也分析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出他具有深厚的美学素养。
在哈维看来，“美学理论要在流动和变化的漩涡之中寻找出使永恒不变的真理能够传达出来的各种法则……建筑师试图通过建造一种空间形式来传达出某些价值观。所有的画家、雕塑家、诗人和作家都这么做。就连书面词语也要从体验之流中抽取出各种特性，并把它们固定在空间形式之中。”[16]257哈维的这个看法从空间表达方面道出了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所有艺术形式都会涉及到如何处理和呈现空间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艺术对空间的处理和呈现，与艺术家所要传达的真理和价值观有关。在我看来，哈维的观点实际上显得非常专业，绝非外行话，因为艺术作为人类表达意义的一种特殊方式，始终都会把真理与价值观当成意义的重要内容。
但是，作为地理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哈维，并未想过跨越地理学的边界成为美学和艺术理论家。他对美学与艺术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他对社会问题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关注。所以，哈维明确表达说：“在有关空间化的习惯的不同形式或者社会变化的推进过程的美学理论中，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反之，在有关美学理论必须应付的流动与变化的社会理论中，也有许多东西要学习。在这两种相反的思想趋势之中取其中，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的变化告知文化实践的各种方式。”[16]259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哈维对美学和艺术问题的分析，最终仍是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但是，我们从哈维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又一条重要理路：将美学、艺术、文化方面的变化，看成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表征，看成是由这些变化带来的人们内心感受变化的表达。因此，对于美学和艺术问题的理论分析，最终既要指向人们内心感受的变化，也要指向带来这些变化的原因——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与政治—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哈维指出，这种理路所蕴含的“政治意味”在于：“审美判断(以及‘救赎的’艺术实践活动)已经成为了政治的、从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行动的有力尺度的一部分。如果审美判断使空间的优先权先于时间，那么结果必然是在某些情况下空间实践与概念成了社会行动的核心。”[16]260
在《巴黎，现代性之都》一书里，哈维将上述理解美学和艺术问题的重要观点贯穿到了对19世纪一批重要的法国作家的分析和论述之中。例如，哈维认为，波德莱尔所描绘的“新大街的公共空间提供了各种背景，但它部分地通过点缀并向外溢出到公共空间里的各种商业和私人活动而获得了自身的特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边界被描绘成了渗透性的。诗人表明了所有权、美学、各种社会关系的模棱两可，以及为掌控公共空间而论争的问题……咖啡馆恰恰也不是一个私人空间：一个挑选出来允许在其中满足商业和消费目的的空间。贫穷家庭把它看成是一个排外的空间，使从他们那里攫取的黄金内在化了。他们不可能忽视这一点，被迫与它对抗，所用的方式与不可能忽略他们的那些在咖啡馆里面的人们的方式一样。诗人把他们看成是现代性奇观的一部分，是那些构成了巴黎的‘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生命’的标志。他觉察到了差异与混合”[14]221。
在这段分析中，哈维从波德莱尔对19世纪中叶巴黎公共空间的描绘中看到的是各种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交集与折射：商业活动与私人活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金钱与贫困，咖啡馆与无家可归者……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看似难以觉察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所谓“现代性的奇观”。在哈维看来，处于这种万花筒似的景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现代性的物质生产进程与政治—经济关系变迁所带来的“时空压缩”和空间关系的重组，使资本主义的现代大都市变成了各种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交集的场所，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跨越边界”的场所，因而，也产生了波德莱尔称之为“罪恶之花”的现代大都市的奇观。
从美学角度看，哈维从地理学家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建构了阐释现代与后现代审美体验的不同时空框架。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①和《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哈维根据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 Langer，1895-1982)、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的相关理论，建构了一个关于“空间实践”的矩阵②。按照哈维建构的理解时空问题和审美体验的“空间实践”矩阵，其最为重要的节点是这个矩阵中的“物质空间”(体验到的空间)、“对空间的表现”(概念化的空间)和“表达出来的空间”(经历过的空间)。哈维对这三个重要节点分别做了如下的解释。
关于“物质空间”。哈维认为：“物质空间实践涉及到以这样一种确证了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方式而出现在空间中并跨越空间的物理的和物质的流动、转变以及相互作用。”[16]274这个方面可以体现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本关注点，即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科技进步对客观的物理空间的影响和改变。
关于“对空间的表现”。哈维认为：“各种表达空间的方式都包含着一切符号和含义、代码和知识，它们使得这些物质实践能被谈论和理解，无论是按照日常的常识，还是通过处理空间实践的学术上的学科(工程学、建筑学、地理学、统筹学、社会生态学一类学科)有时候神秘的专业术语。”[16]275—276这个方面表明，对空间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抽象和概括，要借助不同的符号和代码，使客观的物理空间能被理性所把握。哈维在这方面的观点明显受到了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影响。
关于“表达出来的空间”。哈维认为：“表达各种空间是内心的创造(代码、符号、‘空间话语’、乌托邦计划、想象的景色，甚至物质构造，如象征性空间、特别建造的环境、绘画、博物馆及类似的东西)，它们为空间实践想象出了各种新的意义或者可能性。”[16]276这个方面是指对空间的表现会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对物理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内心感知，因为由艺术创造表达出来的空间包含了创造性，由此形成的空间意义关系会构成人们不同的感知模式。
在哈维的空间关系矩阵中，“物质空间”是客观存在着的，它们涉及到社会生产的方式和各种社会关系；“对空间的表现”与符号、代码、知识等表达方式有关；“表达出来的空间”则与内心创造有关。由此推论，美学和艺术对空间的表现所涉及到的重要因素就包括符号、代码和创造。同样一种物质空间，用怎样的符号、代码和创造性的想象来表达，一方面会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效果，另一方面也与艺术家的才能、审美趣味、艺术技巧等等相关。
仔细考察哈维所建立的这样一个矩阵，其中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实证主义的和数理、符号论的色彩，就运用它们来阐释美学和艺术实践而言，似乎会显得有点机械和格式化(模式化)。然而，重要的是，哈维强调，对空间的表现必须体现出特定的“相关性”，美学和艺术中所表达的意义与“相关性”密不可分。关于这个问题，哈维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里做过如下表述：“空间的概念被埋在过程之中，或者说内在于过程。如同相对空间的情况一样，这种阐述本身意味着，不可能使空间摆脱时间。因此，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在时空的关系性之上，而不是放在孤立之空间的关系性之上。相关的时空概念暗示了内在关系的理念；外在的影响在特定过程或事物中通过时间被内在化了……空间中某个点上的事件或事物，不可能通过诉诸于仅仅存在于那个点上的东西来理解。它要依赖其周围发生的其他一切东西……”[17]273—274所以，哈维举例说，“如果我要问天安门广场或者世贸大厦遗址‘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我能够寻求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按相关的条件来思考。这就是我在写到巴黎的圣心大教堂时所面对的问题”[17]275。
在另一方面，哈维也注意到了，美学和艺术表现会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在现实中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正如他所说：“对空间和时间排序的身体与物质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要由表现空间和时间的方式来调节。在波浪中游泳的海洋学家和物理学家对空间与时间的体验，不同于迷恋沃尔特·惠特曼的诗人或者喜爱德彪西的钢琴家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阅读一本关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书，很可能会在我们去那里旅行时影响到我们对那个地方的体验，即使我们体验到了书面词语产生的期待与对那个场所的实际感受之间引人注目的感知上的不一致。我们在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时包围着和围绕着我们的表现的空间与时间，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直接体验，以及我们解释和理解那些表现的方式。”[17]279-280
从哈维对美学和艺术问题的论述与观点来看，尽管他不是专业的美学家或文艺理论家，但他的看法的确很独特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借鉴。
①参见：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David Harvey:A Critical Reader.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
②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第274—281页。其中的“网格”一词英文为matrix，可译为“网格”、“模型”、“基质”、“矩阵”。我现在认为，译为“矩阵”似更恰切。这个“矩阵”在《后现代的状况》中以图表形式表达得详细明确，这里仅概述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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