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纵横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美关系的几点分析
王缉思（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在中美关系变幻莫测的今天，《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非常及时，也非常有意义。我想结合这一主题谈以下四点看法。
一、布什新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两手政策中，牵制和挤压的一手明显加强，出现了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敌手的发展趋势。中美关系的局面比原先预计的更为严峻，主要表现在：
(1)小布什本人及其外交班子成员、重要国会议员发表了一系列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论。布什外交决策班子和对华政策幕僚里，右翼保守派、对华强硬派占多数。布什政府刻意做出同克林顿对华政策拉开距离的姿态，在人事安排中排斥对华温和派。
(2)在美国的政策研讨和舆论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些正在出台的政策文件，提出要将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到亚太地区，将美在东亚的军事重心向台湾海峡方向转移，在东亚地区组建新的安全机制，重点防范中国。美对中国实行战略牵制的意图日益明显，正在加强同日、澳等国的战略联盟和军事合作，鼓励它们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同时加紧拉拢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离间中俄关系。布什政府不顾中、俄等许多国家的反对，坚持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不再极力掩饰该项计划将对中国造成的战略损害。
(3)美国在精神上、物质上加紧给“台独”势力打气。今年美国售台武器大大突破以往的规格限制，美台军事合作从暗到明，将台湾纳入美国TMD的计划更加明确。不难看出，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布什政府主动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的意图更加强烈。
(4)今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后，美国内反华势力空前活跃，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在反华煽动下，美国民众对中国敌意增加，以至发生了中美民间“黑客大战”。美国政府处理撞机事件的霸道作风，居然使小布什本人在国内政治中得分。美籍华人和一些对中国抱较为客观态度的美国学者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
二、美国新一轮的反华浪潮势头凶猛，有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主要是：
(1)美国仍然占据着“一超独霸”的综合实力地位，其军事和技术优势近年来还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虽然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并非必然衰落。美国“领导世界，舍我其谁”的霸权野心进一步膨胀。由于美日、美欧同盟基本稳固，俄罗斯国力复苏缓慢、战略收缩，伊拉克、朝鲜等所谓“问题国家”并不构成对美国的真正威胁，美国越来越将国力迅速上升、坚持反霸和多极化主张的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其霸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2)布什政府同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相互配合，在新一轮的反华浪潮中共同扮演了主导和推波助澜的角色。右翼反华势力在美国内缺乏牵制力量。这同过去在最惠国待遇、《考克斯报告》、“政治献金”等问题上由国会和舆论界发难、行政当局被动应付的反华浪潮有明显差别。
布什政府内的“冷战斗士”企图以压垮、拖垮苏联的方式来对付今天的中国，其背后有强大的军工利益集团和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小布什本人对以少数票当选总统一事耿耿于怀，迫切希望4年后竞选连任。吸取其父因得罪共和党右翼而不能连任总统的教训，小布什在人事安排、国内外政策取向方面，目前都力图迎合保守派，并利用公众中偏狭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来提高个人威信。攻击中国成为美国政客捞取国内政治资本的工具。
(3)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台政策的判断发生变化，急于以高压手段影响中国内外政策。布什政府及其对华政策幕僚对中国的认识，在三个方面同克林顿时期的对华认识有重要区别。首先，过去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实行经济改革，迟早要推进西方所欢迎的那种“政治改革”。但是，这种“和平演变”的希望现在变得十分渺茫。其次，过去美国人幻想中国青年一代将更加“亲西方”，而今天在媒体、网络中看到的青年一代，包括海外中国留学人员，“仇美”情绪和对西方价值观的怀疑都很强烈，因此对中国的崛起更加担忧。第三，过去美国分析家估计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近来发现中国促进统一的紧迫感增强，对台斗争的军事力度加大。
这些结构性、深层次的因素，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带有某种必然性。克林顿政府企图通过同中国接触，“从里到外”地影响中国内外政策，而布什政府更强调对中国实行战略挤压，“从外到里”地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反华势力在从外部对中国施压的同时，亦有损害中国领导人威信、影响中国政治的深层谋略。
三、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目前远未定型。中美两大国的对抗并非历史的必然，尚有相当大的缓冲余地。
(1)从客观上看，与当年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并未构成对美国安全的现实威胁。一方面，中国在实力上还不足以与美国为敌，也无意与美国为敌；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经贸往来和社会、文化交流，中美关系全面倒退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共和党政府一贯代表大公司、大财团的利益。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必将损害到美国在华的巨大经济利益，引起大商业集团的不满和反弹。在国际金融、军控、环保等全球性问题上，在朝鲜半岛、对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地区性问题上，美国仍有求于中国。因此，只要布什政府在政策判断上不犯极其严重的错误，它在与中国为敌的道路上就不至于走到头。
(2)当前美国在世界上专横跋扈，多处得罪盟国，疏远俄罗斯，也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小布什外交四面出击，结果很可能是四面碰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落选就是明证。美在其他外交问题上遭受重大挫折之时，就会感觉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和同中国进行战略协调的必要性。
(3)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等，虽然在安全战略上更偏向美国，但并不愿完全顺从美国，更不愿同中国对抗，因而对中美关系的紧张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担忧。不少台湾人担心，中美发生对抗时，中国可能通过惩罚台湾来教训美国，因此不希望台湾同美国的军事关系过于密切。此外，俄罗斯同中国的战略合作加深，欧盟各国和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也同美国保持距离。美国在中国周边建立战略包围圈的图谋不会成功。
(4)美国国内政治矛盾将影响小布什对华政策的调整。执政4个月来，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表态缺乏连贯性和统一口径，前后矛盾，朝令夕改。私下表态同公开声明差距很大。共和党政府通过采取对华强硬姿态来捞取政治好处的做法已经引起民主党的不满，主张采取务实对华政策的美国人士也开始批评现政府的短视。民主党取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后，对共和党的内外政策都会形成牵制。在布什政府内部，稳健派正在同强硬派争夺对华政策的主导权。由此看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仍处在调整的初期。
(5)中国对美政策方向稳定，已使美施加高压手段的锋芒初步受挫。
四、近期（今年内）和中期（小布什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第一种可能性是在斗争和磨合中逐渐趋向稳定和正常。直到最近，美国仍锋芒毕露，从各方面向中国施压。但美方的挑衅并未在宣传上和实际利益上得到多少好处，反而充分表现出失道、输理的一面。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可能要通过一些行动和姿态来维护中美正常关系，直至10月小布什参加上海APEC会议并正式访华。布什政府可能需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处理能源、经济、社会保障等紧迫的国内问题和中东局势紧张等外交难题，不再在重要问题上主动向中国发难。
若年内不出大的意外，则在以后的两三年内，中国加入WTO后的经贸合作与摩擦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议题。虽然在台湾、军控、人权等方面的中美较量仍会此起彼伏，但为了保护和扩展其在华经济利益，布什政府在对华双边问题上希望维持基本稳定的局面。在国际舞台上，根据地缘政治的传统思路，布什政府在中期内可能将牵制中国的重点放在中美日、中美俄、中美印这三个三角关系上，企图造成中国的战略孤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美国则联合欧洲对付中国。同时，美国为谋求大国关系的平衡，也需要同中国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战略对话和政策协调。中美关系存在着从紧张转向缓和的机会。当然，缓和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实质有任何改变，而是两手政策的另一种形式。
第二种可能性是美国在与中国为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确定中国为其主要战略威胁，逼迫中国同美国进行政治抗衡和军事较量，中美关系从逐渐恶化走向全面对抗。近期内，出现这种可能性的标志是美国利用和制造突发事件，急剧增加在东北亚和台湾附近海域的军事部署；或以中国国内“侵犯人权”为借口，取消拟议中的各项高层访问和交流活动，一味毒化中美关系气氛，使小布什访华计划流产。在中期内，最大危险是台湾当局在美国纵容下铤而走险，公然打出“台独”旗帜，引发中美直接对抗。
从当前国际大局、中美关系现状看，上述第一种可能性高于第二种可能性。也不排除处于两种可能性中间的其他选择。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
要从根本点上研判美中关系
凌虚（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研室 教授）
从去年美国大选开始直到现在，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一直是中美关系战略研究的热门话题。基于过去几任美国总统换届的历史经验和对中美关系所寄予的美好期望，人们总不愿意相信布什政府真的对中国如此“绝情”。其实，判断美国的政策意图，最可靠的方法还是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问题。这就需要对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政策背景与冷战后的背景做个区分。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对付苏联，赢得冷战。当时的中美关系无论坏也罢好也罢，都是在这个大目标下发生的；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要巩固“一超”的地位，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单极霸权秩序，用对世界的政治整合来确保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所得到的最大好处。这是美国今天对华政策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因此，拿冷战时期尼克松以降的五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传统作为判断布什政府今后对华政策的根据，是靠不住的。因为美国的利益需求和国际力量的对比都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一般在三种情况下会得到改善：一是中国力量弱小，对美国不构成挑战；二是中国在政治上追随美国，是美国的附庸；三是中美之间在重大的安全利益上有共同点，需要联合起来对付第三者。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三个条件都具备；在冷战的中后时期，这三个条件具备两个。所以当时美国有搞好中美关系的利益需要和客观必然性。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美国要建立单极世界的目标同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目标发生了尖锐矛盾，美国的国力和中国的国力都上升得很快，这使美国越来越认为中国是实现其冷战后国家战略的主要障碍。所以，此次中美撞机事件看似偶发，实为必然，它的最大象征意义就在于反映了中美两国战略利益的碰撞。
中美在NMD问题上的交锋，在台独问题上的斗争，都是两国战略利益碰撞的组成部分。美国搞NMD，说到底就是要抢占军事斗争的制高点。从军事斗争的历史看，霸权国家先是抢占制陆权，后来是抢占制海权，再后来是制空权，冷战时期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制核权；现在是美国要通过NMD夺取制天权和制信息权，拿到了这两权就又有了对核威胁进行威慑的有效手段，在军事上就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所以，部署NMD可说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也是同它在西太平洋上的利益紧密联系的。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布局目前呈扇形结构。它是由三层纵向的岛链线和三条横向的基地线编织而成的，台湾位居这个扇形结构的中枢位置，是其中最重要的节点。台湾失手就意味着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结构被打乱，战略防线大幅后退，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所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是不会让步的。这正是布什政权在上述这些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深层原因。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同在冷战后执政，为何两者在对华政策上有较大的区别？其实，两者的区别不是目标上的区别而是手段上的区别。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战略理念是理想主义，斗争手段更多地注重于“软力量”，对中国政策偏重接触、纳入、演变，从内向外使劲；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战略理念是现实主义，斗争手段更多地依靠“硬实力”，强调演变政策的不现实和利用中国政局危机的重要性，主张由外向内，以压促变。另外还要看到，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冷战后的政策定向尚处在摸索阶段，而且历史赋予这一届政府的使命是振兴美国经济，是对美国进行战略休整，积聚能量；而布什政府则是要在克林顿打下的基础上开步前进，运用美国在整个90年代准备起来的雄厚实力去实现美国在冷战后的国家目标，是要释放能量。事实上，这两个政府政策的前后相继的递进转变过程，在克林顿执政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君不见科索沃战争和美国向关岛增兵都是小布什的前任所为吗？
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冷战后的世界要远比两极对抗、阵线分明的冷战时期复杂，未来的中美关系是这个复杂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关系，因此一定要对美国单方面的战略企图所受到的多方面的制约给以足够的估计。冷战后世界最大的特征是它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一方面来自“转折和过渡时期”所固有的新旧杂陈的特点，另一方面来自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状态，这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所造成的深刻变化。也就是说，在世界上独立的利益主体更多，相互的利益交叉关系更深，黑白分明的“零和”对抗关系几乎很难找到了。这些年来中美政治关系好好坏坏，起伏跌宕，但经济往来始终没有受到影响，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就是这种相互关系两重性特点的绝好证明。因此，布什政府不承认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因素”，只讲中美是“战略竞争者”，这是有很大片面性的，是一个不真实的判断。事实上，中美之间的共同点与分歧点、合作与对抗的趋向是同时存在的。在这样的复杂关系面前，简单照搬冷战时期与战略敌手打交道的经验和办法显然是过时的作法，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小布什的现行对华强硬政策在美国社会上，在两党之间，甚至在共和党和布什政府内部引起广泛的歧义，就是这种利益两重性的客观反映。中美关系的最终走向必然要受到这种两重性的制约。
冷战后世界的另一新特征是西方社会政治的中间化倾向。这恐怕是后工业化社会、知识经济条件下社会大众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取向，作为西方社会传统的左右两翼，都把他们的政策向中间修正，选择相对温和、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又比较稳妥的中间路线，尽量避免在政治选择上走极端。这种求稳取中的政治倾向日益成为美国社会意识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小布什当前右翼极端的对华政策也必将受到来自美国社会内部的质疑和牵制。人们担心在中美之间会出现新的冷战，但由于时代条件变了，再恢复到美苏冷战时期的那种钢性很强的状态，也是不可能的了。完全可以预期，小布什“木匠斧子一边砍”的对抗政策肯定会在实践中碰壁，因为它不符合中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客观现实，而且还必将受到多极化世界全球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力量和麻烦的牵制。
未来的中美关系究竟如何走，还要取决于俄罗斯的国际定位，换句话说，就是要受到中美俄这样一个传统三角关系的制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安全环境有过很不好的时候，那恰恰是与美俄（苏）关系都搞得很僵的时期。除此之外，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让美国感到比较难受；70年代与美国结成“一条线”，又让苏联日子不好过；80年代以后同美苏同时发展友好关系，战略环境是最好时期。如果要给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最主要的特点作一个简洁概括的话，那就是“在美苏两极之间纵横”。可见中国对美国在战略上是处于主动还是被动，同与美俄两家的关系，同中美俄三家的战略态势紧密相关。今天的形势虽然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并没有消失，只是力量的此消彼长引起了这个三角关系的某种程度的结构性变化。中美矛盾越来越有上升取代美俄矛盾的趋向。因此俄罗斯力量的投向就具有了关键意义。当前，俄罗斯很明显在这方面进行着战略思考与选择，美国也表现了分化俄中关系的意向，中国为摆脱在中美关系中可能陷入的被动局面也要千方百计拉住俄罗斯。三家各自的企图都是心知肚明，谁也瞒不了谁。与其说最终的结局取决于战略上谁的手腕更高明一点，不如说决定于三家之间实际存在的利害关系。只要中俄之间客观存在的战略合作关系继续深入发展，只要中国不对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像苏联过去在冷战高潮时期威胁中国那样，俄罗斯同美国的妥协就是有限度的，因为美俄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从根本上是难以弥合的。俄罗斯如果是这样一种国际定位，就会对美中关系的走向产生一种积极的制约作用，使中国在未来对美关系中仍然拥有可资回旋的余地。
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思考
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洲室主任 研究员）
对于中美关系，总的感觉是，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中国为稳定这种关系所作的努力一再受到干扰，目前的形势依然很严峻。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利害甚大，因此，中国重视对美关系，美国同样也有稳定这种关系的内在利益需求与压力。可以认为，在政策层面，中美双方都不希望目前的这种状况一直僵下去。当然，美对华政策服从并服务于其对华战略，有些政策动作已反映出美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政策有可变性与表层性，不是我们担心的主要方面；而战略则具长远性和本质性，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战略认识与定位将决定一种关系的长期特征。从中美关系发展过程来看，美对华政策存在阶段性特征，甚至不乏“权宜”成份。从战略层面而言，“西化、分化”中国是美一以贯之的长期目标，布什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这样一种消极的战略定位与认识才是值得警惕的方面。美对中国如此定位，执意加大防范与遏制中国的一手，势将引发两国间的战略竞争甚至对抗之势。因此，从长期看，我对中美关系不太乐观，“竞争与摩擦”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性特征，在布什任内，中美关系基本上将是磕碰不断。
关于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形成问题，目前我们国内学者意见尚不一致：一是没有定型，二是趋于定型，三是已经定型。我个人认为，从美政要讲话及相关动作来分析，美对华政策正趋于成型：一是对华战略定位基本清晰。布什总统竞选时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即已明确把中国定位于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显然放弃了1997年江总书记与克林顿总统共同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布什上台后立场有所“回撤、软化”，鲍威尔国务卿3月份曾对到访的钱其琛副总理说，中美关系太复杂，不能用一个词或词组来解释，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贸易伙伴”。但是，布什并没有取消“战略对手”的说法。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内保守势力仍在炒作。一些保守媒体甚至搬出撞机事件后中国是美对手的“民意测验”在上升来推波助澜。其实，定位中国为美潜在战略对手不是布什才开始的，1998年和1999年美《国家安全报告》即已认定15年后，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以“接触”为主轴的克林顿对华政策中亦不乏遏制与防范中国的成份，如强化美日同盟等。“撞机”等个别事件在强化这种定位方面起了一点作用，但只是表面原因。从战略认识上，美对中国崛起的固有担心早已有之，甚至认为，中国崛起与否对美国都可能是一个挑战，美国新政府对此的认识可能更紧迫一些，因而要尽一切现有的制度便利与美“空前绝后”的实力条件防范于未然。美国在军事方面的部署及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实际上已表明，美国新政府已置中国于“对手”地位，“战略对手论”已主导对华决策思维，并已进入实践阶段。
二是对台政策趋于明晰。4月23日美宣布对台一揽子武器销售计划及5月初布什“不惜一切”协防台湾的承诺反映出美对台政策一种显而易见的调整，即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战略模糊”本来是美在对待台海两岸关系时一种灵活策略，让大陆与台湾都揣摸不出在两岸出现重大纷争甚至武装冲突时美方的态度，以此使两岸有所克制或顾忌，达到美“维持台海现状”、“不统、不独、不战”之战略目标。这亦是美两党六届政府在台海立场上的基本共识。布什如今对台的承诺表明他已偏向台湾一边。此外，美对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立场软化，对陈水扁访问中美洲过境美国破格接待等行为，均表明美台关系已然升温。美愿自缚手脚，不惜失去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性，已远非仅针对台湾而言，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它不是为了一个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今天显然就是服从于遏制中国的战略考虑。
三是准备构筑一条遏制中国的战略链。中国可能成为美调整其全球战略的新座标与“关键性参数”。美决意开发导弹防御体系，加强与日、韩等盟国的关系，加快重返东南亚，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军事联系，着手取消对印制裁，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呼应印度国内部分保守与强硬分子使之成为遏制中国的一张“备用牌”，协防台湾的承诺等，均是其制华战略的一环。此外，美将大幅调整太平洋的军力，可能把区域内的航母从两艘增至四艘，B-2型轰炸机进驻关岛，同时增驻远程战斗机，增加美西海岸的“三叉戟”瞄准中国的核弹头，并着手建立太平洋的新“前方基地”。这一切为的就是构筑一条厚实的制华岛、陆链条，其推进美21世纪初全球军事战略重心东移之势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四是现实的对华政策将是“接触与遏制”交替使用。目前看，“遏制”是在有意经营，“遏制与反遏制”引发的斗争将成为中美关系常态性特征，如果从“遏制中国”这一基本视野分析，“接触”乃不得已而为之。“接触”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新政府将支持中国入世，重视加强对华经贸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这个潜在而巨大的市场。这正是布什坦承的“维系美国繁荣的力量所在”。中美双方仍有共同利益，还可能进行充分的合作。
布什的对华政策取向明显表现出来的强硬色彩，与近年来美国内保守主义势力回潮得势这一大背景密切相关，也与新政府对外总体上的强硬姿态相一致（驱逐俄罗斯间谍、打击伊拉克、限期要求拘捕米洛舍维奇、对朝鲜的强硬立场、执意开发导弹防御体系等）。布什的幕僚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如并没有巩固盟国关系，并没有使俄罗斯与中国沿着他们企望的方向演变，在对待所谓“无赖国家”问题上也无所作为；相反，美成为一种“孤独霸权”的危险在上升，因此克林顿在对外政策方面是“浪费了8年时间”。夺回白宫的共和党，加上国会主要由共和党控制，美国内政治形成了一种“同党操控”的可谓近几十年少有的权力格局，使信奉实力优先，讲求单边主义的势力得势。美新政府更是迎合国内保守主义势力，大量启用一些冷战老兵，充分吸收保守派的主张，通过巩固与盟国的关系、加强“民主国家”间的团结来对世界重新谋篇布局，以确保“美国世纪”的无限延伸。在中国问题上，亲台反华势力夸大“中国威胁”，当然要视崛起的中国为挑战美国利益的“潜在战略对手”。冷战思维推动的惯性心理似乎更有利于这股势力以中国为新的座标来实施美国全球战略的新使命。
无论“接触”还是“遏制”，或者“接触+遏制”，都服从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这一战略本质内涵不会改变，只是在具体的政策和策略运用方面有所不同而已。钢易折，柔性久。美国内仍不乏有理性的对华政策谋士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呼吁立即给予中国“应有的重要地位”，避免出现“对华政策是华盛顿后来才想到的事”这一局面。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学者最近也纷纷敦促布什政府“冷静评估”中国军事力量；主张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应由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来驱动，也不要以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来左右”；认为今后若干年内，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仍然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处理的”双边关系；布什政府必须对华实行“更为有效的接触”。显然，布什在对外强硬的道路上不可能一直走下去，也走不下去，回到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轨道仍有十足的理由和充分的内外压力。
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方针及其走向
金君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在对华关系上的所作所为同克林顿政府时期相比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比较明确地把中国作为今后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和对手，加强了对中国的种种防范和相关部署；第二，在台湾问题上正在改变“一个中国”的基本政策方针，试图长期维持“一中一台”的局面，并使之逐渐合法化，迎合乃至怂恿目前台湾当局的“台独”路线；第三，以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强大地位为后盾，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强硬的做法，全然不顾中美关系的趋冷和恶化，甚至是有意诱导中国与美国对抗，从而成为真正的敌手。
发生这种变化的深刻原因可初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共和党右翼保守派的立场出发，仍然用冷战思维作为指导思想，来看待冷战后的世界。其表现一是力图寻求一个主要敌人，作为战略上的进攻目标，也是团结自身和盟友的催化剂，而中国在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个目标；二是依靠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突出军事因素的作用，以巩固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尤其表现在硬要研制和部署NMD和TMD上；三是在对外事务中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名搞单边主义，霸气十足。
（二）美国社会上比较普遍的霸权心态和优越感，成为布什政府推行霸权主义的社会基础。布热津斯基在今年初的一篇答记者问可作为典型代表。他说：“世界进入了新的美国世纪。美国在经济上是全世界的火车头，在科技上是创新的源头，在军事上是唯一的全球性强国，在文化上也拥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所有这些都赋予美国在全球发挥政治作用的可能性，唯一能剥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是它自身。……中国，即使它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20年之后仍然还是个穷国。日本，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竞争对手。唯一值得一提的挑战者将是欧洲。……读到这个访谈的人能活多久，就会在多长时间内看到美国保持世界头号强国地位。”
（三）冷战结束以来，除发自国会和政府的反华言论外，美国媒体、出版界的长期反华鼓噪，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罗斯·门罗的“同中国不可避免的冲突”，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李文和案”、考克斯报告，直到最近的撞机事件，这种长期反华言论的积累，加上美国舆论借“89年风波”和台海紧张局势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为美国的反华势力提供了社会基础。
（四）美国国会、政府和社会上的亲台反华势力同台湾以李登辉、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相互呼应，以求利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既制约中国，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又可利用中国的坚决反对和斗争实现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敌手这一企图。
（五）目前，在布什政府的外交、安全和防务班子中，主要成员和高层官员虽然存在分歧，但右翼保守分子已成为核心，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布什政府的对华基本政策方针和走向虽已初现端倪，但尚未完全定型，还需要继续认真观察。同时，它在执行中还会遇到阻力和挫折，也将不得不进行调整和变动。
在此情况下，我以为首先应正视和重视布什政府目前在对华政策方针上的重要变化，进行必要的坚决斗争，对中美关系趋冷和恶化作好充分准备，而不要简单地认为：新政府上台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兑现竞选诺言，表现过分不足为奇，就如同克林顿政府上台时的情况一样，以后还会改变过来的。冷战后的时期终不同于美苏对抗时的冷战时期，要建立起平等互利和稳定的中美关系，不经过艰苦的较量和斗争是不可能的。但这种较量和斗争依然必须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指针，重点致力于增强综合国力、认真搞好与周边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
中美经贸关系虽然在持续发展，但它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不能改变冷战后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状态，稳定不了中美关系。双方互有需要，但还不足以防止双方的矛盾和冲突。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甚至将之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当然，应该相信，中美关系无论怎样也不会坏到哪里去，这是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布什当局的对华政策及其国内政治制约因素
金灿荣（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研究员）
小布什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消极的变化，同时美国的一些反华利益集团也比往常更为活跃。特别是4月1日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发生之后，在两国关系的基调中，负面的成分就更多了。目前中美关系的走向已引起了国人广泛的关注和担忧。
导致今年中美关系出现消极趋势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两大类。所谓长期因素主要是指政府以外的、跨越党派的社会层面的变化，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这里只想指出两点：一是经过美国媒体、反华政治人物和特殊利益集团长达10年的“妖魔化中国”，美国公众对中国已经形成相当深刻的偏见，这些偏见是否固定化了还有待观察，但是，现有的偏见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则是肯定的了。二是由于夸大中国的力量和误读中国的言行，在美国的精英层中正在形成一种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共识，即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和最有可能的挑战者。所谓短期因素主要是指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和反华利益集团近期的活动。其中，政策调整的影响最为直接，这也是我要分析的重点所在。
撞机事件后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和出尔反尔，4月24日出台的一揽子售台武器计划和4月25日小布什本人的武力保台言论，允许李登辉再次访美和陈水扁再次“过境”，在推进NMD计划时对中国立场的漠视，调整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并向亚太地区倾斜，巩固美国与亚太盟国的政治、军事联系，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凡此种种，都说明布什当局对华政策的敌意和调整幅度比此前人们预计的要大。而之所以人们的预计与后来的事实出现了偏差，是与下列情况有关的：
(1)虽然小布什是举着“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旗号、沿着中间路线走入白宫的，但是其最后组成的政府班子相当保守。美国舆论认为，从班子结构看，布什政府甚至站在了以右倾著称的里根政府的“右边”。在里根政府内部，既有极端保守的“加利福尼亚帮”，又有以国务卿贝克为首的以稳健著称的“东部权势集团”，存在着相互制衡。而布什政府在保守的立场上实现了“高度统一”，因此其内外政策都易于走极端。事实上，布什政府不仅在中国问题上走得比人们预想的远，而且其整体外交中的“单边主义”也比人们预计的要严重得多。
(2)虽然小布什是在争议中登上总统职位的，合法性有问题，但目前他却处在一个“政治蜜月期”。美国的政治习惯是新政府上台初期，国会、媒体和公众都会给新总统一段时间适应华盛顿的环境，并展示其治国能力。在此期间，新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对外行为受到的限制较少。
(3)对华政策问题被“不幸地”提到了新政府既定议事日程之前。一般来说，冷战后美国政府的施政逻辑是内政优先，外交滞后。对于合法性不足的布什政府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布什政府日程表上最优先的两个政策议题都是内政性的，即减税和教育改革。另外，在外交领域，中国政策原本也是排在靠后的位置上的，因为布什政府推行的是“同心圆外交”，首先是同属美洲“堡垒”的拉美国家，其次是美国的盟国，再次是中、俄等转型国家，最后是与美国利益关联较少的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台湾军售问题的存在，由于撞机事件的发生，布什政府提前处理了中美关系问题。而此时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全面思考尚未完成，对冷战后新的外交环境的适应过程尚未结束，其冷战心态还很强。所以，对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布什政府“心理调适期”中的一个试验品。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目前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还具有很多不确定性：随着布什当局对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现实的理解逐渐深入，其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应该趋于平衡；更重要的是，布什政府的组成过于保守，在美国社会中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因此，随着“政治蜜月期”的结束，必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内部政治制约。从现在看，布什当局在今年就将面临如下内部政治问题：
(1)司法之争。今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将出现空缺，由于最高法官的任命对未来美国政治具有长期影响，因此，共和、民主两党必将围绕法官任命问题展开全面的政治较量，布什当局的合法性缺陷将被再次提出来。
(2)政策之争。截止目前，布什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减税和教育改革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两党的争议不大。随着政策的焦点转向能源、环境保护和社会领域，两党的政策之争必然会突出起来。民主党人认为，小布什的能源政策过于照顾企业利益而牺牲了环境利益。事实上，能源和环保政策可能是布什当局的“阿基利斯之踵”。另外，布什当局决定把一部分社会福利事业交给宗教团体来承办，并相应转移一些政府资源给这些团体，这必将引发其他社会团体的抗议。
(3)政党之争。随着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杰福兹退出共和党，民主党重新获得参议院控制权，两党在国会的政治争论趋于激化，白宫与国会的关系更加微妙和紧张。
上述政治争论的出现意味着美国政治制度内的权力制衡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加上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国际反弹抬头，布什当局的对华政策和其他外交政策最终回到一个相对稳健的轨道是可能的。
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
李长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
小布什入主白宫不到半年，中美之间就连续发生了数起严重事件：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飞机和侵犯中国主权；美国决定对台出售大批武器，布什总统甚至公开宣称，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必须协防台湾。但是，布什总统在谈到中美经贸关系时说：“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大国。我大力支持开展对华贸易。”他表示，开展对华贸易对美国企业家、高技术人员和农场主是有利的。
中美建交20多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无论是中美政治关系遇到麻烦或陷入困境，还是美国经济处于衰退时期，两国经贸关系都在持续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美贸易额达745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521亿美元，占中国出口额的21%，中国贸易顺差为297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据美方统计，2000年中美贸易额达1163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006.3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0.3%，中国贸易顺差达838.1亿美元，超过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到2000年底，美国在华实际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达300亿美元，除港台地区外，居各国在华投资的第一位。
中美经贸关系具有三大特点：
（一）互补性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市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潜在市场。两国发展经贸关系互补性强、领域广阔和潜力巨大。
随着劳动成本提高，美国国内生产劳动密集性产品不如进口，而中国在这个领域具有优势。例如，在美国鞋类市场上，90%以上是进口的。据美国制鞋工业协会统计，1999年头9个月，中国向美国市场出口橡胶类鞋超过7.6亿双，占美国进口鞋类的80%。从中国进口的鞋平均每双价格为7美元左右，不及意大利鞋平均每双23.8美元的1/3。但是，中国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1999年头9个月巴西向美国鞋类市场提供了6650万双鞋，仅次于中国而居第二位。中国能否保持优势，关键在于能否提供物美价廉、舒适和实用的鞋类。美国对华贸易的优势是高附加值的大宗商品。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企业波音公司在中国的飞机销售额累计已超过190亿美元。到2000年1月，中国503架大型客机中有335架是波音公司生产的，占66.6%。欧洲空中客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弗加德2000年5月17日在北京说，从1985年到现在，空中客车公司已向中国出口96架飞机。据空中客车公司预测，今后20年中国将需要1600架新飞机，价值1490亿美元，中国将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该公司计划用10年时间获得中国市场份额的50%。据美国《华盛顿时报》2001年5月3日发表的“与中国的贸易猛增”一文中介绍，美国不仅在飞机贸易中遇到欧洲的竞争，在汽车销售方面更是大大落后于欧洲。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汽车在中国所有的汽车销售中占50%以上，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仅占9%，在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中，美国福特公司所占份额不到1%。
（二）“贸易转移效应”很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来，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约7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急剧增加，这些国家和地区部分对美投资和贸易逐步转移到中国，引起了“贸易转移效应”。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从1987年到1995年，美国对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逆差从340亿美元降到77.7亿美元，同期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8.1亿美元增加到338.1亿美元。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鲁宾1997年6月5日在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讲话中分析这种变化时指出：“近几年来，我们对华贸易逆差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它成为有关最惠国待遇辩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论点。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一时期我们对亚洲贸易逆差总额大致没有变化。贸易逆差构成之所以向中国倾斜，大体上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把它们的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的缘故。”
所谓“贸易转移效应”还表现在转口贸易。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是经第三方转口的。据美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80%是经过第三方进行的。中国内地经过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产品在香港平均增值率达40.7%，玩具和服装在港增值率达100%。美方将这部分产值都统计在从中国进口额中，而美国对中国出口额却没有包括美国产品在港增值部分。根据1994年《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和投资工作组报告》，不考虑原产地规则带来的误差，仅因忽视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加值，确认1992年和1993年美国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平均被高估60%以上。据美国经济学家估计，扣除经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加值后，自1990年以来，美国商务部一直把双边贸易逆差夸大约1/3。
陈水扁上台一年多来，信誉下降，民众不满，但两岸经贸关系继续发展。2000年两岸贸易额首次突破300亿美元，其中台湾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199.39亿美元。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内，台湾在两岸贸易中的顺差累计已超过1200亿美元。2000年上半年台商在内地投资26.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8%，占台商对外直接投资的33%，在全年中国内地引进407亿美元直接投资中，台商投资约占100亿美元。2001年5月下旬，台塑企业董事长王永庆要求承认“一中”原则，台湾民众集会反对台独、要求陈水扁接受“一中”原则。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客观上要求台湾当局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上来。台湾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两岸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也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发展。
（三）加工贸易唱主角。自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首次超过50%以来，加工贸易地位越来越重要。1997年加工贸易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2.2%，加工贸易占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71.4%。
按原产地规则，凡从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和服务都统计在该国的出口总额中。但是，随着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家、地区界限的生产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及组合，跨国公司生产和销售额越来越大。美国《外交》杂志2001年5-6月号刊登“美国的贸易逆差：过分担忧的危险”一文中指出，“在销售地生产”的规则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公司经商的一条原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在欧洲的分公司，最近又进入了巴西和中国这类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市场。“大量市场机会、永不停止的技术进步、模糊的行业界限以及无情的全球竞争，都要求美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竞争，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竞争。”美国拥有的跨国公司最多，直接投资最多，竞争力最强。文章介绍，1998年，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生产的产品约30%“出口”到美国，在1999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近2/3是跨国公司和有关分公司的贸易。很显然，仍按原产地规则统计，已经不能真实反映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形势。
随着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美国的大公司纷纷在中国登陆，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不断扩大，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美国市场的也越来越多。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在亚洲的销售额中约16%在中国，占其软饮料和食品销售总额的2.5%。美国最大生产家用日化产品的宝洁公司在中国生产的洗发护发用品，美国最大日用产品经销商和食品公司安利公司在中国销售的护肤护发产品都在迅猛增加。美国商会的高级贸易问题顾问施魏策尔说：“所有大公司都在向中国出售它们的产品，中国最雄厚的资源是它的购买力。”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北京事务所所长酒井宗和最近分析2000年中日贸易（中国海关统计为831.7亿美元，日方统计为858亿美元）构成时指出，中日贸易中有50%为日日贸易，即在华的日本三资企业对日本的贸易；约10%是中中贸易，即中国在日本的投资公司与中国的贸易。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已超过日本，那么美中贸易构成如何呢？玩具贸易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国玩具出口额达55.8亿美元，其中70%以上出口到美国。但是，很多名牌玩具属加工贸易。例如，芭比娃娃玩具已有40多年历史，迄今仍每秒钟销售2个，畅销到140个国家。据统计，平均每个美国女孩拥有8个芭比娃娃。1996年9月22日《洛杉矶时报》载文介绍，在美国市场每个芭比娃娃玩具售价为9.99美元，从中国进口仅为2美元，其中：原料产自中东，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加工为半成品，假发是日本生产的，包装材料由美国提供，这几部分为1美元；运输和管理费为0.65美元，中国所得加工费仅0.35美元。但按原产地规则，这2美元都统计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之中。美国媒体提供的资料很清楚地说明加工贸易对谁更有利。
按中国海关统计和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到2005年，中美贸易额将达到128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进口额将达到450亿美元左右。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有望在2010年前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届时，如果以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统计，中美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将大大缓解。美商在华投资也将迅速增加，到2005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金额将达到600亿美元以上。
展望中长期的发展趋势，中国和美国经济前景良好。只要两国在政治上不搞对抗，妥善解决分歧，减少摩擦，扩大合作，中美经贸关系将会继续发展，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但是，还要看到，中美经贸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中国在其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它虽然有助于推动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但不足以防止中美之间像最近一个时期那样发生政治关系恶化的现象。有鉴于此，中国在对美关系中尤其要注意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既要立场坚定，又要行动有力。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中国具有实现民族振兴的良好外部条件。
第三，加强经济外交，扩大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唯其如此，才能使自己不会过多地依赖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市场。
影响中美关系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
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教授）
对影响中美关系的国际战略因素、军事安全因素、经济因素、两岸关系因素，诸多学者已经做过详细、全面、多方位的探讨。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也是左右着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意识形态因素就一直在影响着美国当局的决策，影响着与中国发展一种健康、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只是在冷战中后期，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出于对国际格局的战略认识，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美国才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这种局面在冷战结束、苏东集团解体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国联合抗苏的战略态势不复存在。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其行动的各种客观制约大大减弱。美国遂得以畅行其志，无所顾忌地在国际政治中推行自己的价值观，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武器攻击他人。
我们因此看到了冷战后西方学术界的日益右倾化、西方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日益贫困化、单一化。法国知识界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在90年代初指出了单一思想统治的危险—pens ée unique，即人类在本该是最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中的统一或同一——统一到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盎格鲁—萨克林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和人权（价值观）的轨道之中。对这种美国式单一思想的最好诠释当属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按照他的观点，人类只有在能够提出新的理想、新的更加完美的模式时才有历史——历史应该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现在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在了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上。这是一个近于尽善尽美的社会，它可以满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种需要，是人类可能设想或可能达到的最高阶段。以前的一切制度，都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和不可避免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只能以推翻现有制度为前提。而在实行了代议制民主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中，虽然仍会有各种矛盾，但这些矛盾都可以在体制内部得到消除。我们可以认为，福山通过自己的论证，否认了其他思想或制度存在的最低合理性，从而在事实上宣告了单一思想的诞生。一切与之不同的声音，或是被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或是被简单斥之为过时的谬误。西方思想的高度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限制，变得极度的统一，极度的沙漠样的贫乏：大家只是在争论谁比谁更具有民主性，谁能实现更高的效率，却没有人——首先是理论界的精英——能够提出与之不同的、可能成为替代物的新理念、新目标，哪怕是甘冒被称为保守派或疯子的大不韪。正如一位西方记者所言：“如果我们在经济方面拒绝单一思想，我们会被认为没有能力；如果我们在政治方面拒绝它，我们会被认为愚蠢；如果我们在道德方面拒绝它，我们则会被人骂为混蛋。”单一思想就是这样成了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利器。
我们必须指出，单一思想是西方主流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它的理论基础是二元论思想、线性历史发展观及由此派生的乐观—理想主义。
法国政治学家马特教授(Jean-Louis Martres)曾对西方主流思想的核心密码和主要框架做过精彩的分析。在他看来，这首先是一种严格的二元论思想，认为世界被分为“善”和“恶”两大部分。这两部分是绝对的，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不可转化的。善便是绝对的善，恶也是绝对的恶；善绝对地高于恶、优于恶。人类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善对恶的胜利：由掌握了善的思想、了解了善的秘密的人执掌政治权力，并用这个权力去压迫乃至消灭恶的代表。两千多年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容当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二元论的理论框架却一以贯之。“善”的代表可以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是上帝，可以是“公意”，也可以是美国价值观。它们都是绝对的，其内部不可能有质的不足之处——如果现实还不够十全十美，原因只能是我们对善的实践还不够彻底和绝对，只能归咎于“恶”的干扰。而一切与之相对的思想和实践，则不可能有丝毫道理，都必须被压制乃至清除。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人，自然有权利要求别人的皈依。归根结底，这还是为了皈依者的好处：谁有权利或必要来抵制真理光芒的照耀呢？正如卢梭所强调的那样：“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不会犯错误的善的代名词）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简单地讲，西方两千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便是这样一部善恶斗争史。而黑格尔和福山也正是因此才认为如果没有了新的善恶之争，如果善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人类的历史也就终结了。然而事实上，在二元论的体系中，善又无法取得最终胜利，或者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一旦宣布了最终胜利，一旦没有了对手，它便无法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及存在的必要性了。马基雅维利早就告诫过掌权者：“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在西方文化中，清教文化是一种最为典型的二元论文化。受清教传统支配的美国恐怕也无法设想一种和平共处的世界格局。没有了敌人，它会感到手足无措；会无法证明自己的优越感及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在战胜了自己以前的对手——“邪恶帝国”苏联后，美国正处在寻找新的战略敌人的过程之中。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中国威胁论”也好，都不过是这种被迫害狂情结的牺牲品。但对那些一厢情愿的善良的人们来讲，问题在于如果美国必须要有一个敌人，我们怎么才能保证它找到的不是我们？我们可以说，二元论的思想中虽不乏人道、仁慈、道德的信条（现在的口号则是民主与自由），但它在本质上经常是绝对的、偏执的、极端的，尤其是不宽容的。它是单一思想的基础和温床；它所致力于的，实际上就是单一思想的统治。
与二元论思想密不可分、一起决定着单一思想的，是线性的历史发展观。这种理论首先假设人类历史有一个起点，因而也有一个终点；其次认为历史是一个循由低向高的、不断“进步”的规律的线性运动过程；而历史的意义便在于它的最高阶段——善的实现。最后认为这种运动或规律是由某种特定因素所决定的。只要我们认识了这种因素，掌握了这种规律，我们便可以预知历史，甚至改变历史。尽管有着希腊传统，线性历史观主要还是基督教的产物。在基督教那里，历史有一个起点——上帝造人和一个终点——末日审判或天国。人类世俗生活的全部意义便在于不断地与恶（原罪）做斗争、不断地完善自己、提升自己，最终使自己进入天国——达到历史运动的终点，终结历史。与二元论思想的历程相似，线性历史观的具体内容随时代推移在不断地变化着，但其核心精神则始终如一。历史的终点可以是天国，可以是大同世界，也可以是民主的普遍化，总之是善的最后实现。
如果我们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的、唯一的善；如果我们自认为洞晓了历史的规律、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我们自然没有理由不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在历史还没有终结时，我们自然应当理想主义地去追求善的最终实现。长期以来，理想主义者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人们对现代社会经常的批评之一便是其中的理想主义者太少。这个社会需要理想主义吗？回答当然应当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身边充满了极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这个世界就会进入大同吗？对此人们又应当提出疑问：人类历史中的种种冲突、战争、不幸及苦难，是否不时地与理想主义者对绝对真理的实践尝试有关？而在国际关系中，所谓的理想主义就尤其危险，因为它经常是强权者推行自己价值观的美丽外衣。它所意味的就是单一思想的统治。这种危险决不只是存在于理论层面，它也可以十分直接和暴烈：“真理”的执有者、检验者、裁判者已开始习惯于用隐形飞机和巡航导弹来强制推行“真理”，来进行武器的批判。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抛开美国和北约的战略考虑不谈，实际上是战后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是以人权和民主为口号而发动的战争。
从这个视角审视中美关系，我们大概可以得出结论；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异，使得双方甚难有一个彻底的相互理解。这一点在美国一超独大、志得意满、自认为掌握了全部的真理及其解释权、洞晓了人类发展规律、试图寻找敌人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中国传统思想并非不明于善恶之辨，但这两者间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和先天、先验的——因为没有一个作为善的象征的人格化了的上帝。中国思想带有强烈的相对倾向，而“道”本来就是混一——一切对立物的至高至大。退一步讲，善固然相异于恶并优于恶，但善恶却又是互相依存，尤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老子所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国人虽然有时也讲要除恶务尽，但更多强调的却是平和、留有余地、不为已甚。这种思维方式是西方人很难真正理解的。在他们看来，善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斗争关系，而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力量。再考虑到我们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实在不必对一种在根本上和睦的中美关系心存奢望（共产党还可以在非清教传统的西欧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共产主义在那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在美国他们却无法得到生存空间。文化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然，两国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隔阂并不一定意味着斗争；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斗争也不一定意味着总体性斗争；也不是所有的斗争都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这是二元论者的思维方式。作为两个大国，中美之间自然有利益上的重合点，和平共处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这种理性思维所得出的结论自不需赘言。我们不能要求美国当局改变他们的二元论思维传统，但我们可寄希望于他们的现实主义选择。
美国对外决策机制的变化与中美关系
宋新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教授）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从美国对华政策角度分析，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外决策机制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冷战期间，对苏遏制战略在美国国内有高度共识，因而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相对简单，即所受内部因素干扰的程度较小。首先，就行政与立法部门比较而言，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主要集中在行政部门。其次，就行政部门内部而言，则体现为“白宫中心”模式，国家安全委员会往往成为总统管理对外事务所依赖的主要机构。第三，社会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包括有各种背景的智库、学者、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公众舆论，等等，都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冷战期间精英决策模式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比在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治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在对华政策方面，具有信息优势的学者就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对此，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哈里·哈丁曾谈到，当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至少扮演了五种重要的角色，即：经济顾问、情报分析者、媒体信息的提供者、政策建议者、公众教育者。第四，对外政策目标有很强的延续性。这在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即使在美国全球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70年代也是如此。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就有很大的关联。
必须指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外环境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对外政策机制也随之出现一些转变。一方面，越战结束和“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立法—行政关系的天平开始改变，国会加强了关于对外事务的干预。另一方面，美国社会进一步多元化，舆论、政党政治分歧不大的局面也被打破。但是，总的来说，国会的作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视国会成员的构成和在具体问题上的冲突而定。而到里根政府时期，冷战的气氛又变得浓重起来，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策中的分歧也有所减少。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外决策机制则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内向化。即在外部不存在来自强大对手直接威胁的条件下，美国国内政治将对美国外交产生越来越大的牵制。第二，是更加复杂化。即非政府因素、尤其一些非传统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的影响有所上升，使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更趋复杂。
美国将重点转向国内的第一个明确信号体现在老布什与克林顿竞选的结果上。本次大选使美国政治的“家底”暴露无遗，这在冷战时期恐怕是不可想象的，其政治后遗症也远超过大选结果本身。
关于2000年大选以及新政府的政策倾向，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国内政策将成为新政府首先关注的重点。美国参议院有关人士认为，今后两年将是非常政治化的，两大政党从现在开始就会把国会中期选举作为中心议题来考虑。目前，参议院两党席位一半对一半的格局已被打破，而且，两党的席位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在需改选的席位中，共和党达20席，而民主党只有14席。此外，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因素加大，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带动新经济增长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势头明显减缓，此次大选留下的心理影响等等，都会干扰美国对外政策以及美国的对外行动能力。
另外，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因素进一步多元化、复杂化。首先，政府决策机制变得更加复杂，各个部门的功能、地位都在改变。例如，随着国际经济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上升，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对外经济事务，政府中许多相关机构都直接介入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或实施，其中60或70年代期间设立的一些机构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往往与传统的安全、政治、军事、情报部门的意见相左，以致对外政策中的不协调现象更加严重。其次，以往有些在对外政策中声音不大的利益集团、社会团体等正在越来越积极地介入该领域，劳工组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一些以往对政治比较冷漠的移民团体，包括华人团体，也在转变对政治的态度，李文和事件对美国华裔刺激很大，华裔感受到政治上受歧视的滋味，对自身这种处境的忧患意识和团结自强意识大幅提升。华裔政治上历来比较保守，投票率低，倾向性分散，因此并不为美选举机器看重。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在去年的大选中亚裔美国人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曾保证80%亚裔美国人的选票将投给副总统戈尔。“洛杉矶80-20创始行动”就哪个总统候选人最符合美国1100万亚裔美国人的利益进行了两天激烈讨论、辩论和达致共识后决定拥护戈尔。亚裔主张集体投票支持一个总统候选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应该说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重视，两党候选人不得不对华裔选民另眼相看，争取和拉拢的力度明显加强。再次，价值、心理等带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也在增长。不少人谈到，如果说1993年大选中关注国内社会经济成为克林顿制胜的法宝，那么，民主党政府良好的经济政绩这次却没能帮戈尔太多的忙，相反，不少人认为戈尔在电视辩论中太善变，不可信，反而是小布什给人比较忠诚、老实的印象。一些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都在感叹：美国政治，看不懂。联系到最近西方媒体对政治“黑金”案屡屡曝光，动辄把首脑级人物牵涉进来，这种现象对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影响十分值得重视。
1999年以来，美国不少机构或组织都试图总结和反思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以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提出较为长期的战略设想。这里，我不准备全面讨论其中的观点和建议，仅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机制的角度来谈一些看法。
首先，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的内向化和复杂化已经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有了明显的表现。与50-60年代、70-80年代相比，政策延续性下降，摇摆性加大。在克林顿政府期间，负面表现最突出的有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9年空袭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国会提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等事件。在这些事件背后，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扰都是不可忽视的。以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一事为例，众议院提出并于2000年2月通过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党向克林顿政府发难，而小布什入主白宫以后，该法案更可能的归宿是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把“悬剑”。
其次，利益集团对对华政策的关注和影响上升。以往，美国国内对学术界关于中国信息的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经济界、政府和媒体。最近10年，这些需求都在衰减，其中经济界表现得最明显。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向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市场，美国企业与中国建立起直接的、日益紧密的联系，对信息的需求变得更加具体和现实。这些力量开始独立地观察或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法律体制、社会稳定等各种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哈丁曾举例说，比较1996年前富布赖特委员会和近年来国会举行的关于中国的听证会，前者的出席者几乎全部是有学术背景的专家，而后者则几乎全部都代表着特定的压力集团或利益集团。
再次，在高度信息化的美国，各种传媒在引导公众舆论方面本来就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在通讯、传播科技不断更新的今天，大众对于国际事务的感受首先来自于媒体的各种直接报道，结果是，非理性因素更加易于被调动，意见也更加分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研究美国对外政策机制是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这一领域加强研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国际结构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张睿壮（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小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问题不断，这是偶然因素、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撞机事件是偶然因素，尽管这个偶发事件也有其必然性——只要美国持续进行这种挑衅性的军事行动，类似事件的发生就难以避免。不过我们在考虑目前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时对此不必给予太多的注意。短期因素是指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上台初始都有一个学习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其政策可能发生一些非理性的摇摆，布什政府亦不例外。
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长期因素。近年来中美关系难以顺畅发展的根本原因，最主要的不在中美两国本身，而在中美两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当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最后一次降下时，国际关系结构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非人力可挽回的影响。它彻底瓦解了原先中美战略合作的传统战略基础。当年苏联对中美两国国家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把这两个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逼上了合作之路。为了国家安全这一根本国家利益，反共起家的尼克松可以置中国文革中的极左意识形态于不顾，以“人权外交”相标榜的卡特可以把当时人权状况远不如现在的中国视为例外，而以右翼保守主义斗士著称的里根更是把对华关系推进到了准军事合作的高度。在共同抗衡苏联以求战略均势这一国家安全的最高利益支配下，一切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内势力的反对乃至决策者个人的好恶，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中美之间从贸易失衡到台湾问题，没有达不成的妥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两国的战略大局。然而苏联垮了，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这一基础不复存在。如果说过去两国的“平行”战略利益象一个强磁场，能化解或压抑两国关系中几乎所有的矛盾，那么这个磁场一旦消失，所有矛盾就都被激活、释放出来，中美关系波折不断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莫过于国家利益关系和实力对比，这才是实在可靠的分析依据。其他种种如领导人的意图、执政党的倾向，虽在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但相对而言都是次要的、从属的因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利益基础，中美关系才会稳定发展。
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分析
熊志勇（外交学院 教授）
根据一项以《人民日报》有关美国的篇目中使用“霸权主义”和“共同利益”二词的频率作为基本指标所进行的分析，中美关系呈周期起伏状态，震荡幅度不断加大，而且总趋势是对抗性逐渐加深（见下图）。
根据这个曲线的走势，中美关系近年内还可能出现剧烈震荡。如果想让它平缓下来，就必须采取主动行动。目前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希望看到两国关系能保持友好状态。5月8日，江主席在香港讲：“我们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主张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关系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妥善处理分歧。”9日江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克林顿转达了布什政府希望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愿望，并解释说美国正处于政府转轨期间，中国需等待小布什结束“竞选时期的修辞语言表述”。
目前，问题在于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面，而减少矛盾面。尽管今天中美两国间的合作项目不少，但其影响力却不能使两国关系像80年代那样保持相对的平稳。问题在于两国关系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两国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美国要保持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继续实施主导权。这不只是一些美国政治家的看法，它反映了美国不少人的强烈优越感。从许多美国电影或其他媒体中，我们不断地看到它们都在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美国人拯救了世界，美国人在领导全球同恶势力进行斗争等等。美国人这种近乎狂热的民族主义非他国所能相比。中国正迈向一个经济大国，虽然人均国民总产值还是很小，但综合国力相当强大。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强国意识令美国担忧。尽管中国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接近美国的水平，但美国不喜欢中国的强大。中国虽然承认美国是超级大国这个客观事实，但坚决反对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希望并努力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舆论表现更是突出。几年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带来了轰动。近年不断有人建议要加强军备生产，甚至建议同俄罗斯共同研制战略武器。中美双方的情绪在今后四五月间的黑客大战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在安全领域中，中美两国有共同点也有分歧。双方都表示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保持亚太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都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核扩散。然而双方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2001年5月正式决定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甚至有人主张把这个系统延伸到欧、亚地区，包括台湾。这当然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因为该决定妨碍了中国的统一和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激烈而且是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出售导弹，甚至扩散核武器技术和销售化学武器的原料。美国认为，支持美国的敌人就是对美国的威胁。
三、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中最危险的因素。目前台湾领导人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使台湾海峡形势趋于紧张。中国虽然希望和平统一，但不能不做最坏的准备。大陆一方的军事准备被美国视为对台湾安全的威胁。根据其“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不断地批准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特别是最近批准了出售包括潜艇在内的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布什政府已明确表示：美国将尽全力协助台湾自卫。尽管他也说要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已完全改变了过去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模糊”策略。
四、中美之间在政治领域存在激烈争论。从外交角度来谈，双方确实有合作的愿望。两国间建立了元首和高级官员互访的制度，两国政府决定在政治、军事、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保持磋商等。然而，从思想上到实践上，双方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的斗争十分激烈：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中国谴责美国干涉内政。而美方则辩解说，主权不是绝对的，人权高于主权。两国间的热线在处理危机问题上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五、中美两国在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合作方面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中美关系中唯一令人鼓舞的领域。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协议金额已超过400亿美元，而中国也开始在美国投资设厂。美国已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是要推动经贸关系全球化，但并没有为此铺设一条坦途。对于我们来说，进入WTO之后矛盾会更复杂，斗争不会减少。想想美日、美欧的贸易纠纷，就能预见到这一点。经济全球化和WTO更有利于富国强者。对穷国弱者来说，如果条件把握适当，利用这个时机，确实可以受益；但反过来则会受到伤害。美国人深知WTO和全球化的这点局限性，尽管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当我们大小媒体热情宣传WTO协议时，美国的媒体只作了有限的报道，其中一些态度还不是很积极的。各国利益的差异又大又复杂，西雅图会议无果而终也说明了这一点。中美两国经贸利益无疑不完全一致。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专家已警告说：美国等国不会容忍中国为国内稳定而推迟执行WTO规定的改革，它们“会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最近美国出现抵制中国货现象，美洲将要建立经济共同体的趋势，这些都有可能削弱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关系。
从上面分析看，中美矛盾面相当宽，几乎各个领域都存在两面性。然而有矛盾不一定意味着关系的恶化，关键在于如何理智地面对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改革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走我们的路，绝不要因为任何枝节问题而动摇基本国策。如果我们被美国的政策牵着走，处处应付，就很可能如某些人所预言的那样：被美国拖垮。矛盾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
其次，有必要重温1997年江主席访美结束时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共同承担责任，努力实现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重要的。双方同意，中美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双方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决心共同本着合作和坦诚的精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取得具体进展。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同时，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贩毒、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上；在加强双边经济发展、贸易、法律、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国军队往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
第三，“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依然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对美政策原则。根据图一，粗线部分的动荡看来难以避免，但可以设法降低其幅度。对于细线部分，不仅要保持其平稳，还应设法提高其幅度，以减少粗线动荡的冲击。如实事求是、正面和深入地介绍中美的共同利益与矛盾，积极地引导舆论；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对多种可能性做出预案；坚持个案分别处理的方法；出现经济矛盾时就事论事，不要把它搞成政治问题；扩大和加深合作的项目等等。这样，我们每减少一点分歧，前途就会增加一份光明。
行稳致远构筑对美预防战略
姜长斌（中共党校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美国新总统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仅仅三个多月，对华政策虽未最后定型，但已初显轮廓。去年美国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大家关注有关未来对华政策的言论，是很自然的事，也曾经为此进行过多次研讨。其间，有人曾以里根、克林顿当选总统前后的言行为例，认为小布什虽然在对华政策方面语气较克林顿第二任时期有明显变化，但是比里根、克林顿竞选总统时还是要“温和”得多，因而预期他当选后也会逐步实行理智的对华政策。但是，迄今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类比不甚可靠。布什班子中具有冷战思维和经历的鹰派人物居多，不仅言论激烈，而且行为强硬。这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图穷匕首见”，“政策见底”的形势已经形成。我们一些人孤立地看待台湾问题，这是不对的。台湾问题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
NMD问题更能证明美国总体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倾向。美国认为，一旦NMD和TNM搞成了，那么它可以收到“一石三鸟”的回报：一是把美国自身锁定在“绝对安全的保险箱”里，同时美国却可以对别国实施自由的军事打击；二是使它认为的“对手”国家彻底失掉核威慑能力；三是使它的盟友和“朋友”对它更加俯首听命。那时，它可就独霸天下无敌手了。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小布什执意启动NMD和TMD计划这一问题呢？
首先，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搁浅了，但是它却刺激了美国的信息产业革命，带来了90年代的持续繁荣，使美国以实力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但是，小布什接手第43任总统时，美国经济却出现了种种深不可测的低迷迹象。启动导弹防御计划，无疑有刺激美国经济的考虑。
其次，美国的如意算盘注要落空。其一，无论就事物的本质而言，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安全”；其二，美国所认为的“敌手”也不可能坐以待毙，会设法用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破解美国的防护网；其三，姑不论俄、中等美国的“非盟友国家”反对该计划，即使其盟国特别是欧洲各国，也对该计划充满了疑虑，甚至表示明确反对。
一些人对美国政策有变忧心忡忡，一味地认为我国国际环境变坏了，变糟了，不利于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我不完全这样看。美国作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和霸主，有今日政策之变，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国家利益必然会同美国全球利益迎头相撞。在每个阶段上，国际社会利益犹如一块大蛋糕，你发展了，你占有的份额变大了，美国的份额就会相对变小，就会觉得受到了威胁。试想，如果中国处于最贫穷国家之列，美国怎么会把中国视为比俄罗斯更有威胁的“对手”呢？美国这样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刚好说明我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上升了，被美国视为有可能“侵占”其利益的“威胁”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不是坏事。中国的发展，不会成为威胁其他国家和平独立的霸主势力，这是它的悠久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是惟独美国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它是利益遍及全球的霸主国家。
迄今为止，中国对美政策只有“定性预防”，还缺少“定量预防”。美国人称这种“定量预防”为“危机管理”。我们是否也应该未雨绸缪，制订一套对美预防战略呢？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NMD和TMD与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的性质和内容都有所不同。当时，美苏两家的竞赛局限在各类核武器及其投送手段上，而美国现在要搞的国家导弹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则包含并且超越核武器及其投送手段，在相当意义上，它们含有向更高层次的常规武器“回归”的高科技内容。这些武器很可能超越“高空”，将“太空战”包容进去。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和较量。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国必须制订相应的对策，或者说制订一项预防性防御战略。预防性防御，不仅指符合本国国情的预防性概念和理论的制订，更重要的是建立并且不断完善一套预防性机制。对此，我设想了如下思路：
（一）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冷静观察，理由有三：一是如前所述，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已经表现出强硬姿态，但还不能说“尘埃落定”，在强大的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未来它还要有所调整；二是NMD和TMD计划，特别是NMD虽然已经启动，计划2007年完成在阿拉斯加的初步装备，但是距离两个体系的最终完成，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金投入，而且，它至今仍有诸多重大而又关键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近来美国经济景气出现了某种衰退迹象，它的经济情况究竟能否支撑得住两项耗资巨大的装备计划，仍在未知之列；三是国际形势仍在变化之中，美国一意孤行，不仅会激怒它有意压制的国家，而且已显露出独立倾向的欧盟，是否会顺从地跟着美国踏上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也在未知之中。
沉着应付，理由有二，一是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今非昔比，我们也不必过分小觑自己，在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竞赛中，我们还有比较优势可以发挥；二是，我不论对美还是对美现实或潜在的“对手”国家乃至美国的盟友、“朋友”，都有巨大的外交回旋空间，如果运用得当，也会在国际关系方面迫使美国三思而行。
（二）永远牢记“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至理名言，切实地贯穿始终。抓住机遇，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须知，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就包括着国防现代化，只要“蛋糕”做大了，国防现代化的物质、人力、技术资源自然会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为了对付美国的NMD和TMD计划，我国不需要像美国那样将摊子铺得那么大，它的利益“遍及”全世界，战线拖得很长，追求的又是虚幻的“绝对安全”，而我国的国家利益，相对说来仅仅局限于保卫自身合理的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我国执行的是积极防御政策，我们并不追求无法实现的“绝对安全”，对于保卫我国的国家利益来说，确保一个“基本安全”的环境就是符合实际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政府的决策总是维护并且推动了国际环境朝向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党中央对振兴中华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是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大趋势做出的伟大贡献。
（三）一定要避免像苏联那样同美国搞军备竞赛。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巴不得中国上当受骗，重蹈苏联前车之覆。苏联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固然有其自身的战略追求，但是它被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牵着鼻子走，在竞赛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最终形成的局面是，苏联的国防开支究竟是多少，连它的国家领导人都说不清楚，国防工业经费和军队开支出现严重失控现象，到了后来，是在国家预算之外随要随给，最终不仅把苏联拖垮了，而且留下了至今尚难愈合的后遗症。例如，担任过俄罗斯外长和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就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有过一个巨大脓肿：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70%。”
（四）建立健全一套对突发事件能及时做出灵活反应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定量预防”机制。相应地，这一机制从基层智囊库到高层决策，都应设有不同层次的专门机构。21世纪刚刚开始，中美关系就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两难选择性，可以预料，今后突发事件、“冲撞”事件的发生频率会较前更高、更密，所以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实属必要。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军事论文; 乔治·沃克·布什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俄罗斯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台湾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中美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