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及对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偏低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 （2002）04－0049－03
消费率，也称最终消费率，是指在支出法计算的GDP 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消费不仅能够从需求方面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能够创造生产能力，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的消费率严重偏低，有效需求不足，已直接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当前消费率偏低的形成原因和对策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探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当前消费率偏低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其大致走势是上升→下降→小幅上升。1978—1982年首先经历了4年上升阶段，于1981年达到峰值67.5％， 这一上升阶段与我国当时否定改革之前的消费压抑政策，实行消费补偿政策有关。此后，虽然从短期经济运行来看，1985年和1988年曾经出现过居民消费需求膨胀，消费率出现了小幅反弹，但从1982—1994年经济运行趋势来看，我国消费率基本上以平均每年0.8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1994年已降至最底点57.3％。1995年以来，因对投资控制较严而导致消费率小幅回升，1996、1997、1998、1999年的消费率分别为58.5％、58.2％、58.7％和60.3％。总的说来，剔除政策因素的影响，我国消费率的基本走势是下降的。
虽然消费率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走势符合国际一般规律，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消费率明显偏低。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发展报告显示，1997年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在所统计的128 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9个消费率低于70％，其余均在70％以上。一些主要国家的消费率分别为：美国为84％，加拿大为80％，巴西为82％，印度为78％，俄罗斯为74％，日本为70％。钱纳里曾经用全球101 个国家的资料描述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这个“标准结构”也可以反映人均GNP从100美元（1964年不变价）上升到1000美元（1964年不变价）以上的过程中，消费率和储蓄率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的变化趋势。他的研究表明，人均GNP在100美元以下时，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率会下降，但人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后，消费率基本稳定下来。 人均GNP在100、300、500、800、1000美元时，消费率分别为85.7％、80.2％、78.3％、76.9％和76.5％。无论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消费率相比，还是与钱纳里“标准结构”同等发展水平下的消费率相比，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明显偏低。我国偏低的消费率，不仅直接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也间接影响了投资的增加，从而制约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发展。
二、我国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分析
由于最终消费可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因此消费率分为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在总消费中，政府消费仅占20％左右，无论与低收入国家，还是与东亚、南亚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消费率都是不低的，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而通过居民消费率的中外对比使我们发现，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大约比低收入国家低18个百分点，比居民消费率最低的东亚国家低2—6个百分点。根据钱纳里分析，人均GNP在1000美元时， 居民消费率平均为61％，1997年，我国的人均GNP接近1000美元， 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7％，比国际平均水平大约低15个百分点。可以判断：我国消费率偏低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偏低造成的。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居民消费率R[,c]与居民收入份额c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i存在以下关系：
式中：C为居民消费总额，I为居民收入总额。
居民消费率由居民收入份额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决定。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偏低正是由居民收入份额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引起的。具体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份额下降。据统计，1991—1999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4％，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增长6.9％和4.8％，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幅比GDP增幅分别低3.5个和5.6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导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这是我国消费率偏低的直接原因。
第二，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居民收入预期降低，消费倾向下降。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人们在消费方面进入了所谓“数量扩张”阶段，特别是1985年后城镇出现了大规模的耐用消费品热潮，农村也出现了住房建设的热潮，这一时期居民消费倾向比较高。90年代以后，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近几年国有企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保险等改革的加快，居民所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物质利益上的冲击开始显现出来。居民一方面面临就业危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又感到自我保障的巨大压力，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骤然增强，反映在消费支出上就是消费的相对谨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第三，现在城市化模式不利于居民消费份额的提高。我国现有的城市化模式是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就地转移。一方面，现有的城市化模式使我国工业化的提高并未达到它对城市化人口集中程度应当起到的带动作用，从而使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抑制，而第三产业不发达导致居民消费率不能有效地提高，从1978—1997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2％上升到29.92％，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额的比重由37.9％上升到50.33％， 仅提高12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使城镇居民消费份额得到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现有城市化模式下的户籍管制，使进城打工的农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农村人口中进城打工的群体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受到城市生活消费方式示范效应的影响最大，最具备将农村生活消费方式转化为城市化消费方式，但户籍制度及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拒绝他们把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使城市化改变人口消费方式带动消费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受阻。
第四，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全社会消费倾向下降。近些年来，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测算，1998年我国居民总体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4，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由于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高，因此，如果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过大，收入集中于消费倾向比较高的高收入者手中，则全社会消费倾向就会下降。
第五，消费环境差，改善缓慢。在城镇，过去短缺环境中形成的各种抑制消费需求的政策规定仍然存在，在微观上起着抑制消费的作用，如空调机增容费、电话机初装费、手机的双向收费，对小轿车的一系列不合理收费等政策规定。在农村，限制农民消费的因素除收入增长缓慢外，用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消费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消费率偏低问题的对策
扩大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需要。近几年来，我国居民的短期消费倾向有所提高，消费率有所回升，但消费率仍没有走出持续盘跌的下降轨道。今后，需要坚持实行“扩张消费”的总政策，即消费水平提高应高于同期GDP增长， 以促进消费率的提高，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千方百计增加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保持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以防居民发生悲观预期。
第二，利用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对于高收入者，要加强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管工作，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管范围，对于一些奢侈品课以高税；对于城乡低收入者，政府有责任保证他们的最低消费水平，应当把从高收入者征收的部分税收转移给这个群体。当前各地都已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问题是要有财力保证低收入者能够及时领取补贴。
第三，完善城镇居民的再就业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对未来生活的担心和顾虑。一方面，全方位、多途径推进再就业工程，做好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作；另一方面，应着眼于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的社会化、法制化，使之贯穿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运作和保障资金给付全过程。
第四，改革现有的城市化模式，加速人口城市化进程。大力消除农村人口非农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体制和政策障碍，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途径。
第五，推进消费体制改革，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一是要对过时的文件、规定等法规性文件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和整顿。凡是与现实经济消费政策相悖，与鼓励消费有抵触或已被新政策代替了文件、法规要集中清除，并予以公告废止。二是要增加各级政府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为城乡居民提高消费水平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三是大力发展信贷消费。我国信贷消费刚刚起步，中央银行要在总结前一阶段住房抵押贷款经验的基础上，支持商业银行开设汽车和其它耐用消费品抵押贷款，在实践中探索解决目前存在的贷款期短、抵押担保难、有关法规不完备等实际问题。除抵押贷款外，要不断创新支持消费升级的其它消费信贷品种，如信用卡消费、商业消费信贷等。
标签：居民收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