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中国翻译文学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翻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好像还是昨天的事，然而却已经是整整十年前的事了：二○○一年将近年底的时候，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对我说，他正在策划编一套“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丛书，计划每年推出一套，共十本，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理论，还有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以及翻译文学等。他希望我能负责编选“翻译文学卷”。我当时一口答应，不过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一编就编了十年。望着眼前从二○○二年起开始每年出版一本的这十本“翻译文学卷”，我不禁感慨系之。
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的教师和科研人员都知道，像这类的“作品编选本”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不被承认为“科研成果”的，然而编选这样一本翻译文学的“作品选”却又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它要求编选者必须把当年翻译、发表，甚至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全部都要浏览一遍，然后凭借其独特的眼光从中挑选出值得入选的作品汇编成书。我当然不可能把所有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全都看一遍，我让我的研究生搜集、整理出一份当年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书目，这样我对当年的翻译文学作品出版全貌就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至于刊登翻译文学作品的主要几本期刊，从北京的《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到上海的《外国文艺》，南京的《译林》，那我一定是从头到尾全部都看的。这样的编选工作确实很辛苦，但我对之却乐此不疲。一方面，这项工作正好是从实践层面确认了我此前提出的关于“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另一方面，这项工作“逼”着我必须大量阅读每年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由此我对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情况就有了非常扎实的第一手的把握，这于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此外，这项工作也是对自己学术鉴赏能力的一个考验。思和教授二○○一年在为刚推出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写的“总序”中提出了一个编选原则，“那就是充分注重编选者的个人审美态度，不随大流，更不随媒体的宣传，凭独特的眼光来考验文坛也考验编选者自己的声誉。每年一辑十卷，雁过留声，方方面面地保留下新世纪文学的信息，为当今文学创作保留一份坚实的行走脚印”。回顾这十年的编选过程，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审美态度和编选眼光至少在对某些作家作品的选择上还算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吧。譬如在编选“二○○四年翻译文学卷”时，我当时毅然决然地破例在一本作品选集中收入了同一个作家的两篇作品，那就是二○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的长篇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的片断和他的散文《文学与人生》，并在该卷序言里明确表示：“在同一本翻译文学卷里收入同一个作家的两篇作品，这在此前的三本翻译文学卷里是没有先例的，但这次我却要为略萨破一下这个先例。”所以去年(二○一一年)六月十四日略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他的首场访华报告之前，我向他出示这本“翻译文学卷”并告诉他，我是最早向中国读者推荐他的作品的文选编选者，他听了非常高兴并欣然在这本“翻译文学卷”上签名留念。
检阅、浏览二○一一年发表的翻译文学作品，我首先想提的是两篇小说，一篇是美国作家埃·劳·多克托罗的《霍默与兰利》(《世界文学》第一期)，①另一篇是韩国作家金爱斓的短篇小说《爸爸，快跑!》(《世界文学》第二期)。这两篇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叙事角度的独特：前者通过一个盲人(主人公霍默)的视角展开其对整个故事的叙述，后者则是从主人公还是个胎儿、在子宫里“比种子还小的时候”就开始其叙述，让人不得不佩服作家想象力的丰富和驾驭故事水平的高超。
长篇小说《霍默与兰利》的主人公是一对亲兄弟，出身于名门望族，但父母早亡。弟弟霍默是个艺术家，喜欢音乐和文字，而哥哥兰利是个理论家，相信历史基于不断被替换的物质。霍默从二十岁起开始失明，因此整个故事基本由他对二十岁前的回忆和二十岁后的听觉印象构成。这部小说虽然也有性和爱情，但只是淡淡地带过，并非情节的主线，而且故事的发生地基本上还局限在两兄弟的家里，小说里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情节。然而由于作者娴熟的叙事技巧，及其饱含感情的笔触，作品仍然能牢牢地抓住读者，吸引读者一口气读完全书。小说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末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展示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与生命的崇高。与此同时，透过两兄弟的生活经历，作家还深刻地揭示了困扰美国人的诸多重大问题，诸如仇外、惧外、种族主义、犯罪、帝国主义，以及宗教信仰等。而其背后涉及的历史事件，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禁酒令、三十年代的“红色恐怖”、纽约兴起的有组织的犯罪、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挽留日裔美国人、冷战与麦卡锡主义、美国人登月和六十年代的暗杀事件等，让作品宛如一部现代美国生活的变迁史。难怪小说出版后会得到美国媒体的高度评价，“认为其以简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关于美国拜金主义的高雅比喻，把失明与洞见，感官世界与智力世界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二十世纪的美国生活进行了比较理想化的回顾”。②
韩国短篇小说《爸爸，快跑!》说的是：爸爸在女儿降生前一天竟然弃妈妈而去，妈妈一人靠做出租车司机把女儿含辛茹苦地养大。女儿只是从妈妈的片言只语中想象爸爸的形象，爸爸和妈妈是如何结合、然后又是如何分手的。一天，妈妈脸色阴沉地拿着一封英文信回家，原来这是一封爸爸去美国后重新结婚后生的一个孩子寄来的信。信中说爸爸因与前妻的新任丈夫发生争执，误伤了这个新任丈夫，慌乱中骑着锄草机奔上公路，遇车祸身亡。看到妈妈可怜的眼神，女儿对妈妈谎称信中提到爸爸说过“对不起您”，还说过“妈妈当时真的很漂亮”。不懂英语的妈妈要女儿指给她看这句话在信上哪里，然后她“久久地凝望着这句话，温柔地抚摸着”。一个原本不无几分凄楚的故事，但作者却是通过女儿不无轻松的口吻娓娓道来，从而更加增强了作品的震撼力。
在当代俄罗斯小说《最后一根血管》(《外国文艺》第四期)中我们似乎仍然能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俄苏经典文学的影子，譬如这里有“革命者”，有“示威游行”，还有抓捕“革命者”的“反恐局特别科”的人，等等。只是所有这些都不复是作品浓墨重彩表现的对象，而仅仅是作品中一些若隐若现的虚幻背景而已。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参加过游行的普通的俄罗斯人，他与妻子吵了一架，走出了家门。在与妻子通电话时获悉有几个“穿便服的”、“穿制服的”人上门找他，他于是一时不敢回家，便搭上了电车，在市里漫无目标地晃悠。透过车窗，看着熟悉的街道、风景、行人，他思绪纷繁：想起了和“她手挽手并肩走过”的情景，想起了“抚摸着儿子的小手和听着女儿的呼吸是什么心情”……然而现在来找他的那些人想从他这里夺走温暖、自由，要扯断他的“最后一根血管”。小说里没有故事，没有情节，但有对生活深深的眷恋。
当代瑞士作家彼德·施塔姆的小说《净土》(《外国文艺》第五期)的叙事风格与之颇相仿佛，同样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男主人公从瑞士来到纽约，从他租住的房间经常可以看到对面房子里的一个女人，“动作舒缓，像在跳舞”。有时候他会感觉到“她”也在注视着他。一天晚上，一个同样住在对面楼房里的年轻女子冲他喊话，告诉他，“她”很想认识你，并告诉了他“她”的电话号码。于是他给“她”打电话，约“她”一起出去喝啤酒。原来“她”来自哥斯达黎加，来美国两个月了，一个人住在姐姐姐夫家，很寂寞，很怀念哥斯达黎加美丽的海滩。他告诉“她”他来自瑞士，但“她”并不知道瑞士在哪里。“她”的英语不好，所以他们俩也就是无声地坐着，互相凝视，相对微笑。回家后他问他的亚裔房东太太：“你相信有净土吗?”后者的回答是：“生活会变得轻松，如果相信有净土这回事。”
与《净土》适成对照的是，当代德国的新生代作家卡琳·杜维的小说《一无所知》(《世界文学》第五期)表现的就不是那么“干净”的对象了。这里有的是受到强暴的女性，滥用毒品的女性，卖淫的女性，以及在社会中一无是处的失败女性。尽管作者的写作相当地简练、克制和冷静，但读者“仍能深切地被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所打动，因而时时感受到一种冲动，希冀能把这些女性人物从低迷的状态、绝望的心境中解脱出来”。
荷兰作家恩奎斯特的《咏叹调变奏》(《世界文学》第四期)是另一种类型的小说，译者介绍说“她的作品往往从心理角度描写音乐”。不过读完这篇《咏叹调变奏》，我觉得与其说作者是从心理角度描写音乐，不如说她更是从音乐角度描写人物的心理：女主人公坐在桌子边，读着《哥德堡变奏曲》的乐谱，浮想联翩。她想起了自己在不同年龄段学习弹奏这首乐曲的情景，想起了印第安部落的时间观念——他们“往前看见过去，在背后感到未来”(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也是如此)，还想起了巴赫在创作《哥德堡变奏曲》时的动机和具体背景：巴赫是为他心爱的第一个孩子弗里德曼写的，然而在弗里德曼十岁左右时母亲就去世了，巴赫续娶了第二个妻子，她在猜测“对这事弗里德曼是怎么想的?”她又觉得，“巴赫和他的第二位夫人之间必然有过无法沟通的分歧”。她又进一步想象，巴赫很可能“满怀无法与人分担、只能在已经写出的乐曲里暗示的痛苦。他明白瞬息万变的生活，也懂得那损失是进化论什么东西和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弥补的”。她想象着巴赫是怎样强迫自己思考《哥德堡变奏曲》的：“在那不详的寂静里巴赫把它重新构筑了一次，又在心里用正确的节奏演奏了一回。他把它们一个个地串联起来；歌声在他脑子里扩散，把绝望与恐惧推开。”这里想象的是巴赫的经历，但折射的未尝不是女主人公自己的生活呢。
奥地利作家艾兴格尔的小说《被缚之人》(《外国文艺》第二期)和日本作家结城昌治的小说《化装》(《世界文学》第六期)尽管具体内容迥然有异，但读后却让人感到其中不乏内在的相通之处。前者似颇得其同胞卡夫卡的几分真传，讲述了一个相当荒诞的故事：一个男子一天醒来发觉自己全身被缚，而且怎么也解不开，仅双腿略有一点活动余地，两条胳膊因被单独绑着，也还有一点活动的空间。然而在这全身被缚的状态下，他的动作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优雅，从而被正好路过的马戏团老板相中，成为一档大受欢迎的节目的主角。他也就随着马戏团一路表演。渐渐地，他越来越适应绳子带给他的束缚，也很享受观众的喝彩，而老板则严防任何人帮助他解开束缚。但后来因一次偶然的事故，他被逼入笼子与狼搏斗。借助马戏团老板妻子偷偷塞给他的一把刀片，他挣脱了绳子。然而，挣脱了束缚的被缚之人立即被观众无情地追打并抛弃了。
《化装》的情节倒并不荒诞：男主人公被他的一位戴了假发、粘贴了胡须的熟人戏弄后，突发奇想，也想这样化装一下去与自己的老婆开个玩笑。化好装的男人到家门口故意不进去，而是按门铃，却发现老婆不在家。隔壁邻居家的长舌妇显然没有认出他来，滔滔不绝地告诉他，这家人家的老婆每星期六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去的，“听说有好几个男朋友，经常在保龄球馆玩呢”。还分析说，大概是因为这家人家的男人“精神委靡”，所以老婆才会对他不满吧。男主人公心情沮丧地走进他上班地点的一家酒吧，本想借酒解闷，不料他公司的部长和同事也走了进来，且就坐在他的旁边。他们也没有认出他。他们是为他的一位林姓同事荣升科长来此庆祝的，言谈中也提到了他：“他一辈子只能当个组长了。退休之前，能混到一个无关紧要的科的科长就算不错了。”化了装的他，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酒吧，从此消失了。
当代英国著名作家拜厄特的小说结构永远是那么地精致，小说的结尾也永远会有出人意料的结局。眼前这篇《身体艺术》(《外国文学》第二期)同样如此。只是这篇作品在表面光怪陆离的描写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作品中描述的以现成品和人造品为材料重新建构经典神话中的女性身体形象——的背后，在扑朔迷离、一波三折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的背后，要表达的却是作家对日常生活中性暴力和身体政治的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揭露。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的《现实主义》(《外国文学》第三期)，乍一看标题读者很可能误以为这是一篇文学研究论文或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其实这是一篇小说。然而说它是小说又不尽然，因为作品中充满了思辨的色彩，其内容也确实与一系列的文学理论问题，诸如“作家的写作立场”、“文学的意义与功能”，包括如标题所示的“现实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这篇作品是库切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书名出版的、由八篇小故事组成的一本书中的一篇。该书以虚构的女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在各种学术场合所发表或聆听讲演为主要内容，而其中六篇就是库切本人所作讲演的讲稿。这样的作品很难简单地归入某一种传统的文学体裁或文类中去，研究者称之为“作为讲演的虚构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六十多岁的澳大利亚知名女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此人的成名作是多年前出版的一部小说《埃克尔斯街的房子》，此后又有九部小说、两部诗集，以及一本关于鸟类生活的书，她也因此名满天下，到处接受各种文学奖项并发表演说。库切借她的口广泛探讨了各种文学问题，诸如“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非洲小说”，甚至一些非专门的文学问题，如“哲学家与动物”、“南非的人文主义”等。作为一部小说，它恐怕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但正如国外有评论者指出的：“当你读完放在一边之后，它还会久久地在你脑海中回响。”
与上述库切略显乏味的小说相比，越南作家阮辉涉的《退休将军》(《译林》第五期)和西班牙作家谢拉的《第五世界》(《译林》第四期)读起来自然要有趣得多。几乎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一生的阮椿少将在七十岁时退休回到了家乡。然而他的家乡与越南整个国家一样，随着经济的大发展，人们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老将军回到家乡发现许多事情、许多现象他都看不懂了。最后，他还是借一个机会选择重返部队，结果在执行一项任务时牺牲。《第五世界》则给我们叙述了一个充满疑团和悬念的科幻惊悚故事：从事太阳风暴活动规律及其预测的几位科学家接二连三地被神秘暗杀，且暗杀的方式和武器都非常离奇，是被一把古代玛雅人或阿兹特克人所使用的祭祀刀挖去了心脏致死的。然而在作品的末尾，小说女主人公却又见到了此前被暗杀的那个物理学家，当然不是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而是在作品中渲染的“第五世界”。
本卷此次收入的四篇散文翻译作品特别值得一读。巴尔加斯·略萨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读书和虚构作品的赞歌》(《外国文艺》第一期)一如其以往的《文学与人生》(曾收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四年翻译文学”卷)等作品一样，是一曲发自肺腑的对阅读和文学的讴歌。他说：“读书把梦想变成了生活，把生活变成了梦。”“多亏了文学、文学形成的意识，多亏了文学唤醒的欲望和希望，多亏了我们从美好的幻想之旅回来后对现实的不满，今天的文明才不那么凶残：那时讲述故事的人们刚开始用自己的神话、传说使生活有了人情味。如果没有我们看过的好书，今天我们可能会更坏，更因循守旧、更老实、顺从，批判精神——进步的动力——甚至不复存在。”
立陶宛当代著名诗人、学者和翻译家温茨洛瓦的散文《伯克利之春》(《世界文学》第四期)传递的是世界上一批比较独特的作家、诗人群体(勃兰兑斯称之为“流亡作家”)的信息，其中不乏当今世界最优秀的作家，诸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布罗茨基等。他们去国离乡，尽管已经定居在异国他乡，然而仍然心系故国，时时刻刻关注着祖国的人和事，关注着祖国的兴衰、同胞的命运。因此，表面貌似波澜不惊、娓娓道来的轻松文字，其背后却蕴含着深沉的政治使命感。
英国青年作家史密斯的《南腔北调》(《世界文学》第一期)一文从人们说话的腔调居然引发出一个非常深刻甚至不乏尖锐的问题，即说话腔调背后所隐含的种族和身份的差异问题。作者写道：“在英国，你要是学地位比你低的阶层说话，你就从伦敦腔变成了伪伦敦腔，就等着被当众涂满柏油，黏上羽毛，游街示众吧。反过来，你要是学地位比你高的阶层说话，你就是背叛了自己的阶层，一样罪不可赦。”这段话如果让有在上海生活或工作经历的老一辈苏北人读到，他们一定会有强烈的共鸣，他们当年在上海的遭遇与之相比简直毫无二致。而文章引述萧伯纳《卖花女》中改变了口音、却失去了自我的姑娘伊丽莎的故事，然后又联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事例，更是把人们(尤其是移民)的说话口音问题分析得入木三分。
加拿大作家麦克莱奥德的《船》(《外国文艺》第六期)是一篇私人回忆性质的散文，经得起慢慢咀嚼和回味。叙述者出生在一个渔民世家，从小在海边长大，海港、码头、船、出海打鱼是他回忆的最主要内容。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及其对叙述者所居住的渔村的入侵，猛烈地冲击着渔民们传统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喜欢读书、读报的父亲对生活中的新变化能够坦然地面对并接受，但“只是局限于她黑黝黝而无所畏惧的眼睛所看到的表面的东西”的母亲却适应不了新变化和新事物。最后，叙述者的几个姐姐一个接一个地跟随着外来的城里人远走高飞，父亲在叙述者十五岁那年出海遭遇特大风浪不幸身亡，而对大海满怀热爱的母亲则继续一人孤独地坚守在海边的渔村。
二○一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对许多人来说会感到意外，但对于李笠、北岛这两位诗人翻译家来说，当属意料中事，因他们俩早在二○○一年和二○○四年就分别翻译出版了《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和《北欧现代诗选》，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译介，并给予高度评价。《当代作家评论》“诗人讲坛”(二○一一年第六期)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把当年李笠、北岛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几首诗翻拣出来，重新发表，让我们具体感受特翁诗中包蕴着的“对存在的深刻洞察和追问”，以及在这种洞察与追问中表现出的“对孤独、黑暗、救赎和死亡等主题的复杂思考”。我们把这几首译诗也转载在这里，以飨读者。
在当代以色列诗人阿达夫的诗(《外国文艺》第二期)和荒诞派戏剧大师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诗(《外国文学》第六期)中，奇特的意象和隐喻，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刺激，而深深蕴藏在诗中的哲理则让读者感受到两位诗人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冷漠、异化、荒诞境遇的独特思考。
独幕剧《荷兰人》(《外国文学》第五期)是当代美国著名非裔作家阿米里·巴拉卡的代表作之一，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黑人美学思想。该剧一九六四年在纽约初演，当年即获得百老汇戏剧的奥比奖，一九六七年被改编成电影，二○○七年再次被搬上舞台。该剧的人物、故事都很简单，但主题却非常深刻：黑人青年克莱坐在地铁车厢里正翻阅着杂志，这时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白人女子露拉走过来，用语言和动作挑逗克莱。起初克莱也逢场作戏般地回应露拉的调情，但随着露拉的语言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具有种族攻击性——她将克莱称作“中产阶级的黑杂种”、逆来顺受的“老汤姆”，克莱终于忍无可忍，抽了露拉几个耳光，并大声呵斥。这时露拉拿出小刀，不动声色地把克莱刺死，并命令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把尸体扔到窗外。然后她收拾好自己的物品，又去寻找下一个黑人青年作为她攻击的目标了。
注释：
①括号内为发表该作品的刊名及期序，时间均为2011年，下同。
②引自译者为该译文写的说明文字，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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