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英[1]2001年在《科技翻译的接受问题》文中指出将接受理论纳入翻译研究，讨论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是近年来译论家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讨论主要集中在文学翻译中的作者、译者、读者叁者之间的关系，文化对读者接受的影响和制约以及读者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作用等方面。读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和影响使得文学翻译批评再也不能将读者排除在外，科学的文学翻译批评应将读者的反应作为评价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从接受角度评价译文得失，才能使人信服。 虽与文学不沾边，但科技翻译中也存在接受问题，所不同的是它强调的是读者对原文中科技信息的接受心理与期待，而不过于追求美的感受。读者不同，对科技信息的需求、兴趣不同，因而科技翻译更不涉及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感受相似的问题。原作、译者、读者叁方面都会对接受直接或间接影响。原作的文体决定其有目标读者群，因而也决定了译者的目标读者群，即原作制约了译文读者的种类。译者位于作者和读者之间，对原作信息的正确传达和满足读者的需求是他的责任，必要时可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改造，以适应读者的特殊需求。读者的接受水平和阅读兴趣也会影响他们对译文的接受和需求。可以看出，译者的翻译目的是为读者服务，让读者满意，这必定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 翻译策略分为全译和变译。全译是将原文信息转换成译语，并求得二者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变译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各种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信息的翻译活动。但二者并不对立，实践中往往是配合使用。接受理论下的全译策略是微观层面上的，具体操作方法有：增补法、删除法、重构法、引申法、转换法、断句法等。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前提是原文的信息不能减少或增加。 接受理论下的变译策略是宏观的，具体方法有：增（包括释、评、写）、删、编、述、缩、并、改等。 在科技翻译中译者采取何种策略一要取决于读者，即译者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自主选择一切适合读者需求的翻译策略；二要取决于原文文体，不同文体在异域文化中有不同的适切性。译者并非完全被动的，对读者负责任就必选择恰当的策略，在原作与读者之间求得最佳平衡点，以利科技信息的传播。
魏清光[2]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文中指出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及其对我国深入改革开放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广泛和深刻的认识。虽有诸多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只是临时性的应对,鲜有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系统地思考、研究这方面的功能。我国目前的翻译研究,由于对翻译活动社会属性的忽视或者很大程度上的认识不足,影响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现实社会中的很多翻译问题没有在翻译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分析、思考。本研究由文本世界进入生活世界,视翻译活动为整个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翻译活动的发展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深入考察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系统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翻译问题。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本文运用系统思维方法与数据统计分析、抽样调查、文献法、问卷调查与访谈等方法相结合,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为研究对象,部分环节以世界其他国家的方针、策略作参照,从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思考,揭示问题背后翻译活动社会运行的不合理环节或因素,提出相应合理的、科学性的建议,并在理论上进行深度的分析和阐释。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借鉴、反思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视角,通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社会运行的特点,对翻译活动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进行系统思考,揭示各要素在翻译活动社会运行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构建翻译活动的整体运行机制,为丰富翻译学理论提供有参考意义的学术探讨。在实践层面上,运用所构建的运行机制框架,系统思考当前运行机制下存在的各种主要问题,探讨相应的对策和思路,构建、设计、选择和优化翻译活动的各种运行机制,目的是促进翻译活动健康运行,从而达到最佳发展效能,实现翻译活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目标；研究成果体现政策研究的特色,可以为翻译活动相关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和方案,也能够积极参与翻译组织各方面的建设。在“翻译运行整体规划”方面,我们提出避免翻译运行市场失灵的对策和思路：政府应对翻译出版物加以宏观调控；加强非盈利性机构建设,以对翻译组织的趋利行为进行矫正；发展各种文学共同体,引领读者进入高层次的阅读空间,以便更好地消化吸收引进的外国文化成果。在“翻译系统内部运行机制优化”方面,我们通过分析出版社和翻译公司翻译运行中的关键控制点,构建了面向出版社和翻译公司的翻译运行控制管理流程,以期增加运行效益,实现翻译质量的提升。在“译者职业道德约束机制构建”方面,我们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密集的社会网络有助于非正式制度的执行”这一原理,从学理上提出将各级翻译协会改造为封闭的组织网络,对从业译者采取强制性注册入会的制度,以密集的社会网络来维系和支持翻译质量国家标准的有效执行,从而克服译德失范造成的翻译质量问题。在“中国图书‘走出去’运行机制优化”方面,我们在指出目前执行机构对中国图书“走出去”运作的不合理之处之后,对法国、加拿大、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在文化政策和版权贸易方面进行了评估,建议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采取不同的资助方针和力度。我们根据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的互动关系,指出我国出版界在现有的“走出去”路径之外,还可以沿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径开发新的、更多的版权贸易国或地区,以扩大中国文化的覆盖面。在“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优化”方面,我们认为唯学科意识限制了合格翻译人才的培养,应突破目前外语院系、翻译专业的学科边界,以专业为主导,把翻译人才的培养置于各相关学科专业之中,以翻译核心课程架构嵌入各相关专业,采取复合式培养模式。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论文共分六章,每章的具体内容为：第一章为绪论。我们在指出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我国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相对滞后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既嵌入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这一中心议题之中,又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的实际状况,以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心问题展开研究。第二章为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要素分析。我们从分析翻译活动社会运行的各要素出发,对翻译活动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进行系统思考,并构建翻译活动的整体运行机制框架,以此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翻译活动发展的社会动因(第叁章)；揭示翻译运行中不合理的环节和要素(第四章)；调整、设计、构建、优化翻译活动的现有运行机制(第五、第六章)。第叁章为翻译活动发展的社会动因分析。我们对1978年至2007年我国从国外引进并翻译出版的图书书目进行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运用详实的数据从共时和历时层面,在国际、国内、译本生产、译本接受等四个空间考察各种社会动力因素对我国翻译活动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研究发现：在国际层面上,经济因素是影响外国文本进入我国的主要动因,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带动了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而促进了文本的跨国流动；我国特定时期与来源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依附在外国文本之上的强大文化资本也是促进文本跨国流动的动因；促进韩国文本向我国大量流动的动因是二十一世纪初韩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在国内层面上,我国对外国文本的引进受国家行政性安排、政府部门的干预、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以及文化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和推动。在译本生产层面,改革开放之初,译者社会责任感较强,引进、翻译了大批高质量的作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译者的自主性相对增强,译者的个人喜好成就了一批外国经典文学翻译作品的面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经济利益因素成为多数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或拒绝从事翻译活动的主要动因,结果导致翻译质量下滑。在译本接受层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变国家和社会面貌、改善个人地位的美好愿望是人们阅读西方翻译着作的动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功利化的阅读需求推动了出版界对这类文本的大量引进；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需求成为人们阅读畅销书的动因。这部分的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路径选择亦具有启示意义。第四章为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问题分析。我们运用资料统计分析、问卷调查、访谈、文献阅读等方法,对我国目前翻译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检讨,并揭示问题背后翻译运行的不合理环节和要素,为接下来系统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做准备。在文学翻译活动方面,通过资料统计分析、文献阅读分析,发现：己过版权保护期的外国文学名着重复翻译出版泛滥、翻译侵权现象严重、翻译作品文学性差、出版社哄抬版税、译者责任心下降等,这些问题背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环节主要为市场失灵,规划、调控机制缺失；非盈利机构的辅助矫正功能缺失；文学共同体的引领功能缺失；翻译出版企业差异化经营方针缺失；社会环境对译者的激励不充分；着作权法律意识淡漠：监管机制不健全；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不合理；翻译出版流程控制环节薄弱；社会环境对译者的职业道德约束较弱。在非文学翻译活动方面,通过对33种非文学翻译出版物的抽样调查,发现：翻译出版物存在专名翻译错误、语言知识错误、专业知识性错误以及句法理解或转换方面等方面的较严重错误,这些问题背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环节主要有翻译出版流程控制环节薄弱；译者翻译能力欠佳,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不合理；译者责任心下降,社会环境对译者的职业道德约束较弱；监管机制不健全。这也说明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对现实生活中翻译质量问题的无视。在翻译服务产业方面,结合对214家翻译公司的问卷调查和一家大型翻译公司由盛而衰的个案分析,揭示了翻译公司在专业化管理与服务、服务能力、译者翻译能力、价格竞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背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环节：市场准入门槛低；市场监管缺失；流程控制不到位；行业不规范等。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翻译活动功能的发挥,为了保障翻译活动运行有序、健康发展,必须有一套和谐的运行机制来维系。第五章为翻译活动社会运行机制优化策略研究。我们结合现阶段我国翻译活动的特点以及解决问题的紧迫性,运用第二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我国目前翻译活动社会运行机制问题进行思考：翻译运行的整体规划、翻译系统内部运行机制优化、译者职业道德约束机制构建、中国图书“走出去”运行机制优化。我们以文学翻译活动、学术翻译活动为主,兼顾翻译服务产业,从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角度,思考如何整体规划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促进翻译活动的良性发展。翻译产品具有精神文化属性,翻译生产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政府相关部门应加以必要的干预。对文化产品的引进应该有清晰而明确的整体性规划。对一些极具文化、学术价值但翻译难度又很大的外国图书,政府应有计划地予以资助。新形势下,应重视面向广大读者的文学共同体建设,引领读者积极向上的阅读趣味,更好地消化、吸收文学翻译出版物的内容。非盈利性组织在保护翻译生产活动的文化性、精神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须加强行业性组织建设,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翻译生产系统的外部要素与内部生产要素和谐互动才能保证翻译活动的良性运行。质量是翻译生产的核心,只有翻译质量得到保证,才能较好地实现翻译活动的社会效益。针对图书翻译活动,我们以译者和编辑为关键控制要素,设计了图书翻译同期控制管理流程；针对翻译服务,我们以译员、项目经理和审校为关键控制要素,设计了面向翻译公司的翻译运行控制管理流程,以实现翻译质量的提升。译者责任心不强、译德失范是造成翻译质量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上维持社会秩序的内化规范被打破,低流动性的乡土社会网络不复存在,导致人的自律性大大减弱、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而我国关于翻译活动的正式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目前国家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国家部门负责管理翻译,对翻译标准缺乏正式的法律制度约束。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重塑译者的社会责任和尽职尽责的翻译态度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密集的人际网络有维持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我国己经出台了翻译服务规范和译文质量要求国家标准,该国家标准为非强制性标准,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目前,中国译协和各省市译协对会员都是采取自愿入会和离会方式,是一个开放的网络,不能把所有译者纳入译协的网络控制范围,网络密度低。有必要效仿我国一些体育协会的做法,对从事翻译活动者采取强制性注册入会的方式,将各级译协改造为封闭的网络系统。这样,对译者职业道德的约束就实现了非正式制度与密集的社会网络控制的有机统一,翻译质量从而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近年来,中国图书“走出去”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研读相关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我们发现相关执行机构不能以理性的态度客观地对待我国的版权逆差,急于求成、贪大求量,确定项目资助之后留给译者的时间极其有限。翻译时间紧迫,翻译质量自然难以得到保证,中国文化的表达就会打折扣。中国图书“走出去”在加强增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质的提升。目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对中国图书“走出去”扶持和资助是粗放型的,对输出国没有科学的评估机制。为了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有效地使用国家的经济资源,应对资助合理规划,对世界不同地域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科学的评估,针对不同的评估级别,调整资助配置,在推广的力度、重心以及资助额度方面区别性对待。我们通过对法国和加拿大两国文化政策的分析,认为对既重视文化的多样性,又采取文化保护政策的国家,可以暂时不投入大量的推广力量和资金,但对向我国申请版权贸易资助的项目,可大力资助。通过对德国出版环境的分析,我们认为对那些对我国图书持审慎态度的国家,可加大宣传推广的力度,积极培育图书出版中介或寻找国外成熟的、有图书推广经验的出版商以合作的方式或资助推广费的形式大力推广中国图书,争取输入国对我国图书的认同或认可。对美国、英国、日本等经济强国,虽然目前我国文化竞争力与这些国家相比还处于劣势,但它们是我国文化输出的最大潜在市场。应对中国图书进入这些国家加大资助的力度和额度。中国图书进入了这些经济强国,就可以较顺利地、迂回地进入其他国家。目前中国图书“走出去”只是顺应了“引进来”的路径,忽视了中国经济对外交流的路径。经济交流会带动文化的交流。我国年度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这些国家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便捷路径。有了中国投资企业直接经济投资的前期铺垫,中国图书走向这些地域遇到的障碍会相对较少,对这些国家的图书市场开发会就相对较容易,实现图书贸易顺差的可能性就大。等这些国家的图书市场开发成熟之后,再往其周边国家或地区辐射,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我国文化的全球覆盖范围,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就会慢慢显现。第六章为优化翻译人才培养机制探索。我们主要探讨翻译人才培养机制问题。在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中,译者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译者如果翻译能力低下,即使各种机制都运行良好,也不能保证翻译产品的优秀品质。因此,翻译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我国当前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局限在外语学院的翻译系或外语专业,学科的边界妨碍了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翻译既需要语言知识、翻译知识,更需要专业知识。对翻译人才、尤其是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应突破学科界限,以各相关专业为主导,将翻译核心课程构架嵌入各相关专业之中,进行跨学科复合式培养。在当前形势下,尤其要大力培养各种小语种翻译人才,通过多语种语言来传播中国话语,扩大中国文化的覆盖面,增强中国文化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实力,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翻译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翻译教学模式,我们以语义和语用为核心,运用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构建了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语义-语用”翻译教学模式。在翻译公司,翻译技能是一种隐性知识,增加译员的隐性知识、提高其翻译技能是翻译公司增强竞争力的关键。由于隐性知识的缺乏具体的表现形态,翻译公司应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不同层次译员之间隐性知识的传递和共享意愿。这也是翻译公司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在我国翻译活动现有的主体框架下,我们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在社会运行中存在的一些较严重问题,就优化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进行了系统思考。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与富有效率的翻译活动微观运行机制相结合,才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翻译活动运行体系,我国翻译活动才能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理论研究要与时偕行,要随着国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洞察翻译运行的发展趋势,及时对不合理的运行环节或要素做出调整或优化。
胡妤[3]2018年在《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 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 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卢小军[4]2013年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并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存在，对我国的片面、不实甚至歪曲报道、对我国政策意图的误读现象依然严重。这种障碍的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西方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政策和主张等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翻译特别是外宣翻译工作，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反映在外宣翻译的效果上。1我国各级各类对外宣传材料（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地方对外宣传报道、对外宣传画册、会展资料和公共场所告示标牌等等）的翻译中，错误或不规范的外文随处可见，翻译质量令人堪忧。不合格或是错误的译文不仅达不到对外宣传、告知的目的，还极易造成混乱和误导，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对外传播与交流，甚至可能产生影响深远、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本论文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在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提出了若干外宣翻译策略。作者首先厘定了外宣及外宣翻译的相关概念，明确了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为了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有个整体的认识，作者在仔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论文对我国外宣翻译中常见的误译类型进行了分类，简要剖析了造成各类误译的原因。本论文的重点是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探讨我国的外宣翻译策略。为了廓清研究思路，夯实论文的理论根基，作者对国家形象理论进行了阐述。从“形象”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内涵入手，探讨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和内涵，列举了相关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和理解，较全面地把握了国家形象的本质和内涵。作者紧接着概述了国家形象的特点，阐释了我国意欲构建的“和平、民主、文明、进步、富强、正义、负责、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及其我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看似很显然的问题，成了本论文亟需论证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作者专辟章节，分别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为题，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国际传播生态环境依旧是西强我弱，我国的对外传播实力和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西方传媒大国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各种偏见、误解，对中国的妖魔化严重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和传播的严重逆差，不但不利于我国向世界说明和介绍中国，而且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处境尴尬却重任在肩的对外传媒该如何摆脱如此现状呢？作者提出了更新传播观念、调整传播战略（具体包括调整外传播宣传内容、改进对外传播模式、改进对外传播技巧与艺术），提升对外媒体公信力，加强公共外交，打造对外传媒的“航母”，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应急处理机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等七条建议。对外传播之于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性亦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一节中，作者指出，外宣翻译的文本内容、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具体来说，外宣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如下这种关系：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国家形象｛维护、提升、破坏｝本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是否讲究可读性，是否讲究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为了佐证这一论断，作者从准确性与国家形象、可读性与国家形象、政治性与国家形象等叁个方面论述了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采取或不采取（适当的）外宣翻译策略以及采取怎样的外宣翻译策略，不仅会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也会产生维护、提升和破坏等叁种效果。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在探讨外宣翻译策略之前，作者从制约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意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介绍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并阐述了上述因素与外宣翻译策略的关系。此举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变成一种理性的、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旨在使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在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搭建联系的纽带。在做好这番理论铺垫之后，本文提出了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等。论文从策略理据、表现形式、实例分析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五种外宣翻译策略。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背景、（主要的）研究问题、（主要）创新之处、研究方法、论文构成及研究意义等等。第二章：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首先概述了外宣翻译的定义、（主要）特点、原则、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等等，继而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作者紧接着概述了我国外宣翻译常见的误译类型，并剖析了造成这些误译的原因。第叁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作者厘定了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明确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点，说明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现时定位及其国家形象战略。为了阐明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的关系，以利于从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探究外宣翻译策略，论文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论证：其一、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其二、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通过这一环接一环的论证，外宣翻译和国家形象之间的关联得以廓清。借助于具体外宣翻译实例文章指出，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可能会造成维护、提升和破坏国家形象等叁种效果。第四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本章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第一节论述了国家形象视阈下影响译者选择外宣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等等。第二节提出了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可资采用的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第五章：结语。简要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对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并作了展望。本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阅读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阐述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视角，也有微观的翻译策略，力求从不同角度，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系统、客观地反映我国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如何更好地做好外宣翻译工作，是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必需途径。可以说，我国各种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说明着中国，展示着中国立体的、全方位的形象。在这层意义上，外宣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错译、漏译、胡译现象就绝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和译者疏忽诸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展示中国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外宣翻译也绝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肩负着塑造、构建、传播国家形象的伟大使命。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的视角切入研究外宣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毕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本文提出的五种翻译策略能为我国各级各类外宣文本的翻译提供指导，减少和规避各种误译，更好地服务于说明中国，展示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使命。从这层意义上看，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凸显了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胡兴文[5]2014年在《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有着强烈“走出去”的内在愿望，国际社会也有了解中国的热切需求，外宣翻译是一条沟通两者至关重要的途径，因此展开外宣翻译研究尤为必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外宣翻译缺少统一、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系统架构还需完善，一些基本概念也需澄清、厘定；第二，在研究手段上，外宣翻译目前大多是采用定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很少利用较为先进的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第叁，在理论研究上，外宣翻译中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随感式的经验总结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也多是套用“译入翻译”理论，缺少兼顾宏观和微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理论成果。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认为外宣翻译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须从基础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叁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论文着力于第叁个方面，尝试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叙事学的发展历经经典、后经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拥有了兼具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阐释功能。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观点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目的是通过以我为主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建构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论文尝试求证将叙事学用于阐释外宣翻译的可行性。事实上，叙事学和外宣翻译的确存在交集：首先，从定义上讲，两者都是“讲故事”。叙事是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故事”(Mona Baker,2006:3)，而外宣翻译是用世界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其次，从功能上看，叙事和外宣翻译都是一种交流行为。经典叙事学的叙事交流虽然只囿于文本内部，但后经典叙事学走出了文本的桎梏，开始重视语境和读者，回归了交流的本意。外宣翻译是一种具有传播性质的特殊翻译形式，因此也是一种交流行为，而且是一种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交流活动。在这一点上，叙事和外宣翻译也有着共同点。此外，从理论层面，叙事学和外宣翻译存在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结构概念可以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微观的文本分析，后经典叙事学对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等非结构的关注可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宏观的意识形态解读，以及对译前选材和译后接受的阐释。由此可见，叙事学是外宣翻译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之一。在对叙事学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论文汲取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的优势，后经典叙事学（特别贝克的叙事理论）关注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的优势，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叁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系统的叙事学阐释，重点落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上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上，从而将叙事学应用于非文学的外宣翻译研究。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在译前的叙事选材中，外宣译者应在我国对外宣传的叙事框架下，兼顾叙事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叙事接受者的接受需求和对外传播规律，做到叁者的有机统一。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中，外宣译者应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参与人的再定位）进行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在译后的叙事接受部分，外宣译者要根据叙事接受者的差异、外宣翻译的双重属性，采取“归化”、“异化”二元并存的翻译策略，适度使用“中国英语”，同时面向叙事接受者，采用删减、增添和重构等“编译”手段，以切实提高外宣翻译的叙事接受效果。叙事学以研究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为主，本研究将叙事学应用于文学之外的外宣翻译领域，既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开阔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的基础上，本研究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叁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叙事学阐释，尤其是揭示出译中的叙事建构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本质上是译者针对中外叙事差异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一种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通过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联姻，本研究将形成兼顾微观和宏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研究成果。我们期待本研究不仅能揭示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本质，拓展外宣翻译研究视野，进而丰富整体的翻译研究，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卢巧丹[6]2016年在《跨越文化边界：论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文中认为本文把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作为研究对象,指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与接受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文化翻译的问题。现当代小说从中国到英语世界,在原文转换成译文的过程中,语言从一个文化空间进入另一个文化空间,其翻译过程就是文化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称为"文化行旅"。文本在不同文化间通过碰撞、沟通而逐渐融合,最后产生新的文化视野,原作投胎转世,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一文化行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摆渡、飞散、求异存同等。目前已有的文化翻译观各不相同,而且大多推崇静态的文化翻译观,这难以公平公正地评价整个译介过程。针对这一缺陷,本文提出并论证了动态文化翻译观,并试图说明后者能真正有效地指导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与接受。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核心和准则是文化适应性。在旅行过程中,文化适应性犹如旅行中的方向盘。在大文化视野下,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作出适境的审美判断,灵活改变文化翻译策略,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洽恰调和,形成良好的读者接受环境。为了以点入面,更深入地了解现当代小说如何跨越文化边界,形成一个动态的理解,本文以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的英译为个案,从叁人小说的经典性入手,考察相关译者在翻译这些小说时的文化翻译观、采用的文化策略以及各自译作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本文认为,叁位作家的作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兼具,思想维度和审美维度水乳交融的经典之作,正是作品这种内在的经典性,使得小说跨越时空,开启精彩异国之旅。在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叁位译者以意义对应转换为核心,以文化传播为己任,以再现原文经典性为目标,融合了译介和传播中的策略选择、营销战略等,最终达到原文与译文的洽恰调和,再现原文的文学魅力和艺术水准。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的成功译介给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提供了很多启示。本文共分五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的译介各占一章。"绪论"部分从研究缘起说起,然后对文化和文化翻译概念进行了梳理,提出动态文化翻译观应该作为指导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原则。接着介绍了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与接受的现状以及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指出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同时,该部分旨在指出,当今时代,多元文化交融齐放,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日趋繁荣,在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我们能更加客观公正地探讨在文化行旅过程中译者采用的文化策略,跟踪译本在英语世界发生的作用,分析导致某种翻译结果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而更好地来探讨如何让中国现当代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这正是本文撰写的现实意义所在。第一章旨在考察鲁迅短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化之旅。鲁迅小说从中国走进英语世界,翻译的过程犹如船工在中西文化之间来回摆渡。因此,文化动态性在这里表现为摆渡,也就是以文化为舟,以语言为桨,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己任,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翻译的前提是作品具有摆渡性,即具有经典性。本章首先考察了鲁迅小说的经典性,指出鲁迅作品既具有世界性又深具民族性,既具有思想内涵,又富有审美价值,堪称真正有艺术生命的经典之作。然后以"摆渡者"蓝诗玲的译本为主,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和威廉·莱尔的译本为参照,通过细致的原文和译文对比,来看摆渡过程中"摆渡者"如何采取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进行文化意义的转换。意义在变化,不同时期的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在动态变化。摆渡者通过与原作者对话,与前译者对话,与读者对话,努力把握原文经典性,不断调整翻译策略,把原文转换成能为读者所接受的译作,最终到达彼岸。本文指出,相比而言,蓝诗玲译本更好地传递了原文的经典性,也是当前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个译本,所以是鲁迅小说摆渡最为成功的一个译本。第二章着重讨论了木心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化行旅。跟"摆渡"一样,"飞散"也是"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一。作品从中国到英语世界的跨文化之旅,是中国文化的飞散之旅。飞散至少涉及两种文化或文化语言,其目的是创造一种"更丰富的语言"。译者就是飞散者,飞散者既要坚持自己家园文化的差异性,又要将这些差异用另一种文化语言进行再创造,形成跨民族的特征。童明用"异、易、移、艺"四个字概括了他的翻译思想,他认为翻译中要充分意识到双语之间的"异",然后进行双语信息之间灵活的"易"。翻译又是一种"移",是一种文化旅行。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艺术",应该保持其文学性,再创艺术胜境,传递原作思想感情的精髓。本章以《空房》的英译为例,从飞散的视角,探讨了木心小说如何在译者"异、易、移、艺"这一翻译观的指导下,坚持追求译本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完成语言文本的文化行旅,产生新的文化视野,在英语世界获得新的生命。第叁章从莫言小说的经典性和文化语境、葛浩文的文化翻译思想、翻译中的求异存同以及原文和译文的洽恰调和这四方面切入,勾勒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文化行旅的轨迹。在译介莫言小说的过程中,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葛浩文的文化翻译观也在动态变化,从最开始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慢慢过渡到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他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背景,根据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因素灵活选择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重新塑造莫言小说的形象与特点,再现原作艺术,最终达到原文与译文的洽恰调和。结语部分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文化之旅进行了总结,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小说走向世界的困境以及走出困境的对策,澄清了现当代小说译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阐明了研究意义,并展望了有待拓展的空间。
邹瑶, 陈灵[7]2014年在《商务文本翻译的接受问题及策略选择》文中提出商务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简洁性、精确性和专业性。在商务文本翻译过程中,既存在着译者的接受问题,也存在着读者的接受问题。商务文本翻译应采取变译与全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可根据读者的不同需求,对原作进行大段取舍,可酌情地颠倒整个篇章的结构,可将多篇原作进行综合叙述,还可在此基础上对原作进行改写、评论和解释等。
信娜[8]2012年在《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研究主要指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体系性研究，包括方法论的体系性描写及理据说明两部分内容。遵循术语全译观，结合术语形式及内容的翻译操作方式，尝试构建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该方法论由叁大策略组成：直译、意译、直译兼意，每一策略可具化为方法与技巧，从而直接指导翻译实践。策略、方法、技巧呈纵向层次性，同一层级内部各策略等呈横向关联性，两者共同构织了拟构建方法论的体系性。中国哲学范畴“化”与术语翻译本质相契合，翻译过程及操作层面的求“化”手段从哲学角度道出了该方法论的求“化”本质。以术语全译核心“转化”的相关要素为出发点，借鉴相关学科，即术语学、语言学、信息学、符号学、思维学的有关理论，充分而深入地论证术语全译方法论。形式的符号化及称名的特殊性形成术语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性，直译策略正是基于术语这一特性提出的。语言具有包容性，可吸收直译术语。术语翻译可采用只转形式的直译策略。意译策略通过对形式的增、减、转、换、分、合可使译语术语符合理据性、称名性等要求并实现双语术语内容的“极似”。语言结构的差异是意译使用的直接原因，不同民族对同一概念的认知差异及相应的表达使用差异是其深层原因。翻译过程中的思维单位与思维模式转换是意译策略使用的思维学根据。术语具有增长性，解释过程的不同是意译策略使用的符号学根据。直译兼意策略既转移形式又再现内容，易于译语术语的规范化，并基于信息的再生性与转换性弥补了双语转换造成的损失，使双语信息趋近等值。术语翻译方法论的体系性与系统化研究是术语翻译理论产生的必要前提，可为进一步的术语翻译研究奠定基础。
叶颖[9]2018年在《戏剧主义修辞观之于互联网对外新闻翻译》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促使我国政府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而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传播活动,但现有情况表明,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尚待提高。随着互联网媒体日益表现出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互联网对外传播也逐渐走到外宣舞台中央,以汉译外为必要手段、以网络外文报道为表现形式的互联网媒体新闻外译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理想途径,并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也成为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不过,纵观国内外现有的新闻翻译研究,多数网媒新闻外译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并未充分体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开展新闻外译的差异,也未能将传播与翻译这两个新闻外译的必经过程紧密结合,而本研究不仅将探讨新闻外译过程,也将探究承载译文的平台及译文传播效果。在理论支撑方面,与传播学和翻译学都密切相关的新修辞学虽已进入外宣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但其与新闻外译直接结合的研究仍相对匮乏。至于研究方法,当前翻译研究中“人文派”论证方法与“科学派”实证方法都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考察传播效果所高度依赖的调查分析法在当前的新闻外译研究中仍较为少见。最后,就研究成果而言,目前新闻翻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促进了该领域的平衡发展,但互联网新闻外译领域尚未有成果能够综合互联网站的翻译机构、译文载体和传播媒介叁种属性,多角度展示互联网新闻外译,这对该领域本身的理论提升与研究进步形成一定掣肘。鉴于现有的新闻翻译研究成果表明新修辞学在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肯尼斯·伯克修辞理论与新闻外译结合的研究又相对稀少,研究者梳理了西方修辞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及现有的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研究,发现新修辞学与外宣翻译高度契合,应能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外宣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伯克修辞思想大大拓展了传统的修辞观念,其应用范围更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大,适用于本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也有利于跨学科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托。初步明确研究对象与支撑理论后,研究者逐层拆解与框定“互联网对外新闻翻译”与“戏剧主义修辞观”这两个核心术语,以利于伯克的核心修辞概念“戏剧主义”随着研究问题的呈现而在叁个层面上促进“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的研究。在厘定核心术语的内涵之后,研究者依据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归纳出现阶段对外传播的要求与目标,并以此为根本指导思想,从学者观点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对外新闻翻译应当遵循的原则与策略,结合互联网对外传播的独特性揭示当前互联网新闻外译研究的重要方向:一是受众研究应获得更多关注;二是开展受众研究则应切实践行分众化研究,以提升其有效性。依据这一结论,同时考虑到城市形象对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基于对外传播中较为可行的“直接受众-间接受众”传播模式及国际传播对于上海的重要性,研究者选取“中国上海”门户网站新闻英译为个案,首先针对客居上海、使用英语的外国受众进行问卷调查,得到以下发现:(1)多数受访者有意将上海网作为在沪期间的主要消息来源,但许多受访者在填写问卷之前对其一无所知;(2)相对于政治要素显着的硬新闻,受访者更青睐题材与内容相对轻松、文化性突出的软新闻;(3)部分新闻标题表意不清,削弱了读者的阅读兴趣;(4)图片虽是受读者青睐的报道支持手段,新闻本身是否提供了客观、真实、具体的新闻事实更为受众所关注;(5)受众并未因所谓“负面新闻”而表现出对上海或中国的负面印象,这既表明受众对中国的理解在加深,也说明平衡报道确有必要。针对上述发现,本研究对“上海网新闻英译”进行了“戏剧主义五位一体”分析,在宏观效果上指出作为修辞者的上海市对外传播部门仅以“行为者”和“行为”为修辞动机,而未能以戏剧主义五要素中的“目的”为修辞动机,这就割裂了五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凸显行为者与行为的重要性,其实质是要求行为者主要依照修辞者的意志开展行为而不考虑行为所预期达到的目的。这一发现本质上强化了前文所总结的对外新闻翻译工作原则与策略的必要性,初步表明译者作为“行为者”的核心角色,也提醒对外传播有关部门应将受众意识提升到政策高度,为“行为者”创造良好的客观行为条件。明确宏观效果不佳的情况及其原因后,本研究在中观层面上利用伯克的戏剧主义语篇理论——即“篇章是基于五要素的内在关系而形成的统一体而非表面上的词句组合”——分析了作为修辞行为的原文篇章与译文篇章。中观层面的研究发现,由缺失、受众、修辞局限构成的修辞情境是修辞行为的直接场景与决定因素,译者作为新闻外译的首要行为者,要顺应各种修辞局限,以解决特定修辞情境的分歧为目标,针对受众需求发挥“辞屏”作用,通过合理的认同手段达成使受众认同于译文的目的,然而译者行为的外在环境缺陷制约了“辞屏”作用的发挥,使“认同”不易达成。由于这样的译者行为涉及多种社会因素,是典型的社会实践,与修辞批评形影相随的批评话语分析也成为认识这一行为的理想方法,其中“再情景化”概念又恰恰符合翻译是“从原文修辞情境向译文修辞情境的转化”这一事实。据此,本研究基于相关研究成果初步建立“二元再情景化”分析模式,并规定了各个步骤的分析内容。遵循全文以“戏剧主义五要素”为基础的写作逻辑,借助中观层面的分析成果,本研究对新闻标题、硬新闻、软新闻和图片新闻英译四类文本展开具体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原文与译文五要素分析,必要时指出修辞动机;(2)寻找特定修辞情境的“分歧”,明确其对译者运用“辞屏”及认同策略的影响;(3)利用“二元再情景化”分析具体文本,以深化对译者行为的认识并依据分析结果适时改进这一模式。通过微观文本分析可见,译者会依据其所理解的翻译修辞情境分歧调用“辞屏”、采取“基于同情的认同”和“无意识认同”等内容认同手段与“规约形式”等形式认同手段,促使受众认同于译文,力求填补修辞情境的缺失;“二元再情景化”模式则揭示了文本之外的更多译者行为场景要素,丰富了对网媒新闻外译完整过程的认识,而具体文本分析中的新发现也促进了对原有模式的调整与改善。鉴于本研究叁个层面的分析均表明“场景”这一要素的重要性最为显着,贯穿网媒新闻外译的全过程,本研究将提升网媒新闻外译质量的核心策略归纳为:始于场景、忠于场景、成于场景。“始于场景”是指主管网媒新闻外译的相关政府部门应以受众需求为本,主要在新闻外译团队的决策自由度、目标受众调查研究、新闻原文质量把关叁个方面为网媒新闻外译创造有利的宏观条件,这是顺利开展后续的翻译与译文展示工作的必要前提。“忠于场景”则指译者的行为与决策需要以叁种“场景”为基本导向:一是承载核心信息的原文;二是原文修辞情境与译文修辞情境及两者的差异所造成的翻译修辞情境“分歧”;叁是展现最终译文的特定网络媒体及其传播需求与条件。最后,“成于场景”指的是包括编辑、外籍专家和网站技术人员在内的新闻外译团队应尽力配合译者,使译文的标题、配图、正文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易于为受众所接受,为译文传播创造理想的网络环境,必要时也不妨尝试用超链接提供新闻背景等创新手段,力求从各个方面使新闻译文达成预期的传播效果,进而逐渐提升网媒新闻外译的整体质量,为对外传播大局贡献力量。综合以上内容可见,本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修辞学、尤其是肯尼斯·伯克的修辞思想在新闻外译领域的应用,强化了修辞学与外宣翻译之间的学科联结;同时,基于批评话语分析构建“二元再情景化”模式也进一步提升了翻译研究、尤其是新闻外译研究的跨学科性;此外,个案研究方式既助推上海自身对外传播效果的提升,也为其他同类网站的新闻英译提供了研究路线指引,相关研究结果也可能得到进一步推广,以促进互联网对外传播效果的全面提升。
涂雯[10]2018年在《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的中成药说明书功能与主治英译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经济战略方针的实施,中医药走出国门,向世界人民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成药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走向国际市场,并且拥有良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中成药英文说明书作为沟通载体,同时传递药物信息和中医药文化,可见中成药说明书的汉英翻译非常重要。功能与主治部分是中成药说明书的核心部分,也是药品使用者决定选择药物的主要因素,但现阶段针对该部分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功能与主治英译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中成药说明书功能与主治英译文本的特征、问题和调查不同主体(普通药物使用者和中医药外语专家)对中成药说明书功能与主治的接受情况,并且分析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功能与主治术语的英译,从而总结英译原则和方法,为中成药说明书功能与主治英译提供参考和建议,加快中成药的国际贸易进程。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包括文本分析法和调查法。(1)文本分析法本研究选取语料库中10份治疗呼吸类疾病中成药说明书功能与主治(中英文)部分,并对译文进行文本分析,总结英译问题,从而揭示内在英译规律、探讨翻译原则。(2)调查法①问卷调查:通过对113位国外药物使用者现场或网络问卷调查,从“国外受众基本资料”、“国外受众对中医药认知程度”、“评析功能与主治英译语篇”、“选择并评价最佳英译”及“综合评价和意见”五个方面得到国外受众对中成药英文说明书功能与主治部分英译的接受度、满意度情况和建议意见。②专家访谈:通过对五位具有中医和外语背景的中医药外语专家进行现场访谈,从“专家背景”、“对目前中医英译和中成药说明书英译现象剖析”、“选择并评价最佳英译”、“评析功能与主治语篇”及“综合评价及意见”五个方面得到中医药外语专家对功能与主治英译的接受度、满意度情况和建议意见。研究结果(1)文本分析结果通过语料文本分析,发现目前市面上的呼吸类中成药说明书功能与主治部分英译现状混乱,主要表现在术语未标准化,以及语篇本体及结构未规范化。(2)问卷调查结果通过对国外药物使用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中医药在国外认可度较好,尤其是欧洲及亚洲,大多数调查对象认可中医药的天然疗效,表示在医师或亲人朋友建议下愿意购买,但是中成药说明书中许多晦涩难懂的中医词汇且过长的篇幅会影响他们的选择。他们倾向于接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英文说明书。(3)专家访谈结果通过专家访谈,发现目前中医翻译和中成药说明书翻译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问题集中在缺乏翻译理论指导、术语标准未统一和语篇结构混乱。针对功能与主治术语英译,专家们一致认为必须忠实原文,保留中医文化,不能一味迎合普通药物使用者,同时按照国际法律规定进行翻译,达到交际目的。研究结论在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通过分析文本以及调查问卷和专家访谈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功能与主治部分的英译现状不容乐观,亟待改善,其中词汇和语篇结构是主要问题。词汇问题主要表现在术语标准不统一、中西医术语晦涩难懂;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句子冗长、结构不清晰、逻辑性较差。(2)功能与主治英译应遵循四大原则:简洁性原则、忠实性原则、解释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
参考文献：
[1]. 科技翻译的接受问题[D]. 徐文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D]. 魏清光.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3]. 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D]. 胡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4].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卢小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5]. 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胡兴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6]. 跨越文化边界：论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D]. 卢巧丹. 浙江大学. 2016
[7]. 商务文本翻译的接受问题及策略选择[J]. 邹瑶, 陈灵. 教育探索. 2014
[8]. 俄语术语汉译方法论研究[D]. 信娜. 黑龙江大学. 2012
[9]. 戏剧主义修辞观之于互联网对外新闻翻译[D]. 叶颖.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10]. 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的中成药说明书功能与主治英译研究[D]. 涂雯.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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