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在各方之间进行联络的关键人物潘汉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关键人物论文,潘汉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安事变中有一位活跃的神秘人物，即代号“小开”的潘汉年。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左翼作家。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中国共产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四处奔走沟通联络，处在当时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交点之上。他的活动，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和谈及两党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关系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沟通了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南京政府的关系。透过潘汉年的活动，可以比较深入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共与共产国际及张、杨的关系）以及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而看清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正是把握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关键。因此深化西安事变的研究，分析潘汉年的活动是个比较适宜的入手之处。本文将潘汉年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作一简介，供研究者和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士参考。
一、从左翼作家到红军宣传部部长
在艰难危险的斗争中，中共中央曾多次派遣潘汉年担负极重要极隐秘的联络工作。在成千上万干部中，为什么会屡屡选中潘汉年？这与潘早期的革命生涯有关。
潘汉年是江苏人，1906年1月12 日生于宜兴县陆平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大家庭。潘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家道中落，生活日渐窘迫。1922年春，潘离家到宜兴教书，走上自立之路。在五四运动的启蒙和影响下，潘逐渐成长为先进的知识分子。
1925年潘赴上海，后到中华书局当校对员。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潘汉年经陈铁庵介绍加入国民党，又参加了中华书局的工会，逐步接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926年3月郭沫若、郁达夫领导的创造社成立出版部。 潘参加出版部，担任发行和编辑工作。11月阮仲一、王弼介绍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潘主编刊物《A11》，并与叶灵风合编半月刊《幻洲》，发表大量杂文和小品，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李一氓邀请潘汉年去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2]。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经历“四·一二”惨案后，潘在上海投入新的文化战线的斗争，成为职业革命者。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为文委第一任书记。在这一岗位上，潘汉年为推进左翼文艺运动的联合与发展，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和潘汉年等发表重要讲话，成为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3]。
1931年夏潘被调到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转入隐蔽战线，成为神秘的地下工作者。周恩来、陈云都曾是他的上级，刘鼎[4]、董健吾[5]曾是他助手，在此岗位上，潘做出重要贡献。
1933年5月潘奉命离沪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曾被派往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联合反蒋反日的工作，后又被委派代表红军与广东陈济棠部谈判，签定停战和互不侵犯、互相借道的协定，为红军长征争取了有力条件。1934年10月潘参加红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张闻天兼任。后来潘任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二、国共莫斯科秘谈
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与潘谈话[6]， 表示中央决定派潘与陈云赴上海[7]， 设法打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受此重任，1935年2、3月间，潘汉年秘密离开红军，历经艰险由上海、香港转赴莫斯科，10月潘在莫斯科列席共产国际大会。又到列宁大学中国班进行短期学习，并与当时在苏联的陈云、曾三等人赴各地参观。
潘汉年到苏联时正值国际国内形势激烈变化时期。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猖厥，世界局势日益严重。1935年7 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在此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1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遣林育英（张浩）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及有关指示。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并纠正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党蓬勃发展。
与此同期国民党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进逼，深入华北，威胁南京政府，加深了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华北危机，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在中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需要寻求新的政策出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由一味妥协退让，开始逐渐转变为交涉谈判、局部抵抗，渐至强硬。1935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调整政策。为了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南京政府除依靠英美外，希望利用苏联牵制日本并希望能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要求与苏签定反日军事同盟。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间蒋介石指派陈立夫多次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 苏联表示支持中国抗御日本。蒋介石即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以便联苏抗日，南京政府指令驻苏大使馆与苏联政府接触。
在寻求苏联帮助的同时，蒋介石着手改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探求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意图在抗日的口号下达到“溶共”的目的。蒋介石向苏联表示，可以同中共谈判，希望苏协助促进国共两党团结。1935年11月蒋介石派陈立夫、宋子文负责主持打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工作。一方面在陈的指示下，铁道部次长曾养甫[8] 通过谌小岑、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接触，同期还与中共长江局代表张子华接触；另一方面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出他的同学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接通了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沟通了双方可以再次合作的意愿；又一方面南京政府指令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9]会见王明，表示愿与中共接触谈判。自1935年底起，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多渠道地开始了初步接触。潘汉年是国共谈判的联络人员之一，在第二次国共和谈中自始至终担负重要任务。
1936年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潘汉年交代了新的任务：一、 回国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联络两党谈判合作抗日之问题。二、寻找已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恢复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
1月13日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会谈。 潘向邓重申《八一宣言》精神，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军队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抗日救亡。邓表示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合作抗日主张，说国民政府正在谋求苏联的援助，主张国共合作后抗日军队由政府统一指挥。在会谈中双方都表示了抗日合作的愿望，但在军队统一指挥等一些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10]。
随后王明与邓文仪会谈，涉及到政权、军队、抗日区域等问题。王明认为这些问题事关重大，最好由国民党派人同中共中央及红军领导人直接联系，商讨两党合作抗日问题。
为使两党能在国内进行联系继续谈判，王明1月23 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回国后去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同日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为了试图争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转到联共抗日方向上来，中共代表团又发表了一些文件、文章。1936年1月29日曾以毛泽东、 王稼祥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中国苏维埃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够真正抗日， 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11]，反映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策策略。
邓文仪将他同王明、潘汉年等人的谈话写成详细报告，派人专程送南京蒋介石亲阅，供决策参考。
2月潘、邓再次会面。邓将国民政府签发的护照交给潘， 两人商定了潘回国后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的联络办法。
潘汉年去共产国际总部，会见了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伊斯基等人，听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意见，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学习。
4月潘汉年与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起程，经巴黎乘船返香港。
三、从南京到陕北
5月潘、胡到达香港， 一方面按与邓文仪的约定给陈果夫发出联络信件，另一方面派胡愈之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在上海胡愈之找到刚从陕北派到上海的中央代表冯雪峰。冯雪峰赶到香港会见潘汉年。通过潘、冯会面，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及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三方面恢复了中断已久的联系。冯向潘介绍经西安到陕北的秘密渠道。
7月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总干事张冲[12]会见。 张冲邀潘赴南京向当局陈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和条件。潘与张赴上海转南京。潘在南京，经张冲转达，与陈果夫、陈立夫初步交换意见，二陈表示先派曾养甫做代表与潘面谈，等潘赴陕北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带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后，再与二陈正式会谈。在张冲陪同下，潘与曾养甫会谈。潘向曾转达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一、停止内战；二、释放政治犯；三、军队联合抗日。曾表示将这三条意见向国民党中央报告，并表示了两点意见：一、国民党有抗日决心，但要作好准备，反对空谈。二、希望中共不搞军队，只搞政治。
南京之行后，潘返上海找冯雪峰，随刘鼎赴陕北。在沪期间，潘还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他们充分的理解和赞同。
7月24日潘到西安， 经刘鼎安排住进七贤庄德国牙医海伯特·温奇的诊所。温奇是一位国际友人，热心帮助中国革命。
8月8日潘汉年到达保安，受到中共中央各位领导人热情接待。潘向中央汇报了他在莫斯科接受的任务和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联络的情况，将陈果夫、陈立夫的意见转致中央：希望潘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和谈的意见后，再回南京见二陈。潘还向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说明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办法及密码，完成了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的任务。
四、中共中央策略方针之转变
潘汉年的汇报，反映了南京方面的重要变化。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地作出决断，拿出主张，以便同国民党谈判。在前一阶段国共两党联络沟通的基础上和潘带来的新情况的促进下，8月10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确定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中央，并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放弃了“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此次政治局会议是中共中央策略转变中十分关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潘汉年的汇报对此次会议有重要的促进作用。8月1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指出：“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的必要与主要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13]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出对中共中央的指示，重申了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的意见，要求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施“联蒋抗日”方针，希望中共同志“应该以全面抗日战线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统一战线政治建议。指出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定国共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14]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中央策略方针的转变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根据8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和8月15日共产国际指示精神，8 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这是第一份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在两党合作中有十分重要意义。
9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5]，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个指示是中共中央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的又一关键步骤，正式完成了对蒋策略方针的转变，影响十分深远。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乃此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中共中央抓紧逼蒋抗日的工作，计划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出陕北与国民党谈判，派潘汉年先赴南京进行联络准备。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代表共产党、红军致书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人物，写了大量信件，从各个方面发动抗日救国运动，广造团结合作统一御侮的舆论。
9月1日周恩来致书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直接参加国共会谈并向蒋进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陈立夫收此信后即呈蒋介石。
五、秘密会见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潘到保安后，对中共中央和红军到陕北后的情况有了许多了解，思想上有了不少新认识。很快潘又被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秘密会见张学良将军。潘到西安时，张正患病不便会见，只得稍候几日。
在潘留西安期间，国民党方面因急于了解中共中央的反应，派联络代表张冲匆匆赶往西安会见潘汉年，探听中共中央对于谈判的意见。潘汉年向张冲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和基本条件，了解之后张冲返南京汇报。
8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陪同下秘密会见张学良将军。 潘与张商谈了国内形势和西北形势，并讨论了东北军与红军进一步合作的具体事宜。在西安期间潘还秘密会见杨虎城将军，向杨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杨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希望，重申红军愿与杨部联合抗日的意见。此后毛泽东派来的秘书张文彬会见了杨将军，并于9月16 日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十七路军与红军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潘在西安期间，正值“艳晚事件”发生。蒋介石密令西安的特务以“共党分子”的罪名逮捕刘澜波、孙万发（孙达生）、栗又文和马绍周四人，解往南京审讯，企图从中获取口供，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活动。8月29日傍晚，马绍周、关沛苍被陕西省党部特务扣押，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遭特务袭击……。张将军闻知，十分震怒，派兵围抄了陕西省党部。西安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张、杨与蒋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潘汉年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艳晚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特派员朱理治到西安，不久叶剑英也到达西安。潘汉年在西安的工作为朱、叶的到来做了很好的准备。
六、与陈立夫南京会谈
8 月底毛泽东主席电告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政府已开始了切实的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16]。并表示：“现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需面告。”因此潘在西安会见张、杨后，9月又返回保安，汇报在西安的工作并听取中央指示。 中共中央决定委派潘汉年赴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国共合作的事宜。
9月22日周恩来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介绍潘赴南京谈判[17]。信中表示：“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到时希赐接洽。”同时周恩来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切望蒋能“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18]
潘受命后，9月24日携带周之信件与毛泽东致宋庆龄、 救国会领导人的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离开保安，一起出发者有叶剑英、彭雪枫、汪锋等人。叶到西安的任务是与张将军商谈军事方面的问题。叶、潘一行经西线去西安，路经东北军一○七师防地，受到东北军刘翰东师长的热情招待，当时正值中秋节。
10月2日叶、潘到西安，4日、6日张学良两次与潘、叶见面。 潘向张转达中共中央确定的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条件，希望张将军能“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争取南京政府尽快转到抗日立场上来。
10月中旬潘汉年从西安赴上海、南京。在上海潘汉年会见了宋庆龄女士，又会见了沈钧儒等救国会的领袖，向他们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件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毛在致宋的信中表示，希望宋能发挥影响“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并写到：“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19]在毛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中写到：“付上我们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20]毛泽东的来函和潘转达的信息，更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女士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
不久张冲到上海邀潘汉年。潘到南京的第二天，与陈立夫进行第一次会见。潘向陈表示此行的任务是奉中共中央之命与国民党磋商两党谈判事宜，陈表示了三点个人意见，请潘转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意见之中心是要求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党统一指挥抗日，反映了国民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顽固立场。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委派潘汉年为代表，由潘直接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潘， 要他以中共代表身份邀请陈立夫正式谈判。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潘以中共代表身份向陈转达了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主要内容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议论自由等。陈立夫以蒋介石代表身份转达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意见，提出：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在后来的谈判中改为三万人），师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陈立夫的态度表明蒋介石集团仍然坚持借谈判之机收编红军、瓦解红军、取消根据地的顽固立场。因此国共谈判未获结果，但双方联络未断，直到西安事变爆发[21]。
潘汉年与陈立夫的谈判虽未获重要成果，但这是国共合作的序幕。国共之间一年来的重新接触、沟通和相互了解，为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事变后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重要基础，是十分必要的蕴酿与准备。
七、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努力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各派斗争十分剧烈。为了营救蒋介石，南京政府内主和派展开努力。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谋求某种妥协，以缓和局面。宋美龄要求宋子文去见宋庆龄，希望了解中共方面的态度。宋庆龄立即会见了潘汉年，将情况告知并征询潘的意见。
长期以来宋庆龄与张学良将军关系很好，张一直很钦佩宋的为人，张与宋有很好的交往。宋与中国共产党也一直保持联络，1936年宋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入友好合作的新阶段。宋庆龄十分关切西安局势，曾表示愿亲往西安斡旋和平。
潘宋会面时，潘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协商的消息告诉宋，潘汉年还建议宋庆龄劝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与张、杨及中共代表共同协商，谋求和平解决的可能。
潘与宋庆龄会面后，又按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赶往南京。潘秘密住进宋子文公馆会见宋子文、宋美龄，同他们商定由端纳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宋庆龄和潘汉年的活动对促成宋子文、宋美龄的西安之行发生重要影响，对南京与西安的谈判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国民党CC派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很感惊惶，二陈立即命人赴上海找潘汉年，探听事变的内幕和中共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安全特别担心。潘汉年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已派代表赴西安，表示西安方面正等待南京方面派人去谈判，不会加害蒋介石，潘还进一步表示如果陈立夫去西安，潘可陪同前往。12月18日潘汉年会见了陈立夫，向陈转达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及两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12月19日毛泽东向上海发报电告潘汉年，要潘立即“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21日毛又电潘，要潘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22]表明中国共产党主张保蒋安全坚持国共合作的立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潘汉年积极展开活动。
与潘汉年会见后，宋子文、宋美龄飞往西安。12月23日进行谈判，宋子文代表蒋介石，西安方面参加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和代表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周恩来，24日宋美龄加入谈判。经过二天的紧张谈判，在周恩来、张、杨和宋氏兄妹等谈判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达成协议，和平谈判获得初步成果。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三点意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蒋）指挥；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代表蒋与周解决商谈好的问题；蒋返南京后，周可直接与他谈判[23]。25日下午张将军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在西安机场临行时，蒋对张、杨重申六项诺言：明令中央入潼关之部队于25日前调出潼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政府，容纳抗日主张；改变外交政策，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24]。
张学良将军送蒋去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兵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局势顿时恶化，内战一触即发。
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
1937年1月初中共中央频频电告潘汉年， 要潘向国民党中央郑重声明：共产党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国民党各方洽商团结一致挽救危局的办法；而“南京采取报复政策，不但于国民党及蒋氏的地位有损且绝对无益于西北善后问题之解决。”坚决要求国民党撤兵、释张、实施西安协议。潘汉年奉命直接与宋子文、陈立夫等接洽，阐明中共的态度与方针，要求国民党当局正视现实，不要自食其言。
面对西北三方军民团结一致严阵以待的强硬态度和全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强大舆论压力，蒋介石采取了“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蒋通过潘汉年邀请周恩来赴南京谈判。
中共中央1月4日、5日分别电示潘汉年和周恩来， 说明国共两党关系大纲已与蒋、宋磋商，“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蒋派张冲去西安见周。
1月8日潘汉年陪张冲去西安，周恩来与张冲会谈。周向张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西安协定；中共谋求国内和平，同意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南京必须履行以下三条：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张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25]。张冲答应向南京转达中共和西安方面的要求。
潘汉年自西安赴上海，遵照中共中央方针，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全权交涉，要求撤兵、释张。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 周恩来致电潘汉年：“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1月22 日致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表示：“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抗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26]潘汉年代表共产党要求国民党须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放弃“剿共”政策，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要求蒋介石亲笔手书保证。陈立夫、宋子文、孙科等先后会见潘汉年，态度有所变化，承诺和平解决。
1月下旬潼关谈判开始。2月2日发生“二二事件”， 东北军接受乙案，随后东调。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发表《和平宣言》[27]。2月8日，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下，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经过近两个月曲折复杂的斗争，在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在各主要当事方和全国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获得了和平解决。
事变后，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 四项保证，第一次公开提出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和保证。2月15 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国内政策，并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随后国共两党谈判进入了新阶段。
1937年3月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经上海去杭州与蒋介石会谈。 在杭州会谈期间，宋美龄曾往潘汉年住所拜访，对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努力表示感谢。周恩来与蒋介石杭州会谈取得重要进展。蒋表示：今后两党合作具体问题由陈立夫负责与中共接洽，红军的改编及经费问题由宋子文负责商谈。此后潘汉年同陈、宋做过多次谈判，奔波于陕北与上海、南京之间。
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自1936年初至1937年上半年，在国内形势激烈变化的历史转折中，潘汉年肩负着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国民党联络和谈判的任务，历经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使命。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注释：
[1]尹骐：《潘汉年传》，39—40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
潘入党时间，有的资料记为1925年，《潘汉年传》参考潘汉年的《自传》（手稿）记为1926年，较为准确。
[2]李一氓：《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载1982年12月2日《解放日报》。
[3]冯雪峰：《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载《新文学史料》， 1982（4）。
[4]刘鼎（1903—1986），四川南溪人。 西安事变前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后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
[5]董健吾（1890—1970），曾任传教牧师， 北伐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西安事变前曾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赴陕北联络。
[6]刘英：《对潘汉年同志的片断回忆》，见《潘汉年在上海》， 508—5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7]迟爱萍：《陈云与潘汉年》，见《潘汉年在上海》，437 —4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8]曾养甫（1898—1969），广东平远人。 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市市长。1935年底至1936年，曾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同中共代表谈判。
[9]邓文仪，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 是复兴社的主要骨干。
[10]杨奎松：《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4）。
[11]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
[12]张冲（1904—1941），字淮南，浙江温州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等职。
[13]引自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纪实》，372、373页，重庆出版社，1994。
[14]马贵凡译：《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二，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2）。
[15]《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见《六大以来》（上）， 778页，人民出版社，1980。
[16]文广祖：《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见《潘汉年在上海》，209—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7]周恩来：《共御强敌 国家之幸》，见《周恩来书信选集》，1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18]周恩来：《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见《周恩来书信选集》，1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9]毛泽东：《致宋庆龄》，见《毛泽东书信选集》，61页，人民出版社，1983。
[20]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见《毛泽东书信选集》，63页，人民出版社，1983。
[21]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载《党的文献》，1993（5）。
[22]文广祖：《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见《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3]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70～73页，人民出版社，1980。
[24]《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原载1936年12月27日西安《解放日报》，后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156页，人民出版社， 1980。
[25]《毛泽东关于与张冲谈判的原则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电》，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358～359页，档案出版社，1985。
[26]文广祖：《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见《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7]该文原载1937年2月18日《桂林日报》， 后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143～145页，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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