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税负政策偏向的经济波动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负论文,中国论文,效应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宏观税负水平反映一国纳税人税收负担的轻重，以及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也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社会资源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配置关系。因此，宏观税负问题始终是税收政策的核心。宏观税负水平合理与否，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以及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制约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当前主要面临着保持“税负稳定”和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增长”的双重压力。在税收收入方面，宏观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与周期性放缓并存，财政收入预算转向预期性、结构性减税等一系列财税政策组合拳的实施，以及税收收入弹性的持续下降，都使得税收增长前景不容乐观。若继续保持“税负稳定”，则会增加税收收入“断崖式”下降的风险。在财政支出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保、科教等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都需要综合运用税收、补贴等政策工具，对财政支出需求形成刚性增长压力。 在潜在增速下降与周期性放缓并存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税收政策何去何从，是偏向“税负稳定”目标而压缩财政支出，还是偏向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增长”目标而放宽“税负稳定”约束，①抑或是兼顾“保持税负稳定”与“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增长”的双重政策目标？当前中国宏观税收政策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政府在作决策时，需要慎之又慎。这是因为，税收政策兼具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两大特征，②宏观税收政策的调整既会影响供给端的生产成本、资本收益、劳动供给乃至效率提升，也会影响到需求端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行为。而总需求和总供给匹配状况的变化，就表现为经济波动效应。宏观税负作为税收政策的核心，其政策偏向的不同，经济波动效应也可能因而存在差异。本文在扩展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框架下，模拟分析在宏观税负水平的不同决定方式下，经济波动效应及其冲击传导机制，并据此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宏观税收政策调整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Gavin和Perotti发现，拉美地区的宏观税收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③Erbil在控制反向因果之后发现，无论采用政府支出、政府消费、政府投资、非石油收入还是非石油基本预算盈余，28个产油国1990年以来的宏观税收政策总体上是顺周期的。④蔡明超等将政府部门引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得出中国政府购买冲击和消费税率冲击是顺周期的结论。⑤Kaminsky等认为，出现这种顺周期性的原因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因而财政政策的顺周期特征在经济危机时期最为明显。⑥然而，主张财税政策调整是逆周期的文献也很丰富。Barro认为，在税率稳定和政府支出平滑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和预算赤字会随着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呈现鲜明的逆周期性特征。⑦Blanchard和Perotti关于政府支出和税收对战后美国经济运行冲击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正向政府支出冲击对经济稳定有积极影响。⑧Bibbee等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平均税率、边际税率还是平均直接税率，税收政策都与经济波动呈现出负向关系。⑨在这之后的诸多研究更加清晰地证实，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宏观税收政策调整的周期特征往往是不同的。⑩当发达国家基本实现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节，发展中国家大都还处在顺周期状态，这就是所谓的“顺周期毕业假说”。(11)此外，Guo等还研究了税收政策调整对经济内在波动的影响问题。(12) 上述文献表明，宏观税收政策调整既可能是顺周期的，也可能是逆周期的。这些看法冲击了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反周期调控的直觉，也使得学术界对财政政策的研究，从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的传统模式转向财税政策规则本身。(13)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兼具动态、随机和一般均衡等鲜明特点，使其能够很好地描述、模拟实际经济系统，已成为宏观经济学主流的分析工具之一。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随着运用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规则文献的不断涌现，(14)财税政策规则也逐渐被纳入DSGE分析框架。Mattesini等以累进性的税收模式，讨论税收对于总产出和经济波动的权衡问题，及其对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15)Klie等以工资税、资本税作为外生冲击变量，研究可实施的财税政策规则。(16)Ratto等讨论了欧元区财政刺激方案的产出效应；Bridji等在一个含“搜寻—匹配”特征的DSGE模型中研究了税收政策的时效性。(17)国内方面，王国静等考察在估计政府支出乘数时，不能忽视的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之间的埃奇沃斯互补性、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和财税政策规则的内生性。(18)胡永刚等讨论了财税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19) 然而，一个合理的财税政策规则不仅应充分考虑政府部门自身的平衡机制，也应捕捉到其产出的稳定动机。(20)Leeper等基于财政平衡原则，在DSGE模型中引入支出与税收对政府债务和产出规模的反应机制，为政府干预政策冲击提供了较充分的理论依据。(21)Jones分析美国的财税政策规则对战后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发现财税政策的内生反应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外生的财税政策冲击则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22)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财税政策规则经济波动效应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支出方面。(23)宏观税负是税收政策的核心问题，然而专门针对宏观税负政策调整之经济波动效应的研究还较为鲜见。 三、典型事实分析 (一)“增长型”宏观税负面临“稳定”压力 宏观税负是反映一个国家税收总体负担水平的重要指标，也反映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通常有以下三个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一是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小口径宏观税负。1985年以来，中国小口径宏观税负一度下降，但分税制改革后则增长，从1994年的10.6%上升到2014年的18.8%。(24)二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中口径宏观税负。数据表明，其与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只是分税制改革后它们的缺口呈逐渐拉大趋势。三是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大口径宏观税负。自有统计数据的1997年以来，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呈较快增长态势，从1997年的14.8%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38.5%。如果按照大口径计算，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已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25)虽然小、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并不算很高，但中国税收弹性却维持在较高水平，具有一定的“超增长”特征。(26) 由此可见，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三个口径的宏观税负都保持着较为明显的上升态势，是“增长型”特征较为鲜明的宏观税负。吕冰洋等认为，从长期看，由于“税收增长红利”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税收仍可能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增长。(27)但是，中国目前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世界经济形势疲软又给国内经济增长输入下行压力，“增长型”宏观税负难以为继。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稳定宏观税负”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此改革基调下，“增长型”的宏观税负正面临“稳定”的硬约束。 (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加剧“稳定税负”压力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公共财政职能在扩大，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及发展时期，改革的成本、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措施等，对财政支出都呈现刚性增长的需求。 从财政支出总额上看，1985年仅为2004.25亿元，1994年增长到5792.62亿元，1998年迈过万亿元大关，2011年更是迈过10万亿元大关，2014年达到15.2万亿元。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上看，1985-1993年间较低，并且波动较大，但1994年后上升速度非常快，波动幅度却逐渐缩小，2011年以来尽管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但依然高于同期GDP的增速。从财政支出增长弹性系数上看，1999年最高，超过了2.9，此后出现大幅度下降，2003年后缓慢上升，在2008年再达高峰(2.68)，2014年低至1.11，但依然大于1。从财政支出边际倾向上看，1996年以来始终大于10%，1999年高达45.1%，之后先降后升，2009年达到高峰47.5%。这说明近一半的GDP增长额用于财政支出。 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财政是重要基础和支柱，“五大建设”的所有活动都需要稳固、平衡、强大的财政作保障。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已成为人口快速流动的动态社会，正在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阶段，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财政支出也随之呈现刚性增长的特征。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7.58万亿元，比2014年增长13.2%，收支缺口形成的、需要通过发债弥补的赤字达到1.62万亿元。(28)因此，财政“紧运行”将会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其基本特征将是收支缺口扩大、发债规模增加。(29) (三)宏观税收政策由“顺周期”逐渐转向“逆周期” 为剔除潜在增长等趋势项对波动指标的影响，参照Ravn和Uhlig(30)的思路，将实际对数GDP和实际对数税收收入的时间序列进行HP滤波，计算产出缺口(
)和税收收入的周期部分(
)。研究税收政策周期特征的核心是估计税收对产出的反应函数，典型的税收政策反应函数(31)如下：
上式中，
描述了税收政策的周期特征，
为其他控制变量，
是随机误差项。由于本文样本数据涵盖的时期较长，中国的经济结构、税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故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这一典型的变参数模型方法，对(1)式的各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发现，
呈较大幅度的变化，中国宏观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周期性特征：1985-1993年间，
的系数都在0.5以上，“顺周期”特征非常明显；1994年开始，
的系数迅速变小，逐渐向0靠近，接近于“非周期”特征；1998年以来，
的系数一直为负数，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特征。 该发现与中国税收政策的实践基本一致。如果用财政公共化来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32)那么从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折，无疑是中国财政已经走过并且正在走的路。1993年以前，中国建设财政的色彩非常明显，该时期税收政策与经济波动高度相关和同步，因而税收政策的顺周期特征明显。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制度逐渐向公共财政转变，中国政府也初步尝试运用税收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多次较为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宏观税负水平反映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程度，确定宏观税负水平时的不同政策偏向及其经济波动效应，必然影响政府作用的发挥效果。本文探讨宏观税负政策偏向的经济波动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对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模型构建 假定经济系统由家庭、企业、政府和中央银行四部门组成，构建包含宏观税负的DSGE模型，研究宏观税负政策偏向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的冲击及其传导机制。 (一)家庭部门 代表性家庭的偏好函数为：
需要说明的是，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由于最终品是在完全竞争市场进行的，其利润为零，从本文的模型设计中，难以征收增值税，为此，本文假定增值税只对中间品加工、流转环节的增值部分进行征收。 在垄断竞争的中间品市场中，每种中间品厂商的技术水平皆为
，其生产函数为：
文献表明，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私人资本具有补充和替代两种作用，补充关系主要表现为政府生产性支出进入企业生产函数，提高私人资本边际产出；替代关系主要表现为政府支出直接用于企业补贴，增加企业产出，替代私人部门生产。(34)为简化分析，本文只考虑补充关系，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直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35)因此，中间品厂商的生产要素由资本
、劳动
和政府生产性公共资本
构成。 在垄断竞争型市场，每个中间品厂商都具有一定的定价能力。对于厂商i而言，其决策问题为给定产品的市场需求，选择价格
、劳动投入
和资本投入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首先，中间品厂商要在生产环节实现技术既定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由此得到生产要素
的最优条件和中间品厂商的实际边际成本函数。其次，在产品销售环节，通过Calvo的定价方式引入价格黏性，(36)中间品厂商结合最终品厂商对其中间品的需求，并考虑自身的实际边际成本，可以部分调整中间品的价格
，从而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由此得到中间品厂商的最优定价方程。而对于不能调整价格的中间厂商而言，则只能采用上一期的价格
，最终产品厂商在t时期的价格为：
前已述及，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效应非常显著。因此，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应可以理解为政府对经济的主动反应，即具有相机抉择功能。本文将财政支出
的变化规则设定为：
其中，
的周期波动部分
同时受到内生政策因素和外生冲击影响。前已述及，尽管中国政府在决定宏观税负水平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有两种可能的政策偏向：一是偏向税负稳定，需要考虑上一期的税率
，以保持税收政策的连续性和宏观税负的稳定性，即“盯住税负稳定”；二是偏向满足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需要，设定t期中国财政支出
的增长率为
，借鉴扩展的Taylor利率规则构建思路，(38)用预期支出需求增长率
来表示，即“盯住支出需求”。假定这两种偏向的权重分别为
和1-
，则影响宏观税负波动的政策方程及其冲击方程为：
其中，
为利率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为：
在给定的外生随机过程和初始条件下，本均衡系统由对应的家庭部门一阶条件、生产部门一阶条件、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和货币政策方程组成。 五、参数校准与估计 采用Forni等的估计策略，(40)先对静态参数进行校准，再对动态参数进行估计。 (一)静态参数校准 结构参数赋值主要参考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参照林细细等(41)的研究，将消费的风险厌恶系数σ校准为2，劳动投入n设定为0.24，由此计算得
=1.635。根据贾俊雪等(42)的研究，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性支出的即期替代弹性
设定为0.4，ω设定为0.5，即有
＜1/σ，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表现为互补关系。Bai等对中国资本折旧率和资本回报率进行了详细计算，得到其均值分别为10.82%和16.57%，(43)本文δ、r分别取0.10和0.166。贴现率β与利率r、折旧率δ的关系式为
，由此得到贴现率β为0.938。依据王文甫(44)的研究，不同产品的替代需求弹性
设定为4.61。依据张杰平等(45)学者的研究，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半弹性系数υ设定为2.58。对于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ξ，取值为1，以实现对真实持有货币的对数形式。(46)另外，对于物质资本产出弹性
和政府生产性公共资本支出弹性
，本文采用贾俊雪等(47)的研究方法进行估计，分别得到为0.443和0.227。 稳态比例采用实际经济数据校准。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
，用政府投资与总产出比值的平均值校准，计算得到为0.023；政府消费性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
，用政府支出总额中扣除政府投资支出的部分与总产出比值的平均值校准，计算得到为0.147。本文宏观税负中的参数η与小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最为吻合，结合稳态时经济系统与统计数据，将宏观税负稳态值设定为η=0.15。对于稳态时投资、消费和资本存量与产出的比值i/y、c/y和k/y，结合稳态的经济系统和历年平均值进行估计，分别为0.461、0.512和1.371。关于主要税率的校准如下。尽管“营改增”后，中国增值税的税率有17%、13%、6%、3%、0等5种，但大部分情形都适用17%，为此
设定为0.17。消费税是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为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的一个税种。对不同商品征收的消费税率差距较大，参照同类文献将
统一设定为10%。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居民工资薪金所得，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全国平均工资为49969元，月平均工资为4164元，结合稳态时经济系统与统计数据，将所得税的平均税率设为10%。尽管中国没有资本收益税这个税种，但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转让财产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都作为应税所得。可见，资本收益税在中国已部分存在。参照郭长林等的研究，本文将资本收益税率
设定为20%。(48) (二)动态参数估计 本文的动态调整参数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与新凯恩斯主义特征相关的参数，主要涉及经济系统的实际和名义摩擦参数，如投资调整成本ψ和中间产品生产商不能最优定价的概率θ等。第二类为非政策性冲击参数，如技术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
，货币政策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
等。第三类为政策规则参数，如货币政策参数
等。 在进行贝叶斯估计前，先假定参数的先验分布。对于第一类参数，依据李成等(49)将投资调整成本参数ψ设定为Gamma分布，均值为2，标准差为0.1；将中间产品价格黏性程度θ设定为Beta分布，均值为0.85，标准差为0.1。对于第二类参数的初值与先验分布选取，遵循以下过程。一是关于初值的设定。根据已有文献的估算，技术冲击一阶相关系数的均值多数在0.6—0.9之间，本文将
初值取为0.85。(50)Zhang通过GMM方法估计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冲击一阶相关系数
为0.75，为此本文
初值取为0.75。财政支出冲击与宏观税负冲击的相关参数，国内尚无统一的衡量标准。为保持以上冲击的一致性，本文取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一阶相关系数的均值0.80。二是关于四种冲击的随机扰动项先验均值的选取。由于国内相关文献对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标准差的估计值在0.02—0.08之间，(51)为此本文技术冲击随机扰动项的先验均值均设为0.05，货币政策冲击随机扰动项的先验均值均设为0.03。关于财政支出冲击和宏观税负冲击的随机扰动项初值的选取，由于国内尚无相关的研究文献，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和小口径宏观税负实际数据的标准差的均值，作为其先验均值，取为0.03和0.02。参考相关外文文献的做法，一阶自回归参数均服从贝塔(beta)分布，波动参数均服从较为分散和平滑的逆伽玛(inv.gamma)分布。(52)对于第三类参数，对中国利率规则的研究文献非常多，(53)为尽可能地考虑到利率规则的多种可能性，本文假定利率规则调整参数都具有较大的标准差，设为0.5，并假定其先验分布为Gamma分布，均值为1。(54) 六、模拟分析 (一)周期特征模拟 在运用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之前，需对模型的可靠性进行评估。Funke等认为，评价模型是否可靠的一个关键衡量标准是模型能否很好地解释现实经济。(55)在进行经济周期特征的模拟分析时，根据本文的建模思路，依据方程(18)决定宏观税负水平时政策偏向相对权重的不同，分为三种情形。当
=1时，宏观税负政策只关注保持税收政策的连续性和宏观税负的稳定性，即“盯住税负稳定”。相反，当
=0时，宏观税负的变化完全只考虑满足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即“盯住支出需求”。类似的，当0＜
＜1时，宏观税负政策的变化既要“盯住税负稳定”，又要“盯住支出需求”，即为“盯住双重目标”，简化起见，设定为
=0.5。三种情形下的模拟结果见表1。
首先，从Kydland-Prescott方差比率的结果上看，“盯住税负稳定”模型模拟的产出、投资、资本、就业和宏观税负的波动，都与实际经济波动有很大差距；“盯住支出需求”模型模拟的消费、资本、就业、工资和宏观税负的波动，也与实际经济波动有很大差距。总体上看，“盯住税负稳定”模型高估了主要经济变量的波动，而“盯住支出需求”模型低估了主要经济变量的波动。比较发现，“盯住双重目标”模型对这些主要经济变量波动的拟合效果最好。它能够解释产出波动的88.9%、宏观税负波动的82.1%。其次，从模拟经济的同期相关系数看，除了“盯住税负稳定”模型对工资与产出的同期相关系数模拟为负之外，三个模型中各宏观经济变量与产出皆呈现正相关关系，与现实经济比较相符。总体上看，投资、资本与产出的同期相关系数最高，就业和工资与产出的同期相关系数较低。在实际经济中，宏观税负与产出的相关系数为0.691，“盯住税负稳定”模型由于假定税负与上期完全相同，致使宏观税负的变动与同期产出高度相关，因此其相关系数高达0.775。但在“盯住支出需求”模型中，该系数降至0.483，而在“盯住双重目标”模型中则为0.607。显然，“盯住双重目标”模型的模拟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最后，从跨期相关系数看，(56)模拟经济中消费、投资、宏观税负等与产出的趋势关系与实际经济也相似。 总结表1的模拟结果发现，对中国宏观税负政策偏向权重
的设置不同，其捕捉到的产出稳定效果也存在差异。
=1表明，宏观税负政策完全偏向“税负稳定”，放弃了税收政策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功能，因而其模拟出来的产出波动要大于实际经济波动。反之，
=0则表明，宏观税负政策完全偏向“支出需求”，而财政支出需求具有逆周期性，因而偏向“支出需求”的税负政策对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非常明显，(57)致使其模拟出来的产出波动要小于实际经济波动。当0＜
＜1时，宏观税负政策偏向为“盯住双重目标”，既考虑了“税负稳定”因素，又兼顾了逆周期的“支出需要”因素，其对中国经济波动的模拟效果也更好。对比以上三种情形的模拟结果表明，“盯住双重目标”模型与中国现实经济最为接近。 另外，本文还以“盯住双重目标”模型为例进行了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即使存在多个冲击，中性技术冲击仍然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但是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占了30%以上的比重，也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已占到GDP的38.5%，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容小觑。在分析中国经济波动时，绕开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冲击，只分析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是欠妥的。 (二)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上文的建模思路，依次考虑在“盯住税负稳定”、“盯住支出需求”、“盯住双重目标”三种情形下，宏观税负的随机扰动项ε[τ][，t]面临1个单位的正向冲击时，主要经济变量的冲击响应情况。从图1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宏观税负变动冲击的脉冲反应看，宏观税负的冲击，使得产出、消费、投资、资本和工资都有负向偏离响应。其中，投资负向偏离的幅度最大；消费和资本偏离的幅度较小，但对就业形成正向偏离响应。这是因为，不管在何种政策规则下增加宏观税负，都使得居民税收负担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下降，被迫增加劳动供给，具有供给冲击的特征。
图1 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效应模拟 在宏观税负面临三种不同情形的约束下，六大宏观变量的变动幅度也不尽相同。第一，产出、消费、投资、资本在“盯住税负稳定”情形下有更大幅度的偏离，这可能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始终保持税负稳定而不进行相机抉择的逆周期操作，使得宏观调控失去了税收政策这一重要调节手段的功能，从而加剧了经济波动。第二，就业和工资在“盯住支出需求”情形下偏离稳态的幅度更大，这可能是为满足不同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支出需要，宏观税负总在不断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比例不稳定，进而扩大了居民就业和工资的波动幅度。第三，“盯住双重目标”情形下消费、投资、资本和工资的负向偏离幅度比“盯住税负稳定”的情形小，趋于稳态所需的时间比“盯住支出需求”的情形短，其就业和工资的波动幅度又比“盯住支出需求”的情形小。Taylor和Annicchiarico等认为，一个合理的宏观税收政策规则应能很好地捕捉到其产出的稳定动机。(58)在本文的脉冲响应分析中，“盯住税负稳定”更加偏向长期的供给管理，但它加剧了短期波动；“盯住支出需求”更加偏向于短期的需求管理，但它加剧了工资和就业的波动；而“盯住双重目标”模式则是对以上两者的综合加权，较好地融合了税收政策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两大效应，从而对主要经济变量表现出更好的稳定效应。 (三)进一步分析 1.包含偏好冲击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宏观税负稳定因素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因素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宏观经济出现非常规的运行方式，需引入偏好冲击检验模型是否出现较大变化。(59)参考Walsh、(60)李春吉(61)等的经验，在效用函数中引入偏好冲击，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上式中
即为偏好冲击。根据上文已校准和采用的贝叶斯方法估计参数值，对包含偏好冲击的模型进行数值模拟。表2给出了包含偏好冲击与不包含偏好冲击时各个模型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各经济变量的模拟值均未出现明显的数值变化和符号变化，两类模型对各经济变量波动特征的预测也基本一致。可见，本文包含宏观税负因素的DSGE模型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2.反事实模拟分析 前已述及，从统计数据上看，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税负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态势，但其政策偏向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呢？这需要对上文宏观税负政策规则方程(18)中，“税负稳定”的相对权重
进行估计。Leeper等在估计美国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调整系数时，假定财政政策调整参数的先验分布为Gamma分布。(62)借鉴这种做法，假定动态调整参数服从先验均值为0.5、(63)标准差为0.5的Gamma分布。利用1994-2014年的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得到，
的后验均值为0.371，90%的事后置信区间为[0.259，0.484]。由此计算，该时期中国宏观税负政策偏向“稳定税负”的权重为0.371，偏向“盯住支出需求”的权重(1-
)为0.629。这说明，该时期中国宏观税负政策事实上是在“盯住双重目标”，而且在双重政策的相对权重上，更加偏向财政支出需求的刚性增长。这也印证了本文典型事实分析中的发现。将贝叶斯估计得到的
=0.371代入模型系统，并对相关参数重新校准，得到更加偏向于税负稳定的“双重政策目标”模型的波动特征(见表3)。分析该模型的Kydland-Prescott方差比率发现，除了消费低于0.695之外，其他6个变量都在70%以上，而且该模拟经济的平均Kydland-Prescott方差比率为0.793，解释了该时期实际经济主要变量波动的79.3%，模拟效果非常理想。
1994年以来实行的更加偏向于财政支出需求增长的“盯住双重目标”宏观税负政策，对该时期中国经济波动的“大稳健”趋势有何影响呢？在此，本文进行反事实模拟实验。(64)假定1994年以来中国不是实行更加偏向于财政支出需求增长的“盯住双重目标”宏观税负政策，而是与事实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形，即更加偏向于税负稳定的“盯住双重目标”宏观税负政策，其经济波动效应又如何呢？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前提下，仅将宏观税负政策方程中“盯住税负稳定”和“盯住支出需求”的权重与现实情形对调，对该反事实情形进行模拟(见表3)。结果发现，除了就业和工资的模拟波动比实际经济稍小外，产出、消费、投资、资本、宏观税负的波动分别比实际经济高出21.7%、13.6%、31.0%、23.5%、13.0%，分别比更加偏向于支出需求增长的“双重政策目标”模型的模拟结果高出44.8%、63.4%、49.5%、57.5%、38.6%。由此可见，即使是实行“盯住双重目标”模式，如果双重政策目标的相对权重不一样，其经济波动效应也存在显著差异。1994年以来，假如实行更加偏向于税负稳定的“盯住双重目标”宏观税负政策，其经济波动效应将比实际情形高出21.7%。换言之，1994年以来中国实行的更加偏向于财政支出需求增长的“盯住双重目标”宏观税负政策，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该时期经济波动“大稳健”趋势(65)的出现。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扩展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分析宏观税负政策偏向的经济波动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模拟及其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宏观税负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且“盯住双重目标”模型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经济更为相符。“盯住双重目标”情形下消费、投资、资本和工资的负向偏离幅度比“盯住税负稳定”的情形小，趋于稳态所需的时间比“盯住支出需求”的情形短，其就业和工资的波动幅度比“盯住支出需求”的情形小。“盯住税负稳定”偏向于长期的供给管理加剧短期波动，“盯住支出需求”偏向于短期的需求管理扩大工资和就业的波动。而“盯住双重目标”则是对两者的综合加权，较好地融合了税收政策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两大效应，从而对主要经济变量表现出更好的稳定效应。考虑偏好冲击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以上分析结果是稳健的。反事实模拟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事实上实行的更加偏向于支出需求增长的“盯住双重目标”模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时期中国经济波动“大稳健”趋势的出现。 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特征之一，稳定的宏观税负是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宏观税负水平不宜过低。因为低税负尽管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但它限制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宏观税负水平也不宜过高，否则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活力，也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宗旨相违背。在新常态下推进财税改革，肩负着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GDP增速和防范经济周期性下行、熨平经济波动的双重使命，因而在制定宏观税负水平政策时，实施“盯住双重目标”的宏观税负政策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而且，在实行“盯住双重目标”政策时，还需要对“盯住税负稳定”与“盯住支出需求”的相对权重做好统筹安排。 第一，“稳定宏观税负”并不是让宏观税负稳定在某一固定值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的变化，富有一定的弹性。在GDP潜在增速下降与周期性放缓并存的宏观经济背景下，税收增长弹性和税收收入增速双双下降。本文的研究发现，偏向于“宏观税负稳定”将不利于财政相机抉择型财政政策的实施，进而可能会加剧经济波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都需要一定的财力保障。从供给侧进行宏观调控，降低税费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以“营改增”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和清理公共收费行动正在积极实施。囿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的逐步完善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费改税等具有增税效应的各项改革，目前进展较为缓慢，使财政收入增速面临着进一步下降的风险，这将会降低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因此，在减税降费的同时，应协同推进以上具有增税性质的各项改革，既可缓解财政收入“断崖式”下降的风险，又可增加直接税的比重，从而增强财税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第二，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增长”要考虑到宏观税负的约束，科学界定财政作用的边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尽管具有相机抉择性质的财政支出政策有着较好的经济稳定效应，但在新常态下，宏观税负上升的空间十分有限，财政收支矛盾日趋紧张，因而首先要科学界定财政作用边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其次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向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科技教育、农业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倾斜，服务于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最后要创新财政投入体制机制，对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扶贫开发等领域，可通过PPP模式、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另外，还应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①放宽“税负稳定”约束的方式有很多，如提高现有税种税率、开辟新税种、增强征管力度等。 ②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③M.Gavin and R.Perotti,"Fiscal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vol.12,1997,pp.11-61. ④N.Erbil,"Is Fiscal Policy Procyclical in Developing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no.11/171,2011. ⑤蔡明超、费方域、朱保华：《中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提升了社会总体效用吗？》，《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⑥G.Kaminsky,C.Reinhart and C.Vegh,"When It Rains,It Pours:Pro-cyclical Capital Flow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vol.19,2004,pp.11-82; E.Talvi and C.Vegh,"Tax Base Variability and Procyclicality of Fiscal Poli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78,2005,pp.156-190. ⑦R.Barro,"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blic Deb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7,1979,pp.940-971. ⑧O.Blanchard and R.Perotti,"An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es on Outpu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7,2002,pp.1329-1368. ⑨W.Leibfritz,J.Thornton and A.Bibbee,"Tax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no.176,1997. ⑩A.Alesina,F.Campante and G.Tabellini,"Why Is Fiscal Policy Often Procyclic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6,2008,pp.1006-1036. (11)J.Frankel,C.Végh and G.Vuletin,"On Graduation from Fiscal Procyclica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00,2013,pp.32-47. (12)J.Guo and K.Lansing,"Fiscal Policy,Increasing Returns and Endogenous Fluctuations," Macroeconomic Dynamics,vol.6,2002,pp.633-664. (13)E.Leeper,"Equilibria under 'Active' and 'Passiv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7,1991,pp.129-147. (14)岳超云、牛霖琳：《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估计与比较》，《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张勇、李政军、龚六堂：《利率双轨制、金融改革与最优货币政策》，《经济研究》2014年第10期。 (15)F.Mattesini and L.Rossi,"Monetary Policy and Automatic Stabilizers:The Role of Progressive Taxation,"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44,no.5,2012,pp.825-862. (16)M.Kliem and A.Kriwoluzky,"Implementable Fiscal Policy Rules," May,2010.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45527980_Implementable_Fiscal_Policy_Rules. (17)M.Ratto,W.Roeger and J.Veld,"An Estimated Open-Economy DSGE Model of the Euro Area with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Economic Modelling,vol.26,no.1,2009,pp.222-233; S.Bridji and M.Charpe,"Labor Market and Fiscal Policy,"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Working Paper,no.3,2012. (18)王国静、田国强：《政府支出乘数》，《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 (19)胡永刚、郭长林：《财政政策规则、预期与居民消费——基于经济波动的视角》，《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20)J.Taylor,"Reassessing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4,2000,pp.21-36; B.Annicchiarico,N.Giammarioli and A.Piergallini,"Fiscal Policy in a Monetary Economy with Capital and Finite Lifetime,"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no.661,2006. (21)E.Leeper,M.Plante and N.Traum,"Dynamics of Fiscal Finan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156,2010,pp.304-321. (22)J.Jones,"Has Fiscal Policy Helped Stabilize the Postwar U.S.Econom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49,2002,pp.709-746. (23)张佐敏：《财政规则与政策效果——基于DSGE分析》，《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黄赜琳、朱保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24)根据《中国税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和《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关年份数据计算。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于此。 (25)刘迎秋、吕风勇：《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6)中国税收增长弹性自1997年以来都在1.0以上，2011年高达2.6，尽管2012年以来有所下降，但依然在富有弹性的区间内。 (27)吕冰洋、郭庆旺：《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28)数据来源于财政部2016年3月5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的《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29)刘尚希：《财政新常态：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光明日报》2015年3月18日。 (30)M.Ravn and H.Uhlig,"On Adjusting the Hodrick-Prescott Filter for the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4,no.2,2002,pp.371-375. (31)A.Alesina,F.Campante and G.Tabellini,"Why Is Fiscal Policy Often Procyclical?"；付敏杰：《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财政政策周期特征转变》，《财贸经济》2014年第10期。 (32)高培勇：《公共财政：概念界说与演变脉络——兼论中国财政改革年的基本轨迹》，《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33)H.Bouakez and N.Rebei,"Has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Really Declined? Evidence from Canad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75,2008,pp.249-267；贾俊雪、郭庆旺：《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世界经济》2012年第11期。 (34)吕冰洋：《从市场扭曲看政府扩张：基于财政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35)贾俊雪、郭庆旺：《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世界经济》2012年第11期。 (36)G.Calvo,"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12,1983,pp.383-398. (37)许志伟、薛鹤翔、罗大庆：《融资约束与中国经济波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的动态分析》，《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 (38)J.Taylor,"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vol.39,1993,pp.195-214；郑挺国、刘金全：《区制转移形式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应用》，《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39)J.Taylor,"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朱军：《中国宏观DSGE模型中的税收模式选择及其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40)L.Forni,L.Monteforte and L.Sessa,"The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Estimates for the Euro Are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93,2009,pp.559-585. (41)林细细、龚六堂：《中国债务的福利损失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42)贾俊雪、郭庆旺：《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世界经济》2012年第11期。 (43)C.Bai,C.Hsieh and Y.Qian,"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no.12755,2006. (44)王文甫：《价格粘性、流动性约束与中国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管理世界》2010年第9期。 (45)张杰平：《DSGE框架下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比较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 (46)朱军：《中国宏观DSGE模型中的税收模式选择及其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47)贾俊雪、郭庆旺：《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世界经济》2012年第11期。 (48)郭长林、胡永刚、李艳鹤：《财政政策扩张、偿债方式与居民消费》，《管理世界》2013年第2期。 (49)李成、马文涛、王彬：《学习效应、通胀形成》，《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 (50)朱军：《中国宏观DSGE模型中的税收模式选择及其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51)李春吉、范从来、孟晓宏：《中国货币经济波动分析：基于垄断竞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 (52)H.Khan and J.Tsoukalas,"Investment Shocks and the Comovement Problem,"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vol.35,2011,pp.115-130. (53)刘金全、张小宇：《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7期。 (54)因篇幅所限，动态参数的估计结果未展示，有需要者请与作者联系。 (55)M.Funke,M.Paetz and E.Pytlarczyk,"Stock Market Wealth Effects in an Estimated DSGE Model for Hong Kong," Economic Modelling,vol.28,2011,pp.316-334. (56)因篇幅所限，跨期相关系数的模拟结果未在文中列表展示，有需要者请与作者联系。 (57)在这种情形下，当经济衰退、财政支出需求剧增时，财政赤字也会迅速增加。可见，宏观税负偏向“盯住支出需求”时，会加剧财政赤字的波动。 (58)J.Taylor,"Reassessing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B.Annicchiarico,N.Giammarioli and A.Piergallini,"Fiscal Policy in a Monetary Economy with Capital and Finite Lifetime." (59)陈国进等：《罕见灾难风险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60)C.Walsh,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3. (61)李春吉等：《中国货币经济波动分析：基于垄断竞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 (62)E.Leeper,M.Plante and N.Traum,"Dynamics of Fiscal Finan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63)此处假定γ[，t]先验均值为0.5，与前文进行脉冲响应时的“盯住双重政策目标”情形恰好吻合。 (64)H.Stock and M.Watson,"Has the Business Cycle Changed and Why?" in M.Gertler and K.Rogoff,eds.,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2；刘宗明、李春琦：《劳动交易成本、选择性路径依赖与劳动就业动态》，《管理世界》2013年第2期。 (65)林建浩、王美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大稳健”——时点识别与原因分析》，《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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