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退位前夕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梁启超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研究室1978年12月编辑出版的《历史与文物资料》第一期载有署名“丁力”的《梁启超复杨度的亲笔信》一文。丁力认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封未署名的信是梁启超于辛亥十月初六日（1911年11月26日）写给杨度的。但是根据何在？丁文并没有说清楚。
这封信亦为《梁启超年谱长编》一书收录，但该书编者把此信说成是梁启超写给罗瘿公的（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69－570页。）。事实上，这封信是梁启超写给潘若海的。
潘若海，名博，字若海。清末预备立宪期间，他是梁启超联络清廷权贵、谋开党禁的重要人物。袁世凯内阁成立后，梁仍要他担任和袁世凯联络之责。梁给袁世凯写信请潘亲自转达，同时给潘写了此信，在信中详细阐明了“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和不能归国的理由。后来，潘若海因母病南下广东，两信都由罗瘿公收存，后交袁世凯。
在对这个问题详细说明之前，还须对《梁启超年谱长编》收录的另一信的写信日期做出考证。这封信是罗瘿公写给梁启超，汇报见袁世凯情形的（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7－569,578页。），所注写信日期是“十月三日”（1911年11月23日）。查对此信的原件复印件，所注日期也为“十月初三日”（注：《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815页。）。但是，此日期与信的内容有诸多不合之处。其一，十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罗瘿公面见梁士诒，曾要求梁安排其与袁世凯会面（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7－569,578页。）。那时，罗还未见袁世凯。而罗此信所谈内容则是罗见袁世凯的情形。那么，此信一定是在十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后所写。其二，信中谈到南北和谈的情形说：“现闻和议极不易着手，昨日唐使有八次电来，项城复电仍坚持。”查唐绍仪1911年12月7日被派为议和总代表，12月11日到达汉口，12月17日到达上海与伍廷芳开始谈判。因此，罗信绝不可能写于十月三日（11月23日）。其三，罗信说：“今日已将尊缄及致若海书送去”（指送交袁世凯——笔者注）。查辛亥年十一月四日（12月23日）袁世凯给梁启超信称：“昨展惠书”（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8、569、564页。）。由此可知，袁世凯是十一月三日（12月22日）看到罗瘿公送来的梁启超致袁世凯和潘若海信的。袁世凯看到梁启超信之日即罗瘿公写信给梁启超之日。因此笔者认为，罗瘿公此信写于“十一月三日”。罗信所注写信日期“十月三日”之误乃罗瘿公笔误漏写“一”字所致。
现在再来考究前述梁启超信的来龙去脉。梁启超十月六日信开头有言：“昨上一书，计达。不审已谒项城否？”梁启超要收信人见袁世凯。十月十日（11月30日），梁启超致内阁电：“有函托潘达，潘丁艰，别托人。”（注：《收法部副大臣梁启超致内阁电十月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责任内阁第3号，电报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144页，载有此电报。但其所注收电日期为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1911年11月29日），今以档案所记收电日期为准。）内阁总理是袁世凯，此电报收电人就是袁世凯。梁启超电报中的“潘”即潘若海，“别托人”的“人”即罗瘿公。从上可知，梁启超有信给袁世凯，请潘若海面呈袁世凯。袁世凯收到梁启超十月十日电报后，急于想知道梁启超信的内容，于12月15日通过梁士诒、12月21日又当面向罗瘿公询问潘若海情况，颇有招致之意（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8、569、564页。）。辛亥十一月三日（12月22日），罗瘿公写给梁启超信中说：“今日已将尊缄及致若海书送去”。此处“尊缄”即梁启超十月十日电报中所说委托潘若海代达之“函”，乃梁启超写给袁世凯的信，今已不可得见。“致若海书”即梁启超十月六日信，也就是后来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梁启超信。两信的收信人潘若海丁艰南下，罗瘿公代收两信，并于12月22日将两信一并交袁世凯。
最后，再考察潘若海和罗瘿公当时的行踪。《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2)第839－850页和第861－868页为这一时期潘写给梁启超的几封信。仔细研读这些信，可大致搞清潘若海此时的行踪。辛亥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梁启超从日本返东北，实施他的“联北军倒政府”的计划。九月二十三日，梁启超又返日本。潘若海不知梁启超已返日本，九月二十四日到天津等候梁启超从东北来。二十六日，知梁启超不来，潘又回北京住了几天。随即南下赴沪，刚到沪，即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当晚乘船南下广东。十月十二日，潘到家。梁启超十月六日尚给潘写信，让潘担当联络袁世凯之任。十月十日，梁启超致内阁电，说明梁启超已知潘南下，另派罗瘿公担任与袁世凯联络之职。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记，罗瘿公曾和梁启超一起从东北返日本。潘若海在回到广东后十月二十二日给梁启超信说：“瘿庵想北归矣”，“瘿庵”即罗瘿公。可见，潘南返时，罗还不在北京。潘南下后，罗才北上。另外，潘在十月二十二日的信中，称其母“病势沈绵”，而梁启超十月十日致内阁电称“潘丁艰”，显然不确切。潘若海在上述信中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当他在天津等候梁启超时，袁世凯“即遣其私人劝弟游说公与某国政府要人说使其出面干涉，仆已力言此事非公所能办。恐彼复遣别人以此言于公者，乞力拒之。”（注：《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2)，864－865页。）某国政府只能是指日本政府。这表明，袁世凯拉拢梁启超有利用梁启超办理对日交涉之意。关于此事尚有佐证。梁士诒曾对罗瘿公说过，袁世凯得知潘乃梁启超的联络人，“甚欲晤谈”，问梁士诒关于潘的情况，梁士诒不知道。当时，杨度在座，杨度说潘若海在天津，并谈了潘的大致情况（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78页。）。这说明，杨度确实在天津见过潘若海。很可能杨度就是受袁世凯委派劝潘若海游说梁启超之人。
考证清楚以上涉及梁启超和袁世凯关系两信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比较准确地理解两者关系。
众所周知，1910年的国会请愿运动未达目的，康梁谋开党禁活动也以失败告终。和平请愿的方式不能达到目的，康梁又转向运动军队，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他们很快制订出“联北军倒政府”计划，即联合载涛的禁卫军和吴禄贞的新军第六镇，推倒奕劻、载泽，召开国会，通过在国会活动掌握政权。但此计划因故迟迟不能发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廷起用袁世凯。10月底，康梁对“联北军倒政府”计划作了调整，加上“逼满服汉，和袁慰革”的内容。调整后的计划仍以利用北军武力，召开国会为前提。康梁自信能通过国会掌握政权，然后废八旗，皇帝改姓，满人赐姓。派人往南方抚慰，“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若其不从，则举国人心暂归于平和党，彼无能为力矣。”（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54页。）这一计划中的“和袁”方针包含两层意思，一要注意防止袁世凯“必自专，亦无我等回翔地矣”（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57页。）。二在达到开国会掌权后，“若冢骨（指袁世凯）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59页。）“和袁”只是计划的辅助手段。康梁以为国会投票就能决定一切，显得过于幼稚。
梁启超11月6日从日本启程回国组织实施该项宏伟计划。但是，形势很快发生变化，随着袁世凯入京组阁，掌握大权，“联北军倒政府”计划便如昙花一现，彻底破产。11月13日，梁启超从东北匆匆返回日本。梁启超返日不久，又和康有为一起制定了“虚君共和”的行动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康梁派人四处活动。劝说袁世凯接受“虚君共和”主张成为康梁联袁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而袁世凯则想取得统治全国的权力，与康梁的主张根本对立。但他认为可以利用与南方革命派长期敌对的康梁一派的势力来加大自己在南北对峙中的筹码，又可通过曲解康梁“虚君共和”的原意来为己所用，因而与康梁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接触。
1911年11月，袁世凯组织内阁，以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梁启超不愿贸然回国，为袁所用，当即回电坚辞，并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注：《梁启超致袁世凯电》，《申报》辛亥十月初六日。）。袁世凯又于11月21日致电梁启超促其回国（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3－564页。）。23日，清廷又发明谕，由驻日使馆转梁启超“敦促就道”（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9页。）。梁则通过使臣汪大燮电奏：“患病甚深，不克起程，请代恳开缺。”（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4页。）26日，梁启超写了前述给潘若海一信，明确提出联合袁世凯实现“虚君共和”的方针，“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梁启超还解释自己不能回国就任的原因，“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11月30日，梁启超致电内阁，建议“奏仿北魏孝文改拓跋为元氏例，皇室定姓，改名中国。清字只对前朝，不以对外。用孔子或黄帝纪年，立集国会，以顺舆情，定国体。”（注：《收法部副大臣梁启超致内阁电十月十日》。）袁世凯由此得知梁启超政见，袁还需暂时打着君主立宪的招牌扩展实力，与南方讨价还价，梁的主张正可为其所用。12月3日，袁又以清廷名义电请梁启超归国任职。（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4页。）。
梁启超虽不听从袁世凯之召迅即回国，但并不放松与袁世凯的联络。他通过两条线与袁世凯联系。一条是罗瘿公通过梁士诒联系袁，这条线较为重要，另一条是蓝公武通过资政院总裁李家驹与袁联系。1911年12月15日，罗瘿公见到梁士诒。梁士诒询问梁启超政见，罗瘿公把“虚君共和”主张概述一番。这时，唐绍仪已作为和谈代表南下议和。梁士诒说袁世凯和唐绍仪都同意“虚君共和”主张，实际上向罗表明北方在桌面上的和谈方针。既然如此，罗瘿公便请求梁士诒把梁启超的意见“隐括简言”电告唐绍仪，“资其议和之材料”。此前，罗瘿公已发电给上海的麦孟华，让其把梁启超意见书和康有为写给黄兴等人的信录写一份送交唐绍仪，“资其采择”（注：《康有为致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信》，见康同璧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308-321页。）。两人还交流了对梁启超办报引导舆论一事的意见（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78页。）。1911年12月21日，经梁士诒安排，罗瘿公见到袁世凯。袁世凯询问梁启超对于时局的意见，罗又把君位共和的道理讲了一番，袁表示赞同。但袁对梁启超办报一事颇不以为然。袁表示，只要梁启超归国，“欲办何事，可听其自择。”第二天，罗瘿公把梁启超原托潘若海转达袁世凯的信和11月26日写给潘若海的信一并送交袁。梁致袁世凯信虽不可得见，但其内容大概不外乎劝告袁世凯接受“虚君共和”之类。袁世凯读信后，当即给梁启超写信，恳请梁迅速归国（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4页。）。1912年1月9日，袁世凯又以清廷名义，电梁启超“遵旨迅速回国”（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5页。）。袁如此激切地盼望梁启超归国，原因之一是，袁觉得“虚君共和”主张可以为他所用。袁世凯对“虚君共和”的理解与运用，与康梁的本意大相径庭。袁世凯强调“虚”字，把“虚君共和”理解为实现共和后只保存君位名义而已。袁世凯后来对清室的处置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受了康梁“虚君共和”主张的启发。此处有罗瘿公向梁启超的报告为证：“‘虚君共和’名称，长者（指康有为——笔者）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折，竟以此名词入告，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事与愿违，罗瘿公概叹，“不意长者费多少心血，供他人涂饰耳目之用，至可叹也。”（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91页。）
蓝公武也积极联系袁世凯。他了解到，袁世凯确实有“仰助于二先生（指康梁——笔者）之意”，“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袁世凯对康有为，“颇惧南海先生，将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对梁启超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之说。”（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79页。）袁世凯还通过李家驹向蓝公武转达联络康梁、赞助经费之意（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80页。）。1911年12月27日，李家驹打算与梁士诒商谈请袁派人到日本与康梁商议大计。蓝公武十分赞同此意。（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86页。）。1911年12月底，梁启超派徐佛苏从日本返国观察形势，以定行正。徐佛苏回到上海时，南北和谈议决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徐佛苏向梁启超建议“以项城为中枢”建一大党，并要梁预备“北上”（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97页。）。然而孙中山回国和就任临时大总统，使局势有了急剧变化。袁世凯迫使唐绍仪辞职并指使北洋将领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和谈又呈破裂之势。在京党人急忙致信梁启超暂勿归国。1912年1月下旬，康梁又派党人伍庄到北京。伍庄此行使命仍在执行“虚君共和”计划。此时共和大局已定，在京党人便不再为此奔走。罗瘿公对梁士诒只说伍庄此行目的是，“两先生与项城同以救国为目的，此来探听项城主意如何，后此两方可以稍为接近。”（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90页。）罗瘿公又问梁士诒关于梁启超筹款办报一事。梁士诒说：“任（指梁启超）所索十万，恐未易办到，大约三万尚能筹措。我拟陆续汇去，日内或先汇一万或万伍。”罗瘿公随即将此事写信告知梁启超（注：《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2),855页。）。鉴于梁士诒、袁世凯都曾亲口对罗瘿公表示赞成君主立宪，而此时又决定共和，罗瘿公告诉梁启超说袁世凯“断不将真心出示吾党，亦无明助之理，但虚与委蛇”。他建议梁启超“安居须磨，候解决后（指共和决定后）为活动之开始”（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88、590页。）。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康梁的“虚君共和”计划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