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圣公会与“五年布道奋进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福建论文,公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于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五年布道奋进运动”，是一场旨在提高教徒灵性修养、加强团结精神和增加教徒数量的全国性运动，它波及到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东北等全国大部分省区，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在历次中国的基督教运动中格外引人注目。这一运动的发起并不是偶然的，它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非基督浪潮的产物。“五运”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五运”的缘起
20世纪20年代，由于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反帝大旗的指引，中国社会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对基督教的高潮（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02-408。）。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922-1924年，其导火线是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为了抵制此次大会，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福州、武汉等地都成立了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基督教运动。这一时期主要通过书籍报刊进行宣传、公开演讲进行鼓动等形式反教，重点指出其反科学性。1924-1927年的第二次反基督教高潮则比第一次激进得多，它是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运动。这时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已被同等看待。非基督教同盟在农村、工厂、学校等地进行宣传，组织反基督教游行示威。国民政府也公开支持非基督教运动。许多地区的教会财产被没收，部分教职人员被逮捕，教会机关被占领，非基督教运动使教会遭到沉重的打击（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659）。
面对此汹涌浪潮，教内人士无不为之震惊、为之骇然，并为中国基督教的命运深感忧虑，他们觉得有必要对此作出回应与抗争。教会知名人士诚静怡认为“世界上最强悍的一种防御便是进攻式的防御（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3年）[Z].17。）”；也有人对教会自身进行反思，协进会干事孙恩三写到：“过去两年，全国基督教会在经过前此之惊风骇浪、反教高潮之后，痛定思痛，反求诸己，一方面益觉福音之纯真至善，一方面亦感到今日中国信徒之质量必须再求深造，数量必需要求扩充，然后方能在疑谤业集的环境中，肩荷宣传福音的重任。”（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9—1930年）[Z].第四部分：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五年布道奋进运动”应运而生。
1929年春，华东、中、南、北以及辽宁各区集中召开退修会议，代表们就当前形势进行了讨论和分析，达成共识，即要在五年以内使教徒质量精深、数量倍增，当时已经定名“五年布道奋进运动”。同年五月，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聚集全国基督教领袖在杭州召开第七届年会，根据各分区退修会议的建议，经过慎重考虑，由全体代表议决通过，“五运”正式诞生。“五运”的基本宗旨有二：“甲：为培养信徒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加密之团挈，以大无畏精神，贯彻奉行基督教于吾人之整个人生。乙：实行此种扩大布道运动，希望于最近五年内，使现有信徒人数至少增加一倍。”（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3年）[Z].17。）据此组成五运委员会，制定组织大纲，初步确定“五运”的具体内容，即六项运动：宗教教育之改进；基督教家庭之提倡；识字运动之推行；布道事工之扩展；受托主义；青年事业之注重（注：六项运动中前两项分别成立了宗教教育委员会和基督教家庭委员会处理宗教教育和全家归主问题；布道方面由原来的布道退修委员会主持工作；对于识字运动协进会曾于1929年4月在河北定县召开识字运动研究会，以促进其发展；受托主义引进英文“Stewardship”之意，意为教徒精神和财产皆托于上帝，此为教会的原动力；青年事业方面主要通过集会等方式对青年进行宗教教育。六项运动要求各地有侧重地进行。）。
“五运”的目标和方针虽然在1929年5月已经确定，但并没有马上实施，运动正式开始的时间是1930年1月。这是因为“五运”要有一个筹备的过程，这样浩大的一项工程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擘划是难以实现的。首先，作为运动领导机关的全国协进会利用刊物、小册子等对“五运”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协进会还通过各地教会对教徒情况进行调查，尤其是人数的调查，对于实际人数已大大减少的差会若要求它们按名册上的人数倍增是不现实的。其次，利用这段时间使参加杭州大会的代表返回后与当地教会分子充分接触，把“五运”精神充分传达。在此基础上精选人才，制定计划，认真筹备。这些为“五运”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运”自1930年开始以后，得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众多基督教教会的响应和支持，它们秉承全国协进会制定的“五运”宗旨，将六项运动与地方实际相结合制定行动计划，将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由于教会众多，不能一一尽述，故在这里暂取福建圣公会这样一个典型的个案加以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具体细节上对“五运”有一个更好的把握，正所谓“窥一斑可以知全豹”。
二、福建圣公会开展的“五运”
圣公会原属英国安立甘宗。1845年始得以在上海设堂传教。圣公会正式传到福建的时间是1850年，最初牧师温敦(Welton)和扎成(Jackson)来到福州传教，随后又有若干传教士来闽。1910年教区成立了教区议会，承认上海联合圣公会“中华圣公会”的名称。1912年，中华圣公会正式成立，福建教区也成为隶属全国圣公会的一个地方性组织。福建圣公会组织严密，中央有最高权力机关教区议会，下设支区议会和牧区议会，另设男女传道部、教育部、医务部、总业部、财政部等若干部门，人员均由各区选出的代表组成。1930年时该区下设13个支区，教友11750人（注：《圣公会报》[N].第39期（1950年）：17,11,17。）。“五运”开展期间教区主教是1918年上任的恒约翰(John Hind)，副主教是1927年上任的陈永恩。
福建圣公会在“五运”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工作做得也比较好。该会对这一工作的大力支持除了回应非基督教运动这一主要原因外还有其自身的原因。福建依山傍海，对外贸易繁荣，是基督教入华较早的地区。但是这里民间信仰也很多，且教派林立，互相纷争。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军阀混战，这里匪患不断，教会也屡受摧残。异教对教徒的争夺，更兼天灾人祸，使教会发展艰难。福建圣公会所属教区主要在闽北山区，不便的交通对传教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诸多因素使该会希望通过一次大型的运动将教会振兴起来。
该会在“五运”初期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它在较短的时间内组织了“五年布道运动委员会”，以叶见元为干事。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开展“五运”，教区于1931年创办了《福声》月刊。为“五运”开展专刊，这在全国来说亦不多见。根据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六项方针，该区也制定了自己的方针。以1931年的侧重点为例工作有六：奋兴会；编印月刊；通讯；计划标语；基督教家庭；会友读经识字。从这几项方针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五运”的全国性方针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它传承了全国方针的精神实质，同时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地方特色。“五运”显然是一场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运动，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圣公会福建教区的重中之重放在奋兴会和布道上了，委员会要求各地区必须进行；基督教家庭和会友识字运动在各支区有选择地进行；月刊、通讯、标语等事宜由支区五运委员会统一办理。这反映了教区领袖一种比较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五运”的各项方针不应当只是一种口号式的方针，若要真正贯彻便不能一刀切，要有重点有主次。
教区的奋兴会工作是比较有特色的，它实质上已经包括了大部分布道的内容。它以开短期会议的形式，分三个层次进行。一是职员内部的奋兴会，以祈祷、讲经、训勉为主；二是教友奋兴会，以演讲经文等方式补救当地的缺陷；三是对外布道，引失迷者、离道者和未信者入教。为了更好地了解奋兴会，我们以1931年4月在罗源一善堂举行的职员奋兴会为例加以说明。这次会议为期一周，总题目是《高举基督》。4月7日开欢迎会，会督陈永恩、干事叶见元演说；8-11日，每天上午分班查经，召开奋兴会；下午是灵修会，分班讨论；12日陈会督讲经，开奋兴会，总结；13日散会。我们可以看到，该会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既有集中讲经又有分组学习，既有领袖讲道又有个人专修，气氛比较浓厚。作为教区和支区的领袖要经常到各地巡回讲经，激励斗志。“五运”干事叶见元曾到霞浦、建瓯、连、罗、蒲、仙等九个支区出巡，行程5540里，讲经139次（注：《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二十三届议会报告书》（1933年）[Z].85-86,92。），足见其重视程度，奋兴会决不是一个形式化的东西。
教区在“五运”中的第二个特点是对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也与全国协进会的方针略同。他们认识到文字宣传“较口传事半功倍，如以时间言之，口讲只限于一时，而文字可垂于千古；以空间言之，口传仅限于一地，文字可达于四方。是以宣传之材料文字居其首焉。”（注：《福声》杂志（1931年）[J].第1期，发刊词。）更是因为福建群山林立，教友遍布各地，“若欲消息灵通，一呼百应，则文字之施行断不容缓。”（注：《福声》杂志（1931年）[J].第1期，发刊词。）教区委员会从几个方面多管齐下：
(1)创办《福声》月刊。作为“五运”的喉舌，《福声》既是宣传的工具又是通讯联络的工具，支区要及时将“五运”的进展情况拟成报单报到编辑部刊发。
(2)利用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现有的文字材料进行宣传。传单类有《圣经格言传单》、《农村布道传单》、《圣经旌旗图》等；图书类有《五运标语》、《五年运动的浅近说明》、《识字图画》等等。
(3)创造性地利用文字传道，并贯彻到识字运动中。职员教不识字教友用的教材是关于“十诫”之类宗教题材的课本；为儿童编制三字歌、五字歌等顺口有趣的宗教故事；为不会讲普通话的人编榕腔千字课，利用榕腔《圣经》；把经文编成戏曲传道等等。他们还创造出一种名曰“福音连锁”的布道方法，即用生动的语言在纸条上写上劝人信教的内容，照录七份发给七个人，再要求这七个人每人再照录七份，每人再发给七人，顺次传承。这种方法文字简单，且富有刺激性，推广的很快（注：《福声》杂志（1931年）[J].第九期，社言。）。
教区对文字的重视显然是有远见的。他们认识到文字布道既可以达于上又可以通于下，既是一种宣传方式又是一种联络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文字工作又把识字运动囊括进来，虽然开始的时候进展缓慢，但一旦教友的文化素质渐渐提高以后效果十分明显，对教区的整体发展意义相当重大。据1933年统计，1932年《福声》月刊平均每月发行700本，编辑与各地的书信交流达七百余封，成效卓著（注：《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二十三届议会报告书》（1933年）[Z].85-86,92。）。
为了实现教徒倍增的目的，五运委员会又于1932年发起“一得一”运动，即教会职员、牧师、教友等争取每人引一人入教，以达到“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目的。这一工作带有自愿参加的性质。1932年初参加该运动的人还很少，到了1932年底已达416人，该年仅由“一得一”运动引得的信徒就达191人（注：《福声》杂志（1933年）[J].第23期，专载。）。这些新入教的信徒或是老信徒的家人，或是他们的朋友，利用感情纽带引人入教，这又在某种程度上与基督化家庭运动联系起来。基督化家庭运动或是在全家信教的家庭中进行，或是在一家中有部分成员信教的家庭中进行，后者中信教者有义务引家人入教，与“一得一”运动不谋而合。另外，教区还利用圣诞节等节日进行灵修活动和布道活动.各地的灵修会开得十分频繁，既提高了教徒的精神修养，又为人数的增加创造了条件。
由上可见，圣公会福建教区的“五运”工作应该说是开展得比较好的，这与教区上下的一致努力是分不开的。教区中央有陈永恩、叶见元这样有号召力的领袖和比较高效的组织结构，教区地方有相对来说基础比较好的、入教时间比较长的会众，“五运”的开展又有《福声》月刊、五运委员会这类上下联系的纽带，故凝聚力比较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区议会会督陈永恩的个人威望。陈系福建古田人，任会督前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广学书院和真学书院学监，协和神学院教授，后任三一中学、陶淑女子中学、寻珍女子初中校董，教区绝大多数布道人员都出身于这些学校，他们若不是陈的学生就是他学生的学生（注：《圣公会报》[N].第39期（1950年）：17,11,17。），因此他工作起来十分顺利。教区制定的方针也比较切实可行，它们源于全国方针但不拘泥，而是因地制宜有侧重地变通，并创造出有效的方式将几项内容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另外，五运委员会也有适当的经费支持，根据1933年的报单，1932年“五运”的各项支出达1287.11元（注：《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二十三届议会报告书》（1933年）[Z].85-86,92。），职员布道出巡也有相应的津贴补助。这些使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成为“五运”工作中特色鲜明的地区，结合这里的工作有利于我们对全国“五运”的特点、实质和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众说纷纭看“五运”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五运”也不例外，固然很多人热情洋溢地支持“五运”，但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许多人对中国教会的能力缺乏信心，他们认为“在未曾实验本人岁他们是否有能力以前，就急于在自己身上做灵性的操练，那未免太以自己为中心了。”（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3年）[Z].18。）也有人认为教徒够多了，教会对现在的教徒都没尽到责任，多了更无暇顾及。更有人嘲讽“五运”的各项政策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还有人把“五运”比附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认为是对苏联的模仿，动机和成效都很值得怀疑。
当时国外教会对“五运”总体上是支持的，当时圣公会福建教区的主教是恒约翰，没有他的支持圣公会在福建的运动根本无法开展。但许多外籍人士还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H.F.Wallace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现将其主要观点摘录如下：
(1)由于受“五年”这一时间的限制，精神的目标又无法用量化来衡量，人们害怕失败会出现片面追求数量的问题。
(2)教会应该逐步的劝人入教，而不应该规定一时间达到某种目标，否则一旦不能达到士气会受到影响。
(3)“五运”会花费大量开支，会使教会更加组织化，权力会向中央集中，将对教会的长期发展造成影响。
(4)“五运”开创的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许多内容是全新的，可行性值得怀疑，五年后会被取消（注：《Chinese Recorder》（1929年10月）[J].643-646。）。
该文章一经发表，立即遭到了一个署名为“不同意见者”的人的反对，他写道：“心脏的跳动有间歇，但它是变化的；呼吸变化的较慢，但也在变化；饮食和消化在一天中也是无规律的间歇变化的；随着白天与黑夜、季节变化和年头变化，习惯也在改变，怎能希望教会像毫无变化的河流一样从毫无变化的源头流出，又在一成不变的天空下流淌呢？”（注：《Chinese Recorder》（1929年11月）[J].737。）显然，该作者的意思是说教会必须要改革创新，但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急躁情绪和非理性的思想，这是因为他并没有能对原文的要害问题进行一针见血地反驳。我们如果认真思考一下Wallace的观点，其中个别观点也并非毫无道理。虽然“五运”刚开始的时候委员会就宣布要质量数量两手抓，但精神成果的确无法用量化来衡量，出于急躁情绪片面追求数量的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人数的增加也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以圣公会福建教区为例，1933年受洗911人（注：《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二十四届议会报告书》（1934年）[Z].140。），尚未达到1926年960人的受洗人数（注：《中华圣公会福建辖境第十七次议会报告书》（1927年）[Z].43。）；1930年该区会众11750人，到了1940年只有19118人（注：《圣公会报》[N].第39期（1950年）：17,11,17。），还未达到倍增的目的。从全国来看，1929年中国基督教人数是446631人，1936年增至536089人增加还不到10万（注：分见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May,25,1934和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第355页，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民国74年；转引王美秀.《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穆德》[J].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虽然五运委员会最初宣布五年只是一个暂定的目标，以后仍要努力，但运动一过声势顿时消歇，“薄云微雨难苏已枯禾苗，甘霖甘露尚待来滋，在此奋兴会其余音也归寂，其沸点也降零度。一般柔弱心灵不胜环境的摧残又走入歧途，萌芽生命缺乏适宜的浇灌栽培。”（注：《福声》杂志（1933年）[J].第32期，论者。）
陈永恩总结“五运”的问题是教职员缺谦和、太激烈和疲惫导致了某种不足。还有一个比较重要但未被人考虑的因素，那就是经济。“教会必须研究和理解她的成员的经济问题，忽略使徒目前的疾苦和不安定因素能够使福音深入人心吗？”（注：《Chinese Recorder》[J].（1930年1月）.4,2。）这样的一个建议非常好，但却被忽视了。中国百姓是非常贫困的，如果不注意其经济问题，不注意其生活质量，很难使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金钱来从事宗教活动。事实证明，Wallace的观点还是可以供“五运”领导人参考的，但遗憾的是事实并未完全如人所愿。实际上到了1933年声势已经减小，圣公会福建教区到了1934年初该运动就已经基本停止了，《福声》杂志也被新的《教区月刊》所取代。
然而反对者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的观点许多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从整体到局部分析“五运”的特点可以得出结论：“五运”的目标并非都不切实际，许多都得到了践行；“五运”并不是教会权力的集中，各个地方有充分的自主权，他们的教会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许多可行计划，“五运”是中央与地方的有机结合；“五运”虽然限制在五年，但影响远远超过了五年，对中国基督教的继续发展意义重大。
四、“五运”的实质
综观“五年布道奋进运动”，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全国各地基督教会积极响应、参加人数众多、涉及内容甚广的运动，它既是在恶劣环境下对反对力量的一种回应，又是推动教会自身奋进的动力。但仅仅从这一层面来理解“五运”还是不够的，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五运”的产生与当时国内外大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质上它是三种条件下两种动机相对抗与调适的结果。
“五运”开始酝酿的时间是1929年，这恰恰是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的第二年，此时民族民主运动被压制，非基督教浪潮已趋缓和，这使得教会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是“五运”得以产生的第一个条件。其二，“五运”有相对充足的资金支持。中国教会虽然刚刚受到重大打击，但仍然有一定的实力；外国差会势力并未放弃中国，仍然对华大量捐款，尤其是美国，与当时中国教会关系更为密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是在以穆德为首的美国差会领袖的支持下建立的，他们支持“五运”，“五运”自然可以得到美国人的资金。1927年时美国在华总投资15000元中除了5900元用于商务外，其余都用在传教上了（注：见《美国教会与中国问题》，《中华归主》（1927年）[J].第37期。）；世界经济危机在1930年时还没有完全摧垮美国经济，对中国还有一定的支持。其三是人才保证。从中国方面看，20世纪的中国教会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教会领袖，如诚静怡、吴雷川、赵紫宸、吴耀宗等，他们学贯中西，德高望重、深孚众望；许多新人才也脱颖而出，如协进会农村干事张福良、从事基督教家庭研究的管萃珍、才识卓越的孙恩三干事、经验丰富的崔宪群博士等等，还有许多地方教会人才，他们使“五运”真正开展起来。从国外来看，“五运”得到了大量国际友人的帮助，如特别干事雷阿梅女士(Miss Ortha Lane)、戴乐仁教授(Prof.J.B.Taylor)、胡本德牧师(Rev. Hugh. W. Hubbard)等人的到来，为“五运”的开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从上述条件我们可以看到，“五运”固然是中国教会自己的运动，但从始至终都难以摆脱与外国差会的联系。从表面上看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双方内心的真实动机却是不同的。中国教会领袖面对排教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思潮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反击，而是“反求诸己”，反思教会自身的问题。他们反省了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种种过失和不足，认识到传教士在条约保护下做出了某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引起了人民的反感；传教士允许大量道德败坏的“吃教者”存在，败坏了教会的名声；差会建立大量豪华的建筑，远远超过了中国信徒的承受能力，使中国教会不得不依赖外国难以自立（注：参见张亦镜《今日教会思潮之趋势》、王治心.《五卅事变与教会之影响》、罗运炎.《传教条约与教会之关系》[A].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7年）[Z]。）。中国教会领袖希望通过教会自身的改良使福音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他们也提“中华归主”，但并不是要以夷变夏，而是真心地希望中国从物质到精神都能够得以进步，他们本质上是爱国的。他们也希望通过改良教会，增强自身自立自养能力，使本色化运动更加深入下去。
而国外差会的动机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他们的矛头直指中国的反帝浪潮，尤其是对共产主义的攻击。美国国际传教协会领导人穆德曾于1929年4月来华，在教会领袖会议上他大力鼓吹要抵制“共产主义的掀波起浪、咆哮嚣张。”（注：穆德.《扩大布道的呼吁》，见《中华归主》（1929年）[J].第98期。）1933年“五运”期间，曾有大批上层传教士在庐山召开题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会议，讨论蒋介石剿灭红军以后如何利用基督教消除共产党的影响（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2版.327。）。另一方面，差会虽然口口声声地喊出中国教会自立的口号，但仍不放弃对中国的控制，他们企图通过“五运”加速他们自己意义上“所谓”的“中华归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名义上是中华的，但人员构成上是由多个国家人士组成的国际性组织，它的行动也要与世界基督教运动相一致，“五运”的产生就与1928年耶路撒冷大会不无关系。又由于经费和其它压力，使得协进会难以真正实现自主化、本色化（注：参见王美秀《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穆德》[J].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地方教会也如此，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中，差会经常通过名亡实存的西议会和差会干事对教会施加影响，想要真正割断连接中外联系的脐带任重而道远（注：参见张光旭.《英国差会对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的控制》[A].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编》[Z].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可见，中国教会开展“五运”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进而把基督的博爱精神传播到华夏大地，使国人精神得到升华，使中国繁荣富强；而外国差会则始终站在列强的立足点上，把“五运”视为对抗进步势力的一种手段，视为继续控制中国教会的一种新方法，从而把整个中国从精神上控制在西方世界之下，以达到精神统治中国的目的，这才是他们“中华归主”的真实涵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许多外国差会人士对中国真心地表示同情，但即使是他们也难以从大国主义的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结中真正摆脱出来，虽然很多时候是下意识的。因此，中国教会与外国差会对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本色化问题上二者有相背离的倾向，故“五运”的产生只能是两种动机相调适的结果，表面上是共赴危机的携手并进，实质上相互之间难免会在不觉中背离得更远。
五、结语
回溯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教差会曾屡遭险境，也曾屡屡回应。近代中国各地教案层出不穷，义和团运动则把反教运动推向了极致，比起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差会势力占绝对主导地位，他们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列强的枪炮对敢于反对他们的中国人以牙还牙变本加厉地打击，这就是他们主要的回应方式。手无寸铁的百姓被镇压了，孱弱的清政府屈服了，基督教的名声也更加狼藉了。进入了20世纪，中国教会势力渐渐壮大，中外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其所作所为，为了使基督教更好地为中国接受，本色化运动兴起了。“五运”恰恰是对经过20世纪初一段平静后又新掀起的反教浪潮的积极性进取性的反应，比起以往的回应来它显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教会人士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自身，使“五运”不仅仅成为一种回应，更是一种奋进。这也反映出中国教会比起以往更加成熟了。外国差会也不得不改变策略，改变控制中国教会的方式。必然使教会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因此，“五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的探索，对中国教会发展的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其一，作为中国基督教运动的“五运”在客观上将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大大推进了一步。如上所述，“五运”期间涌现出大批的教会人才，他们遍及各地、热心教会事业，在“五运”期间积极开展工作，得到了更好的锻炼。在运动中，基督教原理被结合到中国特有的思维习惯中，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语言、方式和习惯传教（如基督化家庭中注意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等），取得了较良好的效果。而且，“五运”是回应非基督化挑战而兴起的，而非基督教运动的矛头直指与早期教会联系甚密的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五运”不自觉地会向脱离外来势力的本土化转变。“五年运动是基督教中国中心化的开始，它深深根植于中国基督徒的心中。”（注：《Chinese Recorder》[J].（1930年1月）.4,2。）
其二，“五运”是一次精神复苏运动，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基督教未来的运动。固然“五运”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绩。须知中国教会是在受到重大打击已大大衰落的情形下开展的运动，恰如逆水行舟，先已退后了许多，现在不但赶上而且超过了先前，这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吗？在教会的危机关头，“五运”的兴起激励了教徒的斗志，改变了畏缩不前的态度，敢于计划敢于希望；清理了名册，淘汰不合格者，引进新教徒，及时注入了新鲜血液；普及基督教知识，开展识字运动，提高了教会的整体素质；广泛开展灵修布道活动，教会变得更加高效，教众的境界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五运”以后的教会比起从前，整体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其三，“五运”是一场承前启后的运动，为中国基督教应付即将到来的更猛烈的风暴积累了经验。“五运”的各项运动使教会更加理性和成熟，教内人士开始更加注重民众的生活和地方教会的发展，更加深入地开办关注农民疾苦的农村教会。比如1937年协进会倡导以救济、灵修和地方教会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前进运动等。这些使中国教会更能适应中国国情，更能主动地迎接挑战，使得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严酷环境下得以继续发展。
其四，“五运”客观上对中国人民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比如教会布道时的文字宣传和教育工作以及识字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有一定益处的；基督教家庭运动注重伦理道德对社会风气的净化意义积极；有些地方还把爱国主义附会到“五运”中来，带有一定的进步色彩。
“五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场特殊的运动，是一次践行的运动，它在中国基督教会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