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丝绸文化的交流与日本织物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织物论文,丝绸论文,中日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丝绸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贡献良多。同时，对与中国海天相望、一衣带水的东方近邻日本也产生过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它在中日两国长达两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担当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日本民族以善于学习，不断地汲取外来文化构成其文化的一大特性，并能在兼容并蓄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丝绸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此也遵行不悖，中日两国不同特色的丝绸文化在长期交流与融合中，迸发出灼人的文化创新魅力。
一、中日丝绸文化交流的初始阶段
公元前3世纪以前，日本处于生产力低下的绳纹时代，土著文化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历史长河中自生自长缓慢地发展。根据日本各地发现许多有印痕的陶器碎片上所存在的布纹痕迹，可以推测在日本九州绳纹时代晚期（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时期），始有简单的织物生产。分析其布纹痕迹，有的每平方厘米纬纱6—7根，经纱10—12根，也有的经纬纱数相等（注：《日本染织辞典》。）。这些织物经纬密度极为稀疏，显然是由于生产技法的不成熟所致。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由渔猎经济的绳纹时代步入农业经济的弥生时代，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日本列岛的蚕桑丝织情况，在日本最早的典籍《古事记》（成书于712年）中记有大气津比卖神；最古的敕撰史书《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记有保食神等这一时期有关蚕起源的神话，它实属无稽可考，故不足为信。而在中国史籍《三国志》中记载有：“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种禾稻、縇麻、蚕桑、缉绩，出细縇、缣绵”（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这是根据魏使到达倭女王国以直接或间接的见闻记载下来的，真实性当无容置疑，据此可推知日本至迟在3世纪以前已经养蚕。然而当时抽茧成丝的技术却不得其法，十分幼稚，据《日本书纪》卷一《神代上》所记：“口里含蚕得抽丝”，即把茧一个个含在口中抽出丝来，表明当时的蚕桑丝织水平十分低下，所以产量很小，质量也粗劣，只能供应一部分人作衣料罢了。又据《古事记》、《日本书纪》和《古语拾遗》等文献记载，弥生时代的服装采用楮布、棉粗布、麻布和藤布等植物纤维材料制作。从考古发掘看，这期间所见的布纹痕迹，每平方厘米纬纱达14根，经纱24根，经纬的密度已有较大提高。同时，屡有这一时期织物的土实物出土，如日本下关市绫罗木遗址出土有苎麻布片，是拈的纱线织成平纹组织，每平方厘米纬纱20根，经纱18根。还有长崎县景化园遗址出土的布片，是用縠类纤维织成平纹。静冈县登吕遗址出土的布片，则是大麻或苎麻纤维织成的，同时还出土有纺织工具，如陶制、石制和木制的纺锤，卷纤维条用的轴和穿通纬线用的木梭等（注：《日本染织辞典》。）。与纺织品的简单粗糙相应，当时日本的衣装也极为粗恶，裁缝似无所知。据《三国志》所载，其男女衣着状况是：“男子皆露紒，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由此大体可知当时男子衣服是用植物性纤维织成的头饰“木棉”缠头，身上则用一块连缀而成的整幅大布裹蔽，类似于僧侣用的袈裟。女子的衣服是用类似被单的一块布遮掩身体，仅在布的中央开一个洞孔，头颈从中伸出。装束均十分简陋。
公元3世纪，一个由女王卑弥呼统治的国家邪马台国，在日本列岛如林的小国中崛起，虽然邪马台国只是一个刚具雏形的奴隶制国家，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但它已竭力追求中国文化，并以可能的方式进行吸收。公元238年，即中国三国时期曹魏明帝景初二年，女王卑弥呼首次派使节大夫难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至魏都洛阳，表示与曹魏友好之意，所献礼品中有“班布二匹二丈”（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班布是一种粗疏杂色的麻织物。难升米和都市牛利归国时，魏明帝慷慨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的厚礼作为回赠。另外还单独赠送卑弥呼女王“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等。其中绛地交龙锦是以绛色作铺地锦，上饰交龙花纹；绀地句文锦是以绀色作铺地锦，上饰句曲花纹。当时，魏国的纺织业经过马钧的提花织机的成功改革而跃至全国的领先地位，其织制的提花织物，花色丰富，质量优良，这些丝织物作为珍贵的国礼相送，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科技和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魏齐王正始四年（243年），卑弥呼女王再度派使节至魏，所献礼品中有“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等织物，丝绸礼品成了中日两国政治文化交流的媒介。卑弥呼死后，其女壹与承继王位，继续与魏保持友好往来，曾赠送准备返国的魏使“异文杂锦二十匹”（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卑弥呼女王和壹与女王从与中国大陆的交往中看到了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文明，精美的中国丝绸极大地吸引着女倭王，引发她们对其的向往和追求。当然，魏国所赠物品仅成为倭人中少数的贵族阶级所能享用的奢侈品，但它们优良的品质和由此带来的美妙的物质享受必然在女王国中形成刺激生产和技术发展的巨大动力。
继邪马台国之后，到应神天皇时代（270—310年在位），陆续有较多的大陆移民前往日本。应神天皇十四年（283年），朝鲜半岛百济的融通王率秦一族移居日本，献上绢帛，天皇赐其大和的朝津马土地，令其织绸布，传授中国的绢织品织制技术（注：〔日〕上田正昭：《归化人》，中央公论社，1969年版。）。当时中国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之中，不少的中国人为避战乱也通过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应神天皇二十年（289年），百济（今朝鲜半岛境内）有秦始皇之后裔曰弓月君，率百二十七县之民口而移居于日本，又有汉灵帝之末裔曰阿智王，带母、弟及七姓之民而从带方移居日本（注：〔日〕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卷一一，工业卷。），此外，在应神天皇当政的41年中，应神天皇还曾主动派男女技工前往中国江南学习绢纺技术（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31页。）。这样，大批移民和丝织工匠的到来，带入了大陆先进的蚕桑养殖技术和丝织技术，使日本的养蚕和丝绸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公元313年，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带方二郡被高句丽灭（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灭卫氏古朝鲜，置乐浪、玄菟、真番和临屯四郡，管辖朝鲜半岛。到三国时，魏国又把半岛北部合并为乐浪、带方二郡，直至授高句丽灭。汉人在半岛的直接统治延续了约四百年。），二郡的汉人除有的撤回国内，有的归附高句丽和百济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相继东渡涌入日本，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仁德天皇（313—399年在位）对待来日移民，以积极的态度吸纳，把他们分置各郡，使其养蚕织绸，传授技艺。这些汉人移民所织出的丝织品，因触及肌肤十分柔软温暖，而被天皇下诏赐姓为波多（Hata）公（注：日本《姓氏录》。）。汉语中“秦汉”的“秦”字，在日语中读为“Hata”，这个发音在日语中的原意是指织布人（注：陆晓光：《汉字传入日本与日本文字之起源与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89页。）。此外，日语中“秦”、“机”和“肌”三字的读音分别“Hata”、“Hata”、“Hada”，十分相近或相同，在文字学上具有渊源传承关系。这些都间接反映了秦（汉）人的移入对日本丝织业的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此后的允恭天皇时期（412—453年在位），下令将原织绢的工人集中一处，统一管理，赐姓服部连（注：马兴国、宫田登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民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3页。）。继续执行有利于促进蚕桑丝织业的政策，推动着蚕桑丝织业的持续发展。由于纺织技术匠人的不断移入，带入人员、织物和织机，并传播先进的织物技法，也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的扶持，这一时期日本已能生产出类似中国南方的丰富多采的精美纺织品，蚕桑丝织水平大为提高。这从日本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织物中也可得到反映，如枥木县那须郡小川町八幡冢中出土的织物都是蚕丝制成，由其纤维粗细不匀来判断，很可能是4世纪后半期到5世纪初这段时间中织成的。千叶县木更津市金铃冢中出土的织物残片，有的是用麻纤维织成，缉绩技术已有较大进步，同时，有的织物已不仅仅是用丝作经纬线，而已经用金属线作纬线了（注：汪向荣：《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公元5—6世纪，中国处于政权更迭频仍的南北朝时期，建立于江南的宋、齐、梁、陈等南朝政权，日本习惯上仍称之为吴。当时，吴地工匠继续东渡日本。《日本书纪·雄略纪》记载：雄
天皇（457—479年在位）“十四年正月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使吴国，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衣缝兄嫒、弟嫒等，泊于住吉津。……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嫒奉三大轮神，以弟嫒为汉衣缝部也。汉织、吴织、衣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部之先也。”这里所称汉织、吴织、兄嫒，弟嫒，即是指中国的机织工和缝衣女。雄略天皇七年（463年），日本自百济招徕原带方郡内技艺卓越的汉人织工，令其在河内（今大阪）织锦，织出了“锦部定安帮锦”（注：《日本书纪·雄略纪》七年条。）。雄略天皇十五年（471年），朝廷派敕使，将散居各地的秦汉遗民92部1800余人集中起来，赐姓秦酒公，令他们从事养蚕织绸（注：《日本书纪·雄略纪》十五年条。）。不久，他们所献的绢缣在国库内堆积如山，因赐姓为太秦公。翌年，朝廷把移民分置到适于蚕桑的各国县。这些精于纺织技术的中国秦汉遗民对日本蚕桑丝绸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至今在日本寿命寺所藏的古画中，还保留有古代中国纺织女工的画像，寄寓了日本人民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同时，这些秦汉遗民融入日本社会，对日本服装衣饰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如《南史》记载：“倭国……男女皆露髫，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注：唐·李延寿：《南史》卷七九，夷貊下。）。胡公头又称“胡头”，是中国古时腊日（农历十二月八日）民间男女为祛灾避疫而戴的一种以五彩锦绣制作的帽子，这种帽子较邪马台国时期男子“以木棉招头”的简陋帽饰明显有了较大的进步。同时，近年日本在本州古坟的考古发掘工作对这种衣饰的影响也屡有证实，如在排列于这些古坟周围的埴轮陶俑里，有的男俑戴盔帽着裤褶，女俑梳横髻服长裙，与中国南朝服饰几无二致（注：耿曙生：《古代东渡吴人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文史知识》1990年11期。）。
深受中国南朝文化影响和刺激的雄略天皇为蚕桑丝绸事业的发展孜孜以求，费尽心力，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卓著成就，但在临逝前，留下遗诏说：“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注：《日本书纪·雄略纪》。）。他为未能在日本实现中国式的“衣冠之邦”的愿望而深感遗憾。当然，这般的宏图远略远非朝夕所能一蹴而就，但雄略天皇的未尽事业，并未因他的去世而中断，一场更大规模的全面吸收汉文化的高潮正在其所创基业上酝酿并迅即而至。
二、日本对中国隋唐丝绸文化的倾力摄取
隋唐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国力空前强盛，对周遭民族的辐射更为加强，尤其是赢得尚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的日本无限的倾心和仰慕。随着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日本使节小野妹子前往隋朝，拉开了日本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的序幕。到唐朝，富于进取的日本当权新贵，从630年至894年的264年间，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使节17次（其中成功到达中国者15次），大批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使团到中国来学习，学成之后回到祖国，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回国时，从唐朝带回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如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进入长安的日本遣唐使被赐与大量的物品，仅绢即达1350匹（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日本法隆寺收藏有唐代的“蜀江锦”，神户寺收藏的经帙上有许多唐代“蜀江小幡”，这些赤地经锦残片，是唐代蜀锦的代表性作品。正仓院藏有我国唐代的凤纹锦扶手，在紫地上用白、绿、红等色丝织出凤凰图案，是极其精美的织锦作品，此外还藏有从唐朝输出的葡萄唐草纹绯绫、七条织成树皮色袈裟、狮子唐草奏乐纹锦、唐花山羊纹锦、鸳鸯唐草纹锦、狩猎纹锦、花鸟纹锦、花鸟纹晕涧锦、莲花纹锦、宝相花纹锦等，都弥足珍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代表当时丝织业先进水平的珍品扮演了从唐朝派到日本的文化使节的角色，深受日本人民的喜好。被带到日本的这些高级织物，对日本的丝织品种的创新也起着重大的作用，日本至今仍沿用的绫、绸、罗、絁、纐缬和腊缬等汉名，即是中国唐代的丝织品名。日本《正仓院刊》即言：“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缬等高贵织物，促使日本的丝织、漂印等技术获得启发”。
中国唐代中后期发明了纬锦，即以纬线显花的技法来织锦，这是显花技术的一大进步，它不需要改变经线和提综顺序，只要改换纬线的颜色，就可织出花型相同而色彩各异的织品来。较之以前的经锦，纬锦操作更为容易，却能织出八色的大型花纹图案，色彩更为丰富，花纹更为复杂，艺术风格一改汉锦的朴质古拙而为清新华美。约在七世纪中叶，纬锦织物传到日本。如正仓院藏有武则天时期的茶地双凤纹纬绵（注：〔日〕太田英藏：《正仓院与唐朝工艺》，见赵丰译：《锦绫东西往来》，《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十九集，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出版，1984年。）。日本很快学习并掌握了这种最先进的织锦技法，并向各地派出技师广为传播。日本《续日本纪》记载：元明女皇（708—714年在位）于和铜四年（711年）向各地派遣织部司的技术专家挑文师，教民学习先进技术以促进锦、绫等生产的发展。次年在六道二十一国开始织制锦绫，和铜六年按作磨心因织出的锦绫妙丽出众而得到女皇奖赏，被从五位下赐以村主之姓。
这一时期，日本的染色技法受到来自唐朝大量染织品的很大影响，腊缬、夹缬和纐缬高度发展，为日本后世的染色技术打下了基础。正仓院所藏唐代的夹缬山水屏风、夹缬鸟木石屏风、夹缬对鹿草树屏风、腊缬羊纹屏风、腊缬象纹屏风、浅绿色里腊缬紫绫袋等是唐朝染织品的杰出代表作品（注：参见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夹缬是用两块雕镂相同图案的花板，将浅色织物紧紧夹在两板之间，然后入染，未雕空部分所夹处即可防染，由而得到色地白花的印染品，其特点是花纹对称，具有均衡规律的美。正仓院所藏唐代的夹缬品，除以上提到的夹缬屏风外，还有唐花纹夹缬絁，它用深茶、浅茶、黄和绿四色染成，技术更为精巧。腊缬即现代所称之蜡染，它是先在织物上画出图案，后依样布以蜜蜡，再入染，煮去蜡，显现花样。正仓院所藏腊缬羊纹屏风是在褐色底上，显现白色的羊和树叶纹，下端有“天平胜宝三年十月”字样。纐缬是用线将布扎成各种花纹，钉牢后入染，钉扎部分不能染色，形成色地白花图案，具有晕染的效果。三缬的技法，日本于天平时期（724—781）摹仿制作成功。如天平胜宝四年（752）大佛开眼法会时，乐舞中唐散乐《浑脱》所用之舞衣，用腊缬纐，残片至今犹存。又如天平胜宝六年（745）奈良东大寺佛坛所用之幡，其垂脚有腊缬纐和夹缬罗，今存其断片多枚（注：奈良博物馆：《正仓院御物古裂展观目录》，12—21页。）。当时中国的染匠还东渡日本，传授染色技术，并写出染色技术集大成的巨著《延喜式》，书内载有各种织物用料和配染色配方，如“深漂绫一匹，蓝十围，薪六十斤。帛一匹，蓝十围，薪一百廿斤”，这是染蓝技术的经验总结。
在此时期，日本丝绸产区的分布也相当广泛，据目布顺郎先生统计，当时共49国出产丝绸产品，占当时全日本总国数的四分之三，产区遍及本州、四国和九州三岛的大部分地区（注：〔日〕且布顺郎：《养蚕の起源と古代绢》，雄山阁，东京，1979年。）。朝廷也设置了官营机构来管理和经营日益繁多的织染事务，如中务省的缝殿寮和宫内省的内染司即是此类专门机构。由于丝绸产区的扩大，丝绸管理机构的完善，加之对唐朝先进工艺和技术的积极摄取和消化，奈良时代（710—781）日本丝织业渐趋繁荣，织物的品种、质量和织造技法等都呈现飞跃发展之势，取得长足进步。这从正仓院的日本织物藏品中可窥一斑：如布类有浴布、麻布；丝绸类有纐、缯、绸、罗、绫、绮、锦等（注：参见《东瀛珠光》第一册。）。此外，日本国内所见本土产品还有绯襟、薄物、软锦、东京锦、浮线绫、蝉翼绫、缣、布、绀布、扎染等。而且日本的织物还流入中国，据《延喜式》所载，901年遣唐使到中国时赠给唐帝的礼物有水织纐、美浓纐各200匹，细纐、黄纐各300匹，彩帛200匹，叠绵200贴，细屯绵1000屯，木棉100贴等。中国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如唐文宗开成三年（839）日本的生丝织物“茧绸”献给唐朝（注：《旧唐书》卷一七六、《册府元龟》卷九七二。）；8世纪末，日本所献的织物有美浓纐和水织纐（注：《新唐书》卷四三、《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等等。唐代诗人李白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一诗中也提到；“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注：《全唐诗》卷一七三。），李白自注言“裘则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朝卿即日本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唐玄宗赐名朝衡，自名晁卿），可见日本织物在一定程度上也赢得了中国人的喜好。
日本对中国文化“饮似长鲸吸百川”般的酣畅吸收，使唐文化如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和文化形成一次强烈的冲击，在全日本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仿唐文化”，并风靡二百余年而不衰，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而至哲学、宗教、法律、教育、史学、书法、乐舞、工艺美术、建筑、医药、历法、体育、娱乐、衣食风俗等，无不深深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这正如日本著名学者原田淑人所说：“当时自都城制度以至服饰几乎使人兴起一种彼我如一欤的感想。”（注：《正仓院考古记》，日本文求堂出版，第5页。）就服饰而言，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应归于以下两个方面形成的合力推动所致。
首先，遣唐使和留学生大规模入唐，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学习，回国后又积极传播在唐见闻，他们是时代活跃思潮的先锋，是唐文化的首倡者和履践者，他们对唐人服饰风俗亦步亦趋和执著不懈的追求对日本社会服饰的变革产生了最初始和最直接的影响。据《旧唐书》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注：《旧唐书》列传第149，东夷。）真人即是公元701年赴唐的日本遣唐执节使栗田真人，是位在遣唐大使之上的最高级使臣，在高等级会晤场合所著正装已俨然同于地道的中国官员。日本《续日本记》也记载，养老三年（719），刚回国的遣唐大使多治比县守入朝行礼时，著唐朝所赠朝服。曾任遣唐使的吉备真备归国后在大宰府任大贰时，曾造棉袄、棉胄各20250具，完全仿照唐朝服饰式样，画作甲板形，按赤、白、青、黄、玄五行顺序配色：“碧绿地配以朱色、红色地配以黄色、黄地配以朱色、白地配以黑色、黑地配以白色，每4500具作一行色。弘仁九年（818年），也曾任遣唐使的菅原清公奏请朝廷规定天下礼仪，男女衣服悉仿唐制，五位以上的位记都改汉式。类似的情况在陆续回国的留学生中也很普遍，结果上流社会的服装逐渐弥漫起浓重的唐朝色彩。可以说，遣唐使和留学生对服饰变革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对全国上下全面和大规模追慕唐风汉俗浪潮的掀起以至汹涌澎湃，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之效。
其次，天皇积极吸纳唐文化的态度和措施，对唐风文化在日本的风靡，起到了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作用。6世纪末、7世纪初，辅助推古天皇处理朝政的圣德太子为整顿纷乱的氏族政治，参酌中国的礼仪政治，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国政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即是制定宫廷的衣冠。他于推古女皇十一年（603年），颁布《冠位十二阶》，一改姓氏相传的旧式官制，建立起新的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具体做法是，用十二种颜色（紫、青、赤、黄、白、黑的浓淡两色）的帽子来区别官位的高低。同时以中国儒家的伦理标准来称呼官衔，即在仁、礼、信、义、智这“五常”之上加以德，再各分“大”、“小”，从而组合成从上到下依次是大德、小德（紫）、大仁、小仁（青）、大礼、小礼（赤）、大信、小信（黄）、大义、小义（白）、大智、小智（黑）十二级官衔，各按阶位用冠（注：参见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明显具有中国隋代服饰制度的特点。其后位阶几经变化，最终形成了四十八级。
继圣德太子国政改革后的一百多年间，相继践祚的数位天皇也都纷纷仿效唐代服饰制度，陆续推出一系列服饰制度的变革措施。文武天皇（697—706年在位）于大宝元年（701的）颁布《大宝律令》，明确规定服装冠帽都要仿效中国式样。如天皇的冕冠和衮龙御衣，合称“衮冕”，其中冕冠上有长方形冕板，板端垂有十二旒五色珠玉，与中国皇帝的冕冠式样相同，女帝则不用冕冠而用宝冠；衮龙御衣为红地，饰有日、月、星辰、山、龙、火等十二章纹，这是典型的中国皇帝冕服专用纹样。官服分为亲王四等、诸王十四等、诸臣三十等，各等级又有详细的划分，文官头戴文罗幞头，身穿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裤、里裤，脚登乌皮履，腰佩腰刀，手持朝笏。宫廷女子也要在小袖内衣的外面罩正式唐装。元正天皇（715—723年在位）养老二年（718），朝廷制定了礼服、朝服和制服等三服，规定无论男女，在举行仪典时穿用礼服，出入宫廷穿朝服，无位者进宫穿制服。礼服也有文官服和武官服之分。养老三年（719），元正天皇又下令天下百姓衣服都改为右衽。这是使日本服装式样向中国服装式样进一步靠近的重要举措，因为中国中原人的服装自周代后均为右衽，周边少数民族左衽并被归入“胡服”式样，日本当时显然把唐服作为了文明的象征进而仿效之。平安迁都（794）后，为例行宫中仪式，采用了中国唐代服饰制度。818年，嵯峨天皇（810—822年在位）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跪拜之等，不论男女，一准唐仪”（注：〔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仁明天皇（833—849年在位）于承和九年（842）诏令：“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法，五位以上位记改从汉样。”（注：〔日〕《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续日本后记》，吉川弘文馆，第146页。转引自马兴国、宫田登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民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来自天皇至高权威的诏令，使得日本上至天皇贵胄，下至芸芸吏卒竞相穿用中国丝绸和服饰。914年，日本朝廷的式部大辅三善清行所写《意见封事十二条》，即称日本的亲王、公卿以前都用本国的纺织品做衣服，而现在连小小的“诸司史生”都用起唐帝国的纺织品来，而他们的女眷则更为达到“裳非齐纨不服，衣非越绫不裁”（注：〔日〕《本朝文粹》。）的痴迷地步。
除服饰的形制之外，在色彩上，唐代被视作尊贵之色的紫色也被日本天皇视作与神圣性紧密相关的高贵色种而备受尊崇。如圣德太子制定的六色十二级冠位，以及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时期所定的七色十三级冠位中，都规定只有爵位最显贵的宫吏才能身着紫色服（注：〔日〕福永光司：《日本古代史与中国道教》，载于王勇、王宝平主编：《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文武天皇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对着紫色服的规定更为详尽，如朝服的上衣之色，亲王为黑紫，诸王的正、从一位黑紫，正、从二至五位为赤紫；礼服亲王和诸王一品衣深紫，二至五品衣浅紫等等（注：包铭新主编，赵丰、郑巨欣、忻亚健编著：《日本和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5页。）。这种尊崇紫色的做法与中国隋唐的色彩观有密切的联系，隋唐服饰制度都以官服颜色辨识官品，定紫色为尊贵色。隋大业二年（606）制定舆服制度时，即明确提出服色皆有等差，以此来区别官品尊卑。唐承隋制，开国皇帝李渊定道教为国教，即赐道教主金缕冠、紫丝霞帔。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诏令三品以上服紫，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奠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自居易《秦中吟歌舞》诗中所言：“雪中退朝者，朱紫盖公侯”（注：参见岐周、岐丛文：《中国尚紫色彩的美学探源》，《装饰》2002年第8期。），也是当时中国朝廷尚紫的很好注脚。
从古图像和实物看，日本著名的古画圣德太子像，画中的太子身穿唐式缺骻袍，头戴类似中国式幞头的漆纱冠，可睹这位赫赫有名的王子偏爱中国服装之一斑。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装束是《大宝律令》中的亲王礼服，也是唐服。正仓院藏有圣武天皇（724—748年在位）的三条蹀躞带（注：蹀躞带是一种缀有垂饰杂物的腰带。唐代规定武官的带上所系什物有七件，即如《旧唐书·舆服志》所言：“而武官五品以上，佩蹀躞七事，七谓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也。”唐朝皇帝在外国使者来朝之时，随封与官爵并赐予能够显示其身份的袍及蹀躞带，以此成为通例。），它以装入麝香的袋子和佩挂数把刀子为其特征，反映出天皇对唐朝服饰的珍爱。正仓院还藏有六扇鸟毛立女屏风，其中一扇树下美人图，在衬底使用的纸上记有日本年号，当确为日本制品（注：〔日〕吉村苣子：《正仓院与唐文化圈》，《美术研究》1983年第4期。），画中美人额部的化妆、浓重的眉毛、朱红的嘴唇及穿着的“背子”、“披帛”等，都与典型唐代妇女的妆扮和服饰如出一辙。1972年，日本奈良明日香村发现建于7世纪末8世纪初的古坟高松冢，坟内壁画的男子服装也完全是中国唐装的翻版。日本和尚《答风俗问》诗云：“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极言日本典章礼乐与中国的类似，可谓是当时日本唐风盛行的真实写照。
三、隋唐以后日本织物的发展
日本从10世纪后的300年间，与东亚各国没有国交关系，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很少，但民间贸易却十分兴盛，中日货物的交换依旧进行。宋商运往日本的货物中，纺织品是重要一项，如北宋福州商人周文裔于1028年到日本，献给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方物中，列有翠纹花锦、小纹丝殊锦和大纹白绫锦等丝织品。北宋时，日本僧人奝然从中国携去的旃檀佛象的肚中发现了艾纱和无纹纱等名贵品种。当时，日本王公贵族对中国的锦绮等丝绸仍极为喜好。如有的日本朝臣在给中国朝廷贵族的私信中直言不讳地说道：“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然而，志绪或织丛竹之色，德馨或引沈檀之薰，爱之则虽忘玉条（国家禁令），辞之恐嫌兰契（友好情谊）（注：〔日〕《本朝文粹》卷七，《为右丞相报吴越公书》。）。表达了由于对中国锦罗绫缎的酷爱，以致不顾国家禁令的真实心情。
在宋影响下，日本纺织品生产进一步发展。《宋史·日本传》记有北宋时入宋的日僧奝然晋谒宋太宗时，答太宗对日本风土的垂问，回答说：“产丝蚕，多织绢，薄致可爱”。说明当时日本养蚕业很盛，柔薄细致的绢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大约在日本镰仓时代的中期，开始出现许多中国物品的仿制品，如藤原定家的《明月记》中多处写到穿唐绫小袖衣服的人，实际上这种唐绫是由当时日本都城的织工所织。日本各地涌现出许多驰名全国的丝织产品，如阿波绢、常陆绸、甲斐斑布等。据日本《博多记》和《博多古说拾遗》所载，著名的“博多织”，就是由随着东福寺僧人圆尔辨圆一同入宋的名叫弥三右卫门的工匠学习了广东绸缎的技术，回国后在博多（日本的贸易港）创制的，这种织物模仿中国宋代绫锦风格，有绫羽织、广东织、竹下织和云下织等品类，以经疏纬密、半透明状和呈间疏横带状的绫纹等为其鲜明特色，盛极一时，并流传至今。
元朝，忽必烈曾于1274和1281年两度兴兵黩武，渡海大举攻日，中日关系交恶，中国商船绝迹于日本。但日本商船不断来到中国，中日民间贸易仍有往来，中国所产花宣缎、苏杭五色缎、龙缎、丹山锦、杂色绢和水绫丝等丝织品大量输入日本。
至明朝，日本于1392年实现了南北朝的统一，1401年将军足利义满遣使来华“上表入贡”，恢复了与中国的官方关系，1404年又开始与明朝进行贸易，在贸易物中，大量被称作“唐物”的中国物品传入日本。其中中国的生丝在日本“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注：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二、卷十二。），由于一斤生丝运到日本可卖到原价二十倍的高价，惊人的高额利润，引来众多的商人在中日间进行大量的贩运，使生丝作为大宗贸易品不断流进日本（注：E·肯普费尔：《日本史》（E·Kaempfer，The History of Japan）卷一。转引自陈炎：《16—18世纪澳门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中外关系史论从》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此外，绸缎、金襴、银襴、锦、印花布、缟和絣（用杂色线所织的碎白点花纹布）等纺织品也大批流入，受到日本民众的喜好，同时也对14世纪中叶后日本京都西阵地区著名的“西阵织”的创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注：（台湾）朱云影：《中国工艺对日韩越的影响》，《师大学报》，第9期。）。当时，明朝织匠还前往日本堺市，传授织纹纱和皱纱等织造技术，堺市逐渐成为日本当时纺织技术的中心。同一时期，日本的兜罗绒和倭缎，明代已在仿制。如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三载：“兜罗绒者，琉球、日本诸国所贡也。今杭州纺织局工亦仿为之，外方罕睹”。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云：“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滨海效法为之……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其织法为：“盖质已先染，而斮绵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即是织造前将丝染色，织时边织边用织刀削断丝，使之起绒，然后刮出光泽，最终形成质地厚实、富有光泽的织物。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德川幕府。德川家康绥定日本全国，欲以儒教致太平，为防止来自欧洲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实行锁国政策，下令禁止日本出海贸易。中国当时正值明清政权更替之际，清政府在清初也一度实行海禁，在对外贸易上实行闭关政策。受两国锁国政策和海禁政策的桎梏，这一时期的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均较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取消海禁，次年设立粤海关，正式宣布开海贸易。此后中国海商赴日渐多，丝织品是出口贸易的主要货物。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一艘从杭州湾北岸的乍浦港起锚至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装载的货物中，丝织品就有白丝47包（每包56斤）、大花绸1050匹、中花绸930匹、小花绸1600匹、大红绉纱61匹、大纱890匹、中纱1001匹、小纱2540匹、色绸56匹、东京丝160斤、东京繻402匹、大卷绫610匹、东京紦200匹、中卷绫705匹、素绸1310匹、绵400斤、色缎200匹、金缎32匹、嘉锦90匹、杭罗350、大宋锦13匹、西绫300匹、花纱210匹、轻罗100匹等。（注：〔日〕大庭脩：《江户时代唐船舶载书籍之研究》，第14页。）可见此时中日的丝绸贸易量很大。另据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记载，当时输往日本的丝织品中，从南京输出的有白丝、五丝、绫子、纱绫、纱、绉绸、捻线绸、绢绸、罗、紦、锦、闪缎、金缎、南京缎子、南京绡等；从广东输出的有：白丝、黄丝、五丝、七丝、八丝、天蚕丝、绉绸、捻线绸、闪缎、金缎、天鹅绒、锦、二彩、绫子、纱陵等，由此可见中国输出丝织品的种类多种多样。
通过丝绸贸易而对中国丝绸文化的吸收和消化，日本江户时代的丝织工艺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尤其是染色工艺更趋精湛，由于它成染后色牢不褪，以至吸引许多中国商人把白布运到长崎的染坊托染，然后再运回销往各地，长崎人称之为“染地渡”。到元禄时期（1688—1704），各种织染技术再度发展，著名的友禅染形成，它利用糊料作防染剂，使用毛刷着色而成纹样，特点是花纹一改以前规则性的反复不变的图案而演变成自由多彩的绘画花纹，终于形成了仿佛是一张张彩画般的独特的手工绘染制品。这种独特华丽的友禅染，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国绘画及蓝印花布技法的影响才衍生而成的（注：参见《世界艺术大观（四）》：《世界染织》，台湾地球出版社，第72页。）。当时，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层，以追求茶屋染和友禅染等华美染织物为时尚，在一般商人和平民阶层，则以棉布作为最为广泛使用的衣料，由于用量大，单靠高价进口棉布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各地广泛种植棉花。除棉布外，平民阶层所用衣料还有葛布、藤布、纸布和芭蕉布等。其中纸布是将楮纸切细加拈成纱，与木棉纱一起织成，芭蕉布则是以琉球为产地，用纱芭蕉的纤维纺织成布。
日本江户时代晚期，随着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伯理率舰叩关，击碎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太平幽梦。1858年，日本与美国缔结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丝绸成为主要的出口物品。1867年，日本设立鹿儿岛纺纱所，引进纺纱机、力织机，向追求高效生产率的纺织工业近代化迈出第一步。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口号下，更是大力发展纺织业。1872年聘请法国技师在群马县建立了日本第一个近代缫丝厂——富冈缫丝厂。1877年缫丝厂增至50个，生丝出口量1869年为72万多日斤。1879年，日本政府宣布对本国棉丝织品一概免税输出，使得生丝出口猛增，远销英法。到1889年激增至412万多日斤，甚至在此后三四十年内生丝出口量都保持了每十年翻一番的高速度，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412页。每日斤等于0.6公斤。）。基于经济和对外贸易高速而全面的发展，日本一跃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成为19世纪唯一走上近代工业化途径的亚洲国家。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同步，约在明治20年前后，日本的纺织业也基本上实现了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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