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与红色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红色论文,形象论文,波伏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55年国庆期间，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5天的访问和考察。回国后波伏瓦撰写了关于这次考察的长篇报道《长征》，这是西方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第一次报道，也是西方国家了解“铁幕”后神秘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部著作。它的重要性和意义，不仅对于西方国家，而且对于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波伏瓦回国后用一年多时间写完了500多页的长篇游记《长征》，于1957年出版，次年出版了英文版。波伏瓦对新中国正在开始发生的巨变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社会主义中国蓬勃的气象也给了她莫大的信心，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访华归来，我恢复了对历史趋势的信心。”[1]
波伏瓦访问中国都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和思考了什么？我们不妨从她对北京城、对农民、对工业化、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认识中管窥一斑。从她的思考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她和萨特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与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是如何互为烛照的，她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否夸大了中国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成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如何给了她一种社会主义式的理想和信念的。简单说来，一种理念与一种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在东西方文化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仅仅访问了45天的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她所叙述的社会主义是否是中国当时的具体现实？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波伏瓦所叙述的是否就是中国的现实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怎样叙述的。
一、北京的过去与现在
来中国之前，波伏瓦阅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并请教了一些到过中国的旅行者。对于旅行者以炫耀的口气谈论的北京，她十分期待。她提到了她阅读过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画册。布勒松是法国著名的摄影家、世界闻名的抓拍摄影大师。在他的画册里记录了中国末代皇宫里的太监，国民党统治末期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疾苦。波伏瓦从该画册中发现了一个衰颓社会里的各色人等。当时新中国的消息被资本主义阵营阻塞在法国之外。对于波伏瓦来说，她想象中的中国是法国文学中描述的古代的中国，是法国外交家、传教人士描述的封建的中国，也是画家、摄影家眼中残缺凋敝的中国，更是西方右翼舆论丑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或许还是从苏联朋友那里听来的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片段。总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在吸引她去考察。
波伏瓦眼中的北京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西方话语、中国报刊书籍和她的亲眼所见。西方话语是指自马可·波罗以来在欧洲出现的对中国的叙述。除了马可·波罗，波伏瓦在《长征》中还提到过东方学家雷奈·格鲁塞（Rene Grousset）、法国记者罗伯特·格林（Robert Gullain）和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美籍英国作家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等。西方关于中国的叙述构成了波伏瓦看中国的先在经验。波伏瓦把欧洲、美国看作中国的对立面，在与欧洲和美国的比较中，一个东方的、社会主义的、刚刚建立的国家的叙述话语也由此形成。中国报刊书籍是波伏瓦解决身体、时间的有限性的工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刊物，还有画册、音乐、京剧和文学作品等，大大增加了波伏瓦对中国了解的认识面，而最形象直观的认识则是波伏瓦亲眼所见。北京作为几百年来中国古代封建帝国的故都，一直是外国游人极感兴趣的地方。波伏瓦利用以上三种资源——西方话语、中国报刊书籍和亲眼所见——重新组织叙述了一个北京。因为以上三种资源在许多方面都绝非那么兼容，这导致了波伏瓦所发现的北京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分裂性。
总体而言，北京对于波伏瓦来说有三重面貌，一重是他人描写的过去的北京，不论是辉煌的还是肮脏的；一重是游览中的皇宫建筑的北京；一重是巷子胡同的北京。这三重北京形成一个谜一样的结构，波伏瓦努力在其中寻找三重的结合。
波伏瓦看到的北京是她当时游览的皇宫和巷子胡同。从外国人对清末时北京的描写中，波伏瓦了解到了北京过去的街道的景象：“一个特别的地方，这座城市：一处下水道，污物、衰败、臭气熏天。歹徒、破败、持续的疼痛、令人痛心地被忽略和腐烂。建筑颓圮到几乎要倒塌，这座城市，有超过三分之一是公园或荒地，有很大的地方是看上去像森林，还有巨大的公园，被布满枪眼洞的墙围绕着，这里或那里，会偶然出现一片空旷之地，或一个小村庄。”[2]即使过了近半个世纪，北京的肮脏还是如此，在中国作家老舍的《龙须沟》里，波伏瓦了解到就是在1949年之前北京仍然脏乱不堪，但在《龙须沟》的第二部分波伏瓦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北京，她说：“我在故事的第二部分真切地看到了北京的质变；我能够理解道路铺面、建筑在牢固地基上的像样的房子、电线杆、没有气味和垃圾可以处理，这些是多大的胜利。在过去，人们要走很远才能汲到未污染了的水，现在，水能自动地从安置在北京各个结点上的水龙头里流出。不再有露天的下水道，不再有苍蝇，不再有老鼠；以前被废弃的地方现在建上了公园。”[3]
波伏瓦亲眼所见的北京是新旧杂糅的北京，人力车和汽车、个体经营和联合经营、现代的管理和旧有的生产方式、低矮的房子和正在建设的高楼，几百年的集贸市场还在运行，此时的北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时期：“当1949年大规模的建设开始之时，中国就希望新的高楼大厦与古城和谐统一：民族风格的建筑仍然继续存在。这样，无数的宾馆在城市周围建设起来形成了一个‘中国式’的临时展览馆。”[4]
波伏瓦发现北京的变化不仅在外貌上，北京人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对那些迷恋肮脏的旧北京的外国人提出批评，她说：“有些艺术家，被旧中国所迷恋，他们怀念苍蝇，怀念穿着衣衫褴褛的人们：‘不再有乞丐！为什么，没有乞丐的北京不再是北京’，某个鉴定家对我这样说，他的话语里满是责备。……我从法国来，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在西班牙。在那些国家里，上个一整天班，到晚上下班了，人们脸上满是痛苦、紧张和阴郁；从机场来的路上，不仅是那些下班回家的人们，还有那些耕地和挑着重担的人们的脸上都是愉快的表情。这个第一印象非常地深刻。在北京，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有一种幸福的气氛。”[5]北京人的穿戴也变得干净整洁了，在波伏瓦看来，北京人穿着蓝色的衣服和他们的黑色头发搭配完好，显出一种愉快的心情，而且这种愉快的心情和人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
但接下来，波伏瓦所说的似乎是在描叙一个理想型的群体生活。那种生活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实际是否相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波伏瓦高度赞扬了那种类型的生活。在生活方式上，与北京人的假期相比，巴黎人的假期简直让波伏瓦接受不了：还有比巴黎的周日公园更令人难以忍受的吗？悲号、唠叨、眼泪、脾气暴躁；巴黎人通过户外散步和旅游的方式释放他们的不满。在北京，休闲时间真正充满了假日的气氛：这里的人们看上去有一种幸福的本领。看看他们消灭了过去以阉割、缠足和童奴为愉快的古老的皇宫幽灵。一个中国人曾经对罗伯特·佩恩说过，中国人娱乐中的变态成分被日本人和“满州”人所刺激。他又补充说，“我们对任何事情的嗜好都被复杂化了”。谢天谢地，那个“复杂化的时代”看上去已经成为了过去；中国人还有一种纯朴的传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在周日游玩时才会如此地满足于阳光、绿色、一点音乐、美食和友谊。[6]
与那些留恋旧中国落后的、破败的和腐烂的东西的西方人不同，波伏瓦对眼前的新天地、新人貌有着更大的兴趣；她对北京人的礼貌、对北京正在日益改变的外貌、对中国人知足常乐的心态极其赞赏。反而对巴黎社会上普遍不满的情绪和氛围表示不满，这种自我批评的方式是自清末鸦片战争以来，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人看中国的历史上极少有的。
当西方人摆脱殖民主义话语并秉持公正和正义，对于旧中国颓败的习俗，比如吸鸦片、裹小脚和养家奴等，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它们值得留恋并臆想新中国应该将之保存下来。波伏瓦是冷战期间穿越西方封锁线进入中国的西方左翼人士，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更重要的是她勇于坚持公正的立场不仅使她看到了其他西方记者没有看到的东西，也使她发现了西方社会的弊端和西方人情绪上的消极面。总之，在以波伏瓦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左翼人士看来，新中国的发展势头振奋人心，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鼓舞人心，新中国可以树立为西方社会的榜样，中国人的新精神值得西方人学习。在诸多对清末中国反面书写的著作中，波伏瓦对新中国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西方以前的猎奇的、否定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话语，而代之以公正的、肯定的和欣赏性的话语。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中国召唤的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即使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没有出现过像西方那样的个人主义。中国的个体是一种自然的个体，而非政治的个体。波伏瓦在这里强调中国个体的涵义是与法国强调阶级差别或对立的个体不同的个体，波伏瓦以为中国没有阶级的个体正是法国所缺乏的，但她没有看到，中国的个体之间虽然没有阶级对立，但中国的个体是集体中的个体，是社会整体的个体，首先是集体和整体，然后才是个体。因此，波伏瓦所看到的无阶级差别的个体并非西方的个体主义的个体，确切地说，应该是当时中国社会中的集体主义中的个人与西方自由主义中的个人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社会中的集体主义主张消灭个体，而西方则是崇尚个体，但法国人波伏瓦却从中国的集体主义中发现了一种让她着迷的个体生存。
但当波伏瓦想从这种不泯灭个体的社会中发现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每个朝代的具体特征时，她却大为失望。因为她发现，北京皇宫建筑缺乏特色，几千年的历史个性并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虽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几千年的建筑之美不过是含混的、没有分辨的和同一的物体。虽然皇宫建筑具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但波伏瓦却发现这种神秘的美感具有一种残缺的本质：“在雕梁画栋的室内唯一让人留恋之处是‘老佛爷’，慈禧太后，她几乎激不起人们的想象力。在这座宫殿里，没有一个古老的记忆被刻写下来，它震撼了我，作为一个永远不变的制度中的一个永远不变的位置，而不是一个曾经活着的人的居住场所。”[7]
由于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而关于中国的西方书籍又数不胜数，波伏瓦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可能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形貌作出深刻而全面的剖析。她获得的关于北京的印象是杂糅了西方有关中国的叙述、中国的报刊资料和她亲眼所见所闻的资料，她获得的北京是这三者的结合。也正由于此，波伏瓦获得了一个看似全面，实则分裂的北京印象。旧中国的颓败与新中国的振兴，前者从书籍中获得，而后者可以从实际观察中得知。因此，对新中国的认同是一种切身性的认同，而且主要是对北京人的精神面貌的认同，认为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胜利，虽然这个结论有很大的误读，但对当时被封锁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中国来说，对它建国几年来取得的成绩的正面评价即对它的肯定，其意义十分重大。波伏瓦通过皇宫建筑企图穿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但事实失败了，因为她发现中国的历史是无法穿越的，那些代表皇家尊严的建筑只是一团浑沌的、没有缝隙也没有入口的迷宫。在其中，人们无法辨认出具体的、偶然的人来，而只是一个永不断裂、永远延续着的时间过程。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没有偶然，没有个性，也没有具体的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还原了偶然，还原了个性，也还原了具有个性的具体的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国家，而非极权制国家，这是波伏瓦要向西方传达的主要观念，而这个观点，对新中国来说，也尤为重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伏瓦发现的北京必然是一个分裂的北京：一个在精神内质上与过去割断了联系的北京，一个所见所闻与西方舆论宣扬完全不同的重视个体的北京；同时，波伏瓦也必须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把新中国命名为一个割断的、重新开启的新时代，这也是一个断裂的时代，虽然北京在建筑外貌上保留了古代的旧貌，但在精神内质上，新中国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波伏瓦叙述了一个与以前西方人士所叙述的完全不同的北京；她也只有如此叙述分裂的北京，才能凸显新中国的价值和意义。
既然波伏瓦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肯定是从它对个体的重视入手，那么，她是如何看待在农业合作社和工业集体生产中个体的自由、价值和意义的呢？
二、合作社与个体自由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农民自古以来就是整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土地政策和针对农民的措施很多，波伏瓦从秦始皇、王莽、王安石论述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土地政策，但这些土地政策大都失效，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稳固的、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体系。
中国农民的特殊状况是西方社会所没有遇到的，因此，在中国，关于农民的一切政策都将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也与西方革命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在这里，波伏瓦从中国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实际出发，介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这是西方社会了解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前提。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她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农民摆脱贫穷的一个方法就是逐步地联合起来；根据列宁提出的方法联合就要经由互助合作。互助合作是农业合作社的目的，而且农业合作社是逐步实现的，农民是自愿加入的，而非一步到位和强制实行的。[8]波伏瓦认为互助组体现了自由、公平原则，这是一场有秩序、有组织的合作化运动，在农业技术落后、生产资料有限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有着积极的作用。其最直接的效果，波伏瓦用数字展示出来：
在1953年，每个家庭有能力平均买到3床毛毯。大米是主食，还有白面粉，迄今为止这是史无前例的。合作社有6口井和一个泵站为水稻提供水源。房屋建造起来：总共有62栋新房。合作社的农民共养了98头猪、600只小鸡、32头骡子和8头驴。他们拥有26辆胶轮货车，买了新的工具。不是一个蓄水池，而是53口水井同时浇灌。自己获益的农民增加了住房65间。每个农民平均拥有一又二分之一头猪和15到16只小鸡，160户家庭属于合作社……[9]
这些数字在中国官方报纸资料上都会出现。波伏瓦引用这些资料要说明农业合作社的成功。不但运用数字，她还通过实地考察杭州茶农的生产情况，说明互助合作的农民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合作社既给予了农民充分的个人自由，也促进了生产更好地发展。
实际上，波伏瓦列举官方数字和实际所见的事例主要是为了反驳西方舆论对中国合作社的看法，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合作化的政策是被苏联政策误导的结果，而波伏瓦试图用亲自考察的结果告诉反共产主义的西方舆论：“试图用苏联革命的术语来描述中国革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确实，中国领导人曾以后者为榜样，苏联作为中国制定政策的来源，它的错误不可能被再次复制的。而且，苏联1929年的形势与中国1955年的形势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说得很对：‘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所以说，他强调获得目标的重要性。”[10]
最后，波伏瓦联系到欧洲的实际，并评论说：“因此看来，集体化在欧洲比在中国更加需要；但悖论的是，在欧洲，集体化遇到了顽固的抵制。然而，这是可以解释的。中国领导人获得了农民的信任，尊重了他们的意愿，因而能够发动起全国规模的卫生运动，抵制迷信活动，基层组织扎根人民运动中；为了农民的利益，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生产飞速发展。信任在政治体制内部持续增加。这样的体系正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有效地运作，而且越做越好。”[11]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始走上没落，此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全球范围武力殖民扩张的时期，西方用尖船利炮轰开封闭已久的国门，从此晚清处于萌芽期的资本主义就在炮火中艰难地生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政体，但政治软弱、国力衰疲、连年战争和殖民扩张继续蔓延，资本主义要在中国发展起来必须克服重重阻力。波伏瓦没有回避中国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工业发展是在西方暴力打压下有识之士不得已的举措，但正是由于这一举措，中国工业艰难地起步了。许多西方人士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有意回避西方对中国进行过的残酷殖民的血泪历史，相比较而言，波伏瓦能够直面新中国的经济正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原因和事实，这最起码表明了她作为一个西方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对待历史的良心和对待被压迫、被殖民国家人民的公正态度。
波伏瓦看到的中国工业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她考察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区抚顺、鞍山，她还考察了中国治理黄河、长江水患的情况，还有城市建设与工业建设一同起步，她还发现工人们学习技术的热情十分高涨。波伏瓦还发现中国工人是社会的主人，虽然他们仍然要继续阶级斗争，但其主要任务是抓紧时间搞生产，而且国家会调控阶级之间的问题，而工人不必非得通过罢工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和商讨的方法去获得自己的权利。波伏瓦要强调的是中国工会不是强制性机构，而是一个民主的、工人可以从中充分享受到自身权利、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在中国，工会是工人阶级和尚还存在的资产阶级利益协调的机构，工人阶级和尚存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分配是通过和平的而非暴力的方式。
如果拿当时中国的现状去与当时欧洲的状况作比较的话，欧洲舆论对中国的贬低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从整个中国历史的条件，尤其中国近现代史的被殖民、封建和战争对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摧残状况来说，新中国用短短5年时间所做的事情和为将来的规划，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震撼的。相信这个结论的得出与她对新中国的实地考察、公正裁决密切相关，当然也与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很大的同情心有关。从波伏瓦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秉持自由和公正、坚持正义和真理的西方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未来的信心和对人类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
三、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
波伏瓦在《长征》中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还有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和作用。继发现一个其面貌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的北京、考察了农民和工人在新政权中的状况之后，波伏瓦考察了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在每个国家每个国度都是一群特殊的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也将格外引人注目。
确切地说，波伏瓦所讲述的中国文化更多的是指新中国的文化政策，比如宗教政策是她非常关注的，因此她的分析也格外细致。她讲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对各种宗教十分宽容的国家，佛、道曾经一度兴盛，佛和道一直在民间流传，与民间的迷信结合起来，通常成为一股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势力：“它捆绑着社会的身和脚，把它囚禁在过去里。”[12]
法国汉学家雷奈·格鲁塞在《从希腊到中国》一书中提到了三种人文主义，它们围绕着佛教的传播发展起来，分别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印度的佛教向西与希腊文明融合，向东与中国文明融合。格鲁塞说：“人类的奇遇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时刻之一很可能就是这三种人类文明互相接触的时候。此种融合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使希腊发现了印度……印度又随着本国的佛教而把希腊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传到了中国……霎时间这三种有教化的人类终于发现了他们原来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之上；虽然这种融合还是有点出人意料，但透过其表面的多样性，他们也终于发现人类的思想基本是一个整体，甚至正如德日进所希望的那样，这种思想越来越趋向于统一……”[13]至于中国文明是否因为佛教而能与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融合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格鲁塞所言那么简单。希腊文明这一西方文明之源和中国文明这一古老的文明相遇的方式并非仅仅是融合，也有对立和冲突。在新中国对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政策上就引起了西方舆论的抵制。如果用格鲁塞的观点来看中国文明，新中国抵制佛教和道家的迷信形式在民间的传播自然会引起西方人的恐惧，但实际上，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宗教政策都体现了把迷信思想和宗教区别对待，对于迷信思想坚决打击，对于宗教信仰，则给予保护：“宗教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对客观存在、客观过程、客观规律的尊重。”[14]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像在西方历史上屡次出现的流血的宗教清洗在新中国并没有出现。之所以西方舆论对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如此敏感，主要是因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还未有充分的理解，更不是如格鲁塞所说的“融合”了。波伏瓦从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实际身份出发，对新中国的宗教政策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她说：“‘破除迷信’是正式写入政府计划中的座右铭。然而，宪法中却有一款‘宗教自由’。由于中国古代的宗教有迷信的色彩，这个摆在领导人面前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复杂了。为准确地理解这个事实，判断为此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否得当，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宗教是怎么回事。[15]
但波伏瓦同时也意识到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误解，为了能在下层百姓中流传，佛教不得不与民间的迷信联系起来，这就导致了在中国农村出现的被当地百姓接受的一些宗教仪式和宗教思想大都与作为宗教的佛教有很大差别，甚至是根本的差别。波伏瓦看到了中国民间宗教的迷信性，从而得出新中国抵制宗教思想中迷信的那一部分是必要的结论。
对中国的佛教，雷奈·格鲁塞却有另一番认识，他认为佛教对中国诗歌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审美文化在现实的形式之外衍生出一个关注内心形式的文化，他认为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和白居易等“已预示了将要到来的极不相同的内心形式。这些诗人所追求的已不再是有形的世界、实在的宇宙，而是这宇宙的理想化的映象——即后来欧洲浪漫主义所谓的‘事物的灵魂’。”16]格鲁塞在分析中国文化时总是有意地把中国文化拉向欧洲文化，他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在此明显流露。这里引用格鲁塞的话，不是要对他的观点进行评说，而是为了指出，在对待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化、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等方面，格鲁塞和波伏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前者代表了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上企图把中国文明甚至世界上其他文明都纳入西方文明的统辖之下，具有这种立场的人，他们对待除了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的态度必然是从自我的立场出发，把其他文明中任何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因素都剔除或锻融进西方文明中，具有这种立场和态度的人，是典型的殖民主义思维的代表；而波伏瓦代表了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立场和态度，那就是站在对方文明的立场上，从对方现实的情况出发，思考对方社会中出现的现象、问题，用一种理解的心态去接纳对方的观点、思想和政策路线。波伏瓦所代表的思维方式、立场和态度是一种新型的观念，在今天，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世界上各个不同文明之间接触愈来愈频繁、冲突愈来愈激烈，波伏瓦所代表的这种新型的观念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在当时，冷战冲突愈演愈烈，意识形态对抗、舆论战无休无止，波伏瓦新型的思维方式、立场和态度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意义更加显著。《长征》于1957年在法国首版，引起了舆论界轩然大波。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舆论界的轰动，不仅是因为波伏瓦似乎发现了一个看上去比西方世界更加自由、更加人性化的世界，它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妖魔化。但从今日视角回顾，波伏瓦《长征》的轰动还在于她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她放弃了自我中心的立场，而是几乎完全以认同的方式接纳、理解新中国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一切活动，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看来，波伏瓦改变了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代之以一种理解的、设身处地的、宽容的和多元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样也需要更多的人去接受和运用。毕竟，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依然很顽固。
波伏瓦在接下来对中国知识分子——鲁迅——的介绍中更加体现了她对中国特殊国情的理解。众所周知，鲁迅在革命与文学之间实现了二者的契合。虽然鲁迅不参加任何政党政治，但他是左翼人士，是进步事业的支持者，是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坚决支持者，他通过文学支持了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鲁迅与法国的萨特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左翼人士，都支持进步、自由、正义的事业，都坚持文学与社会革命的联系。他们都不是党员和政治人士，但他们都有一股投身现实的热情。波伏瓦说：“他（指鲁迅——笔者注）憎恨自己的阶级，对于他们（指资产阶级——笔者注）的可悲和沮丧，却没有丝毫怜悯。他同情穷苦人，尤其是农民，统治集团几经更迭，他们的命运却没有丝毫改变。”[17]
波伏瓦对1954年出现的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也进行了介绍和评论。波伏瓦认为政策干预文学创作的做法是导致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坛上出现类型作品、内容不真诚和典型人物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她又指出：“对中国的艺术家指指点点，指责中国在文化方面的努力，然后说他的西方同样自由，更加自由，这样的做法是很不诚实的。我们的准自由主义也暗示鄙视人民大众，民众任由那些印书页的奸商宰割处置。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团结聚集在了政权下，许多人还非常积极活跃。”[18]同时，她还认为西方应当正确看待这场大讨论，她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前，他们帮助抗日，现在，他们在帮助建设社会主义，他们相信，他们这次所做的与以往任何一次一样，是作家的使命使然。[19]而且波伏瓦还相信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在将来也会得到改变，就像中国的农业、工业都会有很大的改变一样。
总之，波伏瓦发现了一个被西方视之为洪水猛兽的国度的另外若干个方面，并对它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在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波伏瓦是第一个对新中国各个方面给予考察并用很大的篇幅作出细致描述和进行严谨评价的人。对于建国五六年的新社会而言，波伏瓦所作的意义重大；对于第一个考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国文化界女性人士波伏瓦来讲，此番意义也非常重大。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说，她考察完中国回国后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期待，也给了她以后参与社会事务的信心和勇气。
波伏瓦对新中国的认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如何相互认识、阐释和理解的问题。自我真的能够抛弃原有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去认识一个与自我完全陌生的他者吗？这或许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问题。如果不能，那么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沟通时，需要一种怎样的行动？波伏瓦做到了认识中国的现状不能与欧洲的现状做比较，而只能与中国的过去做比较，这给了我们一种认识他者的启发：认识他者，应当把他者放置在它自身的纵轴线上去认识，而不能与自我做横向的比较。即对他者的认识过程只能把他者放置在他者本身的历史上，而不能嫁接在自我的历史上，这是一个由他者而认识他者的过程，而不是通由自我而达至对他者的理解。这样的认识行动需要通过大量的文字材料和切身体验，文字材料的获得和切身体验的时空局限都将影响到对他者的理解，因此，这一行动的关键仍然是在自我这一方。获得材料的途径、手段以及对材料获得的倾向性认识对每个人来说差异很大，这也将决定对他者认识的差异。因此，对他者的理解无论是从理想的还是现实的角度，都将与自我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密不可分。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经由自我所看到的他者的客观性是不可想象的，有接近客观性的可能，但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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