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历史上的五次迁徙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族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迁徙，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迁徙是人类谋求生存的手段之一。那时候人类的始祖，一直以野果及植物的根茎果腹，或靠鱼猎充饥，几乎是居无定外。当原始农业出现后，人们的居处开始有所稳定，苗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仍进行着长时期、大幅度、远距离的迁徙，其足迹遍及我国中原，中南、西南诸省，并跨出国界，进入东南亚半岛，甚至时至今日仍在一些国家中继续迁徙不止。国外苗族迁徙自不待说，国内苗族迁徙，有史料记载可查的，至少就进行了五次大迁徙。
第一次迁徙波
史籍记载，进入农业社会以后，苗族先民──九黎集团，生活于我国东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平原地带。曾与东下的炎黄部落集团发生战争，“逐鹿中原”，后九黎集团惨败，蚩尤被杀，其部落集团被迫离开东部平原，向西南迁入长江中游地带，并形成以“三苗”见诸于史册的新的部落集团，这是苗族先民第一次大迁徙。
大约到四千多年前，据史书记载和传说，当时由黄帝、炎帝、蚩尤所领导的各氏族部落联盟已分别占据着不同的区域，而蚩尤就是占据以江淮地区为主的九黎部落集团大酋长，传说蚩尤有三大发明，即：刑法、武器、宗教。兵器中有仗、刀、戟、大弩、已威震天下，是个强悍善战的部落在发明了刑法、武器、宗教的同时也促进了饲养牲畜、种植植物的农业生产。当时黄帝领导的部落生产力发展也较快，已由采集、渔猎为主的母系社会转入“治五气”、“
五种”的父系氏族社会了。这种进步，迫使当时的人们集团，拼命的寻找土地，尤其是适宜于饲养牲畜、种植植物的土地，很显然，中国中部黄河流域，便是大家的理想之地。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中国中部黄河南北，是平原肥沃的地区。住在周围的各种族，都想迁徙进来。因此，成了各种族斗争的舞台，也成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场所”①。当时环绕着黄河流域的部族,范文澜先生说：“东部是夷、济水流域，是夷族的根据地，大概从东北沿勃海岸入山东境，南下到淮水流域。南部蛮族为苗黎瑶，由长江流域，北进到黄河流域。西部是羌族，从西方侵入中原，与苗黎族杂居，北部狄族，在远古传说中，没有显示他们的迹象”②。由此不难看出，占领黄河流域最早的，是羌族与苗族。羌族中之炎帝，及苗族中蚩尤所率领之一群，在当时及为活跃，范文澜先生说：“炎帝据说姓羌，羌本西方种族，很早迁入中原地区”。“蛮族中九黎最强，大概是联合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各包含九个兄弟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族。蚩尤做大酋长，据说，八十一个酋长，生是兽身人语，吃沙石，耳上生硬毛，头有角，饯角人”③。当时苗族先民是否全是兽身人语，吃沙石，耳上生硬毛，头有角，能角人，年代久远，颇难断定，然而这部族之在当时，具有雄厚力量，却是毫无疑义的。正如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说：“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武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教，大抵皆苗所创，而汉族因袭者”。宋文炳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也写到：“苗夷文化，在现代似无可称述，惟于上古时期，极为发达，影响汉族亦很大。简单叙述，约分为：一、刑法，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为劓刵椓鲸越兹皕刑’。是刑法为苗族所发明。汉族沿袭其用。二、兵器、史称‘蚩尤好兵作乱，作刀戟大弩’。又管子《地数篇》‘蚩尤受金作兵’。蚩尤在黄帝时，为苗族酋长，是兵器亦为苗族所发明。三、宗教、楚语；‘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兵器乃自卫武器，刑法宗教，亦维持社会治安不可缺少的东西。此三件，均为苗族发明，有裨益于汉族甚大”。从上述资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序列中，苗族先民曾经处于领先的地位。
在炎帝（羌族）和蚩尤（苗族）占据黄河中下游的时候，当时黄帝部落还在陕西一带。羌苗两族杂居相处，虽没表现什么合作，但也没有引起什么冲突。一直到“炎这衰微”、“政失常轨”的时候，才发生了羌苗两族的战争，大家都是为了争夺黄河流域一块肥沃的土地。从史料记载来看，两族之争，蚩尤获胜，炎帝在向西撤退时，遇上向东推进的黄帝，《史记》说：“轩辕叫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后得其志”黄帝打败炎帝，或炎帝归顺黄帝之后，接着继续向东推进向九黎之君蚩尤挑战。但蚩尤没有势临“衰微”，而且“威震天下”。黄帝向他进攻，并非容易得手。蚩尤兵使用刀、戟、大弩，黄帝仅“剥林木以为兵”。《太平御览》载：“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可见两族争夺之激烈，又据陈安仁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中说：“黄帝与蚩尤先后大战三次。第一次于阪泉，第二次于涿鹿，第三次于中冀。最后胜利，则在中冀也”。按照当时的情况，蚩尤是有可能取胜的，正如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铜木之间，利钝殊焉，蚩尤胜而黄帝败，殆无疑义”。但蚩尤最后还是失败了。对蚩尤的死，夏曾佑说：“或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或云黄帝使女魃杀蚩尤，或云黄帝受玄女之兵符杀蚩尤。”拥有先进武器而又被称为“战神”的蚩尤，是战死，是谋杀，或是另有别的原因，现在是难以考证了。总之，黄帝与蚩尤“逐鹿中原”，蚩尤是失败了。
黄帝战胜蚩尤，并把蚩在中冀杀紫以后，而蚩尤率领的九黎集团，当然，有些随着他的首领牺牲了，有些做了黄帝的俘虏，当了奴隶。可是没有牺牲和被俘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人，在当时的打算，除了另推首领，收拾残部，作卷土重来之计外，只有退出黄河流域，转入别的有利地带。前个办法，似一时不易做到；后一个办法，或许可能行得通。究竟往哪里走呢？东进有夷（指东夷），北进有狄，西进有氏羌。当这残败之余，怎能够和他们交手？最好，迅速脱离敌人的追击，向着长江流域撤退。当时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沿途都有蚩尤的余部。而所谓“铜头铁额，吃沙石，耳生硬毛，头有角，能角人”的八十一个兄弟，除了战死者外，他们还能够有力量，扫除沿途的一切障。他们到了长江中游，便定居下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他们便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这国家，就是后来的三苗国，这就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一次迁徙波。
第二次迁徙波
蚩尤余部举族南迁，在左洞庭，右彭蠡一带又逐渐强悍起来，并号称：“三苗国”，与尧、舜、禹为首的华夏集团再次发生冲突。经尧、舜、禹三代的不断“征伐”、“窜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三苗”集团被瓦解，余下主要部分被迫迁入鄱阳、洞庭两湖以南的江西、湖南崇山峻岭之中，被称为“南蛮”、“荆蛮”或“荆楚”。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二次迁徙波。
“三苗”是蚩尤余部南迁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梁启超先生说：“三苗九黎，一族两名”④。古代的族，大抵因国得名，好象后来的秦族，汉族一样。蚩尤战败，九黎的主体部分未受损伤，迁至长江沪域以后，发展很快，战据地盘很大。《尚书地理今释》曰：“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记正义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又彭蠡，今江州、郑州、岳州也”。梁启超又说：“此族（苗）最初之根据地，左传指定位置，曰左洞庭，右彭蠡。则今湖南之岳州、长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临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⑤。这些地方，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不亚于黄河流域。苗族迁居这一带以后，一面从事饲养牲畜，种植植物的农耕生产；一而把蚩尤遗下的五兵、刀、戟、大弩，随时讲习，以保护族自身安全。他们在这里平安度过了几百年。
到尧舜时期（“尧为黄帝儿世孙，舜为黄帝儿世孙”⑥）尧时才有了三苗的专称，也就是说三苗在尧时即已立国。苗族在加尧的华夏联盟，成为联盟成员之一，其前领驩头代表三苗国参加华夏联盟议事会，尧征询驩头意见，故曰“驩头尧臣”⑦。“干戈不用三苗服”⑧，说明三苗与尧舜为首的华夏团曾有过一段和平的时期。后来，三苗势力发展很快，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借故三苗“在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⑨。向三苗发起进攻，打了许多年的仗，至尧在位七十六年（公元前二二零八年）。才把三苗打败。尧“放驩头于崇山”⑩，“窜三苗于三危”(11)。笔者同意马少侨先生的观点，窜三苗于三危，即窜群苗于群山，三苗之众向原部落所在地周围的群山中逃窜。正由于这样，所以三苗才参与了禹的治水工程，三苗才能仍然成为中原华夏联盟的最大劲敌，才会有以后的战争，如果说三苗之众还在尧时远窜西裔敦煌，就不会有以后禹在洞庭彭蠡之间对三苗发起的来族性的战争了。
“尧未年德衰，五舜所囚”(12)。舜夺取了华夏联盟的领导权后，更是变相加利地向三苗进攻。据史料记载，在长江战败而溃散的苗民，溯湘江而上，进入苍梧。他们的目的，也许是逃命，说不上什么卷土重来，可舜丝毫不肯放松“御驾亲征”。亲自带领一批人马，杀向苍梧而来。三苗之众在退无可退的局势下，奋起反攻，舜仓皇间吃了一个大败仗，舜也因此而阵之，这就是《史记》说的“舜崩苍梧之野”，修务训更说得明白，“舜征三苗，道死苍梧”，舜战死后，葬于九疑山深处，后来叫“零陵”。
舜死后，禹继位。禹是一个水利工程师，舜还位时，他就开始着手水利工程设计。继位后，他一改常态，施行兵工政策，把华夏联盟的大兵，不是开去进攻三苗九夷，而是一齐开去治水。禹的这一举动，当时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其他部族乃至三苗，都因此感动，愿与夏禹合作，当时三苗部众生活于长江流域，治水工程如若没有三苗的参加，禹治水工程是不能成功的。流传在川南苗族的“古史传说》说：夏禹首向”三苗“下战书，要与之决战，当时”三苗“指出，洪水汜滥，九河急需疏通。你若要与我交战，疏通九河的任务时才能完成？夏禹遂罢战而联合三苗共疏九河，现在把三苗与夏禹合作疏通九河的成绩写在下面：
第一，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第二，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此记导徼外二水也。第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阳，东至于底柱，又东至孟津，东过洛纳，至于大伾，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此记导河也。第四,嶓种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流沧之水，过三澨，至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干海，。第五，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滩，东为中江，入于海，此记导江汉也，第六，导流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在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荷，又北汇于汶，又北，东入于海，此记导淮也。第七，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此记导淮也。第八，导渭，自乌鼠同穴，东汇于澧，又东入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第九，导河自熊耳，在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此记导入河二巨川也(13)。
如此大的治水工程，如果没有三苗九夷的参加，夏禹即全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贯通九条河，且从上述九条河的治理情况看，其疏导得较好，水患少而水利多的，要算长江流域，假使没有三苗人民担负长江的艰巨工作，其水患纵不象黄河流域那么严重，其水利也未必有现今这样便利。总之，三苗在配合禹治水工程中是作出了贡献的。
但夏禹治水成功后，抽出大兵，向三苗集团发起了总攻。禹认为三苗生活于长江流域，对自己的统治随时起着威胁作用，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解除腋下之患。试看夏禹出师三苗的誓词：
“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于降之咎”(14)。
夏禹大有灭绝三苗之势。“七旬有苗格”(15)，战争持续七十天左右，三苗终于被彻底打败，这次战争十分残酷，“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16)。”“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17)。“三月不见曰”(18)。可见三苗遭杀戳之惨，如果说黄帝与蚩尤之战。苗族有生力量未被歼灭。南渡黄后还崛起“三苗”与华夏集团相抗衡的话，那么，夏禹代三苗之战，苗族有生力量基本被歼灭，自此苗族一蹶不振了。当然，禹伐三苗的残酷战争，大部分苗族被歼灭，也有一部分被俘虏而要赎、收养、奴蓄或充当牺牲品，而另一部分苗人，则被逐出部落所在地区，继续向南逃窜。不然，就没有今天的苗族了。这一部分向南迁窜的苗族，逃到江西、湖南，便在崇山峻岭之中隐居下来，经过若干年以发展，又以“南蛮”、“荆楚、”“楚荆”的名称出现在中原汉文献资料当中。这就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二次迁徙波。
第三次迁徙波
一个民族，往往到历史一另上个阶积极，便更换了他们的名称，这名称，不管是别人加给他的，或者是他自己拣来的，大家总是这样呼唤，他也愿意大家这样呼唤，一直呼唤到他以下若干代。“荆楚”、“荆蛮”、“南蛮”等的得名，便是如此。禹伐“三苗”的残酷战争以后，中原文献不再有“三苗”的记载。荆楚、楚荆、荆蛮、南蛮等不同的呼唤，都是泛指苗族人们的共同体，他的前身，还是三苗，历商，周至战国后期，三苗后裔在“荆”、“楚”、“蛮”的抽象掩盖下，又出现于史册。
苗族不愧于是一个伟大的坚韧不拔的民族，他们又从湖沼地带迁到绵亘山区后，自然条件改变了，大家从头做起，创造自己的生活环境，后来，他们的社会经济又日益发展起来。继夏朝而起的是商朝。《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说明商王朝也对三苗后裔“荆楚”进行地多次征伐。代商而起的是周王朝，据史籍载，周昭王亲自率兵到丹、汉一带伐楚，遭到惨败。周穆王时，也亲自到九江伐楚；周宣王时，则派大将方叔大规模伐楚(19)。然而，荆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周未时又强盛起来，春秋战国时，发展成为“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主体居民。“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此霸王之资也”(20)。是“七雄”（泰、楚、韩、赵、魏、燕、齐）中幅员最大的国家。至于楚国是否苗族自己建立的国家，尚有待于研究。楚文王就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21)，楚武王也说：“我蛮夷也，今诸候皆为叛”(22)。至少苗族是楚国的主体居民，这是肯定了的。
春秋至战国合计为四百二十四年。在这四百二十四年当中，“五霸”、“七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春秋各国，大小战争凡二百十三次；战国大小战争二百二十次”(23)。这样多次的战争夺战，任何国家的人民，想过一天的安定日子，是不可能的，兵连祸结，给苗族人民带来了不少灾难，还在楚国的强盛时期，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就有部分被迫扶老携幼西迁。逃入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秦灭楚国后，苗族大量向西南迁逃，”秦代吞巴并蜀来楚，于是，川湘鄂的诸蛮，遂相率避入深山穷谷之中，与鸟兽处，而不肯投降。但他们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其族类的繁殖”(24)“至西汉之初，今日川黔湘鄂一带的山溪江谷间，已经布满了南蛮之族(25)。他们中的大部分澧水，溯沅江，进入武陵地带水“五溪”地区。“五溪”，即雄溪、
溪、辰溪、酉溪、武溪。其中，雄溪即巫水，流经湖南的城步，绥宁、会同等县，在洪江处注入沅江；武溪即舞溪或舞水，流经贵州的黄平、施秉、镇远、岑巩、玉屏和湖南的新晃、芷江、怀化等县。沅江还有一条最长的古流叫清水江，发源于黔南的云雾山，流经黔东南，至湖南黔城与
水汇合成为沅江，沿巫水南迁的苗族，有的到了广西大苗山、三江等地，有的迁得更远，到了海南岛。这之后，苗族又以“武陵蛮”、“五溪蛮”的名称，见诸于文献。这就是苗族历史的第三次大迁徙。
第四次迁徙波
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不断发生，苗族大部迁徙并定居武陵郡，被人们称为“武陵蛮”，因地处五条河流地区双称“五溪蛮”。秦汉至宁时期，封建王朝又对“武陵蛮”、“五溪蛮”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使苗族再度身西边迁徙，大部进入贵州、四川、云南。这是苗族第四次迁徙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后汉书·南蛮传》云：“秦昭王使白起代楚，略侵南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在当时设置的黔中郡中，就包括有苗族主要居住地的沅、辰、五溪地区。汉高帝五年，改黔东郡为武陵郡，秦汉时期僻处山区的“武陵蛮”，有了一段休养生息的稳定发展时期，到西汉未年。“武陵蛮”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后汉书·南蛮传》又云：“光武中兴，武陵蛮特盛”。东汉政权建立，光武中兴，亟思以威力迫使西南各族接受其统治，而武陵郡相距甚近，首当其冲。“建武十九年（公元42年）光武帝派武威将军刘尚带领大军溯沅江而上，取道武陵，进攻武陵蛮。武陵蛮据险以御汉兵，刘尚不能进，无所得而还。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刘尚再次攻打武陵，结果被武陵将其全部歼灭。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继续派李嵩、马成率兵攻打武陵五溪蛮，又被武陵人扼险击溃。光武震怒，即派伏波大将军马援，率大兵四万，大举向武陵进攻。武陵人民在“壶山头”（今湖南沅陵东）“乘高守险”，即止马援军队八个多月，汉兵因疫病而死亡者大半，马援也病死于中。(26)从建武二十九年起，汉兵继续四次进攻武陵五溪蛮。虽然战争在沅陵以下进行，但聚居在沅陵以上广大地区的苗族，为了支援战争，所有粮食，消耕罄尽，引起了灾荒。当马援统率大兵进攻时，军威正盛。军行所至，对武陵人民大肆杀戳。以后因为“郡县徭役失平”，汉王朝又对武陵地区“增其租税”，使满“怀怒恨”的武陵蛮又多次掀起反抗斗争。由于东汉王朝一再出兵进剿，苗族人民大量遭到屠杀，灾荒兵祸，不少人再度向西、向南流徙。
三国时，孙叔遣太常潘浚领兵五万“讨武陵蛮徭”。在普时期，杜弢领导数万荆湖游民起义，并联络五溪苗族共击官兵，荆州刺史陶侃两次带兵入五溪镇压(27)刘宋元嘉庆二年（公元425年），“五溪蛮”起义，刘宋王朝派将军沈庆之进剿，将俘劣人口强行“迁于建唐（今南宋）以为营户。(28)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封建王朝对五溪地区苛勒重赋，规定每户“输谷数斛”。次年，荆州叶刺史沈庆之复“以讨蛮为名，大发兵力……，赕罚群蛮太甚，又禁断五溪鱼盐，群蛮怒叛(29)。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溪州蛮”覃行璋率众反，朝迁的宦官杨思勖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璋，轩首三万级”(30)。北宁王朝常派大臣出巡五溪，他们常“邀功生事，擅杀蛮人”。(31)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荆州湖北路访察使章惇统兵至沅州（今湖南芷江）、徽州（今湖南会同、靖县一带），直达融州（今广西融水县），“沿途设官屯兵，列布砦堡”，(32)到处募役、征兵、派款，瓷意杀掠，以致“荆湖南北两路为之空竭，民不安生”。总之，秦汉及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不断地向“武陵蛮”、“五溪蛮”用兵。大兵的“征剿”，沉重的赋税，迫使“五溪蛮”流离失所，向五溪深处，再度西迁。一支沿着舞阳江西上，迁至思州（今岑巩县）以及思南等地，“汉时思南等地，尚陷武陵蛮中”(33)。“府旧为蛮夷所居，自（田）右恭克服之后，芟夷殆尽(34)。另一支沿着沅溪（今清水江）西上、迁至黔东南地区。苗族先民到了黔东南后，见此地山高谷深，江深岩险，不能飞渡的两岸绝壁，有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所描写的那样，“猿猱欲上愁攀援”。是一个与外界隔绝，躲避兵祸的好地方，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其中的一部人迁得更远，进入黔北、黔西、川南和云南、广西。分布比较分散。这就是苗族历史上的第四次迁徙波。
第五次迁徙波
元明清时期，由于兵祸及天灾等原因，主要是由于战乱，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和四川，并由贵州、广西及川南经过不同路线进入云南，又由云南、广西徙入越南，老挝和泰国。这是苗族第五次大迁徙。
如前所述，自三苗被打败后，苗族的共同地域瓦解了。又经秦汉至唐宋时期的不断迁徙，到了元明清时期，苗族居处已经相当分散。湘、鄂、川、黔、滇、桂、粤、等地区，都有苗族居住，其分支越多，居住区域越广，而引起的纠纷战祸也就越复杂。
先说元人统一中国后，气焰很盛，它把中华民族分为四等，把包括苗族在内的南人视为最后一等。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比先朝有过之而不及。在元朝统治的一百多年，饱受苦难的各族人民屡次被迫掀起抗暴斗争。“至元二四年（公元1287年）广东民邓大獠、刘大獠、肖大獠、阎大獠、曹大獠（诸人自当有民，恶号疑元官所加）相继起义。二十五年，贺州民七百余人，畲族民千人……纷纷起义。二十六年畲族民邱大志集众千余人起义。二十九年，湖广辰州农民起义”(35)。这大概是说这族和其他民族的起义。苗族更是起义频繁，至元二十五年(1288)，湖南苗族啸聚四望山，还尚未宣传起义，行省左承刘国杰即率大军把他们打散。二十七年贵州苗族三千余人，揭起反元旗帜，杀死官兵及大贪污官吏百人以上。消息传到湖南，湖南苗民响应，至元三十年，巴洞何世雄占澧州，泊崖洞田万顷、楠木洞孟再师占辰州。延佑二年，柳州瑶族亦揭起反元旗帜，六年，广东苗瑶龙郎庚，招兵买马，大肆活动，影响所及，如常德、澧州、沅陵、辰州一带瑶族，均遥为声援，至治二年，八番、顺元及静江、大理、威楚诸路苗瑶，一时蜂起。各路官兵，均惧迎敌(36)。元成宗皇帝为要“杨国威于域外，于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出兵攻打“八百媳妇国”（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大军经过黔中地区，“恃其威力，虐害百姓”。次年，苗瑶人民在宋隆漳的领导下，组织武装反抗，接着水东、水西、乌蒙等地苗族亦纷纷响应，结果被元朝派大兵镇压，两年战火，使千家万户的苗瑶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37)。
公元一三六八年，明朝取代了元朝，而对于苗族人民的镇压，还是没有两样，从明太祖起，至明桂王止，可以举出以下例证：
在湖广方面，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讨慈利蛮覃垕连。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城步苗瑶僮起兵，攻横水、城溪、英逆、中平诸寨，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正德七年，巡抚御史刘丙率兵深入，纵火烧山，苗人除死伤外，败退于天生崖、六龙山带，斩首八百九十余人。嘉靖二十年，平头苗人龙桑科率众造反大获其胜。
在贵州，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林宽率领所部进攻龙里。景泰元年，苗蛮越聚越多，在二十万以上，占领地区，东至沅州，南至武冈，北至播州……，宏至七年，都匀苗乜富架、长脚等起义，明朝行命邓瓒瓒提督征讨。
在云南，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廷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出征云南。十五年，占领中庆、武定、澂江三路……斩首六万余人(38)。
另在贵州、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39)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40)。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贵州苗族迁往云南的不少，如《邱北县志》第二册载该县“苗人二千余，明初由黔省迁入”。
清朝降临，清朝庭对苗族人民的歧视与压迫尤为深重，军事镇压也更为残酷，在经济上，在苗区安设屯田。强夺农民田地：在政治上，实行“改土归流”，设置流官；在军事上，到处建立营汛屯堡，苗族人民不服，抗暴，就坚决镇压。苗族历史上所暴发的三次大起义，即黔东南的雍黔起义，湘黔边的乾嘉起义，以张秀眉为首的咸同大起义，都发生在清朝统治时期。清政府对苗民较大的镇压与屠杀，至少有这么几次。
清康熙年间，吴三桂坐阵西南，起兵反清。清廷为平定吴三桂叛乱，派平冠大将军贝子章等率兵三十余万，由川、黔、桂入滇，“血战相持者近两年，先后屠戮者百余万”，“兵之所至，辄屠其人，火其居，掠其子女”，造成“遍野榛荒，徙堪牧马”，“往来大路，桑麻久废，鸡犬无闻”的惨状(14)。
清雍乾年间，包利、红银领导黔东南苗民起义，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后，不少苗民被迫四处逃之，以致不少地方出现“有十去其五六或儿九都”(42)的荒凉局面，贵阳、安顺、黔西南操中部方言的苗族，多是在这段时间从黔东南迁逃去的。
清乾嘉年间，湘黔边苗族在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等领导下，举行起义。清廷派大兵围剿。起义失败入后，湘西、黔东北的苗族不少逃入黔中、黔南等地，有的被作为俘虏押往北京，关入西山黑牢，服各种劳役，谓之“苗营”（在今门头村），清政府筑城将他们围住，仅留一供门出入，并派兵监守(43)。
清咸同年间，贵州苗族人民在张秀眉等领导下，举行大起义。这时清政府论正忙于对付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使咸同苗民起义得以维持二十余年。把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以后，清朝调集七省兵力，镇压咸同苗族起义，为时二十余年的“咸同大起义”失败后，贵州“上下游废田不下数万顷，流亡可复者仅十之二三……降苗所存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44)。“其民则逃亡转徙，百里无姻”(45)赤水、仁怀一带“数百里中皆成荆棘，出示川境招抚流亡之后，乃渐有耕作者”(46)。黔东南的苗族不愿坐以待毙，他们扶老携幼，肩挑着小孩，手捧蚕种，翻山越岭向黔西南迁徙。其中一部分经兴义转入云南文山地区，一部分经黔中南迁入安顺地区。滇东北的苗族，有的也在这时移入战乱后人少地荒的毕节、大方、黔西一带。
此外，清朝政府的苛虐赋敛，苛虐刑法，也使得苗族人民远徙他方的不少。“叙永、永宁仍为苗人故居，凡土著皆苗人，今皆窜居三谷”(47)，他们“转徙不恒，为人雇役垦田，往往负租逃去”(48)。清律明确破规定：“凡土蛮瑶僮苗人……所犯系死罪，将本犯正法，一应家口父母弟子侄俱令迁徙，如系军流等罪，将本犯照例枷责，仍同家口父母史弟子侄一并迁徙”(49)。如此法律，也使得众多的苗族背井离乡。
值得指出的是，在清朝统治时期，苗族远迁至东南亚国家，越南分者琳心根据在越北自治和文县的调查，他认为越南的苗族大多数来自贵州省。他把苗族由中国进入越南的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明未清初），贵州有80户苗族因反改土归流失败而迁入越南河江省同文县；十八世纪未一十九世纪初（清朝乾嘉时期）贵州苗族起义失败后，贵州、云南和广西的苗族分两路迁入越南的同文县，老街省北河县北河县和泰一苗自治县；十九世纪中叶，即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有一万多苗族从贵州、云南和广西迁入老街、河江、安沛和泰一苗自治区等地。苗族在老挝被称为“老松人”，他们大约于十九世纪初迁放老挝北部山区，法国学者杨沫丁认为苗族进入老挝的时间是1810─1820年之间。1850年，他们已经在琅勃拉邦扎住了根。有人认为，当时进入老挝的苗族有5万人。苗族迁入泰国的时间要晚一些，1894年，麦克锡在记叙他访问泰国北部山区的经历时写到：苗族“在8年前才越过湄公河”进入泰国境内。勒巴在1964年指出：“苗族在大约前五十年间直接从老挝，或由老挝经缅甸进入泰国”。1976年，格迪斯根据他在泰国北部的实地考察得出结论：苗族是在前100年间迁入泰国的(50)。
至此，苗族历史上的大迁徙运动基相结束，另东南亚苗族，1975年至1984年，由于印支局势的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在泰国政府和联合国的邦助下，将这批难民输送到第三国。苗族又从这条渠道迁移到西方国家。法国著名的苗族研究学者恩保羊先生，一九八六年在向云南社科院介绍国外苗族情况时，他说，美国是当时西方接受苗族最多的国家，其有6万多人；其次是法国，约6000多人；第三是法属圭亚那，有1300多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阿根廷等国也接受了几百人(51)。苗族及其先民这样长时期，大幅度、远距离的迁徙，不仅在中华民族中颇为突出，就在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也极为罕见。
注释：
①②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④梁启超：《太古三代载记》
⑤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⑥梁启超《古代三代载记》
⑦《尚书尧典》
⑧《荀子·赋篇》
⑨《帝国世纪》
⑩《史记五帝纪》
(11)《尚书·舜典》
(12)《路史·发挥》引《纪年》
(13)梁启超：《纪夏殷王业》
(14)《墨子·兼爱》
(15)《大禹谟》
(16)《论衡》
(17)《古本竹书纪年》
(18)《金匮》
(19)《苗族简史》
(20)《战国策楚策》
(21(22)《史记楚世家》
(23)篮文徽：《中国通史》
(24)(25)翦伯赞：《中国史纲》
(26)《后汉书·马援传》
(27)翁家烈：《战争与苗族》载《苗学研究》第一集
(28)《宋书·沈庆之传》
(29)《南齐书》卷22
(30)《资治通鉴》
(31)《新唐书·宦者传》
(32)《元史·地理志》
(33)《黔南识略》卷十六
(34)《思南府志》卷一
(3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36)梁聚五：《苗夷民族发展史》
(37)《苗族简史》
(38)梁聚五：《苗夷民族发展史》
(39)《明实录》卷302
(40)李化龙：《播州善后事宜疏》
(41)《滇粹》
(42)《圣武记》卷7
(43)《苗族简史》
(44)《平黔纪略》卷19
(45)《咸同贵州军事史》
(46)《贵州通志稿本》36册
(47)《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20
(48)《滇黔志略》第3辑
(49)《土司烈纂·徙流迁徙地方》
(50)(51)郭净：《国外苗族人口及其分布》载《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