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经济增长扭曲方式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方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理论
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总需求是经济社会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它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四部分构成Y=C+I+G+(X-M)，其中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X-M)(其中X表示出口，M表示进口)四个部分，分别衡量经济中各种行为主体的总支出。总供给是社会的总产量或总产出，描述的是经济社会的资源用于生产时可能有的产量；一般地说，总供给主要由生产性投入(最重要的是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和这些投入的组合效率(即社会的技术水平)决定的。
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是从供给方面来考虑的，最简单模型是建立在劳动力供给充分而经济增长主要受资本约束的假设之上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从生产要素即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制度等方面来看，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还有很大潜力。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是靠粗放型要素投入来获得的，因此也面临着资源瓶颈约束。短期经济增长主要是从需求角度考虑。假设生产能力充分，社会总需求则分成各个组成部分，增长分析主要分析各个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即GDP增长速度=消费增长贡献+投资增长贡献+政府增长贡献+净出口贡献。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经济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强调了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社会再生产中最基本的两个环节。生产和消费，一是供给，一是需求，两者均衡构成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
社会经济是在不断地调整着需求或供给来使两者达到均衡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不同的经济背景支撑和适用不同的经济理论。从美国来看，大危机前运用的是古典经济理论，大危机后产生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理论，而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出现，又使得以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为理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应运而生。与凯恩斯传统“需求”经济理论相反，“供给学派”强调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中的“供给”一端的贡献，即“供给创造需求”。需要说明的是在滞胀之前甚至是在滞胀期间，供给学派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都远逊色于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其后期得势主要归因于两方面：(1)凯恩斯“需求”理论在70年代的失败；(2)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国政坛上得势，而“供给学派”下的减税政策建议正好顺应里根低税收的价值观和理念。在此强调的是经济理论运用必须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而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关键则在于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扭曲是长期的
经济增长方式扭曲是指经济增长长期地依赖于投资贡献和出口贡献而使得生产和消费偏离了均衡。中国现正处于经济转型之中，不可避免地如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进行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直接体现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其实如上分析，这是很正常也很正当的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职能体现。政府宏观调控经济使得投资和出口需求发生变动从而使社会总供求平衡进而使经济平稳增长。从短期来讲，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从长期来看，就可能产生社会总供求平衡与生产和消费却长期严重失衡并存的情形，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扭曲，而中国目前恰恰处于如斯状态中(表1，图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6》[1]
1.错误理论与认识及非和谐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贡献，在国内消费平稳甚至略微下滑的情况下，投资和出口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和车轮。自1998年所谓的通缩以来一直如此，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多重经济目标而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使得投资和出口一直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种角色还在不断强化，逐渐形成了路径依赖，它们还将继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就使得消费的地位与作用逐渐弱化，经济增长长期扭曲。
值得注意的是，从宏观上看，2005年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从微观上看，2005年中国利润率的增长幅度下降比较明显，亏损企业亏损面很广，亏损量也比较大。从理论上逻辑推演投资增长速度应该下降，并拖拽GDP增长速度下降。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006年第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达到1.26万亿，而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初公布的货币政策目标之一是全年银行新增贷款2.5万亿；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6％，比去年同期24.5％增加了2.1％；新建项目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也比去年同期增长2.5％，达到47.1％[2]。对新增项目的投资是系列投资的开始，意味着后续投资的跟进和将来投资的继续增长。出口亦然。
2.地方政府的政绩行政行为
地方政府推动GDP增长的冲动直接推动经济过热。在利润率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依然强劲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政绩行政行为。以至于典型的经济增长的政治周期在中国出现。
与全国7.5％相比，最近各地方政府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方案的GDP增长目标大大提高：北京、上海和广东为9％，河北和辽宁是11％；天津和内蒙古分别是12％和13％[3]，很多地方都把“发展”理解成为“高速度”。各地都向中央要政策要优惠，最初是东部开放，紧接着就是西部大开发，然后就是照顾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东北振兴，最后是中部崛起。整个经济发展没有统一规划，随意性大，且受制于地方政府。①
此外，中国二元经济格局也为投资过度提供了可能，一元是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带的工业部门及与其配套的财政、金融体系，另一元则是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大多数服务业及与其配套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政府建立了完整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农村不可能享受工业化的溢出效应，而城镇却可以方便地汲取乡村的资源——智力、资金、土地等等。现代经济部门依靠攫取农村的资金而大肆投资获得了迅猛发展，它们呈现出程度不等的寄生性，因为它不是市场内生的，而主要是依靠行政力量推动成长的。
3.投资主体的非市场性
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形式上股份化了，其远未成为自担风险、自享收益的现代企业，而且它们与政府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决定了其有着巨大的投资冲动。在政府还控制很大资源配置权和银行经营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投资冲动和资金来源很容易结合起来，固定资产的过度投资和经济过热的概率就大大提升。这样，投资很容易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而且是强制性地无节制地频繁启动，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扭曲。
4.社会转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中国两套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樊纲，2006)[4]。发展中国家问题是指中国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腐败问题；转轨经济问题是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存在着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和法律结构等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更加复杂。这样使得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别、社保、教育、医疗等问题异常突出。正因为如此，消费成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而就业压力却要求必须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与出口拉动高速增长成为唯一出路。
5.平衡消费理论的解释力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具有风险厌恶消费者愿意在其一生中平衡各期的消费水平。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7万亿美元，国民储蓄率高达46％。高储蓄率削弱了部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②
三、经济增长方式扭曲的结果
1.资源浪费与低效，技术滞后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产能扩张，即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目前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如此高的比例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未曾出现过。产能的急剧扩张导致了整个经济领域的竞争加剧，以致企业利润率不断下滑。1952年到1978年间，大陆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但经济却仍然在高速扩张，其动力只能是生产要素的投入(邹至庄，2002)[5]。张军等人的研究表明，1979—1998年间平均全要素生产力TEP增长率约为2.81％，TFP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上升到大约3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开始经历了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TFP的增长则出现了显著下降(张军，2002)[6]。
2.外贸摩擦冲突
外向出口型经济受制于贸易伙伴。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沿海经济的外向出口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风险是中国在经济上受制于主要贸易伙伴，连带政治也备受影响。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已对中国出口经济造成困扰。2005年，中美贸易额高达2116亿美元，美国约13％的进口来自中国；中国的贸易顺差达1018.8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高达1141.7亿美元(按美国统计为2016亿美元)，这几乎占到了美国整个经常项目赤字的1/3[7]。
日益高涨的美中贸易逆差成为美国在经济金融政治等领域要挟中国的借口。如美国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汇率造成的，而人民币低估是造成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们要求中国放弃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实行自由浮动以便人民币兑美元能够升值，而美国人对于刻意制造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这样的事实却避而不谈。
实际上，美国经常性项目巨额赤字背后掩藏的真相是海关统计无法计入但回报率甚高的资本、技术、专利、文化等无形产品的大量输出(李德水，2006)[8]。美国从1992年开始，外贸逆差由当年的391亿美元，逐年攀升到2005年的8049亿美元，但并未出现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现象。相反，1992年美国经济增长3.3％，失业率为7.5％；而到2005年，经济增长为3.6％，失业率却只有5.1％，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必然产物，也是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海关数据体现的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掩盖了美国境外企业收入大量回流的真相，如根据联合国发布的资料，美国的境外企业2004年实现销售额33830亿美元，而当年美国本土企业出口仅10040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三倍多。2005年3月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报告也指出，美国公司2003年海外盈利高达31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其中相当一部分回流美国。
3.利益相关者群体形成矛盾激化
A.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且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2000年工资最高的是航空运输业，为21342元；最低的是木材及竹材采运业，为4535元，两者相差4.71倍。2004年工资最高的是证券业，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据调查，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是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到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9]。
B.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工资极低，基本集中在600—800元/月之间。农民的确享有了大规模进入现代经济部门的事实上的自由，但由于这种自由缺乏相关法律保护措施，致使其工资被压低在市场均衡水平之下。同样，本来属于农民——哪怕是村集体的土地，其征用补偿标准被压低到市场交易价格之下，土地增值收益没有最大程度地使农民获益。另外，金融体系也导致部分农村金融资源被现代经济部门廉价使用。
C.目前中国在执行最低工资规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绝大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尚未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的水平[10]。
D.2005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显示，全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72万亿元。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人口56212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5元，人口74544万人，由此得出的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8.32万亿元[11]。
E.我国居民住房消费持续扩大，2005年仅个人购买商品住房消费达1.42万亿元。居民住房消费与社会总消费比达到1∶5；与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比较，占比达到17.07％。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上海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量是3115.20亿元，而当年上海的商品房销售额则达到了2163.3亿元[12]。
F.国家发改委提高成品油价格，加剧了垄断行业的利己主义行为和霸道作风。中国石油日前公布2005年度业绩，公司以1333.6亿元净利润盖过日本丰田公司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一方面要求国家提价，另一方面又大幅出口石油，以至于造成华南地区的“油荒”。
4.长期扭曲与固化了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失去了灵性
高投资和制造业维持的高经济增长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为推动经济新一轮增长，忽略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投资和生产大量过剩。低效率催生了高投资，高投资造成了低效率，两者互为因果。中国要在如此结构中维持自然失业率，就必须使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而这又只能依靠高投资，逐渐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增长方式扭曲，经济失去应有的灵性与活力。
5.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和谐与非可持续
2006年一季度GDP增长10.2％，投资增长27.7％，出口增长26.4％，而消费增长只有12.8％，增速仍然偏低，但是1—3月份消费物价上涨率为1.2％，工业品物价上涨率也为2.5％[13]，物价属于低迷状态。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估计城镇失业和就业不足率为20％左右，2006年毕业大学生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就业在宏观经济指标中处于高度过冷状态。如果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发生改变，这将会酝酿成一个对石油和其他稀有资源无休止的争夺，目前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基础资源最大的购买国。按总量计算，中国比美国消耗掉更多的大米、肉类、煤炭和钢铁。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数量和美国当前的水平一致，那么到2031年，中国将会吃掉全世界小麦产量的2/3；纸张消耗将会接近全世界纸张年产量1.6亿吨的两倍之多；中国会有11亿辆汽车，比现在全世界汽车总量还要多出近40％；2031年中国每天会用掉9900万桶原油，大大地超过了今天全世界的石油产量[14]。
6.货币政策调控的两难处境
经济增长方式的长期扭曲导致了经济结构性失衡，表现为货币的结构性过剩短缺并存，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资本相对稀缺(特别是有效资本)同时存在，货币流动性过剩又反过来恶化了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产生了相互背离的互逆效应。从货币市场看，2006年4月末，流通中现金M[，0]同比增长11.5％，增幅同比高出2.5个百分点，现金净投放684亿元，同比多投放256亿元[15]。市场货币流动性持续增加，而市场利率却仍然出现上升趋势，能够合理解释这种现象的是贷款的高速增长和其他投资渠道对银行资金的分流现象比较明显。
货币流动性的供给揭示出了其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外汇占款已经成为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来源。从货币流动性的地域布局看，面临较大货币流动性压力的基本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等地区；从城乡的分布格局上看，城市存在较大的货币流动性压力，而农村则始终是资金的洼地。从货币运作效率角度看，金融机构较低的资金运作效率实际上放大了其货币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扩大贷款额度不仅消耗其资本金，同时也增加了大量的风险资产，引发资产结构性风险；收紧信贷却又面临着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在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状况下，单纯强调和调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最终的目的可能并不会消除经济中潜在的失衡矛盾，更多的是一种资产风险的分担机制的一种调整。因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投资增长过快时，物价可能上涨；为了稳定物价，要控制贷款规模；而收紧贷款规模过度，则经济没有足够的消费支撑，很容易陷入低迷。即形成宏观调控一控就大落，一放就大涨的恶性循环。
四、寻求经济的自稳定增长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经济重投资和出口而轻消费的增长模式是长期扭曲的。这种做法短期可行但长期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模式与地方政府的追求政绩的行政行为和企业的非市场非理性的投资冲动以及我国的居民高储蓄等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得到了时间的强化和固化，后果堪忧。因此，只有扭转这种僵化的危险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之理性地回归。
中国最好的路径是寻求经济的自稳定增长。一个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成为区域内经济的支撑点的。世界经济史和大国兴衰史告诉我们，内需主导型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从经济学的流程看，消费决定于收入，收入的大部分决定于就业。因此，政府应当合理设计与规划宏观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适当缩小三大差别，加强社会保障，增强人民的理性预期，这样投资和消费比率就将发生重大改观，投资起伏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就将会减弱，国民经济运行由于消费比率的上升，生产与消费达到相对稳定的均衡，经济的稳定性也将会显著增加，经济才能走上健康理性可持续稳定地增长道路。
此外，比较短缺经济下加强生产之解与市场机制之解对比于需求不足下刺激需求之解与市场机制的二次革命之解也可能会给我们极有益的思路。
地方政府之间的为增长而展开的充分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加快了金融深化的进程和融资市场化的步伐；同样，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的链条与一体化的进程。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度量的“政绩观”，成功地解决好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的平衡，它让地方官员都能树立起一个“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这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政府掌握着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尤其是中国的各级政府组织，他们能够行动起来就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并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机制。发挥地方政府和行业的推动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能是我国从二元经济向统一市场进军的必不可少的路径。
也许中国的高储蓄率并不异类。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的急剧转变的结果。首先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实施，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急剧达到10％以上的水平。人口政策严格的执行人口红利提升了储蓄率。合理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低储蓄和近期的高储蓄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国的高储蓄是世界公认的事实，这就为高投资带来了可能性。
注释：
①也有经济学者认可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和冲动，如张五常、高小勇，张军等。他们认为正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今天骄人的成就。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在保持政治上高度集中的同时，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结构和体制(张军)。这是一种转型的制度创新，这样的行政构架使得地方政府具备了为增长而竞争的内在动力，从根本上替代了“后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前提条件。“后华盛顿共识”认为，一个成功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面关系，应该是由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以及尽可能快地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来决定的，它是西方理解的经济转型、发展和增长的理论基石。
②中国的高储蓄之谜。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与中国相去甚远。人们习惯于从东西方文化、社会习俗等探究原因，从目前的社会转型、从投资环境金融发展、从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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