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史研究人类学取向的引路人
——容观夐先生对瑶族史研究的贡献
□罗树杰
[摘 要 ]著名人类学家容观夐教授不仅关注瑶族研究，而且在瑶族史研究提出人类学取向，并身体力行，运用这种方法提出瑶族史的新见解：瑶族源于山越，瑶族在13世纪以前瑶族先民已经在大规模地迁徙居住在以会稽山为中心的闽浙江淮一带，瑶族在明代的迁徙是最为频繁，而且非单向流动，瑶族先祖所谓的“漂洋过海”并不只是湖南的洞庭湖，始发站和目的地也不限于湖南洞庭湖一方，到达的彼岸更多是广东南海和乐昌县境。
[关键词 ]容观夐;瑶族史;人类学
2018年7月2日，著名人类学家容观夐教授走完了96年的人生征程。他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不仅关注瑶族研究，而且在瑶族史研究中强调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相结合，而且身体力行，运用这种方法在瑶族族源与迁徙等领域提出独到见解，可谓瑶族史研究人类学取向的引路人，他的学术思想对瑶族史乃至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强调瑶族历史研究人类学取向的重要性
瑶族是中国南方重要的一个少数民族，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老挝等国家都有不少瑶族。20世纪80年代后，数万瑶族从中南半岛被安置到美国、法国等国家。瑶族历史悠久，历史上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经常迁居不定，分布广泛，居住分散，居住的发展环境非常封闭、相当恶劣，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没有自己统一的语言文字，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前个别瑶族地区内部甚至还没有出现阶级分化，处于原始社会发展的末期，长期远离主流社会，不入版籍，不纳赋税，基本不与汉族、壮族等外族通婚。如，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国民党广西省政府1940年才开始在大瑶山设立金秀警备区署(1942年改为金秀设治局)，在军事上统管大瑶山地区，之前名义上是由周围的修仁、荔浦、蒙山、平南、桂平、武宣、象县等七县分而治之，实际上就是处于谁也不管的状态，大瑶山的瑶族数百年间一直处于以石牌制来维护社会秩序的“高度自治”状态。[1]在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的学者进入大瑶山开展真正意义的学术调查研究之前，广西大瑶山瑶族社会文化的记录是非常零星甚至充斥着歧视。1928年大瑶山的调查成果，有石声汉和任国荣撰写的《瑶山调查》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6、47合刊上的。同时，凌云县的瑶族研究也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派出的德国籍研究员颜复礼(F.Jaeger)和曾经留学德国商承祖等人到今凌云县城厢镇的后龙村开展民族学调查，其成果《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于1929年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第2号上。同年两地瑶族的调查研究成果，开创了规范的瑶族学术研究的先河。而后，才有20世纪30～40年代瑶族研究的发展，出现了徐益棠、费孝通王同惠夫妇、杨成志等代表性专家及其研究成果，但是这些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汉族的，还没有瑶族本民族的专家学者。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并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促进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瑶族研究出现了大发展，不仅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发表众多的论文，出现了不少瑶族专家学者，而且日本、法国、美国等国的学者也加入了瑶族研究的行列，并取得重要成果。到21世纪出现瑶族研究的新高峰。但是，由于缺少足够的文献资料，涉及瑶族的考古材料也不多，因此，瑶族历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诸如瑶族的起源，瑶族的图腾信仰，盘古、盘瓠和盘护的问题，千家峒问题，“漂洋过海”等问题，就不得不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的方法。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一门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中文化人类学是以风俗、文化史、语言等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容先生认为，文化人类学可以利用民族志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为更好地解开人类和民族发展史提供有力的证据。而当代文化人类学则可以为某一国家、地区或者跨国公司发展战略提供个人与社会群体行为必需的文化背景材料，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具体社区内部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过程的钥匙。[2]因而，在欧美发达国家人类学是一门决策性学科，大学里通常开设人类学专业或者课程，政府或者企业的重大决策、投资项目往往都吸收人类学家参与评估。其实，中国人使用类似方法研究历史要比西方学者早得多。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写《史记》时，他就是采用类似今天的参与观察、个别访谈、集体座谈等田野调查的方法搜集资料。《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就说：“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为了撰写无文字材料记录的五帝时代史，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于江淮矣，至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注]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 2 版，中华书局,1982年第46页。 对于缺少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的撰写，司马迁尤其重视田野调查。中山大学的黄淑娉、龚佩华两位教授就指出：“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漫游中国，实地考察，他的不朽之作《史记》中的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等列传，开创了为我国境内少数民族撰写传记的体例。”[3](P2)后来，包括一些西方人类学家也受到司马迁的巨大影响，法国社会学派的列维-布留尔就说他自己“受司马迁《史记》和弗雷泽《金枝》的影响而走上研究原始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思维特点的道路”。[3](P94)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历史，就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历史人类学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扩大了史料来源，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有力证据，使历史学研究的结论更加严谨可靠。
容先生作为人类学家，在长期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深知人类学取向在包括瑶族史在内的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并身体力行。他说：南方少数民族“地处长江以南，南面临海，比其他周边地区包括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在内的成文史料都少的情况下，更需要重视和坚持田野调查,积累更多更具体的民族史志资料。在他看来，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的世代口头神话传说是保存和传播其民族人民千百年来积累的社会和文化的活宝库，是这些民族的知识体现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它表达的就是一种民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和理想、宇宙观和伦理道德等等，瑶族的《评皇券牒》就是典型例子。[4]他说：“我在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工作20年，有机会在中南行政区辖下5个省区内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市进行专题调查，像许多人类学前辈一样，在工作中努力做到在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判断,并用新的事实来检验它”。[5]
因此，他主张在探求中国讲勉话瑶族的族源时，应当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委员会编写《非洲通史》的方法，即采用的多学科结合的方法，以各种资料相互补充，进一步构想过去的状况，恢复历史原貌。《非洲通史》的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在开篇中明确其编撰的方法:“关于非洲的历史知识有三个主要来源：书面文献、考古和口头传说。这三者的后盾是语言学和人类学。因为语言学和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和提炼那些可能是粗糙和难以理解的资料。”[6](P4)
由于瑶族起源的巨大争议，因而关于瑶族的迁徙也存在很大分歧。在提出瑶族族源的新见解的同时，容先生在研究汉文献的同时结合瑶族民间文献和田野考察对瑶族盘瑶(勉)支系早期的迁徙路线也提出了新的观点。
至于瑶族的盘瑶支系起源于百越集团的东瓯，为什么后来盘瑶的习俗却较少保留百越民族的一些特征呢？容先生也给出了他的解释。他认为，唐代张鷟《朝野佥载》、明朝嘉庆《广西通志·诸蛮传》等文献记载，“盘瓠子孙”曾经存在文身、鲸面、崖葬、铜鼓和铜鼓舞等百越特色习俗，只是在后来的长期辗转迁徙中逐步消失了。这种解释也容易理解。
前已述及，瑶族的起源在学术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学者主张瑶族中的勉语支系源于秦汉时期的“长沙、武陵蛮”，把瑶族发祥地定在今天湖南的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一带。也有的学者主张瑶族源于原始居住在湘西及黔东北的“五溪蛮”。还有人认为源于今山东境内的古代东夷的一支。有人主张源于今闽浙的古“摇民”。有的主张发祥于今四川、甘肃交界的岷山的“羌戎”。有的主张瑶族源于长江中下游的“三苗”，瑶、苗、畲同源。[8](P897～898)以上这些观点主要是以各种文献分析为基础提出的，都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容先生身体力行，在瑶族研究讲勉话瑶族族源问题时，采用人类学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新观点和结论，认为瑶族勉语支系源于百越的观点，深化了瑶族族源的研究。
二 、提出瑶族源于山越的新见解
原料：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3-[(2,3)-环氧丙烷]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异丙醇、四甲基氢氧化铵(TMAH)、盐酸、三甲胺盐酸、氘代氯仿均为分析纯试剂；环氧封端剂为自制。
前已述及，历史上瑶族没有文字，受学校教育的人数极少，外族对瑶人了解不多，记录很少而且不太准确，由瑶族的师公等记录并世代相传的一些民间古籍对于研究瑶族早期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评皇券牒》，又俗称《过山榜》《盘王胜碟》《盘古榜文》等，但是内容大同小异。它是瑶族中信奉盘瓠为始祖的勉支系人世代流传的民间历史文献，集中地记述了这一部分瑶族的来源及其迁徙情况，为研究瑶族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容先生认为，历代瑶族人民之所以格外重视珍藏《评皇券喋》《奏档》《盘王大歌书》等文献，充分反映了他们对祖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赖感，需要给予特别的重视。他查阅了广西、广东、湖南以及越南、泰国等地瑶族民间的110份民间抄本发现，这些民间抄本最早有南宋时期的，列举了瑶族先民当时活动区域的众多江南地区的山岭地名，有些地名已经无法考证在至今何处，但是还有不少是可以与今天的地名对得上的。容先生考证认为，九龙山就在今江西省安福县西北部，大罗山就在今浙江省温州东部，九龙江在福建南部漳州市东北，天堂山在福建省北部的建宁府(辖区相当于今天建安、建瓯等7县)，武当山在湖北省西北部汉江南岸，南山(即中山)在湖南省西部与鄂川黔三省交界的沉水上游，九疑山和九溪十八洞四十八源都在今湖南省南部永州市宁远县境，八面山在湖南省东南部的资兴、桂东两县境，南岳山在湖南省中部偏东的衡山县东南，八十里山在湖南省西南部的新宁县境，桃源洞在湖南省西南桃源山下,五盖山在今湖南省东南部的郴州市境内，凤凰山在广东省东北部潮州市饶平县西，高梁(凉)山在广东省西南部茂名市东北。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会稽山。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的中部。因此，容先生提出，在13世纪以前瑶族先民已经大规模地居住在以会稽山为中心的闽浙江淮一带。[9]
而最早居住在“江淮之间”的居民是什么人呢？容先生指出，《评皇券牒》里指出的部分地名，正是东汉以前百越的一支——东殴人生息活动之地。《左传·哀公元年》记载“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 ”。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会稽山之阴有越王城；浙江省的温州府，汉初为东断王故城，温州的大罗山就是越王居保之泉山；天堂山与东瓯城同在福建省的建宁府(府治在今建瓯)瓯宁县地，等等。这些地方正是古代东瓯人的活动中心。那么，作为瑶族先民的槃瓠子孙与古代东瓯人是什么关系？容先生认为，过去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肯定的答案。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人语》的“真粤人”条说:“其真劗发文身越人，则今之猺、獞、平鬃、狼、黎、岐、疍诸族是也。”在“輋人”中说：“潮州有山輋，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猺族……猺或作繇。《汉书》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近人徐松石研究过瑶族《评皇券牒》，也认为瑶族是古代的东欧闽越分化出来，自东向西迁移而后蔓延于祖国的中南和西南各省区的。两粤板瑶的先世来自闽浙江淮一带。[注] 徐松石：《东南亚民族中的中国血缘》第十三章《傜族来自东方的最大文献》，《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下集，第653～657页；《粤江流域人民史》第十三章《两粤的苗傜》，《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上集，第9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遗憾的是,这种见解，被诸多治瑶族史的学者所忽视。
三是强化现场执行的工作制度建设。现场执行是裁执分离的最后一道环节，同时也是风险最高的环节。现场执行时参与单位与人员众多，除了行政系统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还有当事人、见证人，相关公证、施工企业、代履行单位及人员，可能还涉及到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单位人员，必要时还应邀请法院派员现场监督。这些单位与人员在现场的各自履职、相互协作配合，离不开完善的工作机制安排。此外，在现场物品、设施设备、建筑物、构筑物处置，突发性事件管控，证据的固定等方面，均需要明确的工作流程与制度予以规范和保障，防范法律风险，保障人身与财产安全。
受容先生的影响，他的学生、后来成为瑶族研究的著名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瑶学学会会长的张有隽先生，在21世纪初主持编写《瑶族通史》时就强调运用人类学方法的重要性。他说：“民族学、人类学在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整体论、系统论和实证论，主张田野调查，尤其是主位研究……瑶族起源问题是争论最多的问题，过去只注重运用历史学的文献考订和分析研究寻找答案，已走进死胡同。要解决这一难题，看来只有走多学科联合攻关的路子，运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又如瑶族史上盘瓠及其与盘古的关系、过山榜、漂洋过海、千家峒、历史分期等争论较多的重大问题，看来也需要做综合研究，寻求新突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指导思想上，我们规定了一条‘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瑶族通史的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史学理论方法。”[7](P871～872)这也可以说是容先生对瑶族史研究的一个间接贡献。正因为受容先生的影响，当1984年广西瑶学学会成立时，特聘容先生为学会的顾问。2001年3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在国内高等学校中率先举起历史学与人类学紧密结合的大旗，正是容先生等老一辈专家不断推动的结果。该中心的陈春声、刘志伟等教授在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产生重要的影响。
容先生关于瑶族起源的新见解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高温钢渣池式热闷技术，即1 600 ℃高温熔融钢渣直接倾翻在热闷装置内进行热闷处理，图2为高温钢渣池式热闷技术工艺流程示意图。池式热闷技术利用钢渣余热产生蒸汽去消解f-CaO，热闷处理后的钢渣f-CaO含量低于2.0%，热闷后的钢渣粒径60%小于20 mm，钢渣体积稳定性好[44]。
三 、提出瑶族迁徙的新观点
作为记者，他曾写过一个年轻教师在评三好学生时收红包的故事，这名老师被开除了。现在想来，他自己仍耿耿于怀：金刚可以怒目，但不应结下恶缘。
容先生认为屈大均和徐松石两位前辈的见解是有见地的，参照有关的文献进行实地考察，可以勾勒出瑶族早期居住的区域及其与百越东瓯人的关系。汉初，东瓯人分布于今浙江三门湾南部、灵江和瓯江流域一带。公元前192年，东瓯首领摇佐汉因抗击项羽有功，被惠帝封之为东海王，俗号东瓯王，定都东瓯(今温州市)。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谋反，朝廷派人利诱东瓯，东瓯王摇派其弟弟夷乌将军杀掉吴王刘濞。于是，朝廷分别封东瓯王播为彭泽王、夷乌将军为平都王，以表示奖励。吴王刘濞被杀后，其子子驹逃亡到闽越地区，鼓动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寡不敌众，被迫投降。《汉书·严助传》记载，建元元年(公元138年)，汉武帝派严助率兵救东瓯，并以“食尽”为名，把东瓯人强迁到江淮一带。而此前东瓯人一直聚居在“豀谷之间，篁竹之中”，汉室“未尝率兵而入其地”。因为民族压迫造成民族大规模迁徙。当时的江淮是地广人稀，猛兽出没，生产水平低下，被视之为“蛮夷”的东瓯人就演变成为后来“槃瓠之后”的先辈。容先生提出，汉初至两晋南北朝八百年间，作为瑶族先民槃瓠子孙经历汉武帝以“食尽”之名徙居江淮，汉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三国争雄战火纷飞，南朝时期的民族压迫，迫使瑶族先民不断迁徙他处，离开江淮大地，辗转迁徙。到东晋时，干宝在《搜神记》卷十四中的“盘瓠子孙”条中已经明确说当时居住在“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就是盘瓠的后代，也就是说晋朝时瑶族先民已经分布于梁山、汉中、巴、蜀、武陵、长沙、庐江等郡，也就是今天东到安徽，西到陕西，尤其聚居在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南、江西一带的广大地区。因此，容先生认为：“在追溯瑶早期历史时，过去有些人不分源与流地把瑶族源于江浙一带的‘山越’与出自长沙武陵蛮两种主张对立起来、非彼则此的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9]
看priest的一篇小说，其中有个冉姓人物，惊才绝艳，文武双全。一次交战中，他陷于绝境，身下是万丈悬崖。
首先，容先生认为在13世纪以前瑶族先民已经在大规模地迁徙居住在以会稽山为中心的闽浙江淮一带。
根据史书记载，被称为“槃瓠之后”“槃瓠种”或“槃瓠子孙”的“蛮”“蛮摇”“莫傜”者，始见于东汉，下及隋唐。容先生认为，完成于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5年)的《魏书·蛮传》就明确地说：“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随后的《北史·蛮传》也作了类似的记述。这段话清晰地表明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史家就认为，“其来自久”的“盘瓠之后”，先是生息于“江淮之间”，然后逐渐繁衍而“布于数州”，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容先生指出，汉文献中的记载与瑶族民间的《评皇券牒》所记载是基本吻合的。
而且，容先生根据清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正月二十四日重修的湖南《拾二姓猺人过山图(平王胜碟)》中载:“一十二姓徭祖原于南京七宝山大洞会稽山……分居浮游南北二京，自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一带山林。”“王徭子孙分流浙江山、福建山、江西山、湖南山、湖广山、广东山、广西山、陕西山、四川山、云南山、贵州山”，以及湖南四份、广西两份,越南谅山省、泰国清莱府各一份共八份《券牒》中“贴付”时间都是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还有“仍照前朝券牒更新出给”的说明，结合《魏书·蛮传》所载“蛮之种类，盖槃瓠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他在田野考察中还发现传于湘南、湘东南、粤北和桂东等地瑶族宗教仪式中所唱的《盘王出游歌》《过山根》等都有“盘王出世南京十宝殿”“瑶人祖地南京十宝殿”等类似的说法。同时，容先生发现，明末崇祯元年(1628年)抄本《歌堂断卷书》以及歌堂时歌唱的《八排瑶人靴理书》都讲到连南八排瑶人远祖来自会稽山扬州府。完全没有长沙、武陵一带的信息。因此，容先生提出，在13世纪以前瑶族先民已经在大规模地居住在以会稽山为中心的闽浙江淮一带，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瑶族源于长沙、武陵蛮证据不足。[9]这是瑶族早期历史的一个新观点。
其次，容先生提出瑶族在明代的迁徙最为频繁，而且非单向流动。
容先生为了研究瑶族史，因为文献上缺乏、语焉不详，因此他坚持实地考察，开展田野调查，进一步深化对瑶族迁徙路线的认识。1990年已近古稀的容先生组织调查研究小组对湘东南、湘南瑶族地区宜章、汝城、桂东、郴县、宁远、兰山、资兴等6县1市部分瑶族村寨做了瑶族历史踪迹的实地考察。这些瑶族村寨，就在《宋史·蛮夷列传一》中记载“自衡州到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的地域范围内，也是瑶族民间流传《评皇券牒》中所说的诸广山、九龙山、八面山、万阳(洋)山、五盖山、猱(瑶)头狮子源的所在地。近代瑶族民间根据口传所修的族谱中透露出来的信息也是一致的。在实地考察中，容先生他们搜集民间的瑶族族谱，考察瑶族先祖的古墓碑，从中寻找瑶族历史线索。上述各地诸姓的祖先都没有与长沙武陵蛮地瑶族先世存在亲缘关系的记载，相反的情况倒是各姓的先世分别来自毗邻的粤(乳源、英德、仁化)、闽(福清、上杭等县)、赣(龙南、崇义、遂州、寻乌)甚或浙江省地,其迁徙路线明晰可寻。有的族谱则写上其远祖“安居会稽山”，或“祖籍南京七宝洞会稽山”，或皇徭子孙“在南京七宝洞会稽山安住数代”，然后“飘洋过海”。
在调查的航运服务企业中，有近54%的企业认为中美贸易战一旦发生，业务量将减少10%以内或减少10%～30%，仅37%企业认为中美贸易战对公司业务影响不大。可见，航运服务企业总体认为中美贸易战对航运相关服务业务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漂洋过海”是盘瑶历史中的大事件，在盘瑶民间广泛流传，在瑶族民间文献《过山榜》中也有不同的记载。对于“漂洋过海”的传说，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纯属虚构，有的认为确有其事，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追述，“不仅在瑶族人民的心中打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烙印,而且在瑶族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瑶族的历史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10]在认为确有其事的学者中，法国学者雅克·勒穆瓦纳(Jacques Lemoine)，日本学者竹村卓二，湖南学者李本高，广东学者李学钧、马建钊，广西学者罗宗志等都就此问题发表过专论，但是并未形成共识。每个作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和理解，从不同角度对“漂洋过海”进行解读分析，分歧主要在于渡海的时间、地点问题。[11]不少学者根据《搜神记》和一些《评皇劵牒》的记载认为瑶族“漂洋过海”的地点就是经湖南洞庭湖南下。容先生不仅认为，《评皇劵牒》在研究瑶族迁徙史中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要全面搜集，不要仅凭一个地方的一两份或者几份就轻易下结论。容先生通过对149份《评皇券牒》中有“漂洋过海”这一历史情节的24份进行归类统计发现，“漂洋过海”的时间始发地点不尽相同，到达彼岸的目的地也不相同。结合历史文献和民族古歌进行分析，提出了瑶族迁徙的新观点：瑶族先祖所谓的“漂洋过海”并不只是湖南的洞庭湖，始发站和目的地也不限于湖南洞庭湖一方，到达的彼岸更多是广东南海和乐昌县境。而且，结合汝城县延寿乡邓姓、简姓、李姓，桂阳兰氏、桂阳陈氏、桂东县兰氏、酃县龙渣瑶族乡盘氏、兰山县赵氏等瑶族的族谱看，当今湖南郴州乃至湘南、湘东南讲勉话的瑶族，在明代的迁徙是最为频繁的。当时瑶族与南方其他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呈现的是一幅异常复杂的历史图景：即在一省之内交错迁徙有之，从广东广西北上有之，从广东移居广西有之，从湖南南下两广有之，从闽浙入两广者亦有之。[4]容先生的这一见解，深化人们对瑶族历史复杂性的认识。
总之，容观夐先生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不仅提出科学的方法，即在瑶族等缺少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的方法上提出了人类学取向的意见，而且身体力行，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对瑶族族源与迁徙等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深化了瑶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可谓瑶族史研究人类学取向的引领者，这对其他缺少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莫金山.瑶族石牌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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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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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有隽.瑶族的起源[A].张有隽人类学民族学文集(下)[C].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9] 容观夐.瑶族与古越族的关系——从《评皇券碟》看瑶族的早期历史[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3).
[10] 李本高.瑶族漂洋过海析[J].广西民族研究,1988(3).
[11]罗宗志.盘瑶渡海神话考释[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The Guide of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Research of Yao Ethnic Group -Mr .Rong Guanqiong '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Research of Yao Ethnic Group
LUO Shu-ji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China )
Abstract :Professor Rong Guanqiong, a famous anthropologist, not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Yao ethnic group, but also introduced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Yao history, which shed new insight on the history of Yao ethnic group: Yao people originated from Shanyue, and before the 13th Century their ancestors had migrated in a large scale and settled down in areas of Fujian, Zhejiang, Jiangsu and Anhui, which are centered on the Kuaiji Mountain. The most frequent and non-unidirectional migration of this ethnic group took place in the Ming Dynasty. When mentioning their ancestors "crossing the sea", we do not just talk about the Dongting Lake in Hunan Province; the starting place and the destination are not limited to the Dongting Lake, either. Instead, the journey more often ended up in Nanhai County and Lechang Coun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Key Words :Rong Guanqiong; history of Yao ethnic group; anthropology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1-0127-06
收稿日期 2018-10-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骆越历史”(项目编号：16@ZH010)。
[责任编辑 廖智宏 ] [专业编辑 秦红增 ] [责任校对 蓝肖杏 ]
[作者简介 ] 罗树杰(1966～ ),壮族，广西象州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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