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斯兰教对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中亚论文,王朝论文,帖木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帖木儿王朝（1370～1507年）存在的一百多年间，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传统与突厥蒙古人的传统之间的调和与矛盾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对帖木儿王朝的影响。苏非派尤其是纳合西班底教团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力量是帖木儿王朝后期明显的政治特征。
一
在帖木儿（1336～1405年）建国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不仅是帖木儿对外扩张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是王朝的精神支柱。
14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在中亚河中地区的代表是撒马尔罕的谢赫——伊斯兰和忒耳迷的赛义德以及苏非派的谢赫。他们在帖木儿崛起的过程中，积极支持帖木儿，并为他制定了“遵养时晦，勿贪近利，内畜潜势，外若无意，以释群疑”的策略①。这种策略使帖木儿成功地打败了他的妻兄忽辛，成为河中王。在群雄纷起的年代里，帖木儿不仅需要扶植成吉思汗后裔作为傀儡汗王，以统摄蒙古游牧民，而且还需要一面旗帜以利于他在伊斯兰地区扩张，并统治定居民。这面旗帜就是伊斯兰教。“以圣僧之祈祷来开启胜利，这是他最热烈的愿望”②。纵观帖木儿的对外征服史，伊斯兰教始终成为帖木儿对外扩张的一面旗帜。14世纪80年代以后，帖木儿向伊朗及其以外地区扩张。在对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国家的侵略过程中，帖木儿毫不费力地给其征战饰以圣战的色彩，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1395年，他占领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聚集的商业中心塔莱。尽管这些商人派了一个满载礼物的代表团晋见帖木儿，但帖木儿只是宽宥了穆斯林，而把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沦为奴隶，基督教徒的商店、帐房、教堂和领事馆通通被毁，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与中亚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受到沉重打击③。“圣战”的旗帜不仅指向异教徒，而且还指向了“不虔诚”的穆斯林国家。1398年，帖木儿欲远征富庶的穆斯林德里苏丹国，商讨于诸王公大将，遭到反对，于是，帖木儿从《古兰经》中找到了“先知啊！同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者作战吧！”作为远征的根据。众将鸦雀无声，不敢反对了。因为德里苏丹国有异教徒，而素丹竟然容许他们崇拜偶像。最后帖木儿终于大掠了德里城④。帖木儿对穆斯林大国奥斯曼帝国征战的理由之一则是素丹巴耶济德包庇基督教徒。“1400年8月，帖木儿还军小亚细亚，力攻西瓦斯，城拔，守兵中之奉伊斯兰教得免死，惟守兵之奉基督教者4000人皆被活埋”⑤。为了使他对土耳其的征战更具有对“圣战”的性质，1402年安卡拉战役后，帖木儿虽然完全可以趁机灭掉奥斯曼帝国，但他只是让他的孙子到处洗劫，而自己却去围攻士麦那（伊慈密尔）。因为，当时士麦那属于基督教罗德斯骑士团。两周后，帖木儿袭取了士麦那。于是，使伊斯兰教蒙受重大损失的安卡拉战役由于夺取了士麦那而成了一场圣战⑥。正因为伊斯兰教在帖木儿征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帖木儿对伊斯兰教优待有加。政治上，他分“社会阶级为十二级，因他自己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将赛夷族的后裔同传道师、律师列在第一级，次为有经验的人、贤明的人、专心苦行昭著的人；再次为将军、大臣，同君主的朋友；又次为学者、医士、神学家、宗教职员、保存兵器的艺术家；再次为旅行者。”帖木儿还要求，在其中央政府里，所有的官员都要信奉伊斯兰教⑦。经济上，帖木儿尽弃“宗室诸王之采邑，及异姓贵族领土，分赐阿萨兰（即伊斯兰）礼拜寺”⑧。这样，到帖木儿死时，伊斯兰教已牢固地确立了其国教的地位。到了沙哈鲁（1405～1447年）继位时，沙哈鲁已把自己完全看成是一位穆斯林君主，而不是按照成吉思汗的传统，称自己为“汗”了。
二
尽管帖木儿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对外征战，但其军中主力仍是由蒙古游牧民充任的骑兵。对于深受蒙古人传统影响的游牧民来说，他们仍对成吉思汗所制订的札撒和成吉思汗家族推崇备至。帖木儿对这种心理不能不有所重视。他自称是成吉思汗事业的继承人，他用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四分五裂、各自称王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等统一起来，以此团结三大汗国的蒙古人。他向人们表明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的同时，更愿意向人们表明他是蒙古传统的保持者。虽然他在1388年正式采用了素丹这一伊斯兰教突厥人君主的称号，但他仍在自己之上，设置了一个形同虚设的蒙古汗。为了同蒙古人的传统相衔接，他和他的士兵与其他地区穆斯林显著的外表区别是按照蒙古人的习惯留辫子。据载，当帖木儿军队于1400至1401年围攻大马士革时，他的孙子莎勒坛忽辛背叛，跑到了敌方阵营，而敌方首先做的事是把他的辫子剪掉，并替他换了衣服⑨。为了巩固与蒙古宗王的关系，多年以来，帖木儿与察合台族宗王沙乌可结为盟友，并以妹妻之，让他担任宫内要职⑩。其它如撒马尔罕省长这样的重要职位，帖木儿也往往让察合台族宗王担任。帖木儿的策略是在伊斯兰教与蒙古人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并进行调和，让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和蒙古贵族都为他的统治服务。他需要游牧民为他上马执剑，所以在伊斯兰教与蒙古人传统之间更多地倾向于后者。1372年，当帖木儿的使节为了谈判来到花剌子模时，其统治者拒绝谈判，并毫不客气地对使者说：“你们的帝国是一个异教徒的地区。伊斯兰教徒的义务就是同你们战斗”(11)。在完全伊斯兰化的花剌子模人看来，帖木儿所依靠的察合台人其外表和习惯全象异教徒。然而，帖木儿王朝统治的中心河中地区是受伊斯兰教影响已有数百年的地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不能不向他的臣民表明他是多么重视伊斯兰教。沙哈鲁与其父不同，只愿意作一个伊斯兰教素丹。为了处处显示出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经常到清真寺去参加星期五的礼拜。在赖买丹月严格遵守斋戒，即使在旅行期间，也是如此。他每周四次，都把《古兰经》的诵读者召进宫廷，听其讲诵(12)。沙哈鲁1412年在致明朝永乐皇帝的国书中自我吹嘘：“继伊利汗哥疾宁（合赞）、完泽笃和不赛因等皈依了伊斯兰教和升天的圣皇皇后，帝国落到了我主和父皇至高无上的帖木儿皇帝手中了。他在阿富汗、突厥斯坦和波斯复兴了伊斯兰教法。现在，我们的法庭即据此法而判决，采纳了伊斯兰教律，我们放弃了成吉思汗的军事断事（扎儿忽）和军事法律。”(13)。这可能是沙哈鲁为吸引永乐皇帝皈依帖木儿朝的伊斯兰教而作出的一种出于好心的谎话。事实上，沙哈鲁并没有完全放弃蒙古的传统，当时不成文的蒙古习惯法（札撒）仍对公共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沙哈鲁的做法只是向人们表明，帖木儿朝人已更好地置身于伊斯兰教法中。为了使蒙古人的传统与伊斯兰教相协调，沙哈鲁企求伊斯兰教能与蒙古传统达到最佳结合。为此，沙哈鲁采取了提高低级传教士集团的地位，以削弱在帖木儿时代地位上升的城市伊斯兰教上层。低级传教士集团主要是受突厥一蒙古迷信而不是受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法律条文影响的纳合西班底教团。这个教团这时已成为王权的最佳盟友和最佳支持者。在沙哈鲁与哈里勒（帖木儿之孙，米兰沙之子，1405至1409年治撒马尔罕）争夺河中地区统治权的斗争中，纳合西班底教团积极支持沙哈鲁。当时，该教团的谢赫穆罕默德·帕尔萨与沙哈鲁关系友善，他们“为了安排穆斯林的事务”，经常通信往来。一次，沙哈鲁寄给哈里勒，叫后者挑选战场的信被帕尔萨收到。帕尔萨在把这封信送到哈里勒的驻地撒马尔罕之前，先在布哈拉的大清真寺里诵读，公开表明支持沙哈鲁。不久，哈里勒便被打败(14)。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有一点可以相信，沙哈鲁与布哈拉的谢赫有着良好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伊斯兰教的低级教士集团——以纳合西班底教团为代表的苏非派德尔维希在民间广为盛行。明朝永乐十二年（1414年）到达中亚哈烈（赫拉特）的陈诚在其《西域番国志》中对德尔维希（亦作“托钵僧”、“苦修僧”）有这样的记载：“有等弃家业，去生理，蓬头跣足，衣弊衣，披羊皮，手持怪杖，身挂骨节，多为异状，不避寒署，行乞于途。遇人则口语喃喃，似可怜悯，若甚难立身。或聚处人家坟墓，或居岩穴，名为修行，名曰迭里迷失（即德尔维希）”(15)。德尔维希经常在公共场所聚众宣讲苏非派哲学，吸收信徒。在政治上，这些德尔维希们赞成沙里亚法，谴责至高无上权力的代表和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官方首领在遵守沙里亚法方面的怠慢，并由此声称他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16)。这样倾向与继沙哈鲁之后的兀鲁伯（1447～1449年）的态度发生了矛盾。兀鲁伯是他的祖父帖木儿的崇拜者，同时又是突厥蒙古传统的维护者(17)。他仿效帖木儿的范例，任命一个拟汗，主要是竭力按照祖父的精神来行使权力，在军事方面，与成吉思汗的札撒相一致(18)。然而，兀鲁伯既没有他祖父的军事天才，更没有他祖父那种驾驭伊斯兰教的能力。兀鲁伯的统治很快遭到了一些伊斯兰教人士的不满。在庆祝兀鲁伯的幼子阿布德·艾则孜割礼时，贵族和平民在卡尼吉尔平原上饮酒，并到兀鲁伯的宫廷中宴乐。在宴会期间，穆哈塔希布（宗教监督官）赛义德·阿什克进来对兀鲁伯说：“你败坏了穆罕默德的信仰，倡导了异教徒们的习惯。”兀鲁伯抑制愤怒回答说：“你已通过你的赛义德后裔和学识获得了声誉，还获得了年纪，很显然，你还想殉道，并因此说了粗鲁的话。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19)兀鲁伯不仅不严守伊斯兰教法，甚至还赞同恢复游牧民的习惯法。据说，有一个士兵向兀鲁伯抱怨，他兄长的遗孀，不愿依据游牧民的习惯法嫁给他，却要求嫁给一个布裔。兀鲁伯听后，下令根据札撒，这位士兵有权纳她为妻。正因为兀鲁伯不尊重沙里亚法。因此，在坚持沙里亚法的伊斯兰教人士眼里，兀鲁伯是一个暴君。他们甚至预言兀鲁伯将被他的儿子根据沙里亚法的判决被处死。1449年，兀鲁伯与其子阿不都—拉迪甫发生争位战争，德尔维希们支持阿不都—拉迪甫。兀鲁伯失败被俘，最后经宗教人士审讯后被处死。
在帖木儿到兀鲁伯这九十年的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传统对王朝的影响逐渐发展。这是苏非派尤其是纳合西班底教团在民众中持续有效活动的结果。“这一时期，除博学的神学家外，还有属于各种教团的德尔维希，他们的活动甚至更成功。他们在草原的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在草原的边境地区——布哈拉、花剌子模、锡尔河流域、巴尔赫的部分地区——在忒耳迷和察哈尼彦有他们的哈纳卡（道堂）”(20)。利用这些容易通向游牧民常驻地的道堂，德尔维希谢赫们成功地在游牧民中间传播他们的教义。由于伊斯兰教渗透进游牧社会生活之中，伊斯兰教与蒙古游牧传统日益结合在一起已成社会发展趋势。兀鲁伯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适应这一趋势。
三
从15世纪中叶起，苏非派尤其是纳合西班底教团成了帖木儿王朝居于统治地位的派别，在社会政治中对帖木儿王朝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与和卓阿赫拉尔的出现有关。
阿布都—拉迪甫死后，帖木儿第三子米兰沙的孙子阿布·赛义德（又译为卜撒因，1451～1469年）在与沙哈鲁之孙阿布都拉的斗争中失败，向北逃往塔什干。据说，他在逃亡途中，曾梦见著名圣徒阿合马·亚塞维。亚塞维向他介绍了一位在未来斗争中帮助他的重要人物，此人就是纳合西班底教团的第三任教长和卓乌拜杜拉·阿赫拉尔。阿赫拉尔1404年生于塔什干附近的巴赫斯坦村。早年受他的堂外祖父易卜拉欣·沙什的教育，后到撒马尔罕学习。不过他在撒马尔罕从未掌握超过“两页的阿拉伯语法。”。24岁时，他前往赫拉特，对苏非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后他尊奉纳合西班底教团的教长亚库甫·恰尔黑为自己的导师。导师死后，他先后定居在巴达克尚和察哈尼彦，后又回到他的故乡塔什干。约1431年，他成为这个城市的苏非派首领。(21)
早在赫拉特时，和卓阿赫拉尔就注意到地方上的谢赫依靠瓦克夫生活，因而只得接受指定给他们的任何东西。一般来说，正是统治者和他的亲近侍从捐赠瓦克夫。和卓阿赫拉尔由此认为，赫拉特的谢赫们绝不会见有他们对统治者应具有的影响力。他认定只有依靠他自己的财力来供养他本人及其追随者，才具有不同于其它谢赫的影响力。赫拉特谢赫的错误不仅在于拒绝财富，还在于自认为不应当亲自向他们的统治者和侍臣提出他们的要求。据说，赫拉特的教师巴哈丁·奥马尔从未亲自去看统治者，而是通过一个使者来代替，结果，统治者很容易拒绝巴哈丁的要求(22)。和卓阿赫拉尔认为，纳合西班底教团的特征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行事。在他的时代，最迫切的需要是帮助被压迫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成为王的伙伴。因此，当阿布·塞义德前去见他时，阿赫拉尔同意帮助他，条件是阿布·赛义德统治时实施沙里亚法以及减免许多人的负担。在随后的斗争中，阿布·赛义德果真打败了阿布都拉。实际上，阿布·赛义德能够取胜主要是由于乌兹别克人的首领阿布海尔汗率兵援助的结果。不过，阿赫拉尔对他的支持也是取胜的重要原因。阿赫拉尔在会见阿布·赛义德时，预言后者将要征服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呼罗珊，成为帖木儿第二。这在当时宗教神秘气氛浓厚的环境下，尤其是阿布·赛义德此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王子的情况下，象阿赫拉尔这样著名谢赫的预言无疑大大提高了阿布·赛义德的声望，对阿布·赛义德及其部属也是极大的精神鼓励。阿布·赛义德之所以寻求和卓阿赫拉尔的支持，是因为阿赫拉尔此时的影响非常突出。“和卓阿赫拉尔的政治目的是把他的教团转变成经济上独立且有力量的统一体，政治上参与并富有影响力，组织上可靠且相对集权化的教团。”(23)首先，和卓阿赫拉尔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来确保他的政治影响。他“拥有30个果园，64个村庄及其周围的土地和灌溉渠。在不同的城市里有许多商贸机构和手工工场。”(24)他利用其积累的大量财富，举办各种赞助和慈善事业，扩大了在民众中的影响。其次，和卓阿赫拉尔积极宣传其传道的政治目的。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只是充当谢赫，那么没有其它谢赫会找到一个穆里德（信徒）。但是，另一项任务已经分给我们，这就是保护穆斯林，使其免受压迫者的邪恶。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必须同国王打交道，征服他们的灵魂，这样，就实现了穆斯林的目的。”(25)第三，在组织上，和卓阿赫拉尔为他的信徒建立了一座精神修行的生活中心，以吸引众多的信徒。同时要求信徒结成以他为核心的集团。他强调指出，任何信徒如果不注意他的精神纽带与他的谢赫建立联系的纯洁性，那么这个信徒要达到较高的精神状态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达到完美了。如果与其它教团甚至本教团的其它谢赫接触，这样纯洁性很容易发生危险(26)。在王室内讧、游牧民经常侵扰的帖木儿王朝后期，和卓阿赫拉尔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使他在民间穆斯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乌兹别克人的首领阿布海尔汗出兵援助阿布·赛义德，除了经济上可以掠夺财富外，和卓阿赫拉尔的支持很可能是其出兵的重要原因。
阿布·赛义德取得王位后，把和卓阿赫拉尔从塔什干请到撒马尔罕，一切“都服从和卓，绝对不违背他的教训和指示”。甚至认为自己是处于他的教团统治之下。1457年，阿布·赛义德把都城迁往赫拉特，阿赫拉尔完全控制了撒马尔罕。1460年，他成功地说服了阿布·赛义德在其王国中废除了非沙里亚法规定的税。1461年至1463年，他调停了阿布·赛义德与反叛王子穆罕默德·朱基之间的斗争。成为一位“站在人民和他们的领主之间能够抑制暴力和反抗的人”。1469年，阿布·赛义德去世，其子素丹阿合马(1469～1494)继位。据说，素丹阿合马经常跪倒在和卓阿赫拉尔面前，低头哈腰，毕恭毕敬。(27)
1490年，和卓阿赫拉尔去世，其教长职位由其次子和卓穆罕默德·雅希亚接任。纳合西班底教团对帖木儿王朝的统治仍有着很大的影响。素丹阿合马死后，由素丹马合谋继位，在位六个月病死，其次子拜孙哈尔继位。拜孙哈尔得不到撒马尔罕人的拥护。1495年，撒马尔罕人发动叛乱，拥立拜孙哈尔之弟阿里为王。拜孙哈尔逃往和卓阿赫拉尔的长子霍加卡·库瓦加家中，没有人敢进门搜查。几天以后，以和卓霍加卡·库瓦里为首的一些人又把拜孙哈尔请出来，扶其复登王位，并立即镇压叛乱者(28)。阿里逃往和卓穆罕默德·雅希亚家中，两三天后，又由这里逃往布哈拉。从这以后，和卓阿赫拉尔的两个儿子之间出现了不和。长子成了拜孙哈尔的精神导师，次子成了阿里的精神导师。几天以后，和卓雅希亚也跟随阿里逃往布哈拉(29)。1496年秋，雅希亚提议阿里与费尔干纳的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联盟进攻撒马尔罕，拜孙哈尔兵败被杀。1498年，阿里在撒马尔罕即位，但各种事务的真正指导者是和卓穆罕默德·雅希亚。因此，从阿布·赛义德以来，和卓阿赫拉尔家族凭借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威望，已能左右帖木儿王朝各种事务。这必然与王权发生矛盾。正当和卓雅希亚与素丹阿里争吵之时，乌兹别克人的首领、阿布海尔汗的孙子昔班尼汗趁机进攻撒马尔罕。王权与宗教势力都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1501年初，昔班尼汗占领撒马尔罕。1507年又占领了哈烈（赫拉特）。帖木儿王朝在河中和呼罗珊的统治结束。和卓雅希亚被处死，阿赫拉尔家族的势力亦受到沉重打击。
帖木儿王朝衰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王室内讧、外族入侵、经济萧条等，但伊斯兰教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和卓阿赫拉尔的政治思想不是要加强王权，推动王权与教权的结合，而是使教权游离于王权之外，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充任国王与民众之间的调停人。这显然是不利于王权巩固的。而阿赫拉尔家族积极参与王室纷争，加速了帖木儿王朝的衰亡。
综上所述，伊斯兰教对帖木儿王朝的影响是逐渐深入的。帖木儿时，伊斯兰教只能充当帖木儿对外征服的工具，伊斯兰教人士对帖木儿影响的程度只能随帖木儿的意志转移。然而到了兀鲁伯时，情形就不一样了。兀鲁伯虽敢训斥某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却终不能处罚他们。到阿布·赛义德时，王朝的一切事务都听从阿赫拉尔指导了。伊斯兰教影响之所以能够深入，是由于帖木儿王朝的统治阶级已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从而使中亚已有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得以深入。帖木儿的生活是一种半流动半定居的生活。他修建撒马尔罕城不是作为自己的常住官邸，而是作为不定期的驻屯之所，且驻在城外。而他的子孙则基本上过着定居生活。无论是沙哈鲁还是兀鲁伯，他们所修建的建筑物都没有一点突厥民族的特色。相反，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则到处都是。伊斯兰教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且得到发展，并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影响。游牧民一般不愿将自己的生活改变成定居生活，但定居民的物质文明对他们又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此，半流动半定居的生活成为他们较为理想的生活方式。由此，体现在精神生活上，就是游牧传统与伊斯兰文化传统相互混合。这一特点在中亚这个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接合部将长期存在。过分忽视游牧传统或伊斯兰教文化传统，无论是谁统治，都不能持久，从这个意义上说，帖木儿王朝的衰亡便与伊斯兰教的影响有关。
注释：
(18)屠寄《蒙兀儿史记·帖木儿传》
②［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第9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⑥格鲁赛《草原帝国》，载《中亚史丛刊》第七期，第242、248-249页
④［英］珀西·赛克斯《阿富汗史》第一卷，下册，第429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
⑤布哇《帖木儿帝国》第46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⑦罗旺扎布等《蒙古族古代战争史》，第466、469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⑨(11)(17)(18)［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221、230、236、2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⑩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2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12)(14)(16)(19)(20)维·维·巴托尔德《中亚史研究四种》，卷二，第11、72、115、125-126、7页，莱顿，1958年
(13)［法］阿里·玛札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得122-123页，中华书局，1993年
(15)陈诚《西域番国志》第5页，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第一集。
(21)(24)(25)《伊斯兰百科全书·补编》，第51页，莱顿，1980年。
(22)(26)朱根·保罗《一个体系的形成：和卓阿赫拉尔的希姆雅体制》，载美国《中东研究杂志》1991年，第533-548页。
(27)王治来《中亚史纲》，第62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28)万伯里《布哈拉史》，第232页，纽约，1973年
(29)《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任皇帝巴布尔回忆录》，第23页，伦敦，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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