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_新型城镇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_新型城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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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5)05-0105-05

       在我国,城乡是一个整体,城乡关系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合理的城乡体制和城乡结构是中国建成现代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因此,在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梳理和品鉴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观,是一个恰逢其时的重要理论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先贤关于城乡关系的总看法和理论观点,挖掘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的核心思想,构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为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借鉴,是本文关注的中心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中的城市

       (一)城市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下文简称马恩)指出,人类社会一开始并没有城市,在原始社会末期,为了防卫他族侵犯的需要,部落成员用石墙、城楼、堆碟围造了城市[1]。恩格斯这样定义城市:“只要它(乡村)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乡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2]。如此,防守和城墙是城市产生的两个重要元素。以防卫为目标、周围屹立着高峻墙壁的城市的出现,犹如人类创造了新的生产工具一样,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了[3]。

       可见,城市首先源于战争的防守功能而用石墙围起来的“城”,后来,“城”中逐渐聚集了更多的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以及享乐等其他需求[4],“城”里才出现了商品交易特征的“市”,即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马恩看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物质产品不断丰富,让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在某一特定空间(城市)不断聚集,以交易为主要特征的商业活动在“城”中应运而生,如此经年累月便产生了城市。

       在马恩那里,决定城市起源的根本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战争)的需要。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物质产品的丰富,部落成员用城墙围成了为保护这些物质产品勉受他人掠夺而起防守功用的“城”;另一方面,多余的物质产品通过交易变成他人的消费品也成为可能,而这些消费品的交易和集中消费则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城市)来完成。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产生。

       (二)城市的变迁

       城市的变迁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依据城市的发展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程度,可以将城市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社会的城市、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城市的变迁速度很缓慢。马恩指出,人类最早期的城市是用于攻防需要的一个孤立的据点[5]。当时农业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一方面,城市里的商品交换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6]。因此,这些依赖于农业经济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王公贵族的家园,或是帝国对广阔疆界实现统治的一个个孤立的“岛屿”。那时,乡村里存在着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等身份鲜明的等级结构,城市里只有师傅、帮工、学徒、平民(短工)的劳动分工外,再没有大分工了[7]。这表明,在古代社会,乡村中的等级秩序虽然分明,但城市里的劳动分工却相对简单。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是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源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让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交织并起,城市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日益加快,城市发展超越国界,遍及全球。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大增加起来。”[8]恩格斯也指出:“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工业把劳动力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9]如此,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产业革命加速了农业人口从乡村社会走出,被吸纳进入城市工厂成为专门从事工业劳动的产业工人。这样一来,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而不断与资本家斗争,城市变成了工人运动的发源地[10]。换言之,城市的社会环境和工厂组织的制度环境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客观基础,锻造了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城市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摇篮。此时,城市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单元,开始冲破了城围的限制,开放性增强,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广泛。一方面,许多不同等级城市之间逐步连接成一个个城市地区,在城市地区内有一个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中起核心作用的中心城市;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世界经济市场的形成。马恩这样评价:“巴黎是18世纪唯一的世界城市。”[11]首都巴黎不仅有很好的粮食供应的商业组织,还是农产品的主要市场[12]。概言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像巴黎这样的“世界城市”的出现。

       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并行不悖、同步并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改变了过去人们以乡村为重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为条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不仅让城乡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而且也加剧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是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源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联。列宁指明了城市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功能:“在现代各个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要比乡村迅速得多,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13]无产阶级掌握了城市中心地区,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神经中枢和心脏[14]。斯大林也指出,大城市“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15]。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领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发展将会同步前行。

       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城市与资本主义城市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城市,不再是资本家或富人的乐园、穷人的地狱。一方面,城市将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全体劳动者来参与城市建设,共享城市的繁荣景象和文明成果,城市将成为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者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将在充分尊重广大无产阶级意愿的基础上,统一配置城乡资源、合理协调秩序,促进城乡平衡发展,让城乡人民获得同等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当然,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实践和观察存在一定的局限,很难对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发展做出系统的分析。

       (三)城市的功能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显示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也是城乡关系发生变化的基础条件。同时,城市的功能也在城乡关系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古代社会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第一,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单元,开放程度低,与外部社会的交流少;第二,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化不明显,劳动分工较简单;第三,受生产力发展限制,城市的工商业水平较低;第四,城市更像是一个个“流动的营房”,多是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的中心,而非经济或商业中心;第五,受农业经济的支配,乡村对城市的依赖很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不明显。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主要功能则表现为:第一,城市变成了资本与劳动力的聚集地,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已取代乡村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中心空间;第二,越来越细密的劳动分工与职业专业化,让城市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工商业中心;第三,城市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城市与城市外部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并发展出了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世界城市”;第四,城市汇集了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例如劳动分工与协作制度、交易制度、教育、建筑、绘画与艺术等;第五,城市是资产阶级的乐园、无产阶级的地狱,工人在工厂劳动过程中锻造了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和革命火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可能。而社会主义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第一,城市是社会主义国家先进文化汇集的大熔炉,引领着社会前进的方向;第二,城市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和信贷中心;第三,城市聚集着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城市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舞台;第四,城市已成为全体劳动者的家园,全体劳动者将共享城市的繁荣景象和文明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中的城乡分离与城乡对立

       (一)城乡分离的社会根源

       上文说过,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城市变迁引发了另一个重大问题的产生:即城乡分离与城乡对立,因此,城乡体制、城乡结构与城乡融合也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观的核心问题。马恩认为,乡村和城市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古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从事生产食物的农民为不生产食物的人提供食物的现象,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的分工,这意味着“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6]。如此,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深刻影响了城乡结构的分化。换言之,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必然产物。

       (二)城乡分离的历史趋势

       城乡分离既有特定的社会根源,也有可观察的基本历史趋势。第一,城乡分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古代社会开始的城乡分离过程格外漫长和艰辛,不是一蹴而就的。德国的城乡分离过程经历了三个世纪[17]。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城乡分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乡分离的速度加快了。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8]这里的“生产力”主要在城市这个大熔炉里被创造出来,其中,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实践者。第二,城乡分离促进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快速分化。“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9]其实,城乡分离过程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过程是并行不悖的,只是城乡分离过程加速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第三,城乡分离让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在城乡分离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农业经济依然是城市运转的物质基础,城市只有依赖乡村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才能正常运转。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产业革命和工业发展使得城市的独立性逐渐凸显,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些关系仍然带有宗法的色彩,而在比较大城市、真正的手工场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20]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了城乡分离并拉大了城乡差距。第四,城乡分离强化了城乡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21]具体来说,城市为商品交换和专业化的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舞台,城市在城乡对立的矛盾运动中越来越取得绝对优势地位。这样,脱胎于乡村的城市逐渐远离了乡村,最终成为主流社会规则的制定者,也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活动的中心。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22]。

       (三)城乡分离的社会后果

       马恩肯定了城乡分离对劳动分工的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影响。一方面,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城乡分离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封建制生产方式自然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性。但是,城乡分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不同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状态,导致了城乡对立,城乡对立过程加剧了整个城乡关系的恶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影响城乡对立和城乡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

       三、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中的城乡统筹与城乡融合

       马克思主义先贤对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城乡体制和城乡关系,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设想。

       (一)未来社会的城乡统筹

       马恩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城市与乡村本来浑然一体,城乡之间也没有差别。生产力发展导致了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同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可以促使人类社会通过城乡统筹来走向城乡融合,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无法消除城乡对立,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框架。也就是说,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23]。所以,城乡统筹应是城乡融合的制度基础。当然,在马恩看来,实现城乡统筹融合发展的愿景难以立竿见影,也是一个艰辛的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

       (二)未来社会的城乡融合

       马恩指出,只有城乡融合发展,才能获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防止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24]。在马恩看来,城乡融合是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根本出路,城乡融合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马恩所设想的城乡融合需要两个客观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大工业产业在城乡间合理分布;二是社会条件,即消灭私有制的旧式分工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让城乡居民共享社会福利[25]。列宁发展了马恩的城乡融合理论,他指出,鉴于城乡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着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威胁,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26]。因此,要自觉运用科学,结合工农业,重新分布人口,通过集体劳动,实现城乡融合[27]。

       (三)城乡融合的思路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就未来社会的城乡融合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思路。第一,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旧的社会分工体制,通过产业教育和工种变换,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28]。第二,建立农民合作社制度。马克思指出:“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有组织的劳动,并且只有在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29]也就是说,农民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合作社组合成大规模经济,实现城乡融合。第三,重视科学技术对城乡关系的积极影响。马克思指出,蒸汽机的发明使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那么,电的发明将会使边远地区发展水利变成现实,让城市的先进生产力来辐射边远地区的发展[30]。第四,在城乡之间合理布局产业。一方面,要统筹城乡人口,使脱离农业的工人在农村同样有机会从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要统筹城乡产业,让大工业在全国能够平衡地布局,不可集中于大城市。同时,也要促进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31]

       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的实质是城乡体制合理、城乡结构优化和城乡关系融合的问题。其中,工农关系是城乡关系的重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

       (一)从统筹兼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筹兼顾”这一概念散见于党的重要文献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郑重警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32]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把“统筹兼顾”当作处理城乡关系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33]这一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光辉著作中,把合理对待“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放在“十大关系”中的第一位,足以体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此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次明确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34]的指导方针,为新中国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指明了方向,促进了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快速发展。“统筹兼顾”之所以能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历经了连年战乱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城乡国情,以及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总结出来的,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城乡关系变化的科学判断。

       可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思想。这项改革实践首先从农村做起,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村改革的基本制度,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体制改革的开始,全面解放了农村活力,调动了全国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打破了过去城乡之间互不流动的分割状态,为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农村、农业和农民再一次获得了新生。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了经验,推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35]。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以工促农、工农并进的历史新阶段。

       (二)从统筹城乡到新农村建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36]的新战略。国家强调把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最终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新型城乡关系。标志着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进一步成熟。2000年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把“城乡统筹”做为处理城乡发展关系的重要原则。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37]的指导思想,其中,“统筹城乡发展”依然放在第一位。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样,新农村建设成为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境遇,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城乡关系的民心工程。紧接着,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废止了《农业税费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了2000多年之久的传统税收制度被终结。

       (三)从城乡一体化到新型城镇化

       自2000年以来,尽管党和国家反复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仍然非常突出。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把“社会建设”做为新时期治国纲领的重要内容,并再次重审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38]。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来讲,社会建设的内容是重在优化城乡结构、弱化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正。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专门讨论农村发展问题,提出“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39]。这样的论断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彰显了国家改革城乡体制的决心。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进一步提出,必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40]。

       当前,国家把“新型城镇化”做为建设和谐城乡关系的重要方略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2013年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主持召开了系统研究城镇化问题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四化同步,统筹城乡”做为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2014年初,国家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41],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和基础性规划。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实现广大城乡居民需求和利益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实质上强调让城乡居民能够有更多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会导致城镇发展而农村衰落的境地再次出现,让城镇化过程中同样可以留住青山绿水和“乡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将会改善不合理的城乡结构,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不断融合城乡关系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42]。“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也是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发展。

       五、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既是实践的产物,也是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

       (一)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进程;第二,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把城市以及城乡关系的变化状况放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分析,城市产生、城乡分离、城乡差别、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等现象是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历史现象,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过城乡统筹来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出路,首先在于不断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过程的不合理方面,才能够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

       (二)矛盾分析的立场

       矛盾分析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城乡矛盾与问题、实现城乡统筹与融合的具体方法论之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城市问题持矛盾分析的立场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城市的产生以及城乡关系的变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第二,城乡分离导致的城乡对立实质上反映是城乡关系变成了矛盾关系,而化解城乡对立之矛盾关系走向融合之谜的钥匙,还需通过理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才能真正找到;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绎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只有理清资本主义城市内部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的实质,才能建构一个和谐发展的新社会;第四,在社会主义社会,城乡关系本质上是非对立的矛盾关系,但只有厘清城乡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才能制定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制度,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形成新型的融合的城乡关系。

       (三)实践分析的立场

       注重实践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要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城乡关系是在人类历史实践中产生的,又在人类历史实践中发生变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不断从实践中观察城乡关系的变化,分析城乡关系的本质,探索优化城乡结构、改善城乡关系的策略,才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出路。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观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城乡关系的总看法和理论观点。其中,城乡体制、城乡结构与城乡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的核心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是影响城市产生、城市变迁和城乡分离的物质条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城乡对立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者从具体的、历史的城乡实践活动出发,通过对隐藏在城乡关系背后的城乡体制与城乡结构的把握和调整,去寻求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城乡关系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不断运用合理的实践方案,推动城乡关系走向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从有了城市这个“人造自然”现象以后,“城乡差别成为人类社会留存至今的社会场景,城市与乡村之间路途成为历史上最长久的人口流动场域和最伟大的社会舞台”[43]。因此,城乡分离、城乡差别、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等历史现象,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城乡关系讨论不绝于耳的重要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观,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第一,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第二,大力改善城乡生态环境;第三,合理分配公共物品在城乡之间的均衡供给;第四,积极推进城乡基层社区建设;第五,不断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可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实践来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让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其社会身份的转化却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束缚迟迟不能实现,这些居住在城市的人户分离者无法归属于城市[44]。还有,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在城乡之间的供给也没有实现城乡一体化。这说明,我国的城乡发展不平等现象依然明显,城乡结构仍然不合理,城乡融合还没有实现。

       从中国历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城乡关系的和谐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央更加关注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状况。但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城乡差别和城乡融合问题。因此,我们只有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努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设计,清理和反思现有不合理的城乡结构,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让城乡居民在城乡之间有同等的选择机会,调整各级政府关于阻碍优化城乡结构的事权、财权和职权,解决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来积极改善城乡关系[45]。如此,尽管我们要实现城乡居民所期待、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城乡一体化状态,还要走很长的路程。但实现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伟大目标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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