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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的农牧机会
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让众多企业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闭，全球经济笼罩在空前的巨大阴影之下。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帝国正在逐渐崩溃，金融风暴席卷着美国、欧洲，当然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的股市跌了，中国的房市跌了，全球经济发展遭遇了新的挑战。一向发展稳健的新希望集团也同样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民生银行是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行业。我们在很多城市都有一定的房地产开发，还有一些化工领域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出现了亏损。”刘永好这样说道。如何在金融危机的浪潮下实施战略突围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众多行业的困顿让嗅觉灵敏的不少资本包括外资大举进军养猪业，甚至房地产商转行养猪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对此，被戏称为“中国第一猪倌”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放出惊人之语，说金融危机的时候投资猪肉比黄金可靠多，因为黄金可以不用，但猪肉不能不吃。
他指出，新希望集团未来的发展之路，就是新时期新的创业——打造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很显然，在这场危机中，在养猪业浸淫多年的刘永好真真切切地看到农村养殖格局的变化给农业企业带来的又一次发展机遇。过去中国有2亿多小养殖户，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养殖业，特别是来自农村的青壮年劳动者直接奔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就业，这就使得全国养殖户的规模大幅下降。小规模的农业养殖户在弱化的同时，而现代的规模化养殖企业又没有跟上，这直接造成了养殖规模与需求的矛盾，使农产品特别是肉蛋类产品价格上涨。据统计，这部分进城的务工者全国大约有2.5亿人，使城市农产品的消费群体陡增了50%。新希望集团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人在城里的吃饭问题，从而发展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产业链，从种源、饲料、饲养、屠宰、加工到销售，得到迅速发展。
金融危机以后，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回到农村的他们因为不赚钱根本就不愿在家养猪养鸡，这就给养殖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会。一方面，一部分人汇集到像新希望集团这样的企业养猪养鸡，他们在解决自身就业的同时，企业的用工也得到了保证，用工成本不高，取得了双赢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喜欢养殖的人来说，新希望集团可以帮助他们从小规模养殖入手，转型到中、大规模养殖，并提供一切配套服务，从而进一步做大做强。因此，2009年3月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的刘永好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地说，金融危机把那些原本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从沿海地区拉回到养猪场，对农业企业来说是个机遇。
正是看好未来的发展，新希望集团计划在2009年招聘5000人，其中农民工4000名，待业大学生1000名。为了解除养殖户丰产不丰收的忧虑，新希望集团建立了丰歉补助机制，丰收时给农民留下储备金，歉收时给农民补助。同时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在歉收时给与农民赔偿。此外，新希望集团还与银行合作，鼓励银行给产业链上的农民发放由国家政策支持的“惠农券”，从而得到贷款支持。
当刘永好对外宣称农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会的时候，以至于很多人误解为新希望集团重新“回归”农牧业，特别是新希望集团声称在曾获得可喜成绩的房地产领域不再购置新土地、在金融领域维持现状、天然气不再作为投入重点等消息时，人们更加确信新希望的农牧“回归”。但刘永好说，新希望从1982年创业到现在，从未离开过农牧业，特别是饲料，一直是新希望集团的主业，因此谈不上“回归”。在刘永好的产业版图中，不管新希望的触角伸向何方，农牧产业始终都是他的中心根据地。“我就是靠农村起家的”，刘永好认为，正因立足于农牧业，新希望才屹立不倒，成为民营企业里的常青树。
辞掉公职惊险创业
1951年9月出生于四川新津县城关镇的刘永好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刘永好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岁之前他只穿过草鞋，衣服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以说那时几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中专毕业后，17岁的刘永好插队到了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近5年的知青生涯结束后，热爱学习的刘永好就去读了电大，电大毕业后到了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1980年春节，二哥刘永行为了让自己哭哭闹闹要吃肉的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在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赚了300元钱，相当于他当时10个月的工资！眼看着有这么好的收入，四兄弟一商量，既然能靠修理无线电挣那么多钱，为何不办一家电子工厂呢？善于言辞的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刘氏兄弟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事上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刘氏兄弟电子工厂的美梦便胎死腹中。
虽然开办电子工厂的梦想没有实现，但创业的强烈愿望让刘永好的又一个梦想点燃了——当“万元户”成了刘永好的新目标。
1982年，国家号召科技兴农。“文革”后的农村犹如枯木再次逢春一般，出现了新的一轮建设热潮，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在这一年中，刘永好四兄弟捧着人们艳羡的“铁饭碗”，有着令人羡慕的舒适工作环境和稳定的收入。按理说，命运对他们够垂青的了，可他们却偏偏不安分，要独自创业做专业户。那是1982年8月的一天，刘氏四兄弟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终于做出决定：辞掉公职当专业户。
事业的起点
他们就想，搞自己曾经做过的音响投资大，而且还有很多条条框框；而搞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那就从养殖业开始做起。有了创业的目标，可创业的资金又从哪里来呢？由于自家没多少钱，刘氏兄弟们想到向银行贷款1000元。但结果是当头一盆冷水，银行不贷！1000元钱对于银行不算个大数，但对于刘氏兄弟们却至关重要。
无奈之下的刘氏四兄弟，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得已卖掉自己仅有的自行车、手表等一切值钱的东西，凑足了1000元。有了这1000元之后，陈育新首先辞职，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育新良种场”就此开始了刘氏四兄弟的创富之路。
多年以后，在谈起为何辞去当时人们非常羡慕的公职去创业时，刘永好说，1982年下海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按当时全国的生活水平，他不敢奢望一个普通教师能挣多少钱，只是想辞职下海了不管怎么做都会比当时每月38元的收入高吧。初受经济发展冲击的刘永好，最开始只想当个万元户，那时要是出个万元户可是不简单的事情，人人都会羡慕。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万元户的目标很快就达到了。之后，他就像穿上了红舞鞋，想停也停不下来。100万元、1000万元、1亿元，到现在的几十亿元，在不经意间就一步步实现了。虽然现在成了亿万富豪，但当时创业的困难让刘永好至今记忆犹新。
育新良种场的主营业务是孵小鸡、养鹌鹑和培育蔬菜种。没有孵化箱，他们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来做。为了建厂房，刘永好专门到成都买了一辆拖拉机运旧砖，由于道路狭窄，拖拉机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了两公里之外。没有人手，刘永好就亲自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一次又一次地硬是把一车砖给搬了回去。1983年底，兄弟四个为自己的业绩进行了盘点，他们这才发现仅这一年育新良种场孵鸡5万只，孵鹌鹑1万只，并带出了11个专业户。天道酬勤，看到一年就做到这么大的规模，四兄弟兴奋异常。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转眼进入1984年，一场“灭顶之灾”骤然而至。1984年4月的一天，资阳县的一个专业户找到他们，一下子就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呀！在这块大“蛋糕”面前，刘氏兄弟马上借了一大笔钱，购买了10万只种蛋。孵出小鸡，先交货2万只。但刘氏兄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给这个专业户之后不久，他们便听说这个专业户“破产”逃之夭夭了。刘氏去追款，发现交给这个专业户的2万只小鸡，一半在运输途中就死了，另一半在家里被大火烧死了，对方已经是倾家荡产。让刘永好四兄弟着急的是，想让对方承担经济损失是不可能的了，更让他们着急的是自己养殖场里剩下的8万只小鸡怎么办？
刘永好说，当时那剩下的8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而自己手里又没有饲料，再加上那时又是农忙时节，农民不会要，自己借的钱马上到期要还……一连串的问题，让一向坚强的四兄弟都感到绝望。刘永好说，从未受到如此打击的四兄弟，那时甚至还想过跳江自杀、逃离家乡到新疆……但从小吃苦耐劳的四兄弟想来想去最终没有这样做，而是咬咬牙选择了继续干。
在感到悲痛绝望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开拓市场。在打听到成都有市场后，刘永好四兄弟连夜动手编箩筐，装好那些快要出壳的孵化鸡蛋，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动身起程，先蹬3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20公里以外的集市，再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刘永好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经济体制尚未打破的社会环境下，个体户是非常受歧视的。即使是在农贸市场，也是中规中矩，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范围。而初来乍到的刘永好四兄弟自然不受“土著”摊主们的欢迎，“人家不让我们在那儿摆摊儿”。
白天受到的是歧视，而晚上则是孤寂与长夜难眠。刘永好至今还记得，由于没有地方睡觉，他只好向一位好心的看门的大爷借了一条板凳，在那儿坐了整整一晚上。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那些孵化的鸡蛋。因为孵化的鸡蛋不能长期放在外面，否则未出壳的小鸡就会死掉。更何况，如果卖不出去那些鸡蛋，他们不仅连回家的路费没有着落，甚至连当天吃饭的钱都没有。尽管情况不容乐观，但刘永好坚信办法总比问题多。为改变不利局面，刘永好就想尽了办法跟人家协商，并最终得了立锥之地，顺利卖出去了那些鸡蛋。
刘永好至今记得当时的艰辛，如此折腾了十多天后，兄弟四人个个“减了腰围”掉了肉。但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8万只鸡苗总算全部脱手，年底算账时，竟也有10万元的盈利。
精打细算养鹌鹑
创业初期的第一次危机虽然化解了，但是兄弟四人的士气却遭遇了重创。好在他们消沉了几个月后，又重拾当初的激情鼓起斗志，决定继续走下去。有了上一次险些失败的经历后，刘氏四兄弟不再像以前那样冲动，而是在做事之前先思量好，精打细算地做起了生意。
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当时一个鸡蛋只卖1角钱，而一个小小的鹌鹑蛋卖到了2角，而且，小鹌鹑孵出后40天就能下蛋，一对鹌鹑1年可以孵出5窝小鹌鹑，也就是值100多元。这可比孵小鸡要划算得多。经过一番计算以后，刘氏兄弟决定重点饲养鹌鹑。
而此时市场情形似乎跟他们的决定完全不一样，成都地区的“鹌鹑热”正在降温。听说刘氏四兄弟要大规模饲养鹌鹑，村里的好心人都规劝他们不要作茧自缚。但刘永好四兄弟却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认为，在鹌鹑饲养多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技术低、成本高、经营差的专业户必然会被淘汰掉，只要把饲养鹌鹑的成本降下来他们就会取得胜利。
别人最担心的劣势是不能降低成本，而这在刘永好四兄弟眼里却是他们的优势。刘永好说，他们当时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学生出身四兄弟专业各有所长，学习能力强，而且有着无论什么最新的技术，哪怕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事他们也愿意尝试的干劲。为了实现降低饲养成本的目标，刘永好四兄弟想到了依靠现代科技的力量。为此，他们将电子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上，很快就培育出产蛋率高达80%的良种鹌鹑，并配制出系列饲料。
与此同时，他们还摸索出了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的生态循环饲养法，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成本降低后，刘氏四兄弟一下子占得了市场先机，成为他们科技致富的开端，为以后的创业道路积累了资金。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经年产鹌鹑15万只，鹌鹑蛋不仅贩卖到国内各个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刘永好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实在在地显露了他的销售才能。他说，一开始他们在成都青石桥开了一个鹌鹑蛋批发门市部。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兄弟几个又在成都最大的东风农贸市场开了一家“超大”店面，每天都有数万只鹌鹑蛋。而自己的客户，近的是来自重庆、西安等地，远的是新疆、北京等地，甚至还有少许老外的订单。渐渐地，刘氏兄弟在这里的店面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刘永好仅凭兄弟几人的力量已经把鹌鹑做到了所能达到的最大的目标。
更让他们高兴的是，养鹌鹑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在刘氏兄弟的带动下，整个新津县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养鹌鹑，最高峰的时候全县养的鹌鹑数量高达1000万只，这比号称世界鹌鹑大国的德国、法国、日本都还要大，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鹌鹑大王和世界鹌鹑蛋大王。在这一年，刘氏四兄弟将育新良种场命名为“希望养殖场”。
正当刘永好四兄弟满怀着“希望”，等待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因为他们的无私，把自己养殖鹌鹑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新津县的养殖专业户。到1987年时，新津县的养殖专业户小兵团作战，使用刘氏兄弟的饲料和农具，在孵化率、产蛋率等指标上都比刘氏兄弟高出2%到3%。到了1988年前后，整个成都地区几乎家家户户养鹌鹑。而刘永好四兄弟自己养的鹌鹑数也达到1000万只。
大家知道，任何市场都不是无限的大。一旦市场容量达到饱和的状态后，投入越多，损失也就越大。当时的刘氏兄弟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把自己喂养的1000万只鹌鹑全部杀掉，给“养鹌鹑”的热潮“退烧”。一下子杀掉1000万只鹌鹑无疑有着巨大的损失，但好在1982年到1988年的时间里，通过养鹌鹑等刘氏四兄弟已完成初期的原始积累，净资产从1000元发展到1000万元。站在新的起点和面对当时的市场形势，他们想到了将产品升级，转战猪饲料市场。
抓住机遇造饲料
按说，从养鹌鹑转到猪饲料有很大的行业壁垒限制。难道做出这一决定，是刘永好四兄弟一时的头脑发热吗？不是！从孵小鸡转型到孵化鹌鹑中经历过一次危机的刘氏兄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次转型他们有充分的考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育新良种场创立发展的时候，有着良好口才、平时能言善辩刘永好主要负责跑市场和采购饲料。最初，这位有心人在采购饲料时就开始了对饲料经营的观察、调查与思考。
1988年，刘永好出差到深圳，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很多人排长队购买“正大”颗粒饲料的场面。这令他感到奇怪：买饲料也要排队才能买到？诧异的刘永好看了饲料，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并与排队的人群聊起了天。从别人的口中，他了解到要买“正大”饲料不仅要排队才能购买到，有时甚至还需要走后门儿批条子才能买到。刘永好就想，为什么中国人生产不出自己的优质饲料？非要排队买别人生产的饲料呢？回到成都后，刘永好就与另外三位兄长说了这个事。几兄弟一商量讨论发现，生产猪饲料有着大好前途。
尽管当时，“正大综艺”节目的赞助方——泰国正大集团已经占据了中国猪饲料市场的半壁江山，而且还在成都投资了1亿元建立了一家饲料厂，但刘氏四兄弟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毫不畏惧，拿出“蚍蜉”撼大树的勇气，毅然决定进军猪饲料市场，与强大的跨国集团泰国正大集团正面“血”拼。这是一着险棋，有着很大的风险。从财力上讲，尽管刘氏四兄弟有1000万元的财产，但与正大相比就显得实在渺小；从市场运作而言，正大有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而刘氏兄弟的“希望”此前还没有真正卖过饲料，只是买过饲料……大家知道，在激烈的竞争中，冒险是一种技术，学好它往往可以在关键时刻取胜，冒险能力差，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失败，只有善于冒险，才能开拓前进并成就大业。但成功的冒险并不是盲目的冲撞，也不是碰运气，而是在正确的战略及战术指引下进行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刘永好认真地分析了他们所处的形势：
一是饲料市场前景广阔。人们对鹌鹑蛋的需求远不如对猪肉的钟爱，特别是刚从物质匮乏的年代走出，人们的消费水平正渐渐提高，谁家的饭桌上都离不开猪肉。再加上四川又是全国第一养猪大省，养猪是四川农村经济的重要来源。但中国传统的养猪方法太落后了，农民喂猪用青草、大麦和红薯等，每头猪烹般要1年才能出栏。养猪业要想有所飞跃，必须改善喂养方法，而正大的猪饲料动摇了我国落后的生猪喂养结构，使得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排队购买猪饲料的盛况。
二是尽管自己没有大规模从事过猪饲料的生产、销售，但饲料对自己而言并不陌生。在办育新良种场期间，自己有过研究生产饲料的经历，也有现成的资源，转战猪饲料后这些资源完全可以被充分利用起来。
三是正大猪饲料的价格奇贵，这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养猪农民来说，难以接受。而自己如果生产出与正大同质量的猪饲料，而价格又低得多的话，那自己就能很快赢得市场。
刘氏兄弟认真分析后发现，尽管进军猪饲料有着巨大的风险，但风险和利益的大小是成正比的。风险越大，利益也就越大。经过认真研究后，刘氏兄弟决定放弃养鹌鹑而转产猪饲料。
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急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刘氏兄弟，很快开始了猪饲料的研制工作。他们意识到，要降低猪饲料的成本，提高质量，关键是增加配方及生产工艺中的科技含量，而要从世界先进饲料生产商正大手中分得市场“蛋糕”，科技开发更是迫在眉睫。为此，刘氏兄弟先是建起一个有100多头猪的试验场，邀请省内外13所研究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同论证饲料配方，积累研究成果。后来，他们又在古家村买下了10亩地，投资400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又投入4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并聘请了30多位专家、教授任专职或兼职研究人员。先后派人到国外各地考察，并邀请国内外专家来访交流，将赚到的1000万元全部投入到饲料的研发当中。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试验、筛选，1989年，“希望”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饲料配方，这就是“希望牌”1号乳猪颗粒饲料，质量可与正大饲料相媲美。
有了好的产品，并不等于有好的市场，要打开市场还得有好的市场宣传。在那个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在市场上久经磨炼的刘永好，并没有坐等好运上门，而是四处出击进行了很好的市场运作。首先，降低价格。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希望饲料的价格每吨比正大饲料低60元，一下子赢得了养猪农民的青睐，打破了洋饲料垄断市场的局面。其次，擅长销售和市场推广的刘永好为希望饲料打起了“牛皮癣”广告，并进行了广泛的推广。“牛皮癣”广告在现代人看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可在当时那个广告宣传意识薄弱的年代，“牛皮癣”广告的诞生可以说是刘永好的首创。既省钱，也有效。刘永好说，其实那时“牛皮癣”广告已不是最早的。早在卖鹌鹑蛋的时候，他就积累了一整套散发张贴小广告的经验。“希望”牌饲料一面世，刘永好就带着自己的“牛皮癣”广告下了乡。
为了做好这些“牛皮癣”广告，刘永好先是想好了富有创意的、简洁明快、上口好记的广告语，再租来一台刻印机，请一个能写一手好字的朋友写出这些广告语，自己再一张一张地拿去张贴。让他颇感自豪的是，那时几乎每家每户的猪圈上都贴上了来自他那里的广告。再后来，还省下纸，直接将广告语写到墙上。这些广告至今读来还让人回味无穷，比如“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写这些广告非常辛苦，但成本低，效果也特别好，刘永好感到非常满意。在大量小广告的宣传攻势下，仅过了3个月的时间，希望饲料的销量就追上了正大。
面对希望饲料一天一天不断的蚕食市场，正大集团有些坐不住了，于是来了个降价销售的策略。可刘永好采取了跟随的策略，正大饲料每吨降价20元，希望饲料也降20元；正大饲料再降100元，希望饲料干脆降价120元！很快，希望饲料的销量狂涨了3倍！小小的“希望”撼动了正大集团这棵大树。面对这一大好局面，刘氏兄弟乘胜追击，迅速扩大生产能力。
到1990年元月时，希望饲料的月销量达到了创纪录的4000多吨，大大地超过了成都正大有限公司。尽管如此，刘永好并未满足于现状，而是在寻求更大的发展，他把目光转向了那些常年亏损、产品滞销的国有企业。他想，如果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优势加在一起，可能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神奇效应。考虑成熟后，1993年6月刘永好与一家连续5年亏损的国有浓缩饲料厂签了协议。刘永好接手后，很快就投入了生产。到了1993年底，希望饲料销售达100万吨，跃居全国第一，净资产也从1000万元积累到了1亿元。更让刘永好高兴的是，在1993年，他除了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外，希望饲料还走出了四川，先后在上海、江西、安徽、云南、内蒙古等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与国有、集体、外资企业的广泛合作，迅速开拓了全国市场。就此，希望饲料在中国猪饲料市场的霸主地位得以确立。
因材经商 和平分家
1992年，对于刘氏兄弟而言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民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希望集团成立不久，刘氏兄弟四人按照各自的特长和价值取向，将集团产业划为三个领域：科学家型的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管理型的老三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且开拓房地产；开拓型的老二刘永行和外交型的老四刘永好一起到各地发展分公司，复制原有的模式。
在产业明确之后，四兄弟很快又平均划分了产权，4人各占整个产业25%的股份，并没有像人们平时所说的“亲兄弟明算账”那样，按当初的投资多少、能力的大小划分。如此化繁为简的产权划分，避免了很多企业为争夺产权而闹得不可开交的局面，并让四兄弟很快理清关系踏上新的征程。或许，这就是他们的超人之处。
刘永行勤奋务实，擅长内部管理，刘永好能言善辩，擅长对外公关与谈判，两人在希望集团的合作很快起到了作用。在产权明晰之后的1993年5月，兄弟两人仅用短短7天的时间便横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签下建立4个饲料场的协议。在这一年，两人共建立起10家饲料场，并且个个盈利。到了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发展到27家，饲料销量达到了120万吨，产值17亿元。到1995年，饲料销量达到了200万吨，产值超过30亿元。
尽管刘永好和刘永行两人是亲兄弟，但随着公司的发展，兄弟两人的才能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展现。原本两人互补的能力和风格随着南征北战的磨炼，不再那么明显，两人渐渐地在企业决策方面产生了分歧。刘永行、刘永好两兄弟明白，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对手，已不再允许希望集团内部因为决策战略的分歧而贻误战机。为了兄弟两人更好的发展，在1995年3月的董事会上，此事摆到了台面上。在只有刘氏兄妹五人参与决策的“绝密”性的董事会上，经过董事会通过，从1995年4月13日开始，总部所有下属分公司的资金与资产全部冻结，不允许公司间流动，也不允许总部调拨。按照“资产平均分配”的原则，将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划为东北与西南两个区域，刘永好坐镇西南，刘永行掌控东北。1995年5月15日，刘永好和刘永行在董事会文件上正式签字。
文件正式规定：两个片区禁止跨区域开拓，干部的互相流动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董事会成员今后的开支不得在集团报销。从此之后，创业期间产权极端模糊的刘氏兄弟在一夜之间产权变得一目了然：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公司，老三刘永言建立华西希望公司，而老四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公司。
对于刘氏四兄弟的分家，刘永好说，其实兄妹几个都非常优秀，共同点是大家不仅有创业的激情，而且个个都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也有各自非常明显的特点，很多地方都值得互相学习。他说，正是因为这种互补型的团队组合，保证了原始积累的实现。特别是在创业时，大家团结一心考虑的是如何走得更远。当企业发展壮大后，公司的两次及时调整，是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过渡和规范，大家都发展得很好。
打造世界级的农牧企业
1995年，成立南方希望公司以后的刘永好发展平稳。后来，得益于党和政府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推动，到1997年初，刘永好剥离其在南方公司的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1.6亿元的注册资金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
新希望集团成立以后，刘永好开始涉足多元化。刘永好把其事业版图比作一架飞机：总部是机头，确定方向和实施决策；饲料业是机身，处于主业位置；金融是左翼，房地产是右翼，而高科技等则是机尾。践行多元化的新希望，在饲料、奶业、化工、百货零售、证券、银行、保险、基金、物流、燃气、房地产、旅游等十数个行业留下急匆匆的脚步。
自从进军房地产之后，新希望多元化扩张战略四处开花，正当人们认为新希望会在多元化之路上越走越远时，2006年9月，刘永好首次向外界宣称，在未来的5至10年内，新希望将被打造成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对此，刘永好为新希望制定的新目标是：在未来的5至10年内销售额达到500亿元。
新希望在民生银行、地产等行业的成功，让外界的关注点更多地聚焦在新希望的多元化投资方面，可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这个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的目标呢？刘永好对此的解释是，在2006年以前，新希望在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投入了一定的精力，相对而言对农牧业重视少了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希望对农牧产业的开发就停止了。事实上，整个集团60%以上的精力都在农牧业上，以后农牧业的发展将在集团中占到80%左右。之所以提出将新希望打造成世界级的农牧企业，是因为农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机遇，谁能把握这个机遇谁就能成功。
刘永好所说的农牧业发展机遇主要是农牧业产业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城镇化已经成为主流，加上集体土地的流转已经逐步开始，农民开始大批自愿放弃传统的庭院式小农生产模式。农村散养户正快速退出养殖业，而现代化规模养殖又未能跟上，导致养殖总量下降，最终造成生猪的供求关系失调，猪肉价格走高。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投资和保增长的政策，特别重视新农村建设，国家连续五年的一号文件都把农产业作为重中之重加以肯定和支持，这对立足于农牧产业的新希望来说是一个机遇。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农业产业作为重中之重，提出要鼓励土地的流转，要扩大农业规模，扩大种地和畜牧业的规模，同时要保障农民的利益。“这对我们这些农业企业来说是好事。”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希望集团看到了打通整个农牧上下游产业链的机会。从美国、泰国等农牧企业的发展规律来看，新希望只有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摆脱单纯饲料生产者的角色，而成为养殖产业链的运营商，由新希望来分配各个环节的利润，把流失在各个环节的利润“捡”回来，才能实现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率的提升，实现各环节参与者的共同发展。前些年新希望之所以难以扩大规模，原因在于农村养殖户难以扩大再生产。只有农业规模化、养殖业规模化，饲料企业的规模才能扩大。而农村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为新希望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事实上，早在2005年新希望就开始了打通产业链的尝试。在这一年的8月，新希望与山东六和集团的合作就是如此。山东六和在建种鸡厂和饲料厂的同时，跟农民签订收购鸡的合同，从而将农民从小农经济的体系下解放出来，变成家禽养殖基地的生产者，从而形成规模化农业生产体系。后来新希望又和河南石羊集团合作进军蛋产业链，与北京千禧鹤、河南石羊、山东大象集团等畜牧业龙头企业合作，“以前做饲料，新希望自己做就可以了。但现在要打通产业链，单靠我们就不行。所以我们通过资本合作方式，与这个链条上的优势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将这个链条打通，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希望农牧体系。”
从尝试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到现在，刘永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带动更多的农民向着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我们已经感觉到规模的产业化发展所带来的效果。”刘永好说，“我们的产品直接关系到上千万的农民，可以说，除了吃素的，全国人民基本上都能吃到和我们产品相关的食物。我们正在做的是打造世界级的农牧业企业，我们要为农民朋友谋利，解决他们就业的问题，增加政府的税收。同时还要让国人吃上物美价廉、安全可靠的肉、蛋、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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