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世纪：多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新世纪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第六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3926(1999)06—0175—06
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和四川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8 月15日至19日在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迈向新世纪：多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来自十五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及大陆各地的260 余位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会议按议题分为十个小组和五个圆桌会议。分组会议的议题有：1.面对新世纪与人文精神；2.亚太文化与文学；3.大众传媒与比较文学；4.文化层面上的翻译；5.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6.文学人类学比较研究；7.文学中的异国形象；8.诗学话语与中国学派；9.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10.综合组。圆桌会议有1.钱钟书先生学术思想讨论；2.杨周翰先生学术思想讨论；3.青年论坛：中西诗学对话；4.中西美学中的比较文学；5.比较文学（文化）与出版。会议共收到论文200余篇。会议围绕全球化与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 中国传统诗学的“异质性”与“汉语批评”，文化人类学，形象学，传媒学与比较文学，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教学与学科理论的反思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21世纪即将来临，站在世纪之交的特殊视角，回顾中国比较文学百年走过的坎坷历程，前瞻中国比较文学跨入新世纪的总体走势，提出比较文学发展的建设性意见，深入探讨比较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遭遇的深重危机，是本次大会的主题。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主持了大会。在大会主题发言上，雷马克教授（著名国际比较文学家）作了《比较文学再一次面临选择》的演讲。他认为在多元化的时代，比较文学研究应遵循普遍的和谐和相互理解的原则。佛克玛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在《重写：中国与欧洲传统中不同的重写形式》论文中，指出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关注可能会衰落、消失的具有特殊性的传统（convention ）， 重申了以跨文化方式进行文学重写（rewriting）的必要性。 谢佛莱尔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戏剧，文化冲突与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多元共生，从文化多元的立场出发，关注戏剧在文化间的交流、传播和接受的历史状况，如布莱希特、易卜生和贝克特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法国戏剧大师对东方戏剧的发现等。乐黛云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以《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为题，阐述了比较文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她认为，“人类文化发展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文化的多元发展受到威胁，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削弱，这势必导致世界文化资源无可挽回的流失；另一方面是文化本土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孤立和隔绝不断引向文化对抗和冲突，而思维模式的变化又大大加深了社会意识的分崩离析。”“比较文学，作为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沟通和理解，避免冲突和暴力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一定会在未来的新世纪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围绕会议主题，各个分会场讨论热烈，各位代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学术问题展开了平等、公正的对话。综观会议论文和代表的发言，大会讨论的热点很多，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比较文学，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而诞生在欧洲，随着人类视野从区域拓展到全球而遍及世界。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形成和电子信息的高速发展，人类的生存空间缩小为“地球村”并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使任何的文学，均构成了世界多元文学（文化）的“一个”。本国文学文化在同新的和陌生的异质文学（文化）的并存、置换与碰撞中发展。21世纪要求各种文学和文化，异质文化和文学之间，必须以对话代替对抗，以人类总体观念代替民族中心意识，以世界沟通意识代替权力沙文话语。在世纪之交，世界上的一切民族文化和文学应多元共存，平等对话。可以看出，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和对话已成为世纪之交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和视野。多元文化和全球化，异质文化的冲突和比较文学新的思想和精神背景的追寻成为大会讨论的热点。
乐黛云教授（北京大学）在大会发言上指出在多元文化的时代，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仍然可以沟通，各文化应在一体化中尽量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并赞扬佛可玛和谢佛莱尔等世界一流学者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采取的平等和公正的态度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尊敬。
钱中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在当今，旧的理论难以为继，新的理论不断误导与解构，使得今天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并积极倡导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认为“文化诗学的建构，不仅在于打通文学与其他文化领域，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去理解文学，创造文学，同时也是为了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光照下，去赓续，弘扬新的人文精神”。
郑敏教授（北京大学）在提交的《对21世纪中华文化建设的期待》中，指出在新世纪，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选择应该是：重新评价古典汉语文化的几千年传统，确认其汉语特点和民族文化特性，并给以现代的解读，以此作为中华当代新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启发。
美国学者克雷斯·G ·赖恩在他的《异中之合：培育共识》论文中认为，在即将来临的世纪中，会出现一种异中之合的态势，其中文学艺术的作用与影响不容忽视，因为它们表达了人类存在共同的关注点和生存的意义，而人们正是通过它们面对这个世界。
欧阳桢（香港岭南学院）在他的论文《白雪，或人类纯洁性的社会建构》中，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角度考查“纯洁”一词的不同内涵，认为基督教和佛教不同的纯洁观以及现代科技工业中的纯净概念表现出多元文化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和对现代人类科技和政治的深刻反思。另外谭国根（香港中文大学）的《全球化， 地方化和文化产业》， MinekeSchipper（University of Leiden）的《面对新世纪：作为全球挑战的多元文化，人文主义及人类普遍性》，郑培凯（香港城市理工大学）的《多元化，多媒体及中国文化的未来》，王宁（北京大学）《后现代：后殖民和全球化》，王宾（中山大学）的《“文化多元”问题的语用学维度》，罗钢（北京师范大学）《后殖民主义与中外文学》，林岗（深圳大学）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高旭东（山东大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中国对话的基石》，章燕（北京师范大学）《试论在解构思维与老庄哲思的契合处建构21世纪的人文精神》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多元共生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途径和建立在多元文化对话的基础上的文化策略。
二、从“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到“汉语批评”
“川军”的崛起和在本次大会上的整体亮相形成了本次大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以曹顺庆教授为首的博士群体和一批川籍学者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异质性”、“汉语批评”和“边缘批评”等研究特别惹人注目。
近年来，自曹顺庆教授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等问题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曹顺庆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群体将此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对“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展开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思路、方法，把问题推进到对中国传统诗学“异质性”的研究，进而提出了“汉语批评”的主张。
曹顺庆教授（四川大学）认为，解决当今文论界的“失语症”的问题根本在于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变革是一种知识方式的变革，不只是一些局部的诗学观念的变革，而是现代西学的知识系统对中国传统知识谱系的全面替换。这种变化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所谓“失语”，是指中国文论在中西知识的整体性切换中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知识方式。同时，也正是由于西学知识系统对传统知识谱系的全面替换，中国传统诗学已成为一种“异质”的知识。今天，我们关于诗学的大部分谈论在基本的知识质态和谱系背景上都是西学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艺术理论从术语、观念和体系结构，都往往要“翻译”成西学质态的知识，对我们才可以“理解”，才是“清楚明白”的。传统知识中的大部分都必须经过现代知识系统的解释、过滤和处理，才有进入当代中国知识世界的合法性。
他同时指出，所谓汉语批评，核心是一个汉语性问题。当今，文学理论批评的西方化、西语化集中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语言，语体层面的译体化。“在现代汉语中不断生长着的整个理论批评语言，都已全面变更为‘翻译体’”。二是知识谱系的中西切换。“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从知识质态，知识信念到作为学科分类与建构根据的知识谱系背景都全部来自西方”。三是文化建构上的从失语到失家。失家并不是说我们失去了传统，而是说失去了与我们独特的生存经验内在相通的，发之于独特生存领会的精神表达和价值建构。
因此，曹认为，我们要以“汉语方式”入思和建构。首先在语体层面上复活汉语传统所独有的特征，其次在知识建构上逐渐激活并输入中国本土的异质知识，重新确立知识信念和多元化的知识标准，再次在精神价值和文化建构上强调理论批评的原创性。
吴兴明博士生（四川大学）在与曹顺庆教授合写的《中国传统诗学的“异质性”概说》中，认为“异质性”不是针对本然于现代普遍性知识背景中的西方人，而是针对我们。“站在现代西学的知识立场上看‘异质的’旧传统是20世纪中国文论界普遍的目光。这种看法已前提性地决定了知识学上的优劣取舍，因而也相当明确地表明了传统知识已从我们的知识系统和生活世界疏离出去，表明了移植的知识在何种程度上已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大厦的体系性的根基。”其后果，“不只是使传统诗学仅仅成为西方理论的例证而丧失了自身所特有的洞见原创性，更重要的是使我们今天对现代性的反省与调校缺失了一个发之于本土并深具传统力量的真正异质的知识视角。”
支宇博士生（四川大学）在他的《从“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到“汉语批评”》论文中指出，“失语症”和“重建论”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中国现代汉语文化的知识学转型问题，即汉语文化与诗学从“感悟体验型知识质态”向“逻辑分析知识质态”的整体切换。这种知识质态上的整体切换使得“失语症”和“重建论”具有了双重内涵。首先是“话语学”上的内涵，主要是指，汉语文化与文论“自身传统话语”的失落，也即“文化身份”的失落。在中西文化对话中，也就表现为“话语权力”的失落。其次是“存在论”上的内涵。它主要是指，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失语”不仅仅是“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力”的失落，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母语”的无法言说我们的生存样式和诗性意义。他进而认为“汉语批评”或“汉语诗学”是从根本上超越了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之争。它实质上所代表的不过是中西方文化和诗学以不同的路径走向一种更高层次的融合，也是中西文化和诗学在更高的境界上向各自原初的“母语”的回归。
另外，四川大学一批学者和博士生如徐新建《“汉语国际”与“汉语批评”》，李思屈《“重建文论话语”与汉语批评》，张荣翼《全球文化语境和汉语批评》，阎嘉《汉语批评的立场》，王晓路《体系的差异与中西诗学对话》，邓时忠《中国学派和汉语批评》，赵海《“拯救”与“逍遥”：中国文论话语权力》，张小元《“失语症”与“嗜语症”》，李天道《何谓“汉语批评”》，刘文勇《近现代之交中西文化竞争的结果与中国传统文论知识样式的解体》，蒋荣昌《汉语思想和汉语批评》，晏红《民族化与中国的现代性的认同》等分别从“汉语国际”，“重建文论话语”，中西诗学体系，全球语境，汉语批评的立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话语权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之争，民族形式和汉语思想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中国传统诗学的“异质性”和“汉语批评”问题，多有创见，并形成学术整体、综合研究良好格局。
另一批川籍学者从立足的巴蜀文化出发，在多元文化的众声喧哗中，力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四川大学的冯宪光教授《地域文化与边缘批评》，黎风教授《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与精神形态》，西南民族学院的徐其超教授（《从传统跨向现代——四川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化》和四川作家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或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对地域文化进行富有现代性的反思，给人启迪颇多。
对“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等话题，在会上也有代表发表不同的意见。如陈跃红副教授（北京大学）在他《比较诗学：成规与突围》论文中认为，把当前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说成“失语”缺乏历史和传统理解方面的说服力。所谓外来理论很难以纯粹的面目在中国本土出现，他者的话语借用，不过是自我诗学传统匮乏的镜像，即使是有所谓试图以西方话语替代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者，其对西方话语的选择，也是对传统的不同程度认识和对西方理论的想象性理解为前提，故在此一意义上，并没有真正的当代诗学话语完全西化的可能性。并提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出现成规化的倾向，应在以下几方面突围：一，应弱化将力量集中于中外诗学整体规律探讨的宏观倾向；二，应改变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思想资源单一的局面；三，应改变比较诗学研究忽略二十世纪文学和批评进展，简单地说“失语”的局面；四，有必要扩展对于诗学概念的理解，除去关注传统诗学的经典本文和概念体系以外，还应关注具体的文类和文本批评话语。杨乃桥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在大会上发言说，当今比较文学界应多做具体的实事，更多地从事学术的微观研究，针对学术界的一些热门话题，他认为少提出一些大而不当的话题为好。
另外，黄维梁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以“六观说”为起点建构“大同诗学”》阐述了以刘勰的“六观说”为起点建立超越中西分隔的“大同诗学”的理由。刘介民（广州师范学院）《〈老庄〉的太极诗学》提出了关于太极诗学的系统观念，从本体论，辩证论，美感说，意境说，神韵说和宇宙论几方面建立他的太极诗学体系。
三、对比较文学学科和理论的反思
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和教育部对我国现行的学科目录进行了调整。在新订的学科目录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门学科合并成一个专业，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这一变化必将对我国的比较文学教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自从改革开放和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以来，这门学科越来越鲜明地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它是我国文学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和通道，是我们打通中外古今，开拓研究视野的重要途径。因此，今天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教学进行总结很有价值和意义。
陈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在《学科合并是比较文学教学改革的契机》中指出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合并在一起不是一个理想的方案，只是针对现实情况，在减少学科门类的总方针下所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一个实际可行的方案。他同时认为这样的合并并不是没有根据而随意为之的，而且处理得好，是可以对教学改革和学科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当务之急，是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在教学改革中大胆探索，打通东西方文学，引入中国文学作为参照系，形成以全球文学为对象，进行上下左右全方位的研究格局。并为将来把比较文学发展为一级学科和在高等学校建立比较文学系作准备。
吴泽霖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在他《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特征及其对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启示》论文中指出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为当今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走向提出了社会历史学方面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使跨学科研究真正成为探究文学—文化现象更本质，更深层的联系的必由之路。
季水河教授（湘潭大学）分析了当前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指出跨学科的研究尤显不足。其原因一是研究者们的知识准备不足，学术功底不厚。二是对学术研究过分严格的专业方向限制，造成了学者的自我封闭。
另外，卢康华（黑龙江大学）《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刘献彪（昌潍师专）《比较文学教学与学科建设的思考》，王福和（沈阳师范学院）《是什麽？讲什麽？怎麽讲？》，徐扬尚（昌潍师专）《打通研究：一种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等对比较文学教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四、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理论
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理论也是本次大会的热点。谢天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中分析伽达默尔和赫施关于理解的不同认识。指出赫施认为对本文的理解活动中总有共同可循的价值判断的观点触及翻译标准的必要性问题，对翻译研究者来说很有借鉴价值。
刘象愚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本雅明译论发微》以本雅明的翻译理论为蓝本，就译介学与翻译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切语言都是翻译”（All language are traslation）， “语言不可传达性”等论点，认为语言是精神的表达，阐述了作为文艺形式的翻译的独特性。
查明建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文学在新时期的意义和地位》指出翻译文学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为新时期开始的“人”的反思和文学的反思提供了价值参照。翻译文学的文学意义持续为作家营构了世界文学语境，使文学创作处于世界文学格局之中，与世界文学保持动态互文。
另外，田德蓓（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论译者的身份》，范文美（香港浸会大学）《谈“我”和“你”》，卫茂平（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德格尔翻译思想试论》，王友贵（复旦大学）的《巴金的翻译》，阎·奇男《翻译小说促进了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变革》，葛桂录（江苏淮阴师院）的《文学翻译中的传承》等从不同的角度谈到翻译理论的文化层面和具体翻译操作经验的描述，多有新意。
五、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
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在当今全球化和后殖民时代，呈现出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鲜明特色，港澳台和大陆的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文化迁移的复杂和曲折。饶凡子教授（暨南大学）《根——澳门土生文学中的一个难解的情结》指出在土生文学里，形成了一种澳门的边缘文化特征——东西文化的混合形态。土生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感情发生的背景及时间都是以澳门这一特殊的地区定位的，土生文学中的土生人的边缘心态是在中澳文化双重影响下产生的。钱超英副教授（深圳大学）《天堂的长途电话——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死亡和身份焦虑》通过分析新华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倾向之一是常常寻求以死亡为特征的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揭示出新华人进退无据，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心态，新华人文学中的这种死亡想象成为其所来自的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处境的隐喻性镜像。张子清教授（南京大学）《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认为华裔美国文学是在美国多元文化的人文环境里形成的，虽然它仍处于边缘的弱势文化，但作为东西文化杂交的新品种，兼具中美文化的基因，而华裔美国作家所保持的族裔属性在将来会逐渐消失。卫景谊（深圳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人英语作品中的话语功能》中以美国当代华裔英语文学名著《女勇士》为例，分析该书在美国倍受欢迎的种种原因，讨论该作品中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符码以及再创造地改写中国家喻户晓的花木兰传说的现象，指出美国华裔英语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现状有意无意的误读反映了其借助“他者”视界以树立自己即有别于中国文化又相异于美国文化的独特文化身份的一种叙述策略。许子东副教授（香港岭南大学）的《此地是他乡——香港短篇小说中的疏离问题》指出，“香港文学”的存在归根到底与“身份认同”的危机与觉醒有关，与“疏离”的主题有关。朱徽教授（四川大学）的《当代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通过对当代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述评，指出表现华人移民的艰辛历程和对自身“华人身份”的追寻和确认是华裔英语文学的两大主题。同时认为华裔英语文学作品处于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交汇面上，成为传承中西文化的产物。钱林森教授（南京大学）的《用东方佳酿，浇胸中块垒：法国文化圈中的华人文学》指出，法国华人文学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一种或凄婉或悲壮的调子来追怀作者自身或自家的经历，抒发了异乡游子对故土的一腔衷情，反映了脚踏东西文化，无根漂泊的一代对本土文化又爱又怜，对异域文化拒受两难的复杂心态等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所呈现的文化心态。黄伟仪（香港浸会大学）《文学中的异国：从“异”的角度想象香港》认为“异国”所指的是想象空间，香港以她特殊的身份，在“中国”作家们的笔下成为了“异国”。由于香港既有殖民地的背景，也有与中国文化传统有不可割断的关系，所以“异国”被理解为“我”的异质性，香港也因此成为“异色餐点”。张慧敏（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的“现代”之探寻》认为香港文学的“现代”特性，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六、文化人类学，大众传媒，异国形象和比较文学
在本次大会上，从文化人类学，传媒学，形象学等不同层面对文学与文化的关切正全方位地形成比较文学的新型学术形态，成为大会关注的热点。
孟华教授（北京大学）《“洋鬼子”词源初探》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辨“洋鬼子”所指“外国人”在1840年以来不断流变的“形象学”意义，从而揭示异质文化中“外国人”的最初形象总是“妖魔化”的形象。
张铁夫教授（湘潭大学）的《普希金的中国幻想》从奇妙的中国花园，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和平静的中国长城等方面对普希金笔下的中国形象作了考察，认为普希金笔下的中国形象被涂上了一层幻想色彩，与现实有较大的差距，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孙景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罗璇（苏州大学）《中西文化早期交往的复义媒介者——“扶南”的媒介特点与作用探索》认为扶南这个存在于3—7世纪的古代南海国家，是早期中西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媒介者。它凭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跨度，不断地去吸收异己的文明、文化，逐渐形成一个被部分儒化、印度佛化和本土化的复合型文化国家。它一方面处于媒介的中心参照地位，拥有中西交际场的“话语权威”；另一方面又经由扶南这道媒介过滤，使中国古代文本中所呈现出的西方“他者”，成为经过多重误释而成的转型复合形象——非中非西和亦中亦西的新形象。
冒键（南京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的《走进东方梦——美国作家视野中的中国面影》认为200年来， 一直想走进东方梦的美国作家对中国的“再发现”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他们视野中的种种中国形象摆脱不了他们自身的西方的价值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发现，不可能是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形象，只能是一个面影。
叶舒宪教授（中国社科院）和萧兵教授（淮阴师专）在文学人类学比较研究分组会议上发言总结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并展示当代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景。刘守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千年故事百年追踪——一个难得的比较文学研究实例》对解答世界性的“民间童话之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类童话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演变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彼此渗透；二是口头与书面传承方式的交错并举；三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融合。徐新建教授（四川大学）《文本研究：从文化研究到文学人类学》展示文本研究的演变过程，探究文化人类学形成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型学术形态。
大众传媒对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和影响也是本次大会讨论的热点。吴予敏（深圳大学）《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及文化策略》认为传播媒介为全社会的经济文化进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保护本土传统文化有积极作用，同时指出传播媒介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必要的反思和自我约束。李思屈教授（四川大学）《传媒文化，商业广告与话语权力》，朱维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生与美国电影互动剖析》，董天策副教授（四川大学）《传媒与传统文化》等从不同的角度解析大众传媒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和出路。
由于会议组织有序，各分组会议讨论都发言踊跃，气氛热烈。在会议闭幕式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对这次会议从内容和形式作出极高的评价。各分组会议的代表在学术总结发言中，一致认为会议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为本世纪比较文学研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并将为新世纪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收稿时间：1999—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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