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旅游研究：从遗产地的旅游到遗产旅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6-02-17 中图分类号F 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5(2016)-01-0037-11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加大，遗产保护的话题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遗产旅游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但纵观过去十多年国内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发现更多的是“遗产地的旅游研究”，对遗产的特殊性、遗产的本质等问题则凸显不够。本文拟在回顾过去“遗产旅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反思热潮，对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 1 国内的“遗产旅游研究”都在研究什么 1.1 学术期刊遗产相关的旅游研究 早在1999年，王大悟在有关生态旅游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遗产旅游”的概念，他认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及自然两个方面的遗产资源，生态旅游处于遗产旅游之下的半个级别，强调自然资源的属性”(王大悟，1999)。此后，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根据向岚麟(2009)的总结，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见表1)：(1)基础阶段(1985-1991)，该阶段主要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美学、历史、科学价值等，研究也一般以定性分析为主，重在对遗产地本身特点的描述；(2)过渡阶段(1993-1996)，这个阶段的研究仍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在旅游开发、遗产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遗产保护和遗产监测的关注，简单定量分析的研究增加，强调旅游开发和环境科学价值研究；(3)发展阶段(1997-2001)，该阶段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价值、遗产可持续发展等，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强调计量模型的运用，注重遗产保护的整体环境观；(4)全面提升阶段(2002-2006)，该阶段以整体遗产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在数量和比例上极大增加，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可持续性、经营管理、遗产保护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为主，问题导向型的实证研究增多。而2006年至今，遗产旅游的研究呈现大发展的态势。近年来，中国遗产旅游研究对象趋向深化和多元化，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等传统类型以外，以城镇遗产、工业遗产等为代表的细分遗产类型也逐步得到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方法得到重视，研究主题虽在逐步扩展，但仍以价值属性、旅游发展、产业经济、游客及社区和保护管理五大内容为主(戴湘毅，等，2014)。
从研究主题来看，以往的“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是根据遗产旅游的主体和客体关系进行分类(向岚麟，2009；戴湘毅，等，2014)，大致可以分为：(1)遗产地本体研究，即对遗产地自身特点及价值的分析评价，包括价值特色、历时研究、环境科学、现存状态和资源评价；(2)遗产旅游者研究，包括旅游者的时空规律、行为特征等方面；(3)遗产地的社区、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研究；(4)遗产地旅游活动研究，是基于对遗产的本体价值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人们对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发、管理等各种措施活动。 二是根据遗产地的相关要素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冷志明，张铁生，2009；陈蓓蕾，2012；乔恩凤，朱江群，2010；邹统钎，等，2009)，大致可以分为：(1)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内涵研究，即对遗产旅游的概念及基础理论的研究；(2)世界遗产地价值研究，包括对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技术、建筑、美学、景观、生态、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分析；(3)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研究，主要是指在遗产地上进行的旅游开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4)世界遗产地旅游营销研究，主要包括对遗产地旅游市场与产品营销研究；(5)遗产旅游研究方法研究，主要是指在对遗产地旅游研究方法的总结；(6)世界遗产地保护研究，主要是对遗产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保护问题进行的研究。 三是根据遗产地的类型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一般分为：(1)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研究；(2)古村、古镇、古城类遗产旅游研究；(3)山岳自然遗产旅游研究；(4)农业遗产研究；(5)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6)工业遗产研究；(7)乡土遗产研究等。 不难看出，研究中，倾向于将所有遗产地特别是世界遗产地上发生的旅游活动，界定为“遗产旅游”；把遗产地本身的研究以及遗产地旅游开发、管理与影响相关的研究，则称之为“遗产旅游研究”。但这种界定与分类方法留下的困惑就是，还有什么不是遗产旅游？遗产旅游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2 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相关旅游研究 一般来讲，学界认为，得到国家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代表了该领域最前沿、最紧迫的研究选题，因此，从国家基金资助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的研究内容与主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内遗产旅游研究的进展。 通过检索2005-2015年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研究相关项目发现，近年来国家基金对遗产研究的资助不断加强，从2010年起，每年遗产旅游方面的立项都在5项以上。从研究主题来看，2011年以前的国家基金主要资助遗产资源的价值研究，2012以来的资助项目开始强调社区利益分配与遗产的可持续性；而2015年，重点开始偏向于研究遗产地的保护及遗产价值的评估，研究热点又开始回归到理解遗产旅游的价值属性及本质特征。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关注点不同，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始终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但关注的遗产类型在不断变化，2007年以前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此后开始关注多元化的遗产如工业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的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问题。 总体上来看，近年来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相关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主要包括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经营管理、价值属性4个方面，只有2.27%的项目主要针对遗产旅游的概念性问题进行研究。但从这些研究主题与内容来看，“遗产旅游”所反映的问题与之前热门话题如生态旅游的研究内容差异不大，所研究的问题实质其实相同(见表2)。
2 遗产与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 2.1 遗产的核心问题：谁选择与决定遗产 据考，我国“遗产”一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卷五十七，原句为“(郭)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亡者留下的财产”①，即是指祖先留下的物质财产。这一本义至今仍在使用，如《新华词典》将“遗产”解释为：公民死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及历史上遗留、累积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遗产”一词，经历了从“宝物”“古玩”“文物”“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阶段，其蕴藏的内涵与表征的理念也在不断变化(张朝枝，2008)。 一般认为，英文“遗产”(heritage)一词源于拉丁语，指父亲留下的财产。几经沧海桑田，“遗产”一词的内涵没有根本性改变。但也有学者认为，heritage一词大约产生于1970年代的欧洲，其涵义与古汉语中“遗产”的涵义基本相当，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Prentice，1993)。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张朝枝，2008)。 总的看来，遗产的概念从“祖辈传下来的”财产发展到“与个性概念密切相关的”象征性遗产，从物质遗产向非物质遗产发展，从国有遗产向社会、民族和社区拥有的遗产发展(张朝枝，2008)。换言之，遗产的概念经历了从“特殊的”遗产系统走向“一般的”遗产系统、从作为历史的遗产时代走向了作为纪念的遗产时代的过程(皮埃尔，1997)。遗产概念作为20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洛文塔尔，2006)，其概念与内涵的演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文化与自然观念的变化及其社会行动影响。从本质上讲，遗产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它是“遗产”的现象环境经过文化与社会筛选，再经过行为世界的经济筛选才成为“具有价值的遗产”(Timothy，Boyd，2003)，在这个过程中，由谁以及用什么标准来决定“遗产”是遗产，这个选择过程是“遗产”成为遗产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遗产概念的核心问题与“选择”相关，即“谁”选择或者决定了它是“遗产”？它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2.2 遗产旅游核心问题：谁展示与为谁阐释 早期关于遗产旅游的定义，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综合角度出发的。从供给角度而言，一般认为，遗产旅游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Yale，1991)。但这种定义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认为这样是混淆了遗产旅游与历史文化旅游。从需求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旅游的一种，这种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基于对目的地的个人遗产归属感的感知(Yaniv，et al.，2001)”。但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进行统计。实际上，两种定义的核心问题都是“这个遗产属于谁”？ 遗产资源变成遗产旅游资源或产品，关键在于怎样“解释”(interpretation)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当遗产地不断被游客访问时，遗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旅游资源或者说旅游吸引物。此时，人们不可否认地赋予文化与自然遗产以一定的经济价值，使遗产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但其实遗产本身并不是旅游资源，它们只是被人们建构成为了旅游资源。旅游把遗产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了消费资本，它既是文化的资本化过程，同时也是遗产作为历史的物质载体向消费者传达其文化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意义，唤醒和强化个体和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又是资源的文化化过程(蒂莫西，等，2007)。而遗产旅游地则是遗产与旅游活动共生的空间和产生意义的地方，从地理学的视角而言，是旅游活动使遗产“空间”变成遗产“地方”。可见，说遗产通过旅游活动来阐释其意义与价值，其核心问题是向谁展示或怎样阐释，展示或阐释的主体与目标对象不一样，遗产旅游的形式与内容就会发生变化。 3 旅游研究的大背景转向 3.1 本体论变化：边缘性研究对象受到关注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学术界的交流日渐加强，多元化的经济体世界导致了本体论的变化。这种社会背景的变化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交易方式变化，非市场交易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重要，如无论是在贫困的还是富裕的国家，女性的非市场交易和无偿家务劳动构成了国家经济活动的30%～50%；(2)劳动力活动变化，人们的工作方式开始由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工作转变为非固定形式的工作；(3)经济组织变化，目前世界是多种政体共同存在的形式(见表3)。
社会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人们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人们不能再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全球变化，这要求人们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经济本体论，并认识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边缘化”的经济现象的重要地位，人们需要关注展示和记载构成了全球社会福利的大量不同的经济交易、劳力活动和经济组织(Gibson-Graham，2008)。与此相对应，学术研究也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performative ontological project)发生转变，这种本体论是带来新的经济体，而不只是关注和评定已有的物体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因此，去挖掘边缘化、隐蔽性和替代性的经济活动会使研究变得更加真实和可信，对政策也更具指导意义(Gibson-Graham，2008；张朝枝，2014)，一些原来被认为边缘的群体、现象在研究领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少数族裔、另类文化等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 3.2 认识论变化：研究视角超越传统时空观 在国内研究还在模仿西方国家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已经由实证主义转向实在论，进而发展为建构实在论(黄光国，2006)。且由于社会物质实质的巨变、全球的时间与空间感关系的快速变化，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先前所认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的深刻体悟(哈维，2003；冯建辉，2010)。由此，人们的认识论，即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旅游研究上来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认识尺度的变化所导致的学者格局观的改变。旅游研究，从内容上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早期研究，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研究，旅游环境及生态等方面影响的功能主义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从全球化视角分析如何有效利用旅游的全面发展时期研究(白廷斌，Wall，2010)；而旅游研究者也经历了老一代以其他学科模型研究旅游的非旅游研究背景学者，到中一代引用西方理论背景研究旅游的学者，直至现在的新一代学习西方的研究规范，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研究旅游的青年旅游研究者(T-generation)(张朝枝，2014a)。种种现象表明，现在的旅游研究学者获取知识的方式不仅限于本国的知识范围，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谈问题，其对旅游的认识尺度发生了变化。二是游客流动性导致传统理论的适用性受到挑战。随着超音速大型客机和互联网的覆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同时性进一步加强，自然的空间距离和障碍已经微不足道，故在时间图景上，人们对时间距离的感知比对空间距离的感知更为重要(黄光国，2006)。游客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旅游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化，人们的出游目的也不再只是游览各类高级别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倾向于在短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故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开始趋向于交通便利性的竞争(Hall，2015)。此外，新技术、新技能、新方式快速出现又迅速过时，于是各种形象工业、一次性的服务、表演、象征性产品占据了生产的主导地位，由此构成了整个生产过程在快速流变的革命性时空图景中展开。也正因为生产过程中，符号和形象的受重视，商品生产完全和文化联结在了一起，文化的产业化和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哈维，2003)。游客流动性的增强及文化认识的转变导致现有理论无法完整的解释研究的现象，传统理论的适用性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超越传统时空观，如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从中小尺度研究视角到全球化的研究视角的相关研究，开始备受关注。 3.3 弱理论时代：陷入“找理论”的困境 以往的学术训练是要求学者具有辨识能力、超然地、批判性地去看待问题，要求学者能深入问题的内部，看到问题的本质，学者们对理论构建的过程类似于偏执狂的心态(Gibson-Graham，2008)。但由于多元化经济体时代的到来，导致了学者本体论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转变，并认为理论的目标不是通过证实我们已知的东西来扩展我们的知识，而是将获取理论视为是为了让理论产出新的东西的一种工具，这就要求学者发现被边缘化的经济现象，锻炼一种“弱理论”的思维形式(Gibson-Graham，2008)。另一方面，时空观的改变使学者们的格局观及研究尺度开始趋向全球化的视角，传统理论对现有研究现象来说具有局限性，这些理论有效性边界受到局限，学术研究进入“弱理论”的时代。 此外，学术发表竞争使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特别是计量技术被神圣化，这一方面使一些研究形式上显得更加“科学化”，学术的竞争沦为技术与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理论创新，对研究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测量，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弱关系”，其研究理论也往往是“弱理论”(张朝枝，2014)。在近几十年里，旅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回顾这些年的研究可以发现：旅游研究的内容和话题都有扩展，研究方法和途径也更加精密，研究结果也更加多样化(Kreisel，2011)；然而，很多研究仅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进行案例的重复研究(Franklin，Crang，2001)，也或许旅游研究理论多源自其他学科领域，而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却少有提及(Franklin，Crang，2001；Botterill，2001)。因为这些原因，很多旅游研究陷入“找理论”的困境，为了用理论而用理论，而对问题的实质触及不深。 3.4 集体反思热潮：批判性研究受欢迎 基于上述背景，不少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和反思旅游学科发展与学术贡献、实用价值的关系，积极回顾和评价学科发展问题(保继刚，等，2011)，近年来，受到社会科学中文化转型及旅游与休闲研究中不断增加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旅游研究已经开始进行“批判性”转型，它寻求挑战该领域主导的论述，反击所谓的旅游研究是“产品化”的研究的偏见，鼓励一系列对旅游的权力、论述和表现形式的本质的批判性的话语、讨论及争论，并强调旅游和休闲作为主要的文化现象的存在，被誉为是旅游产业一次“和平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Bianchi，2009)。 基于此，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我国的旅游研究进行反思(保继刚，等，2011；朱峰，等，2011)。大多认为研究表明，我国的旅游研究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1)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强。虽然我国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已经得到普遍重视，但研究的问题意识仍亟待加强，学术规范不仅要追求形式上的“规范”，更要重视实质上“规范”(保继刚，等，2011)。旅游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是需要旅游研究者共同努力去打破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考虑和追求学术成果对构建旅游理论体系、推动旅游学科发展所能作出的学术贡献(朱峰，等，2011；冯凌，等，2011)。 (2)旅游研究的学科身份迷失。有分析认为，目前我国旅游研究的基金项目的选题方式均存在“去旅游化”现象，即旅游现象仅成为其他学科的剖析对象，研究贡献表现在验证、完善、补充已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非旅游理论的提出或完善，这也就使得旅游研究间的对话与交流更加困难，旅游研究者学术身份认同面临困境，旅游学术共同体难以建立(朱峰，等，2011)。目前的旅游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主要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养分的阶段，基本上是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一系列其他学科应用研究的综合，从相关学科角度切入的各分支学科发展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偏低且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冯凌，等，2011)。 (3)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我国的旅游研究经历了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到开始出现定量研究方法并不断增长，发展到了现在定量研究方法比例持续增长且占主导地位的过程。目前，我国旅游研究高度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技术呈现多样化和现代化，高新技术如RS、ArcGIS、GPS等在研究中得以运用(汪德根，等，2011)。这说明，我国的旅游研究渐渐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但任何定量研究的结果，若要在逻辑上没有漏洞，需要用定性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解释，故旅游研究方法应该实现定性回归，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汪德根，等，2011)。 这些反思进一步唤起了青年学者对现有研究的批判性思考，一些批判性研究在主流期刊受到欢迎，近年来critical tourism research的学术共同体正逐步形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 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如前所述，遗产旅游研究也需要更具批判性，我们需要反思，之前的“遗产旅游研究”，是在研究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还是在讨论具有遗产本质属性的核心问题？如果只是发生在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那遗产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遗产旅游研究的哪些议题才能更加突出地显示遗产的本质属性？ 遗产的本质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遗产的认定和选择的过程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张朝枝，2008)，因此理解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也就自然成了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Dahcr，2000；Richter，1997)，这种矛盾的冲突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而日益明显(胡志毅，2011)。遗产从生产到消费的内生矛盾注定了遗产的复杂性(胡志毅，2011)，这种复杂的内生矛盾关系可以总结为三大核心问题：“什么是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如何再现价值(how)”(张朝枝，2014)。围绕遗产的三大核心问题，可以展开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1)与“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相关的议题。“什么是遗产”议题，包括“谁决定什么是遗产”“用什么标准选择遗产”等关键问题。从生产过程来说，遗产的生产过程即遗产的申报与认定的过程，实际上国际价值取向与国内专家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影响遗产价值的认定(戴湘毅，阙维民，2012)；从消费过程来看，消费者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胡志毅，2011)。“谁的遗产”“什么是遗产”问题，实际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遗产认同上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在遗产旅游研究中，应重点探讨，旅游作为外生变量如何影响遗产的选择与生产、旅游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遗产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是否会影响旅游与遗产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从研究对象上讲，需要对更多边缘性遗产进行关注，关注的遗产类型也可以从世界遗产扩展到多层次、多类型的遗产，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或者乡村遗产、社区遗产等类似的主体，能够更好地丰富遗产旅游研究体系。 (2)与“象征什么价值”相关的议题。“象征什么价值”议题，主要包括对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的回答(胡志毅，2011)，如“代表谁的价值进行表征与阐释”“展示与阐释给谁看(听)”等关键问题。遗产本身具有多重属性特征(张朝枝，2014b)。在展示与阐释过程中，遗产代表什么价值，传播什么价值，传播对象是谁，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关键问题。作为遗产展示与阐释的重要手段，旅游如何建构遗产价值，如何传播遗产中承载的价值观，游客、居民、遗产权力话语者如何通过互动而不断重构遗产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在这些问题研究的视角选择中，可以超越传统时空观，对遗产价值表征与传播相关的变量进行关注，比如对空间再生产、遗产集体记忆、文化公民身份等问题进行研究。 (3)与“如何再现遗产”相关的议题。“如何再现遗产”主要是指“怎样阐释”的问题，包括采用何种方式、选择何种价值进行遗产消费或生产。这一问题主要是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而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胡志毅，2011)。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重点要关注遗产解说与建构、旅游如何影响遗产等。在这样的研究中，一些边缘性群体，如以前比较少关注的少数民族社区、或者社区内的群体差异、或者一些以往被认为“另类”“与遗产不相关”的群体可能需要进行深度关注。 当然，正如遗产概念本身一样，遗产旅游的研究也会不断地变化，但在全球旅游研究更加强调批判性反思、关注边缘性群体和另类现象的今天，遗产旅游研究也应该超越传统时空观，围绕遗产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遗产的本质问题。 ①见《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南开大学组合教学研究中心和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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