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船道及义乌道_汉朝论文

五船道及义乌道_汉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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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船道”的提出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出使月氏,约之共击匈奴,途中为匈奴所获。元朔元年(前128年)他从匈奴中逃出,至西域。三年(前126年)骞从西域归汉,标志着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正式开通。从此,中原王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使乌孙,并遣副使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不久,骞与副使先后与所使之国派遣的使臣来汉朝,西域各国始通于汉,一时,汉与西域各国间“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①当时每年活动在这条道路上的人数,约以千万计。

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是为寻求月氏而西行的。出使前,汉朝仅知月氏在匈奴西。月氏先建都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及为匈奴所败,“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②,但遁逃至何处,略知月氏的去向,所以逃出后就沿月氏西迁的路线西行,当时留住于酒泉祁连山的小月氏,就是他寻找的第一个目标。大月氏从酒泉(酋涂)离开后,西行绕罗布泊,经天山南麓至大宛北,张骞亦经此至大宛,然后在大宛王的协助下经康居而至大月氏,所以,汉朝开辟的通西域路线,就是经河西走廊至酒泉、敦煌,然后从罗布泊顺天山南麓至中亚。张骞从大月氏、大夏返,是逆阿姆河东行,越葱岭南山,沿昆仑山北麓之和田等地,经罗布泊入河西走廊,所以天山南北路就成了避开匈奴截掠汉与西域各国交通的道路。

但是,这条道路从开辟的时候起,就有很大局限性。从敦煌西行至鄯善,历经千余里,无人,乏水草,而且有白龙堆之厄,行人需寻人兽骨而行,所以危险性极大,如无导译,很难通过。过罗布泊,至鄯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③。这样一个缺乏粮食,仅有千五百户人口的小国来说,供应来往行旅食宿,是难以支持的。而从中原到西域的行旅,或者是西域到中原的使团,人数动辄数百,在特殊情况下,人数多达数万,这批人畜不论从阳关西行至鄯善,或是从鄯善东行至玉门、阳关,都要在鄯善得到供给,后者还要以备白龙堆数十站的需要,而鄯善是根本无力胜任的。还有,当西汉初开西域路时,北方的匈奴势力强大,威胁鄯善,迫使其王子为质于匈奴,鄯善处于两大国间,“无以自安”④。鄯善既要负担通汉使臣的供役,又要受匈奴的威逼,影响交通的正常运行。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汉使王恢遭到鄯善的多次刁难,汉朝派从票侯赵破奴与王恢出兵,破鄯善虏其王,情况才有变化。元凤四年(前77年),鄯善王尉屠耆即位,请求汉朝在其国伊循城派兵屯田,汉朝派兵于伊循屯田积谷,设伊循都尉。从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在若羌米兰和其附近,发现汉代灌溉系统,且有耕田痕迹,说明这里曾大规模兴办过屯田。在罗布泊东北,发现一批从宣帝黄龙至成帝元延间的木简,多与屯田有关,其中四见“居卢訾仓”一名⑤,可见西汉政府设西域都护后,为解决这一地区的供应问题,采取许多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路段的险阻,是不可能的。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统治西域的右日逐王先贤禅降汉,汉护西域南道使发诸国兵从车师(吐鲁番)迎接至山南,又转送至长安,从此,汉朝统一了天山以北的车师等国,西域南道使并护北道,称“西域都护”,立幕府。汉朝统一车师等国后,设官置守,加强行政管辖。又徙屯田于车师,元帝时置戊己校尉主屯田。《汉书·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前48)置,有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车师戊己校尉的设置,使汉朝对天山北路的经营进一步强化,从行政管辖扩大到军事屯田,大大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安定。

但是,郑吉迎接右贤王的道路是从天山以南北上车师国地,护送右贤王是沿张骞开辟的道路传送至长安的,以后汉朝政府每年派往车师的官吏、戍卒、田卒,都要从玉门关、阳关出发,经白龙堆、罗布泊,北上车师,不仅险阻,而且绕道,为行旅增加了困难。特别是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设置以后,来往于此道的人更多,费时费力的绕道,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迫使汉朝急需开辟新的道路。《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条记:

元始中(约为公元3年),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当道为柱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

这条记载是车师后王国首先透露的一条路线的转述,所以应是车师后王国通玉门关的一条通道。起点是车师后王国,其国治今新疆奇台县,换句话说,这是从奇台至玉门关的一条道路。奇台在天山以北,通玉门必须先越天山,其越山隘口说是在“五船北”。“五船”为车师语译音甚明,但传抄中有无错误,不得而知,要从对音还原其方位,大概不可能。当时车师前国与后王国来往密切。宋人王延德出使高昌,曾从山南冬宫到山北夏宫,也是从隘口穿过,可惜未记载详细历程。近代研究者根据清代人来往所走路线,认为是奇台东北通吐鲁番盆地十三间房的通道,但以后的记载五船在盆地以南。过十三间房是原车师前国的辖区,此时车师前国已不存在,地属戊己校尉管辖。由此向玉门关,方向向东南,“半避白龙堆之厄”,说明它没有完全绕开白龙堆,而是擦堆而过。把这几个点连接起来,就是从奇台行,东南过天山,出十三间房,历鄯善境,过库鲁克塔克山,至玉门关。车师后王国是游牧民族国家,对游牧民族来说,从鄯善至玉门关一段的戈壁沙漠地带,几天缺水,并不是十分困难的障碍,可以通行,但作为商路来说,是要具备必要条件的。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却遭到车师后王的抵制。

车师后王拒绝的理由有二,一是“以当道为柱置”,就是处于通道的要冲、咽喉,来往行人太多,就像鄯善国一样,增加人民的负担;二是车师后王国与匈奴南将军接壤,双方关系特别是牧场难以截然分开,说明此时的车师后王国还受匈奴的挟制。此匈奴“南将军”,当是匈奴西边的右谷蠡王,而非其他。

车师后王姑句拒绝,徐普强行,双方矛盾激化,姑句即突出高昌壁,降匈奴。王莽篡汉前,为新都侯,使人至匈奴。要求交出姑句等二王。单于谢罪,送姑句等于西域恶都奴(约在今哈密西)界上。王莽不听劝告,陈军斩姑句等。于是,西域诸国反,匈奴乘机南下,统治了部分国家,汉朝经营一百多年的西域,迅速葬送于王莽之手,而将要开辟的“五船道”,不得不停止了。

二、伊吾屯田与西域东北地区的开拓与发展

汉朝经营西域经过六十年的中断(三绝三通的第一绝)后,在河西、西域以及南部匈奴广大人民的要求下,东汉政府开始重新统一西域天山南北。《后汉书·窦固传》记:

时天下又安,(明)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以固明习边事。(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拜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耿忠为副;谒者仆射耿秉为驸马都尉,秦彭为副;皆置从事、司马,并出凉州。明年,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肜、度边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固、忠至天山,击(匈奴)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偏西)。……明年,复出玉门击西域,……固遂破白山,降车师。

这次出兵分四路,重点是河西二路。规模虽比宣帝初年五将军出兵共击匈奴小得多,但重点突出,主要集中在西域东北部,对象是由东迁来的匈奴北单于治下的呼衍王部。进军路线和主要战场西汉时已经有过,但“留吏士屯伊吾卢城”,则是第一次。又据《后汉书·班超传》记:“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可见占领伊吾卢城者为班超。伊吾卢地区的占领和伊吾屯田的开办,是汉朝经营西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又据上引之“复出玉门击西域”,“固遂破白山,降车师”相对照,窦固第二次出兵,是从玉门关出发,直达车师前后国,与“五船道”的线路大致相近。当时,窦固力主先攻车师前王,耿秉则主先攻后王,“以为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遂“引兵北入”⑥,这更证实所取为“五船道”的走向。

伊吾卢屯田比西汉时的戊己校尉屯田,向东延伸500多华里,对汉朝政府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北部匈奴西迁人数不断增加,除呼衍王部外,沿河西北塞陆续移居西域东北部者不断,依附呼衍王,呼衍王以伊吾、蒲类为据点,控制西域,隔断交通,汉朝击败呼衍王,留屯士屯田伊吾卢,对匈奴北部特别是呼衍王部,是一沉重打击。屯田伊吾卢,不仅可以屏障西域东北部,而且还可保证汉与西域的交通来往。班超在战后能以三十六名吏士重新统一天山以南诸国,从战略形势看,与汉朝击败呼衍王,开伊吾卢屯田有极大关系。当时卷土重来的匈奴势力,主要在西域东北部,特别是以呼衍王为首的势力,是威胁整个西域安宁的大敌。

在开辟伊吾卢屯田的同时,东汉政府立即恢复和扩建西汉建立的戊己校尉屯田。“永平十七年(74)冬,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耿)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秉破降之。……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后称戊校尉),屯后王部金满城(新疆吉木萨尔);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后称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新疆鄯善县鲁克沁),各置屯数百人”⑦。于是,伊吾卢屯田、车师后部吉木萨尔屯田和柳中屯田三足鼎立,互为猗角,形势比西汉时大为好转。三屯田区的设立,不仅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供给,使吐哈军民得到了食粮保证,而且为西域东大门户的安全提供了充足的实力。此后,匈奴虽不断来犯,但每次都以失败而退兵。

伊吾卢地屯田,后设宜禾都尉主持,又称宜禾屯田。宜禾之名,是以“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其北(西)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⑧,宜禾,就是取“地宜五谷”之意。宜禾都尉,当时也起了“以制西域”的作用。十八年(75),焉耆、龟兹攻没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乘机困关宠于柳中城,车师叛兵攻耿恭,东汉政府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等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兵七千余人救之,次年,迎还戊己校尉,又罢伊吾卢屯田兵,匈奴复占其地。

永元元年(89),窦宪击北匈奴,败匈奴于燕然山,汉军大胜。后遣副校尉阎盤将二千余骑,掩击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复取其地。四年(92),“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吾,如南单于故事,监护新立之北部单于”⑨於除鞬,伊吾屯田恢复。当时,於除鞬寄居蒲类海,任尚屯伊吾,西域东北部尽置于东汉管辖之下。使匈奴中郎将,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平级,略低于郡太守,说明汉朝在此的统治力量进一步加强。不久,於除鞬单于叛,率兵北逃,任尚与将兵长史王辅追斩之,北部单于至此断绝世系。

任尚重返西域后,又接任戊己校尉职,居车师前部高昌壁。永元十四年(102),班超还朝,任尚接替,任西域都护。担任尚接任后,不听班超告诫,刚愎自用,激起西域各国人民的不满,延平元年(106)西域诸国兵围攻任尚于疏勒。东汉政府派梁懂等发凉州兵前往解救,诸羌胡兵惧久戍不得归,中途哗变。梁懂等追捕烧杀,激起凉州诸郡西羌大起义。永初元年(107)西羌起义军控制凉州,断陇道,东汉对西域的统治关系中断,伊吾屯田也因后援不继,不了了之。汉朝罢西域都护,迎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还。

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以北匈奴余部转盛,侵扰西域,威逼郡境,因上书派将兵长史索班屯田伊吾卢,招抚西域诸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复来降汉。次年,北匈奴率车师后王军就杀长史,曹宗上书告急。东汉政府经过一场激烈争论后决定: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羁靡西域。后来又从张珰议,置敦煌校尉,增加河西四郡兵,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班勇出西域,联合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擒后王军就一斩之,平定诸国⑩。

汉顺帝永建六年(131),汉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11),伊吾屯田恢复。

伊吾屯田恢复后,保卫伊吾和车师等六国安全的责任,主要落在敦煌郡及其太守的身上。自阳嘉三年(134)以来,北匈奴呼衍等部的多次南下侵扰,寇伊吾,攻伊吾屯城,都是敦煌太守领兵或派兵击退。敦煌太守负有兼领西域之责,西域东北门户,特别是伊吾卢屯田的安全,都由敦煌太守承制行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东汉灭亡。

从伊吾卢屯田设立(公元73年)到东汉政府衰败(公元190年)的近120年中,伊吾屯田时置时撤,但总的情况是当地农业生产不断得到发展,东汉政府已经认识到开伊吾屯田对保卫西域安全的重要性。撤而复置,就是这一认识的见证。伊吾卢屯田的确也起到了屏障匈奴、保卫西域的作用。伊吾屯田设置时期,金满屯田和柳中屯田都得到恢复和发展。虽然由于凉州诸郡的三次西羌大起义,隔绝交通,使屯田生产受到影响,但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还是继续保持着,形势一有好转,屯田立即恢复。

从伊吾屯田开始,东汉政府多次出兵即由敦煌出发,或达车师,或到伊吾,实际上就是开辟了敦煌直达吐哈地区的交通路线,“避白龙堆之厄”目的开始实现。行旅、官吏、军卒可以直接到伊吾、柳中得到给养,而且省时、省费。特别是敦煌太守兼领西域后,来行人数不断增加,敦煌与伊吾的关系更加密切,行旅的安全得到保证。至此,西汉末年提出的“五船道”,在新的历史条件,初步成为现实。

《后汉书·西域传》在总结西域交通时,称: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应为西)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此其西域之门户也。引文中的个别用词虽不见当,但出玉门关达伊吾、车师等地的交通路线,已为当时人所共认。至此,通西域只有一条路的历史基本结束。

较《后汉书》成书更早的《魏略·西戎传》,记载更为详细、具体:

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治所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此“新道”的前半部分,即“五船道”。如此说,五船当不在前人研究认为的奇台县东北至十三间房一段,而在今鄯善县以南的库鲁克塔克山脉以北。《魏略》所记,基本上指明了五船道的走向,它与《后汉书》所记从玉门、阳关出发,先至伊吾卢,再转西到高昌壁,似为二道,一道先至伊吾卢,转西到高昌壁;一道经五船,直至高昌壁,说明两道当时都是可以通行的。

三、“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魏、晋以来,中原政权分立,更替频繁,各割据政权为了扩大势力竟相遣使通西域,西域各国也纷纷遣使来朝,中原各王朝对西域的行政管辖虽时断时续,但各族人民间的交往不仅没有中止,反而似乎更广泛更深入起来。在此期间,建立在北方地区的政权比南方政权与西域关系更加密切,往来人数更多,基本掌握着这条道路的主动权。

曹魏统一凉州后,积极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与经营,依汉制设西域长史。黄初二年(221)拜关内侯张恭任西域戊己校尉,驻高昌,次年兼西域长史。后西域长史移驻海头(罗布泊西北),恭子就任戊己校尉。不久,在伊吾恢复宜禾都尉,依汉例,主屯田。车师后王壹多杂降汉,魏赐为侍中。这些统一措施,促进了西域东北部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利于发展生产,对整个西域的发展和中西交通的畅通都起了积极作用。司马氏代魏,建立晋朝。晋对西域的政策因袭曹魏不变。

西晋灭亡后,占据武威的张氏继续奉东晋为正朔,统治河西。威和二年(327),张骏发兵击平反抗他的西域戊己校尉赵贞,统一西域东北部,在车师前部地设立高昌郡,是为西域设郡的开始。咸康元年(335),又派前凉沙州刺史杨宣出西域,龟兹、鄯善、焉耆、于田之属皆降,遂“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12),把敦煌郡与西域地区统一在一个军政管辖区之下,又以敦煌人索孚为伊吾都尉,领屯田。

苻秦兴起,逐渐统一凉州。建元十二年(376)命高昌杨干为高昌太守。十八年(382)苻坚命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总兵七(又作十)万,铁骑五千”(13),以讨西域之不服者。这是从玉门至高昌路开通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军队过境。光从玉门至高昌,经沙漠到焉耆,降服龟兹,统一西域,取得了巨大胜利。二十年(384),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失败,次年,吕光从龟兹东返,至宜禾,坚“高昌太守杨翰(干)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一作梧)、伊吾二关,熙不从。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14)《资治通鉴·晋纪》在此补充云:“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新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坐制。如以为远,伊吾关亦可拒也。”但梁熙没有采纳杨翰的建议,吕光经高昌,留子覆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自己领兵返玉门。

高梧(桐)、伊吾二关是高昌至玉门间的重要关口。考其位置,高梧谷口险阻之要,而夺其水,则其必在山谷口,且拥有水源。从“如以为远”看,其位置当距高昌郡境不远,当为鄯善以南某山谷口。伊吾关不在汉伊吾卢城,而在敦煌郡北。《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州》条记:“自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唐伊州治今哈密,而魏晋寄理敦煌郡北界的伊吾县、伊吾都尉,并非常制,而是临时措施。从西凉政权灭亡后其家属后裔逃亡伊吾、死于伊吾的实情看,伊吾卢地的农业生产仍在继续,而真正寄理敦煌郡北界的是伊吾关,敦煌郡通伊吾卢的关口、供应点之一。伊吾关的设立,说明当时敦煌与伊吾间的交通路线仍在逐渐加强。西凉将唐和与光契拥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以契为伊吾王”(15),大概就是经伊吾关到达伊吾卢的。能迅速召集民众二千余家,说明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原裔民,人数仍然可观。

北魏自太武帝拓跋焘起,势力强盛,有统一西域之志,频遣使者至西域,由北凉沮渠氏护送出流沙。太延元年(435),魏遣王恩生、许纲使西域,渡流沙,为蠕蠕所执。三年(437),复遣董琬、高明等前往,西至乌孙、者舌、破洛那等国。五年还,奏称:西域“分其地为四域”,“其出西域,本有两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两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16)此玉门至车师的里程,与《后汉书·西域传》“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西)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两里程相加之数大致相符,可能是先至伊吾,后至车师之道路。又据《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法师“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白力城。”《续高僧传》卷十二《释道判传》:“乘机急行,止经七夕,便至高昌国。”六日和七夕,仅一天之差,但七天在沙碛中行二千二百里,是不可能的。可见二千二百里,是指出伊吾关,经伊吾卢地至车师的里程,与玄奘所经莫贺延碛不是一路。

伊吾路的发展并成为主干道,与高昌王国的建立有重大关系。

自前凉张骏于东晋咸和二年(327)设立高昌郡,置太守,后凉因之,以后断断续续,多有设置。任其职者,又多有领护西域之责,于是高昌地位不断提高。

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使者在北凉武威听沮渠牧鞬僚属闲言,决定对在北魏统一西域过程中为其立过迎送之功的北凉政权采取行动,俘沮渠牧鞬,灭北凉。牧犍弟酒泉太守沮渠无讳与沮渠安周西走,渡流沙,击鄯善,安周据之,无讳经焉耆北取昌,拔其城,占领高昌,时在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无讳自称大凉王,恢复北凉政权,刘宋封其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五年(444)无讳病死,弟安周继承其位,仍沿用“承平”年号,号大凉。承平十八年(460),大凉为柔然所灭,柔然占有其地。

大(北)凉政权是中原割据王朝在吐鲁番地区建立的一个国家政权,沮渠氏是汉化的卢水胡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仿中原,除王族的成员外,有一大批是凉州特别是河西地区带来的汉儒、官吏为其任用,这对高昌地区的统一、开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大凉政权不仅仅是更改了年号、官制、制度,他是把汉代的车师国、戊己校尉,前凉的高昌郡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了高昌经济、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柔然杀沮渠安周,以敦煌籍人阚伯周为高昌王。传至阚首归,为高车部阿伏至罗所杀,高车立张孟明为王。孟明为国人所杀,推马儒为王。国人杀马儒,推金城人嘉为王。嘉在柔然、高车、悒怛三国的矛盾中左右逢源,摆脱一个个困境,成西域辖三郡五县二十二城的大国。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实物证明,氏王朝统治高昌时期,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空前发展,各族人民关系密切融洽,文化多彩昌盛,处处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从汉戊己校尉屯田开始,在高昌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大约不过千余人,任务单调,缺乏长期扎根务农的思想准备,而且随着政局的变化,农业生产时败时兴,直至大凉政权建立前,基本上没有大的发展,甚至在某些年代,还不如汉代。氏王朝建立前后,河西大量农业移民移入高昌地区,比较早来的人广占土地,成为大户,形成阚、索、张、马、曹、汜等大的地主集团。他们具有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管理技能,推行中原地区封建的租佃雇佣制度,改良农具,修筑灌溉工程,以农为主,兼营牧业,粮食生产的品种和产量不断丰富和提高,园艺业特别发达,后期还出现蚕桑业和丝织业,除在本地区销售外,还远销周围各地区。发达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力量,吸引着周围各族人民。

氏高昌王国的主要统治者是汉族,汉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0%至75%(17);统治思想是汉文化和儒家学说,“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18),实行的各种政治制度是汉魏以来形成的中原各政权的官制法制(19),“政令与华夏略同”(20),但有25%至30%的各少数民族,其中包括突厥、铁勒、柔然、鲜卑、月氏、匈奴余种、车师、焉耆、龟兹、昭武九姓、卢水胡等。卢水胡既有沮渠无讳带来的一大批,而且较早汉化了的卢水胡氏,实际就是沮渠氏,早在北凉以前就进入高昌地区。氏王朝虽行汉制,但尊重当地民族习俗,“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21),甚至汉族官吏贵人亦是如此。氏王国各族人民相互通婚,王族亦如此。以汉语为主,其他各民族语言、文字通用。从吐鲁番发现的文书反映,一张文书上有几种民族的人发生债务、租佃等关系,说明各族之间毗邻而居,守望相助,反映不出民族间的明确界线。各族习俗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使“宁邦辑政以全济为大”(22),一切从大局出发。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23),指信仰和宗教崇拜。天神包括的内容很多,其中有原始自然神的崇拜,萨满教和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胡天)等,后者在高昌地区有广泛的活动。中原道家的影响在这里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佛教是仅次于儒家学说思想的另一种信仰活动,从出土文书看,信徒之多,寺庙之众,实属惊人。而且,印度佛教的典籍转译到中亚,又在这里译为当地吐火罗或汉语,才得以传播的。氏高昌王国的文化丰富多彩,各族文化在这里交流、吸收和融合。

上述成就,使高昌成为西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吸引周围各族人民,作为通西域枢纽的作用开始发挥出来。然与此同时,从伏俟城(青海湖西南)至鄯善为吐谷浑所有,行旅往往受吐谷浑驻鄯善将军的制约,且有沙碛无水之厄,故通西域者多开始选高昌路。所以《北史·西域传》称:

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器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故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伊吾路即安西经哈密至吐鲁番之路也(24)。

隋炀帝即位,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裴矩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入奏,文云: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田、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范延、漕国,至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25)。东西三道,南北间亦各自有路,经纬贯通,总汇敦煌。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高昌与鄯善互通,亦与伊吾互通,且可直达敦煌,为诸道之中心。铁勒部时居蒲类海,与伊吾接近。此三道中有二道在吐哈盆地,居多数。

后以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令裴矩共往经略。“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藩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26)“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千余人戍之。”(27)新伊吾在今哈密城东,与汉伊吾在哈密西相应。初为伊吾戍,大业六年(610)改为伊吾郡,起着屏障西北,供应行旅交通的作用。新伊吾的设立,大大方便了敦煌、安西通高昌等地行客,从高昌东行,不再经沙漠戈壁之艰险,沿途水草充足,可顺利到达敦煌等地。《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伊州》条记:

伊吾……八道:东南至上都四千四百三十里,东南至东都五千一百六十里,西南至西州(高昌)七百三十里,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晋昌,今安西东南,玉门镇正西)九百里,正南微东至沙州(敦煌)七百里。这里所说五条线路的方向和里程,是唐代的官道。由伊吾直通敦煌、安西的道路,并成为东通京城的大道。伊吾当交通枢纽。

四、伊吾路开辟的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

从张骞通西域到隋置伊吾戍,历时730多年,到唐统一高昌,高昌、伊吾路贯通,共经760多年,最终西域东北大门正式打通,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正式大道,与鄯善路并列,并成二道。后来,唐与西突厥关系进一步发展,唐对西域统治力量的不断加强,伊吾路的重要作用逐渐提高,地位已优于鄯善路。

西域始开时,从敦煌经罗布泊到鄯善,就存在乏食、乏水草,且有白龙堆之厄的问题,来往的人越多,对鄯善等国的压力就越重。但由于北面当匈奴,不得不如此。西汉末年,匈奴统一于汉后,就提出“五船道”的问题,但由于操之过急,导致车师降匈奴,西域大乱的严重后果,“五船道”没有打通,汉对西域的统治中断。

东汉永年末年,从敦煌玉门关到车师间的“五船道”开始走通,为保证这一通道的供应与安全,于伊吾留兵屯田。但因北部匈奴当时势力还很强大,伊吾屯田时设时撤,这条道路也就时通时阻,没有完全成为一条正式道路,供商旅通行。

魏晋以后,高昌王国开始兴起,特别是在氏高昌统治时期,高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大批农业居民在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并不断吸引四方之民来此居住和从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这种变化,促使高昌地区要有一条更安全、更方便的道路以通中原。当时中原诸王朝中只有北方王朝对西域的关系更为密切,北方的突厥、铁勒等族与西魏、东魏、北周、北齐交往更深。在此情况下,伊吾就成了他们交通必经之路。《北周书》所称:“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正是当时形势的反映。但是,没有隋朝的经营,伊吾戍、伊吾郡的设置,这条通道也难以持久。隋朝又一次打通了这条道路,唐朝又进一步建设和加强,伊吾路终于成为一条大道。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天山以南和河西,伊吾路的地位更加提高,鄯善路更降到次要和辅助地位了。

近代交通工具发展,内地通往新疆的公路和铁路,基本上是沿隋唐伊吾路的走向修建的。就是空中运输,也取此道。这条路沿途虽有沙漠戈壁,但不像白龙堆、莫贺延碛那样险阻、漫长,沿途大部分都有水草。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加,沿途城镇连绵,绿荫点缀,地势平坦,供应充足,较之罗布泊路各方面都有它的优越性。这不是人为因素造成,自然环境就提供了这些条件。在西汉至唐初的七百多年中,人为因素曾经给东西交通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但社会的发展终于排斥了各种人为的阻碍,形成了合乎地理因素最佳的交通路线。这条最佳的路线,是经过数百年时间的不断努力,才得以形成的。

注释:

①②《史记·大宛列传》。

③④《汉书·西域传·鄯善国》。

⑤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第七期。

⑥⑦《后汉书·耿秉传》。

⑧《后汉书·西域传》。

⑨《后汉书·南匈奴传》。

⑩《后汉书·西域传、班勇传》。

(11)《后汉书·西域传》。

(12)《十六国春秋·前凉录》。

(13)(14)《晋书·吕光载记》。

(15)《魏书·李宝传、唐和传》。

(16)《北史·西域传》。

(17)王欣:《氏高昌王国各民族的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载《马长寿纪念文集》,1993年,西北大学出版社。

(18)(20)《隋书·西域传·高昌》。

(19)侯灿:《氏高昌官制研究》,载《高昌楼兰研究论集》,199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21)(22)(23)《隋书·西域传·高昌》。

(24)《周书·异域传·西域·高昌》丁谦注。

(25)(26)《隋书·裴矩传》。

(27)《隋书·薛世雄传》。此处云:“戍”字,据《裴矩传》,伊吾时为铁勒吐屯设所辖,故以戍兵防守。戍是军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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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船道及义乌道_汉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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