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背景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过程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的反映和表现，生成于“对中世纪的反叛”——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生成于所谓“祛魅”的时代：人性取代神圣、理性取代情感、信仰；是对传统社会的经济形式、政治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的彻底颠覆。现代性既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断裂”结果，同时也是它的原因。这就是现代性内涵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现代性是一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或精神状态、精神气质）。作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起源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完成于启蒙运动。它张扬人性自然摈弃神性虚幻，不承认人的自由之外的任何对人具有约束性的权威；它相信理性科学否定迷信信仰，不承认人的理性以外还存在任何衡量、评价事物的根本性标准。由科学和理性导引出的相信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步的观念。现代化追求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状况，就是这种现代性观念的外化和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是“断裂”的“原因”。其二，现代性是一种社会建制（或历史状况）。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现代性，标示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实际过程。标示着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实现过程：经济上的产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狭义的）中自由、平等的实现，文化上合理主义的实现[1]（P38）。这里，现代性作为可感可视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变迁过程，它又是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实际过程的现实产物，因而它又是“断裂”的“结果”。总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不仅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P256）。而且，引起社会全面、深刻的变化，它使“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P254）。
在中国，西方文化思潮的引介始于19世纪末，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情。这个时期，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化浪潮，推动欧洲各国完成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3]（P819），正以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和不可抗拒的经济必然性向欧洲以外和非西方国家迅速拓展。从工业现代化的角度看，以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开始了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工业革命的结果，使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建立起了完整的机器工业体系，并在工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上居于世界首位，从而成为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随后，工业革命迅速向北美、欧洲扩展，美国在18世纪末，法国在19世纪初，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30年代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4]。中国的近邻日本，在美国军舰的威逼下于1853年被迫开放港口，开始与欧美等先进国家通商。特别是1868年终于推翻了延续达二百余年的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明治新政权。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领域推行了一系列体现现代性精神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措施。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志，开始了“后发国家”所特有的现代化之路。至此，以经济现代化为先导和核心的社会各领域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大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的世界背景。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现代性背景又是怎样的呢？当工业文明在西方国家涌动之时，中华民族仍处于农耕社会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的本质决定，它必然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各种方式或载体向其他的民族或国家渗透、传播。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终究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中华民族被迫（也是必然、必需）卷入了现代性的潮流中，由此开始了对现代性诉求、探索的艰难而又曲折的漫长历程。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诉求，是在西方强势现代化背景下被迫提出的，西方式现代化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和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现代性直接给中国人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苦痛，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击之后痛定思痛，开始意识到要在军事装备的“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目的。以“求强”、“求富”为目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器物”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一次失败的史例；之后，又将现代性探索的触角延伸到政治“制度层面”上效仿西方，以期实现变革。然而，“戊戌变法”也同样难免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虽然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有所进展，但终归不能使中国社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人对现代性本质的认识从“器物”、“制度”深入到“文化层面”。在围绕着“中西”、“古今”关系的激烈争论中，提出了“民主”、“科学”这一极具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口号，企图以此取代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念，因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启蒙运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上述简要回顾中国现代性诉求和探索的艰难历程说明，由于现代性源发生成的空间、时间以及内容性质、价值取向等诸多层次和方面与传统中国的复杂关系，仅有“民主”、“科学”的口号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的。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期待着真正科学、革命的理论的输入和指导，为了“救亡图存”，中华民族的先行者们继续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5]（P1468）。由此开始了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历程。中华民族对现代性的诉求——尽管这种诉求是外力迫使而不是内生自觉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背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纬度
从上述对当时国际和国内的现代性时代背景的描述和分析不难看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现代性的世界性扩张的必然结果。资本逻辑的内在本性，决定了现代性具有极强的外在扩张力和辐射性。“器物”、“制度”和“观念”，既是现代性的不同存在形态，更是它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历史和逻辑注定了中国人遭遇的现代性必然是整体性的，不可能是单独孤立的某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认同，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的过程，既反映了历史事实，又是认识的逻辑必然。如是，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其他西方现代性思想或理论学说）传入中国，其必然性就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现代社会（工业文明）取代“传统社会”（农业文明）是社会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的发展也绝不会违背客观规律，如果说这里还存在偶然性的话，只能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意义上或迟或早的偶然性。这就决定了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纬度，脱离开这个纬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既不能科学阐释，也不能实践展开的乌托邦。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等于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入”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此在”，表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间是“和”的关系；“中国化”标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间是“合”（融合、整合）的关系，揭示了两者关系的内容和本质。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一方面，从理论的层面看，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中国化的基本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强调并反复申明他们为之托付终身去创立、发展的理论，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更是改造世界的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品格，被誉为“学院哲学外的世界观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特质，使它既体现西方文化传统，又蕴含着非西方文化价值，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性和世界性宽广胸怀。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入世”，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特质，在根本点上也有相似和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从实践的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或时代）使命对现代化的期求。中国现代性探索的历史实践表明，构建中国现代性的器物、制度特别是思想文化资源，不能纯粹、全盘照搬西方，但又不能完全摆脱西方影响；不能全部源于本土文化传统，却又要充分考虑到本土文化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展开的文化论争，“自由派”和“保守派”各执一端。中国人的最终选择不是论争双方的二者取其一，而是对论辩双方观点的辩证扬弃，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性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表达，揭示了现代性自身的辩证性，是一种辩证的现代性理论，它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采取既肯定又批判的科学态度，认为现代性的完善和发展必然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
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必然面对并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基本关系，即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关系又具体蕴含、衍生出下面三类关系：其一，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空间地域性的）。东西方之不同，是指处于不同的地理方位及其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孕育出具有不同性质和特点甚至形态迥异的经济形式、政治制度、生活风习、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带有西方文化所独具的“地域性”特征，与极具东方传统文化特色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中国之间，无论是发现差异之处还是寻觅相通之点都是复杂而又艰难的。其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间先后性的）。站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历史纬度上看，东西方关系在本质上就是先进（现代）与落后（传统）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代表已经踏入现代社会大门的西方社会中的先进、科学的优秀文化，而此时的中国仍处于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如何实现的问题，传统与现代这一对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关系问题，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其三，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逻辑辩证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碰到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是较之前两类关系更复杂、更本质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次上：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三者之间关系看，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把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积极有效地圆融整合。另外，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各自自身包含着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既体现社会发展规律性，也同时携带着文化的地域性；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象征，既凸现地域性文明的特质，又蕴含着人类共有的文明基因。
可以说，由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三者之间关系蕴含和导引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普遍与特殊这三类关系，贯穿于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发端和实践开始的那一天起直至今天以至于将来。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性或现代化（包括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历史已经和正在继续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在近百年的实践探索和不断的认知试错的过程中，以巨大的奋斗和牺牲作为生存和发展代价得出来的历史结论。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这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义。与此同时，中国现性历史还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上述三类关系的理性认知和科学实践中展开、深化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中得到回答和确认的。中国现性历史还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找到了中国发展与现代性之间的契合点，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式和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这里的关键和实质是“结合”，即如何正确理解结合以及怎样有效实现结合的问题。“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双向互动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中国（实践过程）；另一方面，用中国的实际“化”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证明，这两个方面在双向互动中达到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国式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6]（P820）。正是在“理论性的创造”上，显示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湛的理解和创造性运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批评党内存在的轻视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批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和态度。为此专门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哲学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实践论》的主题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矛盾论》的主题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尤其重视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两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成为文化的当代化（世界化）与本土化（民族化）统一的典范（如毛泽东用实事求是这一《汉书》上的成语来表达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提出不同于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等），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9]（P202）。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黑格尔的这个思想进一步升华，表述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P10）。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这一认识原则和实践准则，提出并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中许多重大课题。如民主革命时期，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动力、目的等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上，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着的现代性（世界性、当代性）思想的指导意义和作用，还体现了中国实际、中华民族所独具的风格、气派和特色。建国后，毛泽东又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虽然是直接针对文化艺术领域提出来的，实际上是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与实践的一个总结，对我们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各领域都有指导意义。因为这个口号指出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在矛盾中的不同地位。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的态度既不是复古主义的，也不是现代主义的；在西方与中国关系上既不同于“自由派”的一味崇洋，也不同于“保守派”的食古不化；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上，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研究矛盾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经验主义。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成果的高度统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对资产阶级、商品、货币、理性以及由它们而产生的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变化，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给予深刻的批判。如何理解既肯定又否定这种表面上看自相矛盾的情况？笔者认为，如果站在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之下看，而不仅仅从生产方式的更替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商品、货币、理性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非常革命性作用”[2]（P253）的肯定，以及后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阐释，其实质，是对现代性作为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洞察，以及从辩证法角度同时指出现代性作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的一个环节所必然具有的历史相对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认识、评价事物的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对待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关系，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1.现代性的必然性。人类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实践证明，现代性是一种不可任意选择的人类文明形态、不可跨越的历史必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必然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要中国化和怎样中国化）的必然性的基本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必然性是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必然性的具体体现。就过去的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只是中华民族追求、探索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就今天的中国而言，必须承认我们仍然处于现代性的追逐、奋斗过程之中，现代化仍旧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也就是说，现代性仍然是构成当今时代背景的基本因素，仍然是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体现者，任何民族国家的现代生存与发展都无法回避现代性问题。依此反观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现实状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任务，理性精神（现代性的题中之义）特别是公共理性精神的培育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和时代要求。按照韦伯的理解，理性可区分为工具（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技术理性偏重于科学技术；价值理性偏重于社会人文。受传统文化影响，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当前，建设学习型、创新型国家，构建学习型、创新性组织，就必须培育具有理性精神的人。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必须以尊重科学、尊重理性为前提；尊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价值，“尊民爱民”、“执政为民”，也必须是以尊重理性特别是价值理性为前提。培育和弘扬理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大力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体现公民超越个体自然和私人界限，对公共事务、事业、利益的一种责任意识和责任行为。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谐文化，构建和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都是社会主义的公共理性精神的具体表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科学、健康的公共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公共精神。
2.现代性的流动性。现代性概念反映的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及其演进、发展的某种状况。在现代社会发展和工业文明演进的不同阶段中，现代性所内涵的内容和特征是不同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流动性或流变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称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作为显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智水平和实践智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它从一开始就融入了中华民族追求、探索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变化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不同的社会课题和历史任务。他们所能认识和解决的问题，也必然是他们所属的时代提出的课题和任务，因此他们的思想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呈现出阶段性。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者、奠基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是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主要运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其主题是理论上回答并实际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途径和方式等问题。形成了一套以武装革命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实践系统。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浪潮激荡，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不可阻挡，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深刻积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展开的。现代性的这些新特点，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因此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许多新课题、新任务。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际、国内新变化、新形势，冷静审视，积极应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世界视野与中国视角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这些既有不同侧重点又是内在联系，关乎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形成并不断完善以建设和发展为核心观念，以科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系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崭新的阶段，把中国现代性推向崭新的高度。
3.现代性的多样性。现代性在人类发展规律的层面上是必然的、普遍的，具有普适性；但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它又是具体的、差异的，具有多样性。现代性本身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从毛泽东《矛盾论》的观点看，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比研究矛盾的普遍性更重要、更有意义，因为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本身就体现了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与特殊性（中国化）的统一，体现了现代性（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性）的特殊性、差异性。只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有效地“化”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才能真正发展中国。事实证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历史、审视现在、瞻视未来，作出无愧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英明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最伟大的、划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邓小平对此进行了精深的总结：“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P2—3）。正由于现实的、具体的现代性都是特殊的，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懈地进行探索，不断地在实践基础上创新理论，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因此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与时俱进，继续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理论的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基本实践活动，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概括提升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新认识、新观念、新理论。以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本质上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规定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可能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因为每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的生成、发展以及适应外来文化的方式。总要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必然有其独特的形态和变化规律，因此出现现代性的多样化形态，构成了所谓“多重现代性”的局面。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式现代性和特色社会主义实际需要出发，认真发掘和汲取传统文化资源，研究解决因现代性、全球化导致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问题，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积极构建融现代与传统、普遍与特殊于一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国式现代性和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的价值支撑。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目的和价值取向是现代化；实践的基本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的根本性质是在探索中创新；这就是现代性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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