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中的身体观：躯体性思维的语言渗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躯体论文,思维论文,身体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9: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3)03－0101－05
躯体化(somatization)，或“心理问题的躯体化”，在精神医学中指一种特殊的精神问题反应倾向，即当人们遭遇心理不适时，以躯体形式不适代替心理化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和求医。患者持续不断地抱怨各种生理症状，但是医学检查却无法发现任何真实的器质性病变。不少中西方临床对比证明，中国的躯体化相关障碍流行率高于西方国家，并且在疾病表达上具有普遍的躯体化倾向[1][2]。由于和复杂的社会文化条件相关，中国人躯体化倾向可能有多方面成因，其中本土身体观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身体观在人类思维体系的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对人类来说，自己的身体是在认知发展过程中最先接触和认识的事物之一，也是人类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在认识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伴随对身体的认识，语言中有关身体的各种词语一般也是较早出现的，并且能够长久保持着早期思维的某些特征。身体观和语言具有发展上的联系，而传统文化中对身体的理解又与日常身体词语的使用结合在一起，可能作为本土躯体化倾向的一种影响力量。
一、汉语中的身体隐喻
语言中的身体观念主要蕴含于身体词语的派生意义中，词汇学中称其为“词义引申”。它可以让一个语词符号由原本指称一类对象变成兼指几类意义上相互关联的对象，是各种语言中词汇意义发展最普遍也最重要的规律之一[3]，而其表现方式就是身体词语的隐喻(metaphor)使用。过去学者对隐喻的认识主要来自文学或修辞学领域，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家Lakoff突破了研究隐喻的文学传统，转而从人类思维和认知的角度认识隐喻，使其成为其后认知语义学研究的一个焦点。Lakoff与Johnson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与人类思维发展紧密相关，反映了人类系统认知能力的进化[4]。因为人们在理解新事物的时候，会用已经掌握的旧知识做比较和类推。随着一种文化思维体系的形成，其语言的意义网络也在不断发展，逐渐塑造出相应的语言隐喻系统。
身体观和语言的联系并不是中国文化和汉语独有的。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5]。比如，身体词语经常用于对形状或作用相似的物体进行比喻：如用“耳”比喻看起来像耳朵的壶把，用“口”比喻进出通道等。在英文等其他语言中也存在很多相似的身体词语使用[6]：如英文中，ear(耳朵)和teeth(牙齿)也用来指和它们形状类似的物体。以上相似隐喻反映的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共同特性，但同时，汉语的身体隐喻也具有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且正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让我们能够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传统身体观的诸般特点。
汉语身体隐喻的独特性首先来源于汉语的构词，而其关键影响因素就是语素(morpheme)。Taft和Forster最初提出语素的概念并将其引入心理语言学[7]。我国学者吕叔湘认为，语素是最小的语法单位，可以被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8]。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语素的作用和结构类型会有所差异。对应拼音文字的语言系统(如英语)，语素从单音节至多音节都有；构词中词根和词缀之间的组合丰富多样，但其词汇结构都较为固定。汉语言源于非拼音文字，其语素多为单音节，即单个汉字；构词中双语素组成的复合词居多，较少有多语素词，但构词中语素的应用比较灵活[9]。汉语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存在大量同音和同形语素，这主要是因为语素与汉字多数是一对一的关系，大部分语素就是汉语单字。同一个语素的不同意义造成了汉语构词的复杂性。语素即单字的组合结构复杂，数量繁多。一个字的具体意义要看其构成的词语和所处的上下文语境。
因此，同样在身体隐喻上，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中存在大量不同身体词语相互组合形成的词汇。英语等语言中，不同身体词语组合的隐喻表达多数不能通过构词实现，而是使用并列词连接两个身体词成为短语。而汉语对语素的使用则灵活得多，存在不少直接将两个身体部位的语素构成的复合词，组合规律也很灵活。较为常见的一种联合规律是将有着类似特征的身体部位词语相组合，比喻拥有此类特征或功能的人或事物。比如，“耳目”指替人刺探消息的人，因为耳朵和眼睛都是人获取信息的主要器官；“眉目”则可以指事情的头绪，因为眉毛和眼睛是勾勒一个人相貌的重要部分；“喉舌”表示发言者或代言人，因为喉咙和舌头都是人们说话表达必不可少的器官。另一种组合方式则是利用身体部位之间的关系来指代人的社会关系。比如，以“手足”指代兄弟姐妹，以“骨肉”指代亲子关系，以“唇齿”比喻互相接近而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两方。此类组合与上一种方式不同，其与所隐喻事物相似性并不在物体上，而是在物体间的关系上。它不是用“身体词语”隐喻“外界事物”，而是用“一个身体词内部的关系”来隐喻“一组外界事物间的关系”。内脏词语的使用中也常出现相互组合的情况。只不过出现在组合之中的内脏词多数失去了原本单独的意义，而是表达广义的心理概念。例如，心肠、心肝、肺腑等，其意义并不用来指称某种特定的情感，而是泛指整体的心理活动或内心感受。身体词的相互组合表现了汉语灵活的构词方式，同时也显示出中国文化强调不同身体部位之间的关系和各部位功能特征的联系。
其次，有一些身体隐喻涉及到了心理成分，特别是内脏器官词的隐喻使用(表1)，反映了一种原始身心对应观点。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身心对应是中国文化独特的身心观。但实际上，如果宽泛而论，非系统的身心对应在其他文化体系的语言中也有体现。例如，在英语中也存在以脏器等身体词汇表达心理意义的语言特征：spleen(脾)有“坏脾气，怒气”的意义，kidney(肾)在一些俗语中(如a different kidney)中指“个性”，backbone(脊柱)可以指“志气”(与汉语的“骨气”类似)，heart(心)的身心双重意义用法也和汉语言中差不多，等等。
这说明，粗略的身心对应观点可能是人类语言形成和发展时期共有的一种思维模式。但原始的身心对应观念在中国文化与语言使用中却出现了独特的发展，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汉语言的身体隐喻与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思想体系联系密切，很多隐喻使用源自于古代思想著作和医学观念。中医脏器理论认为不同脏器对应不同的情感，这也是阴阳五行观念的一种延伸。脏器和情感之间并不是影响和统御的关系，而只是一种相互对应，真正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还是抽象的“象”或“行”；其对应重点也不是在于单一脏器或部位，而更多在于互相间的生克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些医学身体观念通过长久的治疗活动也影响了日常用语中的身体词语使用。身体词语中的隐喻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这些思想，特别是那些与精神、情感相关的身体词语使用。
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以身体词汇直接表达心理状态的隐喻使用通常都与内脏器官有关联，但是语言使用上已不像医学理论中那么精确，往往结合了一些民间朴素直观的身心对应观念。例如，胆与肝对应怒，也泛指激动的情绪和勇敢，如肝火大动、胆量、胆大包天；肠对应忧或悲，也可以表达深沉的情绪，如柔肠寸断、愁肠百结、荡气回肠；脾与胃在医学中对应忧思，语言使用中则多指性格气质，如脾气，胃口[10]。心为五脏六腑之首，因此语言使用中也常以“心”来代表所有脏腑。随着这种使用的发展，后来“心”逐渐具有“神”，“意”的含义，直接代表心理感受，例如：心情、心意、心神、心慌意乱。另一方面，由于“心”是所有脏器的代表，它也常和其他器官名相组合，描述各种心理状态，或者泛指整体情感或心理，例如：心肠、心肝、心血来潮、心惊胆战、沁人心脾。
最后，汉语字词中存在一些与身体紧密相关的独特概念，但在西方词语中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对应，比如气、经脉、经络。这些概念共同的特征是其意义超越了西方文化中身体－心灵的分野。
“气”作为所有身心功能的原动力，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物质或精神，又同时兼有身体和心理意义。“气”的概念几乎贯穿古代整个思想系统，“举凡世间一切事物都不出‘气’概念之范围”[11]。在语言使用上，“气”字也体现出这种贯通性。几乎各类的身体字词都可以与“气”组合在一起，用于表达某些心理性的意义。例如，脾气、胆气、心气，血气、骨气、手气。这些词表现出，不同的“气”发自身体的各个部位，并由此产生了涵盖了躯体的、心灵的、社会等各种各样的功能。“经络”则是气血运行的通路，通常也表达身心双重意义。例如，“神经”这个词就是将表达心理意义的“神”和作为身体系统一部分的“经”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神经”本来的意义与现代医学的概念(nerve)并不相同。在日常语言中，“神经”虽然也指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但更多地反映其心理功能方面的意义。老百姓常说的“神经病”，指的实际是“精神有问题”。这也是中国身体观念的一个特点，即对身体的身心功能一视同仁，并不刻意区分究竟是躯体还是心理功能。
二、汉语中“身”的内涵
中国人汉语使用的种种特点，反映出中国独特的身体观从本质和出发点上就与西方文化不同。其实，“身”这一概念也应该归类于此类超越身心区分的汉语独有概念中。虽然在心理学研究中，人们通常不加区分地提到“躯体”，“身体”，“body”，包括somatization这个词本身的词根来源也是“身体”。但实际上，在汉语言中，“身”的概念远比英文或几个复合词的表面意义来得复杂。《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中，“身”字主要有以下几种意义：(1)人或动物的躯体：如全身，上身。(2)物体的主要部分：如车身，树身。(3)指生命：如舍生忘死，奋不顾身。(4)亲自，自己：如身临其境，以身作则。(5)人的品格和修养：如修身，立身处世。(6)身孕：如大任有身。可见，汉语言中的“身”从来不是西方所言的body(身体)那么简单，它还兼有“生命”，“自我”等众多带有“心理性”的意义。
普通中国大众对“身”这一概念的理解表现了中国人头脑中“身体”相关认知的复杂性。即使现代中国社会不少人并没有读过多少古代思想著作，也不了解中医的系统学说，只要他们仍然说着汉语，使用着民间流传的种种与身体相关的俗语、俚语、习语，他们就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文化和独特身体观的影响。汉语本身在长久文化塑造下形成的特征是传统身体观最为直接、最为实际的体现之一。由于对古代思想中的身体观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做出深刻系统的探讨[12][13]，因此本文将主要从汉语使用和其中“身”字的内涵对传统身体观进行讨论。
从前面汉语身体词语使用的总体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具有系统完整的身心对应观点。纯粹物质的躯体只是身体系统的一部分，而躯体与心理之间又存在天然的联系，共同组成一个身的整体。总体上说，传统身体观认为，人体内部存在普遍联系、相互交感的关系。中国人谈到“身体”时，并不进行躯体和心智的划分。躯体本身是生理基础，但它同时还参与心理、精神层面的活动。因此，中国人的“身体”牵涉到无形的精神、心灵、情意，是生理与心理的交互作用而成的一个整体。在这种身体观下，古人在论述人的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时，很少对二者做出明确划分，而是笼统论之即可。如前所述，在传统思想和医学理论中，“身”通过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等等“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易经》)，与整个自然世界相互贯通。
不仅成体系的文化思想，从流行的民间传说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民间也存在类似身心交感式灵魂观念。古代不少传说提到“采生折割”，即猎取活人肢体或五官脏腑，利用其上所含类似“生气”的力量来行使巫术。可见，古人认为身体和灵魂是紧密相关的，而且不同于灵魂仅仅附着在身体之上的身心并行观念。相反，身心并非并行，而是具有交互作用的统一体。正如道教中的“三魂七魄”所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灵魂既是一个整体，又是由许多小部分组成；它与身体一样，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可以被分为很多器官。而魂魄和身体又相互对应，不同的身体器官代表着特定的魂魄力量，躯体和灵魂两个整体互相交织，才构成一个整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此类原始的身心观基本没有变化，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乡野田间。
中国传统的身体观不仅强调身心、天人互应，强调身体系统的整体性和关系性，而且还强调二者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身体。或者说，身才是整个系统的实体，而心不过是系统的一部分功能。
中国古代思想强调身体在世界中所具有的本体地位。贵身论在整个先秦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命题，包括儒家、道家等很多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在此问题上都有着共同认识。“身”具有本体性的地位，故而身体的价值性就被放置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而在以身为贵的思想中，“身”又相当于“生”，中国人的身体就是生命、生活、生存的基础，或者说生活行动所依托的本体。《礼记·大学》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将“修身”放在人生发展的第一位，而且此身之修养还不仅关乎个人，而是家、国、天下等社会性事务的基础。道家亦如此论，《老子》中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乃“贵身”一词的来源；它明确地提出“贵身”为人生天下一等的大事，爱身保身者才可寄托以天下。《尚书》提出君主治国治民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其中，“厚生”也同样遵循贵身的理念，劝勉君主善政养民，贵身爱生。《吕氏春秋》中，《孟春记》以“本生”篇开端，《仲春记》以“贵生”篇开端，将“养天之所生”当作为人处事、为政治国首先要做的。
反过来说，在中国，“心”则从未拥有“身”这样的地位。心最初只是作为一个器官，虽然在功能上高于其他身体器官，但终究只是系统的一个部分。虽然春秋晚期开始，中国人的“心”、“心性”也开始具有更多的意义，“心”独立于“身”的区分更加明显，但始终“身”的重要地位就没有完全改变。这从文字使用上就可见一斑。一直到现在，“身”仍然可以用来指称整个人的生命。而“心”虽然经常与身并称“身心”，但在语言上并不具有身的地位，在汉语中基本不存在以心来代指生命的情况，包含“心”的词语几乎多数表达状态或功能而非实体。心并非不重要，但它是一种继发之物，身才是本源。“身”无论从存在上还是功能上说，总是要先于心。
三、中国人的身体性思维与“躯体化”倾向
由上述分析可见，中西方身体观中最大不同即在于所谓“身体”的概念范畴不同，以及随之导致的对人类生活和生命主体认定的差异。西方的“身体”很大程度上是单纯的物质概念，而中国的“身”则将“自我”等精神层面的概念包纳进来，最初的“心”甚至只是这些概念中表达精神意义的一部分。对中国人来说，心是功能性的存在，必须要依附于身，离开了身，它就失去了本来的功能，也就失去了具有的意义。
在语言使用上，中国人用于定义自我的常用词汇常常与“身”字有关，比如“身份”。这意味着一个中国人的自我既是社会性的，又是“身体性”的。在汉语言中，更适合与body对应的“身体”，是由“身”字构成的一个词语，它的范围已经比“身”缩小了一些。但“身体”在理解上仍然不能完全等同于body，因为“身体”仍然是“身”字衍生出来的，由于汉语使用和传统身体观的动态性及语境性，中国人在说到“身体”时，下意识的又会将其当做融会于“身”概念的一部分，使得这种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实体”身体又不只是西方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躯体”。
西方身体观是以希腊文化为开端的所谓西方文化独特的一点。同处轴心时代的其他古代文明，不论中国还是印度，都很少有思想家像希腊哲学家一样注重抽象思辨。首先，柏拉图的理念说统治了希腊哲学的一个时代。他认为，人类眼前所见、身体所接触的现实世界并不是真实的，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14]。在其后的基督教时代，无论是教父哲学还是经院哲学，都致力于将古希腊哲学观念与宗教意识结合在一起。其中，理念世界成为了“上帝之城”，物质世界不过是人临时的居所。而只有修炼过的灵魂能最终洗净原罪，摆脱低贱、罪恶的肉体，真正接触上帝。因此为了追求理念世界的永生和上帝的真理，一个人应该珍视自己的灵魂，同时摒弃对肉体的关怀及物质上的享受。进入理性时代之后，科学代替了宗教观念。因此，当再探讨身心关系问题时，灵魂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就被“心灵”所取代。但是所谓的“心灵”和身体的关系仍然带有古代宗教“灵与肉”关系的影子。虽然科学对心灵的解释与灵魂大不相同，但是身体依然是物质性的工具，处于较“低下”的地位。以笛卡儿等人的机械身心二元论为例，虽然身心是平行的，但是却并非平等的。身体只是一种“机器”，它与遵循科学规律运行的物质世界中的其他“系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心灵则是理性的源泉，理性高于一切，思维与意识是定义人类存在的基础(“我思故我在”)。其后，科学哲学对“心灵”、“心智”的探讨一再发展，后来遵循自然科学路径出现的心理学更是以此为研究主体。但是反过来，身体观念的变化并不大，至少在现代医学中基本还是以“机器观”或“工具观”来看待身体的。
相反，中国文化中对身体的重视其实并非独有，世界各地原始民族的身心交感巫术，古印度的禅修和瑜伽，都暗含着类似的身体观。如前文所说，这种共同性可能由于身体是人类认知发展过程中最先接触和认识的事物之一，是人类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这一点也得到了一定的实证支持，近年来很多认知科学研究证实，我们怎样加工信息并非仅仅同心智相关，而是同整个身体紧密联系[15]。因此，传统身体观念可能是人类认识自然发展的产物，其存在有着深厚的基础。只不过，重视身体的观点过去在西方世界的强理性主义下却被斥为“原始”和“落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扩张这一点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中国一脉相承的语言文字和民间文化却将早期起源的身体观较好地保存至今。
汉语表达及传统身体观与西方文化观念存在差异，哪种观点更“好”或更“健康”，我们不能妄下结论，它们更多的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但这种差异随之引发了情感理解和表达的差异。使中国人更具有“躯体性”，或更准确地说，“身体性”的情感体验和交流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表达和情感是一体的，都是“身”这一整体系统的变化。情感作为一种“身之功能”并不是单纯的内心体验，而包括身体和行为变化。上述汉语词汇本身就是对中国人认为的“情感”的表达。西方人主要从精神和心灵上理解情感，而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多地从行动和表现上来理解和表达情感，中西方理解情感的出发点区别导致了认识上的差异。从这个角度上说，的确可以认为中国人具有“躯体性”，或更准确地说，“身体性”的情感体验和交流方式。
以上观念同样表现在医疗活动中，并造成中国心理障碍领域凸显出广泛的“躯体化现象”[16]。西方文化观念表现在西医科学上，即从本质上将身体看成“自我心灵”之外的某种系统，躯体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纯粹物质性的。如果身体这台机器并没有物质性障碍(或者用术语说，“器质性”的)，而是由于心理反应引起的，那这就是一种偏离正轨的表达方式。从“躯体化”的用词上也可以看到，所谓somatization，是一个动词的名词化，也就是说，它所表述的反应本质是源自心理的，只是“转化”变成了躯体的反应。
而中国人的疾病反应本质就是身体性的，而“心”相对而言只是一种功能上的定义，本体上的一切功能都是基于同一个“身”。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并不会将疾病区分出“心理疾病”。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传统医疗活动之中，当一个人表现出情绪或心境上的不适，那也只是“心”的功能出了问题，与肺、肾等其他身体部分的功能出问题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对于病人自身来说，他通过症状表达最直接的现象来理解自己的不适或痛苦，并不主动将这些现象具体的来源分成心理的或生理的。随之在行为上，病人也就将中医的医疗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寻找同一个医生来诊治整体性的疾病，通过成系统的中医药治疗来调理整体性的身体。
病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与传统中医的实践活动相适应，但是当遭遇到当代中国所采用的西医体系就会产生种种问题。西医必须要为病人的症状寻找一个严格固定的病理学源头，并且将其划归为特定的病症概念范畴，才能确定治疗手段。这也就是要将中国人的模糊而浑然一体的症状表达进行拆分和重新诠释。不论是克雷曼研究时的“神经衰弱”现象，还是现在的“躯体化”现象，与这种强制划分都不无关系。也许中国人自身的症状表达和反应方式从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西医不断改进的概念和标准却总是希望用自己的观点分解它们。就这样，中国传统观念影响下的病人行为与西医的理解及治疗方式不能协调，随之产生了临床数据中躯体化概率的上升，以及医疗实践中的相关冲突。因此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研究者和治疗者可能都需要灵活地对待躯体化问题：不能顽固死守来自单一文化的观念，而是按照实际情况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比如体会本土病人的感受，或从中医治疗上寻找启发。
［收稿日期］2011年11月2日；修回：2013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