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面向国家目标——美国科技政策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科学论文,美国论文,新趋势论文,目标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月，由全美275位一流科学家和研究管理人员参加的“国家目标中的科学论坛”，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举行。“论坛”是在白宫科学顾问约翰·吉本斯(John H.Gibbons)提议下召开的，由他的科学副主任格林伍德(M.Greenwood)女士、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主任尼尔·雷恩(Neal F.Lane)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主任海罗德·瓦麦斯(Harold E.Varmus)三人共同负责组织。由于他们三人都是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下设的基础研究协调小组的核心人物，所以召开的这次会议必将对美国今后的科技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去年2月，美国发表了国家科技政策白皮书，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政策文件。这一文件虽然对基础研究的地位作出了规定，但并没有落到实处，所以科学界一直在等待着可操作性文件的出台。这次会议就是要振奋基础科学界的精神，同时指导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必须学会适应“国家需要范式”。会上，吉本斯要求与会者为他即将起草的基础研究（科学）政策献计献策，该政策的目标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基础科学中的领导地位。
实际上，早在20多年前，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就已开始意识到基础研究（科学）应走出象牙之塔，认识到基础研究与公众需要、工业发展和国家目标相结合的重要性。1966年，约翰逊总统在NIH就提出，要求其研究人员走出象牙塔，更多地从事那些与疾病治疗有关的工作。尽管当时一些研究人员并不爱听他的这番话。
大约三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提出的有关国防拨款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要求停止对那与国防需要无关的任何基础研究的拨款。该修正案很快影响到其它领域，以至于有一段时期对大学基础研究的的联邦资助都没有增长。
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又宣布实施“适应国家需要的研究”项目。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实施的把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结合起来的项目，但当时的研究人员却对此不屑一顾。1980年，该项目终于在一些研究人员的反对呼声中寿终正寝。但几乎就在同时，美国政府为了扭转其工业在高技术领域竞争力下降的局面，在制订技术政策时，仍然越来越多地考虑经济的因素。这在80年代可说是是美国倍受推崇的做法。
到了1993年，在比尔·克林顿总统新政府公布的技术政策的目标中，强调把既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又可以保护环境的长期经济增长作为主要任务。美国国会也指示NSF要对技术转移、满足工业需要的研究给于更多的重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还要求NSF必须把60%的款项用于资助国家战略领域的研究。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工程和技术联邦协调委员会(FCCSET)也确定了当前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优先发展领域：高性能计算机、新材料、制造技术的研究与培训、生物技术和全球问题。
克林顿政府对联邦资助转向国家优先领域的关注，已开始影响到NSF的资金结构，NSF的化学部1994财政年度获得的基金额度有所增长，但这些增长都与其战略研究有关，包括新材料及其工艺、生物技术、环境化学和高性能计算机。
克林顿政府1995年的财政预算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虽然一些基础科学研究还会得到联邦资助，但越来越多的资源将投向那些与公众和工业利益有关的项目。
吉本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正在起草的1996财政年度预算将是第一个真正的克林顿预算，该预算将会确立新的基础研究结构。他告诉“论坛”的与会者们，对科学技术的联邦资助的规定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未来的社会里，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强；现代经济也越来越依赖于充满活力的科学技术系统，依赖于重大的国家目标，如工业业绩、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若干领域。
当然，新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好奇心驱使”的研究，也不是要把大学都变成应用R＆D研究中心，而是要求基础研究与国家优先发展领域结合起来。将来的联邦资助半数以上资金将流向国家优先发展的几个领域。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如果不注意把他们的研究与国家优先领域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失去资助。基础研究是否与国家需要相结合，是否有助于满足公众、工业和社会的需要，在美国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美国的传统，是一贯注重基础研究，尤其是纯科学的研究。然而，在日本和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相继崛起的情况，使得美国经济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压力，它不得不调整其基础研究的方向。美国科技政策的这一走向，不仅是近几十年来的趋势，也是未来趋势的先兆。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的经济竞争也愈演愈烈。如今，增加知识绝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目的；纯科学研究虽然是基础研究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基础研究应该而且也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世界上科技和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他们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尚且有所选择，何况财力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呢！美国的做法应当对我们有所启示。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我们应适当调整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向和资助办法，以便引导基础研究走出象牙塔，把有限的资源尽量用在国家亟需发展的优先领域上。我国的基础研究要面向企业发展，要适应产业技术升级和区域经济振兴的需要，要围绕若干支柱产业和关键技术优先发展的国家目标，以推动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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