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东[1]2001年在《《小说月报》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转型》文中提出本文考察了《小说月报》的历史变迁，对《小说月报》前、后两个时期所刊载的小说进行研究，分别从小说的观念转变与小说文本的建构两个方面探讨、论析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历程，试图从现代文学期刊这一文学传播媒介入手对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发展、演变予以重新观照，探讨文化工业特别是现代期刊的产生与中国现代小说产生的关系，进而重新观照整个新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由于答辨要求所限，只将本文的第五、六两章抽出参加毕业论文答辨。 第五章《小说月报》与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性转化一、前期《小说月报》中小说观念的演进 以恽铁樵、管达如为首的前期《小说月报》的革新派从小说的内容、功用、审美特性对传统小说观念进批驳。他们认为小说是社会的反映，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而且，小说是事实的而非空言的，更重要的是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必勿背美术之旨，从而对传统载道、惩劝的小说观进行批驳。由于缺乏先进的思想理论与文化哲学，他们尽管在现代小说观念的建立提出了许多先进独到的见解，但是并没有最终建立起现代小说观念。这个任务只能留给后期《月报》的诸君们去完成。二、后期《小说月报》“为人生”小说观的建立。 后期《月报》同人如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在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的文学”观，从而提出“人的小说”这一现代小说观念。他们强调文学的本质是人，而文学就是对人生的探讨，对人生的反映。而这里的“人”己不同于传统的“民”的概念，它是建立在尊重个性独立与自由基础上的现代人学范畴。现代人学观的确立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转型。 第六章《小说月报》中现代小说文本的建构 一、白话语符在小说文本建构中的演变 小说是语占的艺术，小说是惜语符体系来实现对感性世界的呈现的，所以小说在最初层面上呈现为语言符号体系。从文本的层次上看，中国小说在《小说月报》中的演变首先表现为山文言语符向白话语符的转变。山于符号形式本身包蕴着人与文化的本质并成为人与文化本质的外在形式与物化结果。所以《小说月报》中不同时期的由白话语符建构起的小说文本，也就最直接地体现着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化的轨迹。它在内在层次上展示着小说创作的文化心理机制与思维模式的转变。这是中国小说现性转变的最本质的根源所在。 二、《小说月报》中叙事模式的现代性转换 依据叙事学理论，可以看到前、后期《小说月报》中的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古老的第叁人称全知视角的叙事模式在前期《小说月报》中处于垄断地位，使小说文本渐渐趋向沉滞。不过第叁人称限知叙事与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两种现代性的叙事方式在前期《小说月报》中的出现毕竟透出中国现代小说产生的一些曙光。后期《月报》中这两种叙事方式的广泛运用，标志着中国小说最终实现了现代性转化。
邱培成[2]2004年在《前期《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文中研究说明《小说月报》是清末民初的一份小说杂志,隶属于商务印书馆。本文由此出发,研究它和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关系。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小说杂志和上海城市文化的关系,二是小说和上海城市文化的关系。如果从广义的文化概念上看,创刊于上海的《小说月报》和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实则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把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考察,除了两者本身具有鲜明的特点之外,它们也是近代上海文化特征的有力反映,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运用小说杂志、小说和上海城市文化互证的方法,力图揭示以《小说月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业和以上海为故事背景的小说的发展,与上海城市文化繁荣间互动的某种规律性。一、小说杂志与上海城市文化。论题从分析《小说月报》的基本状况入手,着重介绍了杂志的编辑理念、两任编辑以及作家群。杂志又与印刷出版业紧密相连,考察《小说月报》就不能不关系到商务印书馆。商务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着《小说月报》。以商务为首的上海出版业的繁荣,成为当时国民素质提高的标志。因为,印刷出版业的繁荣不仅仅表现为印刷技术上的提高,大众传媒业的发展,更带来了文化的变革,思想观念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而上海城市文化的繁荣也催化了印刷出版业的发达。从小说杂志的外部各要素来看,杂志与作家、书局以及与读者、文化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小说杂志依赖作家的优秀作品,需要优秀的作家来编辑杂志,当然,它也为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提供了作家赖以生存的稿费。它也需要书局的经济支持,为书局盈利或者是提供免费的广告,也传达了书局的思想倾向。作家和书局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相互利用。小说杂志需要读者,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读者的趣味往往决定着杂志的作品的审美取向,小说杂志的品位也在影响着读者的个体素质。杂志的发达常常是文化繁荣的表征,也就是说,文化的繁荣必将以大众传媒作为外在的表现形式。读者与文化之间也是互为条件的。二、小说与上海城市文化。论题以小说作为论述的重点,其中以商业性、娱乐性、大众化和新闻纪实为特点的都市小说,在愉悦市民大众的同时,也反映并影响着上海城市文化。反之,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有着自己的特色和雅俗整合的理想追求,它对市民们物质、精神的濡染无处不在,当然也影响着都市小说,因为都市小说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的产物。此时,小说和上海城市文化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加快了自己的现代化脚步。上海城市文化通过物质、制度和精神叁个层面展现了现代化的特色。这些也正是小说所积极反映的。不仅如此,小说还呈现了它艺术层面上的现代化,如小说叙事模式的突破等。小说中渗透着文化意识,而且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上海故事背景,积极地反映着上海城市文化和许多热点问题,如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等观念,小说作品中都有相应的反映,并对这些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小说还通过“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了他们的文化内涵,也思考着清末民初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的不足。
孙超[3]2011年在《民初“兴味派”小说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对象是过去被称为“旧派”的民初小说家,其部分或整体还曾被冠名为“鸳鸯蝴蝶派”、“黑幕派”、“礼拜六派”、“通俗小说派”、“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等等。这些冠名所反映的是此派近百年来一直遭受批判、遮蔽与误读的不幸历史。虽然近年来,学界对民初“旧派”已有较多关注,但总体倾向是将其纳入“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视域进行考察。实际上,该派仍然被继续误读。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还原这群小说家主倡“兴味”的基本面貌,通过宏观论述与个案实证,揭示这一“兴味派”的整体特征与历史贡献,并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过程进行完整描述,以凸显该派的独立品格。全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正文分上、下两编。引言部分描述、讨论了民初“旧派”小说家百年来遭遇的两重遮蔽与一次研究错位,以这种方式梳理了相关研究史,提出为民初“旧派”小说家正名的问题。接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视角、方法、范围、材料、思路、章节,以及学术意义与应用价值。上编是综论篇,将民初“旧派”主流小说家正名为“兴味派”,并揭示其整体特征与历史贡献。第一章采用因实赋名的办法,即按照该派的小说主张与主要着、译风貌,恰如其分地将民初“旧派”主流小说家正名为“兴味派”。通过对该派小说评论和着、译作品的分析,指出该派的核心主张是强调小说的“兴味”性,即强调小说文体的文学审美独立性与凸显小说文体的娱情功能,他们以丰富多元的小说着译,掀起了民初小说“兴味化”热潮。接着,对该派的界域及代表作家等给予了简要说明。第二章借鉴欧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中的“文学场”、“关系网络”、“文化身份”等概念、理论,论证了民初“文学场”的独立性与现代性；描述了“兴味派”所处的传统与现代互动的关系网络,指出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学代际交集的现象；确认了他们的文化身份是走向现代的“江南文人”；揭示了他们主张小说“兴味”是作为职业作家,面对市场制约,自我调适的结果,实际是以“娱世”来打破“小说界革命”以来“传世”与“觉世”的矛盾,是在适应市场、进行“觉世”的同时,坚守艺术本位,追求“传世”。第叁章主要探讨“兴味派”面向传统、西方、民间等各种文学资源的开放心态。他们继承古代文学“兴味”传统,自觉接受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的影响,立足民间写作立场,并积极汲取民间文学营养。这些事实证明该派并非是过去定位的“复古”、“守旧”群体,而是转益多师、面向现代进行多元化书写实验的趋新一派。他们通过卓有成效的文学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做出了不容抹杀的贡献。下编是个案篇,通过对“兴味派”五位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实证研究,使上编宏观考察的结论得到进一步验证,也使这几位作家长期遭遇的误读得到纠正。本文第四、五两章分别研究包天笑与刘半侬,他们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期跨文学代际的着名作家。包天笑既是清末“小说界革命”中的名小说家,又是民初“兴味派”的盟主。清末,他已通过编辑报刊、着译小说,进行小说“兴味化”实验,民初主流小说家多受其“兴味”小说观影响。民初,他通过主编多种有影响的报刊,并在小说撰译上不断探索新路,以“兴味”文艺观引领着一个时代的小说潮流。他并非“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作家。刘半侬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侬”字也改作了“农”。实际上,他在民初的文学活动主要与“兴味派”同人有关,其小说观与小说着译都与“兴味”主潮一致,他有一个由“兴味顽童”到“新青年”转变的明显过程。他后来之所以能顺利转向“新文学”与其一贯坚持的民间写作立场密切相关。即使成为“新文学家”,他也未脱“兴味”文人的底色,始终秉持雅俗共赏的“兴味”文艺观。通过这种人物代际转变的梳理,本文进一步恢复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期各文学代际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原貌。第六、七、八叁章分别研究周瘦鹃、叶小凤和姚鹓雏。他们代表着“兴味派”的不同作家类型。周瘦鹃被称为小说界的“林黛玉”,写了大量“哀情小说”。他是民初着名的翻译小说家,其翻译小说融才子笔墨、专业眼光于一体,不仅广受读者欢迎,亦得到鲁迅等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他还是繁忙的报刊编辑,自称“文字劳工”。其小说撰、译、编以文学“兴味”为旨归,以引起读者“兴味”为本位。另外,他还是传统美德的宣讲人,倾心古韵、又引领时尚的文艺明星。他在民初小说界的地位仅次于包天笑。叶小凤是在民初革命低潮期进入上海小说界“卖文”的失路英雄。其“兴味”、“教化”相结合的小说观与民初小说“兴味化”主潮一致。他创作的以“唐人”为师的“传奇”短篇与以《水浒传》、《儒林外史》为宗的长篇小说都是古代小说“兴味”传统发生现代性渐变的实证。他以独特的作品风格与艺术追求蜚声民初小说界,是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重要的“兴味派”作家。姚鹓雏是从京师大学堂走出的报人小说家,受林纾影响极大,以词章着称、交游极广。他提倡“兴味”,主张小说兼容雅俗。他创作了不少师法林纾的编译小说,以林译传人着称。他转益多师,创作了不少广受欢迎的中长篇小说。他还热衷于短篇文体实验,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短篇小说。他是一位以词章之兴味撰译百态人生的“兴味派”小说家。以上五位作家及其作品基本能显示出“兴味派”的主要特征,展示出该派的着、译小说实绩,透示出该派处于民初“文学场”中心的真实情况。结语部分指出本文将民初“兴味派”小说家历史还原的意义。从学术价值上讲,证明了“兴味派”的客观存在及其现代面向,也就揭示了民初“小说兴味化热潮”衔接清末“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特殊历史地位,也就真正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完整过程描述了出来。从应用价值上看,总结民初“兴味派”的得失可以给“新文学传统”出现危机的当下文坛提供一些借镜。
初清华[4]2003年在《“散文化”的小说》文中研究说明相对于璀璨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灵动又充满变数的当代文学而言，短短叁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矿藏似乎越来越“贫瘠”了。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分支之一小说的研究，更是如此。前人的研究几乎可称得上是汗牛充栋。尽管其中不乏精警之言，可总有一个疑惑，没有解决。那就是，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的独特性是什么？这种独特性的实质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这就要追溯到历史发端口：“五四”时期。由于“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使“五四”成了一个时期的代名词，它的内涵很丰富。它不只是指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还包括了之前和之后两叁年的时间，即从 1917 年到 1921 年的五年。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由于数量和质量上的不成熟而被研究者忽视，在文学史上历来被统称为“问题小说”。事实上，以《新潮》小说为代表的 1921 年前的小说创作，与 1921 年及其以后发表的小说创作（以《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的小说为代表），体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表现为：具有时间性的情感因素的逐渐渗入，扩大了短篇小说的空间表现功能，从注重“再现”现实空间真实，逐渐转向注重“表现”心理空间；更由于创作中引入了“联想”思维，它和传统小说“想象”思维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常常具有“象征”意味的现象，使小说表达的内容向纵深发展，从而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功能。和中国传统小说相比，中国现代小说呈现出几乎完全不同的审美形态，蕴含着不同的思维模式。有人把这归结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小说形成的影响，因此把中国现代小说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断裂。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确实存在着借鉴外国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的现象，但把它完全看作是断裂，是不科学的，毕竟外因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特别是观念的形成、变化，终非一日之功。因此完全用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理论来套用、分析、定义中国现代小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散文的发展对中国小说现代化有重要意义，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现代性”的产生、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散文化”的过程。“散文化”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就已经有人从文体学角度研究“散文化”小说现象，大多是对被称为“抒情小说”<WP=5>或“诗化小说”的研究。直到今天，都仅仅是局限在对于这类小说审美特征的描述、概括、或者是梳理发展脉络，而把其他形态的现代小说排除在外。“散文化”小说这个定义由于“化”字的不确定，而包含了两层涵义。如果“化”是名词，那它就是指某一类具有“散文”特征的小说；如果把“化”看作动词，那它则表示被“散文化”是这类小说形成的原因。更由于“散文”定义的不明确，使得“散文化”小说的外延历来被局限为“美文化”小说的范畴之内。现代散文包括以杂文为代表的议论性“达意”散文、和以美文为代表的抒情性“表情”散文等多种形态，这些形态的共性（散文“质”的规定性），就是用以联想结构的文章来表情达意。小说“散文化”就是指借鉴散文创作“以多维度为特征和以联想为主要的思维方式”、“以情意驭文”的思维机制，来突破传统小说创作用想象再现“虚构的真实”的思维模式，从而形成现代小说“意象”“表现”的思维模式。只有积淀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小说才能被称作“中国现代小说”，或者是“散文化”小说。“散文化”的中国现代小说，可分为“杂文化”小说和“美文化”小说，在被尊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早期“随感录”等议论性散文和后来杂文的创作，训练了他的小说创作思维方式，从而使他的小说中以“杂文化”小说居多，自身独特的艺术素养、审美感受力也使他不会放弃创作“美文化”小说。他的小说创作为现代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甚至他有些小说的文体归属，至今还饱受争议。在不同阶段，以鲁迅小说为范本的，“散文化”的中国现代小说，由于现代散文发展有阶段性特征，其主潮特征也不尽相同。早期“随感录”创作的影响，使“五四”小说中“杂文化”风格成为主潮；而二叁十年代“小品”散文的发展，使得后来“美文化”在“散文化”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形成了几乎贯穿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始终的，“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两种不同审美风格。“散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这种借鉴思维实质是“一体化”思维在小说文体发展上的反映。“一体化”思维是人类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具有“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一体化”思维在政治上表现为“统一”的要求，经济上表现为“全球化”的趋势，在小说（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体发展上则表现出“散文化”的特征。因此中国现代小说中蕴含的“散文化”思维，是现代小说具有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审美品格的原因所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散文化”的过程，这种散文化的过<WP=6>程一直延续到当代。论文试图通过对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等期刊的重读
张乃禹[5]2012年在《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尤其是文学方面，由于韩国属于汉字文化圈，借助文字这一重要文化因素，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这种情况到近代开始发生改观，一向兴盛的两国文学交流轨迹从比较文学上所说的“影响关系”逐渐演变到“平行关系”。这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韩均遭到了西方列强或日本的殖民侵略，由此两国文学交流的传统关系被迫中断。而两国积贫积弱的封建统治阶层无力抵抗而面临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此后，门户开放，“西风东渐”，印刷技术的发达催生现代报刊杂志陆续出现，稿酬制度的确立使作家们有了职业身份，新式教育与现代都市的形成为小说的变革带来了广大的阅读受众，同时域外小说的翻译活动给传统小说以刺激和冲击，从此中韩小说逐渐摆脱了自古以来的边缘化地位，成为文学的主流。而也就是在此过程中，中韩小说开始了现代化转型之路。两国小说的变革既呈现出较强的同一性和同步性，同时也表现出相当的差异性。而对这种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分析及其产生原因的探究就成为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绪论部分主要概述了选题缘起，对相关概念作了界定与说明，并提出了论文的核心问题、研究内容、研究现状、本文的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与思路。根据这一思路，本论文分为五章予以具体探讨：第一章对中韩两国小说现代化转型期的相似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救国之路的探索，现代报刊杂志的创办与职业作家的出现，新式教育与现代都市的形成带来的小说阅读群体，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等四个方面展开。第二章以梁启超为个案研究，分析了梁启超对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所产生的影响。首先考察了梁启超的着述及思想在近代韩国的传播接受，接着分析了韩国近代着名思想家、小说家申采浩对梁启超理论和思想的接受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最后从文体和小说类型的角度探究了梁启超对韩国小说变革产生的作用。第叁章重点阐述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同一性。从继承传统、肇始现代的角度具体分析了两国小说的过渡性特点。同时着眼于小说观念、语言载体、创作技法等方面，全面探究了两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同一性。小说观念上，两国都经历了抬高小说地位的过程；语言载体方面，开始了向白话文过渡的尝试，为以后两国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基础；创作技法方面，主要是在翻译小说的刺激和启迪下，两国小说在叙述模式和创作技巧等方面均呈现出迥异于古代小说的新特点。第四章着眼于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差异性。从主题意识、文学格局、文化冲击以及政治事件等方面详细阐明了两国小说转型的差异性。主题意识方面主要是“讽刺谴责”与“爱国新民”；文学格局方面关注了两国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分别表现为“对立批判”与“共生并存”；文化冲击方面主要探讨“儒家思想”与“西方宗教”的文化碰撞在中韩两国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政治事件方面则是两国历史和文学史上的大事件“五四运动”和“叁一运动”对文学产生影响的比较。第五章着重分析了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同一性与差异性产生的内外原因。首先是通俗小说的推动作用。中韩两国小说观念从“救国新民”的政治高度回归娱乐、消遣的本体特征，既是受小说自身发展规律制约的结果，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而反过来，现代通俗作家强调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小说的审美艺术特征，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现代化转型的步伐。同时两国的通俗小说作家作为启蒙主义的先行者，他们的作品已经具有一种很强的现代性意义，为后来两国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推进了两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和西方文学也对中韩两国小说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推动了中韩小说的现代化转型。中韩两国近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也基本上重复了日本小说的发展路径，走了一条小说政治化的道路。同时兴起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等思想观念与科学、民主等意识开始被两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中韩“半殖民地”与“完全殖民地”之间的差别成为两国小说转型中出现差异性的总根源。正是殖民地化程度的不同使两国小说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在主题意识、文学格局、文化冲击和政治事件等方面均产生了差异。
曾娟[6]2015年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代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庞大、繁复的群体,其创作涵盖小说、散文、旧体诗词、戏剧、电影等多方面,尤以数量多、影响大的小说创作扬名文坛。由于新文学家的批判、排挤以及长期以来的偏见,鸳鸯蝴蝶派不被主流文学接纳,甚至被视为现代小说中的“逆流”而被排除在“现代文学”之外。然而,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民国“文学场”,鸳蝴派的真实面貌逐渐呈现。他们的作品并非完全守旧,也同样富含“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发生既不是学界普遍认定的“外发型”论,也不是少数学者提出的“内生型”论,而是叁股力量——现代生产机制、域外小说和传统文学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职业作家的生产、现代传媒的传播、市民读者的接受构成鸳鸯蝴蝶派小说外在的现代生产机制,形成于清末民初上海的都会环境。它推动文学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促使鸳蝴作家重新思考并建立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报刊媒介对鸳蝴派小说现代性的发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鸳鸯蝴蝶派作家在翻译域外小说的过程中,自觉地吸收外国文艺的优长,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使小说在某些方面具备一些现代形态。同时,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传统文体和古典小说传统在其中发挥潜在的影响。鸳蝴派小说的现代性是本土/西方、民族/世界、传统/现代相融合而产生的。这叁股力量一起开启了鸳蝴派小说现代性的众多法门。首先是主题方面。随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传入中国,鸳蝴派作家对爱情、婚姻的关注与思考凸显“人”的意识的觉醒。从民初言情小说到二叁十年代的社会言情小说,爱情形态由纯洁的情转向世俗的爱,体现鸳蝴作家的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他们以个性解放思想贯穿其中,反思传统婚恋观。无论是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与自主婚姻的向往与追求,抑或家长对子女婚恋的态度,都有别于传统言情小说的书写模式。他们的言情主题在继承古代小说言情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对五四婚恋小说、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及港台言情小说等有着积极影响。城市主题是鸳蝴派小说的现代形态之一。鸳蝴派的发展与上海、北京、天津叁座现代化都市息息相关,鸳蝴派作家也成为比较早地关注与描写现代都市风貌、开展都市写作的第一代作家。他们把不同都市生活的现代性体验以文字的形式幻化为不同城市的表情,体现了鸳蝴文人矛盾、复杂的都市文化心理。这一类写作对于当代都市小说的写作具有启示意义。其次是艺术层面。不同于新小说家改良群治的“工具论”,鸳蝴派主张“兴味”,强调小说的娱情功能的同时也不放弃追求艺术审美性,实现了对“工具论”的救偏补弊。他们通过转化文学传统、学习西方小说的表现技巧,既保存了古代小说传统,又有了一些新变。他们首创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并将对话体、独语体引入短篇小说创作,对长篇章回小说进行改写使其表现出区别于传统章回体的现代色彩。叙事模式方面,鸳蝴派小说突破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线性”叙事时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结构和大团圆结局,提倡语言的白话化,实现小说艺术的现代转型。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试验体现了鸳蝴作家求新求变的现代意识,也为新文学家的艺术变革准备了条件。鸳鸯蝴蝶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国文学的优长,随时代发展具有一些现代新质。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它连接起晚清文学与新文学,起到过渡与桥梁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现代性发展更是中国文学现代性构建不容忽视的途径。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鸳蝴派小说从未断流,在当代它以另一种形式在港台地区得以延续,并对当代文坛发挥着某种潜在的作用。其中的一些文学现象(都市情感剧的热播、小说的影视改编)或文学形态(网络小说、微小说)都可以找到与鸳蝴派文学的渊源,而且,鸳蝴派小说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得失也可以为当代文坛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季桂起[7]2006年在《中国小说创作模式的现代转型》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以小说形态学为研究理论构架，结合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创作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把“五四”小说的“心理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对“心理化”现象的研究，系统地阐述“五四”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所体现出的深层的现代化特性，解释中国小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总体的创作模式转型的历史原因，揭示在这其中隐藏的引起文学变动的某些内在因素，从而为从更深层次上研究“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内容与意义提供具体的依据及视角。 全文主体由以下部分组成：一、“五四”小说“心理化”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内在精神成因，这主要为第一章的内容；二、构成“五四”小说“心理化”精神艺术世界的主要精神现象及其所形成的重要文学主题和文学情调，包括“青春型”年龄精神现象和生命“觉醒”主题、“自审型”历史文化精神现象和文化“自审”主题、“沉沦型”人生精神现象和人生“沉沦”主题、“悲剧型”审美精神现象和“痛苦”、“感伤”情调，这主要为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叁、构成“五四”小说精神艺术世界的主要艺术素质及其创作方式，包括以“体验”为主体的生活感知方式、具有激情浪漫特点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批判色彩的浪漫主义相混合的创作方法、倾诉性的文体方式、个人化的言说方式、心态化的叙事方式，这主要为第六章、第七章的内容。 本论文的研究视角与以往同课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不同：首先，本文注重从中国小说创作模式总体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小说的现代性特质，强调这一转型既包含了小说“写什么”的变化，也包含了小说“怎样写”的变化，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五四”小说与以往中国小说不同的现代性特质。“写什么”并非像以往研究所强调的仅仅是用“现代意识”来“反映与描写生活”，“怎样写”也不仅仅是运用现代的小说艺术方法和手段来从事小说创作，两者的结合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一个总体性变化，这就是小说对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表现的重视和小说内向化的艺术倾向的发展。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由重视表现外在的人的关系和行为转向重视表现内在的人的思想、感情、意绪和心理，这形成了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文把“五四”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再像以往研究那样根据创作方法的不同将其区分为不同的部分(如“为人生”或“为艺术”、人生写实或浪漫抒情等)，分别看待其“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而是力图从总体上考察与研究“五四”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特征，提炼与分析“五四”小说所具有的共同的精神现象及其对这些精神现象的艺术呈现方式、美学风格。对这些精神现象，除了阐述它们生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外，还试图发掘它们所
张黎[8]2005年在《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回响及其与“现代性”之关系》文中认为本文以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赵树理和沦陷区上海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所共同出现的“回归传统”与“雅俗共融”的文学现象为中心,以“现代性”为理论思考的总纲目,梳理了从“晚清—民初—‘五四’—四十年代赵、张两位作家”这一条历史脉络中,不同时期的文坛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小说“现代性”方案的设想、实践、具体的成败得失及其相互之间交织纠结的复杂影响。 在具体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因为对“现代性”观念的片面理解,始于晚清的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尽管从一开始就力图挣脱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但事实上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上述种种复杂的历史语境下,赵树理和张爱玲两位作家针对乡村农民和都市市民这两种不同的读者受众群,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古代文学传统进行“现代性”利用和转化,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创作的具体实绩向我们表明:一般认为正式确立于“五四”的中国小说“现代性”并非是铁板一块、因而与古代文学传统完全决裂的;相反,它的现代性萌芽起始于晚清,并且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汲取了古代文学的大量养料。赵树理、张爱玲对二叁十年代以来“五四”现代小说形式的偏离和重新“选择”传统,实际并非背离、而是扩大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方案,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本就有大量可以实现“现代性”转化、被整合和吸纳进现代文学中的因素,古今文学之间是存在着演变和对接关系的。 此外,在本文中还穿插着“高雅小说/通俗小说”对矛盾在不同时期的消长关系,这也是在“现代性”理论框架之下展开的。
宋声泉[9]2013年在《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文中研究说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大转折处”；且在文学的现代演进中,始终作为需要被对话的核心事件。对文学革命的深入理解不但具有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可以为当下文学的发展走向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然而,在文学革命研究中,对其所处身的具体环境,即民初(民国初年的简称)的评价一直偏于负面。对民初文学界的理解很长时间停留在视其主要由堕落的南社文人、反动的清遗民诗文、逆历史潮流的鸳鸯蝴蝶派与黑幕派构成的认识水平。本论文则尝试以“共和语境”理解民初,借此反观晚清与“五四”,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本论文并非要在本体论意义上研究民初文学,而是力求探析作为方法的民初。“民初作为方法”,不仅是要将民初作为研究对象,更希望通过研究这个时段,重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历史图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当时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它的历史,尤其是民初时段走向文学革命的契机。本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章,考察作为历史话语的“民初”在文学革命史上被书写时的角色转换。“文学史”发轫之时,“民国元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文学史的时间意识和叙述框架。在民国视阈中考察新文学发生的文学史理路,是北洋时期着史者的共同体认,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亦十分常见,但此时受政治环境、文艺思潮、学术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学史中的“民元”记忆开始消逝。1949年以后,知识界整体上对“民元”的认识统一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内,其文学史形象沦为单一的政治想象。近二十年来,个别文学史对“民元”的认识已有所改观,但对“民元”界标之于新文学价值予以肯定的复归之路,仍在艰难行进。第二章,以小说这个最能表征现代中国的文体为切入口,借以呈现文学革命前的“民初”所具有的原点性的意义及其为新文学的发生积蓄的文化资本。在清代主流社会舆论里,小说被鄙夷的程度空前绝后；尽管晚清“小说界革命”受到知识界欢迎,但对民间士人力量的估计不宜过高。民国建立,国体由帝制变为共和,小说的创作、出版、购买与阅读在整体上实现了合法化；“小说”既被国文教科书采纳,也成为“文学史”观照的对象；女性破天荒地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并为掌控民初文坛的男性文人所接纳,使女性创作小说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接受。“小说是文学”观念的知识化与女性小说创作权的获得,都为日后的文学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第叁章,以文学革命发生最重要的载体《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展示出文学革命的开启过程本身便置身于“民初”时段之中。《青年杂志》自创刊时就没有设立刊登旧体诗文的文苑栏,凸显出其与《甲寅》等民国初年政论类报刊的不同；虽亦发表过叁篇旧体诗,但背后蕴含着编者求变的文学关怀；其对写实主义的译介与提倡是文学革命最原初的根基。现行的文学史对文学革命开端年的叙述,受制于新文学家的自我陈述,形成了十分固定的模式,造成了对方孝岳等所谓“折衷派”的压抑。1917年的文学革命,不仅没有形成赞同派、折衷派、反对派这样的格局,也不存在所谓的“改良”与“革命”两种路径的差异。第四章,侧重探讨新文学在民初时期是如何“运动”起来的。首先重估文学革命对民初文坛的批判。《新青年》同人批判的“鸳鸯蝴蝶派”专指民初以徐枕亚、吴双热等为代表的骈体言情小说；而民初小说家们同样对“四六体”言情小说及黑幕小说不满,可见,民初文坛与新文学的诉求之间并非没有融合之处。其次,剖析民初的“共和语境”之于新文学合法性建立的意义。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的“双簧戏”对文学革命的正面意义不大,亦未直接引出林纾的出场。1918年夏秋之际,文学革命在公共舆论中崭露头角；年末之时,已然声势日隆。但真正让《新青年》名声大震的关键时刻便是1919年春初的那场围剿林纾时的“新旧之争”,通过分析民初舆论界的态度,可以看到林纾败北的根源在共和话语。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了以民初作为方法对重写文学革命史所具有的多重意义,并对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予以展望。
郭洪雷[10]2006年在《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叙事学已经成为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在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西方小说理论译介的日渐丰富和全面，人们逐渐认识到，小说修辞研究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比较宽广的研究路径，从小说修辞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诠释，不仅可以更新我们的理论视野，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叙事学和其他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现代小说的修辞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整体状况看，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理论阐释多，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实际状况关注不够；二是没有将叙事研究和修辞研究进行有效的理论区分，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小说修辞研究的理论特长，从而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研究的彻底性和有效性；叁是忽视了中国小说自身悠久的修辞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修辞模式和修辞伦理对现代小说家的影响认识不足，从而使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纬度。 基于以上认识，本论文选取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这样一个相对较长但也比较完整的研究单元，对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轨迹进行了初步考察。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考察，为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现代转型寻找到一条比较完整的历史线索；同时还希望通过考察小说家个性意识和时空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出中国现代小说修辞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并将五四小说修辞的时代图景融入到中国小说特有的修辞传统之中，使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特点获得更为全面的展示。 论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阐述相关理论问题，并对论文思路加以说明。 小说修辞研究要想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和彻底性，必须与小说叙事研究划清必要的理论界限。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首先分析了叙事理论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对它的理论局限进行了思考；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相关理论发展的进程，阐述了小说研究由叙事研究向修辞研究转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宏观修辞和微观修辞进行理论区分，并对国内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再
参考文献：
[1]. 《小说月报》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转型[D]. 杨庆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01
[2]. 前期《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D]. 邱培成. 复旦大学. 2004
[3]. 民初“兴味派”小说家研究[D]. 孙超. 复旦大学. 2011
[4]. “散文化”的小说[D]. 初清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03
[5]. 中韩小说现代化转型比较研究[D]. 张乃禹. 苏州大学. 2012
[6].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代性研究[D]. 曾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7]. 中国小说创作模式的现代转型[D]. 季桂起.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8]. 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回响及其与“现代性”之关系[D]. 张黎. 复旦大学. 2005
[9]. 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D]. 宋声泉. 南开大学. 2013
[10]. 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D]. 郭洪雷. 山东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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