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动力的构建与发展结构的优化 ——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战略地位论文,结构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①，而改革、开放与发展三者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互为条件和结果。在这一互动关系中，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构建了改革的动力，清晰了改革的目标，同时也拓展了发展的道路，优化了发展的结构，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一、开放战略的推进与改革动力的构建
三十年来，在国内改革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开放倒逼改革以构建改革的动力，明确改革的目标，开辟改革的道路，是中国能够迅速摆脱传统体制束缚，成功建立起一个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关键。
(一)特区建设：以开放突破旧体制的起点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建设经济特区开始的。特区建设作为开放战略的实施起点，在于“杀出一条血路来”，使中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指突破旧的封闭型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而突破的基本方式就是大力引进外资，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从而摆脱计划体制与中央集权的束缚实现发展。特区建设的成功及其经验的推广在瓦解传统体制中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
开放与改革是相互促进、互为动力和条件的。以经济特区为标志的对外开放试点，扩大地方政府在外贸外资中的政策权力本身就是分权式改革的体现。开放促进改革的意义在于以发达市场的力量瓦解僵化的计划经济，以国际体制的规范塑造政府职能，以外部竞争的动力改造国有企业。
(二)坚定不移争取“入世”以突破改革难点
从1986年申请“复关”到2001年正式“入世”，再经历五年过渡期，“入世”这一主题在三十年对外开放中持续了二十年以上。②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进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道路相当艰难。然而，这一道路却成了中国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历史进程。
国内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企业制度、价格体制、贸易管理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状态等都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之间的不相容，使长达九年的谈判没有结果。随着GATT演进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的加入提出的体制要求也变得更高。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放已经使中国经济紧紧地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大，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使各WTO成员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对能否从这个新伙伴身上得到更多高度关注。他们不仅要利用中国加入WTO的机会使自己有竞争力的优势部门获得市场，而且要使这一市场更加符合他们所熟悉的发达市场经济规则。中国越是发展，提供的机会越多，WTO成员的要价也越高，“入世”谈判也就越艰难。中国不仅要作出产品进口更大开放与投资领域更加扩大的承诺，而且要明确国内体制向市场化转型的进程与规划。“入世”谈判也是中国用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和发达市场经济规则对照自己体制，明确改革目标的过程。自主的改革道路出现了外部压力。面对来自发达国家成员方的巨大要价，中国所作出的不仅是市场开放的承诺，而且是体制改革的规划。③
市场开放的主要障碍与困难来自于国内体制在计划经济下发展模式的转型。一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某些部门管理转变为企业化管理，其中有的形成了行业行政性垄断，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二是改革使各级地方政府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同时也出现了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成为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发展的重要障碍。在完成了前一步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中，缺乏力量进一步推进自身改革。这时，采用WTO规则这一外部力量打破行业与行政垄断成为中国培育市场的最佳选择。“入世”谈判及承诺的巨大压力成为新阶段中国国内体制转型与改革的巨大动力。在很大的意义上可以说，“入世”不只是为了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开放环境，而且是为了构建来自外部的对改革的倒逼机制。
申请“入世”的过程也是中国加快改革的进程。在“入世”谈判的同时，中国进行了大量改革与结构调整。正如N.拉迪所指出的，国际上许多研究认为，中国要为履行“入世”承诺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预测都高估了中国“入世”后将面临的挑战，原因是这些研究大都基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情况，从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在“入世”前夕所进行的巨大的经济结构重组。在“入世”前的几年中，中国对外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对内大大加速了制造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④这一分析揭示了“入世”对中国改革的前期效果。
(三)以WTO规则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改革是“入世”后中国体制改革的首要方面。“入世”的挑战首先是对政府职能的挑战，政府改革成为“入世”后中国改革的最大主题。
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政府的职能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逐步成为共识，各级政府把工作的重心转到了经济发展上。分权式改革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各级政府都致力于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被瓦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一个具有强大经济职能的政府。政府几乎是“公司化”的：以政策和土地等本地资源为成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外资外贸数量为经营的目标产出。这一转型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不仅有市场的动力，而且有政府的动力；不仅有国内脱贫致富的动力，而且有国外开发市场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获得高速增长的原因。
然而，“入世”又意味着政府职能第二次转型的开始。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后，旧体制下的政府部门权力与市场的结合成为资源合理优化配置，经济健康有序有效发展的巨大障碍。由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自下而上发生、由外到里推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审批制度只是被逐步瓦解的，有些审批权只是发生了转移和变形。“入世”提供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以WTO规则为准则，以履行承诺为动力，进一步改变政府职能。从以行政方式和领导意志管理经济的政府，转变为以执行政策和维护法制服务经济的政府。不论是国家贸易体制统一管理的要求、透明度原则，还是对政府行为的司法审议，本质上都是关于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市场管理的法制化。这既要求以统一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取代不统一的和随意性政策下的行政管理，也要求实现在市场中内外企业的公平待遇。
(四)以国际规范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开放促进了中国跨越式的市场规则建设，这在加入WTO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要实现发展的赶超，需要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也需要赶超型的市场体制建设战略，由此才能加快创造经济活力。WTO规则本质上是发达市场经济规则，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培育市场的国家来说，遵守WTO规则就是以发达市场经济规则作为自己的参照系，在与国际竞争规则接轨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规则。
围绕“入世”进行的改革集中在加强依法行政。“入世”后的五年中，中国完善了立法的透明度和行政公共参与制度，建立和完善了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中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完善了监督和救济机制。2004年3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⑤至2005年8月，国务院各部门分三批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达到了国务院部门全部审批项目的50.1％。⑥
在贸易体制上，中国努力建立起符合WTO规则的进出口管理法律体系。“十五”期间，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体系进行了立、改、废，清理了各项法律、法规2300多件，先后出台了《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与之配套的10多个部门规章，涵盖了中国进出口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2004年，又颁布实施了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初步形成了外贸管理的三级法律框架体系。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形成了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⑦
在营造开放型市场经济中，中国注重发展非公经济平等参与竞争，既加快了市场化进程，又使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企业发展。非公资本开始真正进入“全面准入”的新阶段。2005年2月“非公经济36条”是新中国五十多年来第一个专门规划非公经济的政策性文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⑧
对于中国以“入世”推动改革战略的最好评价是2006年世贸组织在对中国进行的首次贸易政策审议。该审议指出：“2001年中国成为WTO成员为正在进行中的改革提供了更大的动力，对WTO的承诺为改革提供了催化剂，并为可预见的未来更有力的增长开辟了道路。”⑨
二、外部竞争的引入与发展结构的优化
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模式的简单延续，而是随着开放的扩大而拓展。三十年的发展表明，对外开放对于中国发展结构的优化有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速度，而且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结构的优化包括发展的生产要素来源与配置结构、企业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等多个方面。
(一)当代中国起步发展的动力：外部资源与外部市场
当代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两个根本动力：一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内在动力，这一动力来自广大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而形成。二是发挥和利用比较优势的外在动力，这一动力来自外部市场和资源通过持续扩大的开放而形成。
20世纪80年代初，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的引进外资与加工贸易出口，使中国有效地利用了富裕的廉价劳动力，有效地利用了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作为开放的历史起点这一战略使中国消除了资金与外汇两个“缺口”，走上了发展道路。这一发展的起步形式在三十年中持续发挥作用，至今仍然是中国获得发展的外部动力的基础。
(二)“入世”与发展的结构升级机制优化
从1986年申请“复关”时的历史背景看，当时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即寻求更加公平、透明的出口市场。但是，随着GATT演变为WTO,中国加入这一组织以开放促进发展的内涵也进一步扩展和提升。“入世”成为拓展发展道路和提升发展战略的路径。大幅度降低关税，全面取消进口配额，减少和规范政府补贴，是WTO成员的要价，也是中国走上以开放型竞争促进发展道路的需要。
WTO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等新规则的形成，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使中国加入这一组织的意义大大扩展。在长达十五年的“入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入世的难度越来越高，而中国的决心却越来越坚定。其原因在于，WTO在发展，使中国能更好地利用WTO谈判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依靠保护知识产权以营造创新环境，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摩擦中维护自身的权益。入世意味着争取更加公平的国际环境，从而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中国“入世”时，WTO所覆盖的内容比GATT大大拓展，也意味着中国以开放促进发展战略内容的大大拓展。中国不仅要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出口市场，而且要以自己市场的开放引入竞争促进产业发展，以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实现结构提升，以保护知识产权的更大努力推动技术进步，也以更加透明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加快企业培育。简而言之，“入世”意味着中国发展结构的升级和发展机制的优化。
(三)“入世”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09655亿元提高到246619亿元，提高了1.25倍。⑩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整体规模扩大的同时，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投资环境的改善使外资流入规模明显扩大，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入世”后的五年，外资年均流入量几乎为前十年的两倍。(11)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中国“入世”的关键意义在于，通过深化改革营造了更加规范的环境，通过市场准入提供了投资机会，为生产要素的集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入世”后高速增长的关键。外资的流入大大加快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也进一步改善了国内的资源配置，大量劳动力被吸收到经济增长之中，基础设施建设动力进一步加大。从出口看，外资企业进一步成为出口的主力(12)，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微观主体的活力进一步提升。
2.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进一步增强，中国获得WTO成员方市场开放的利益。中国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2662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12180亿美元，提高了3.58倍，同期进口从2436亿美元提高到9558亿美元，提高了2.92倍。(13)尽管中国“入世”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但从外部市场获得的机遇更大，从而有效地实现了扩大贸易拉动经济的开放型战略。在外资流入的共同作用下，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从2001年末的2121.65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9月的19055.85亿美元(14)。尽管储备的大幅度增长使中国面对人民币升值新压力和储备资产管理新课题，但它不仅是开放政策成功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的表现，是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国民经济吸引力的表现，而且还实现了巨大的国民资本积累，从而为完成工业化、信息化，实现科技创新的技术进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服务业市场开放加快了外资流入，推动了产业结构进步。在20世纪90年代引进外资的基础上，各地积极提升外资的产业结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引进外资成为重点，由于入世对服务领域的开放，服务业外资迅速增长。在银行业方面，至2006年末过渡期结束时，已有23家境内商业银行引入了境外战略投资者，以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成功上市为标志，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取得阶段性进展。外资银行的进入可以看作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动力，促进中资银行的现代银行制度转型。保险业是中国金融行业中开放最早、开放力度最大、开放过渡期最短的行业。(15)正如N.拉迪指出，“加入WTO的承诺不仅使中国制造业高度开放，而且还使中国在服务业领域走向非常有意义的开放。在服务领域中国所承诺的扩大开放超过了大部分WTO成员。因此，国际竞争对中国技术变化和管理效率所产生的正面激励不只限于制造业，而且也日益扩大到服务业。”(16)
4.国际市场规则约束和“入世”承诺履行促进产业改变竞争方式，产品质量提高，档次提升。例如，纺织服装业是中国具有优势的产业，WTO成员在中国“入世”时附加了一些限制中国出口过快增长的约束条件。如何在这一条件下实现中国纺织与服装业的发展是中国产业的关键问题。这些约束促使中国纺织业走上了一条技术创新、品牌开发、提高附加值和注重国际营销，改变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道路。
5.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为中国自身技术进步创造了良好环境。尽管中国目前大力保护的知识产权大多属于外国企业，但保护知识产权的根本利益在于有利于中国自己，因此由“入世”而带来的这种国际规则约束从长期看正是促进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入世”后，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知识产权案件的持续大幅增长和审判领域的不断拓展，不仅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反映出全社会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强烈需求和充分信赖。(17)
对于“入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机构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人均GDP近九倍的增长和贫困人口的急剧下降，清楚显示了将更自由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与广泛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相结合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18)
C.F.伯格斯坦等认为，三十年来，中国的令人震惊的增长有五个关键因素：一是拥抱了市场的力量，二是经济开放发展贸易和引进直接投资，三是高水平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四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五是对基础教育的投资。(19)毫无疑问，其中前三个因素直接与对外开放相关，后两个因素则间接相关。
三、新开放环境下的改革主题与发展内涵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国际经济地位显著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因此，今天当我们再讨论中国的开放时，已经不再限于如何利用外部市场外部资源的问题，而且包括如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这是更高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形势，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适应新的国际环境，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这一目标中蕴涵着新的改革主题与发展内涵。
(一)开放战略的普遍化要求中国实现战略提升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东亚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依靠开放型发展战略取得了成功。这些发展明星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开放政策从少数国家的选择转变为大部分国家的发展道路。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又一批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进入21世纪，出现了“金砖四国”、“展望五国”和“新钻十一国”(20)等一大批发展新星。随着又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新一轮产业转移正在开始。受已有水平的约束，这些国家普遍采用的是鼓励外资流入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开放型发展战略，战略的相似性使中国开始面临发展竞争的挑战。一方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在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能否成功地将其向内地转移是开放战略的一个新主题；另一方面是中国能否使各种高技术产品的高附加值价值链进一步转入中国，也已成为新阶段上发展的核心问题。当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构成对世界压力的时候，更低成本的生产开始在其他国家出现。当中国力图提升外资结构与效益的时候，更多国家提高了引进外资的力度。内部提升发展效益质量的需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从两个方面挤压着中国现行的开放模式。
面对新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的新发展在于开放型战略提升，而不是低水平开放模式延续。这不仅符合中国的自身的发展要求，也能减少与后起发展中国家的低水平竞争。在改革上，改变单纯的廉价劳动力战略以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益，使劳动者更多享受发展的成果。要通过深化政府职能改革以营造更规范透明、服务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而不是靠不断强化的政策优惠。要改革财税和汇率政策，使之既有利于增加就业，又能防止单纯使用廉价劳动力而抵制技术进步。要通过政府部门之间工作协调机制的改革促进服务经济的发展，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以创造就业。在发展结构上，中国需要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减少与其他国家的低端产品竞争，形成更广泛的产业内贸易与互补性分工。这将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中国的贸易摩擦。巨大的迅速增长的出口能力为中国增加进口创造了难得的条件，中国应当通过扩大进口为自己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建立更强大的基础，这也将同时减少来自贸易顺差过大的指责。在国际战略上，中国要通过建设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推动自由贸易体制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二)在外资流入与产业国际化中实现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
三十年来，发达国家鼓励对外投资和发展中国家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使跨国投资从局部现象发展为普遍形式。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企业微观组织形式并被广泛采用。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其实力日益强大并对世界经济形成决定性的影响，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强可敌国；二是产业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各国的研发生产与经营只是其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世界大跨国公司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东道国的战略与政策选择，使后者的所谓发展常常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影响不仅包括经济谈判，而且包括政治压力。其影响东道国的方式不仅包括绿地投资，而且越来越多地采用跨国并购。东道国的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GDP意义上的，而很小程度上是收入提高和产业进步意义上的。
发展结构的优化提出了中国自己现代化产业发展的新主题。三十年来，中国从探索开放、吸收外资发展为全球跨国投资体系和生产体系之中的一员，利用外资也从补偿贸易等初级形式发展为大规模高技术外资项目和总部经济等高级形式，产业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然而，中国的发展问题也相应地从如何启动发展转变为如何有效发展。可以说，没有外资的引进也就没有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但是，在实现了发展的初期目标以后，发展起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产业、在国际化产业中拥有高附加值的价值链，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发展目标，也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紧迫的发展问题。我们不能把中国国土仅仅作为世界大跨国公司竞技的舞台，而自己只充当配角和观众，尤其是今天当世界大跨国公司已经把控制中国市场作为目标，甚至采用并购等方式迅速消灭中国竞争者的时候，中国需要回答在开放中实现更高意义上发展的新问题，尤其是那些有巨大战略意义和收益前景产业的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的发展不可能完全靠跨国公司的转让，而要靠中国自己的研发。同时，现有的开放型发展为通过产业链的延长实现更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改革与体制建设上，中国对付跨国公司全面控制中国市场的战略企图的的根本原则，不是简单的抵制，而是以反垄断法来维护中外资企业的共同发展环境，以开放推动公平有序的竞争来实现中国产业的进步。与此同时，对于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对于事关长期发展有重大利益的战略性产业，我们仍然需要一定程度和一定时间的保护，这不仅不与整体的开放战略相矛盾，而且还是当前国际上各国普遍的惯例。中国需要健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以切实维护国家战略产业的安全。
(三)建立创新机制应对信息化与国际科技竞争
从技术的角度看，过去三十年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信息革命与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世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信息革命不仅带来了一个全新而巨大的信息产业，而且导致了经济的信息化，改变了经济结构与经济运行方式。世界产业从工业化发展为信息化、高科技化。当发展中国家还未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信息化，发展差距的拉大将成为时代性差距。
中国需要同时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大历史任务，同时应对市场竞争与科技竞争两场竞争。在国际科技竞争的压力下，在高新技术产业崛起的快速变化中，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从传统工业化扩展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世界科技进步有了重大突破，国际科技竞争向廉价劳动力战略提出了疑问。如果单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作为基础战略将导致经济结构的整体落后。
当前中国发展的主题在于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同时推进，并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走出一条从制造向研发扩展的道路来。回顾前瞻，中国的发展结构的优化可能会走出这样的一条道路来：前三十年中国靠廉价劳动力辛苦劳动，也付出了可贵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积累起了一定规模的货币财富，这使我们有可能通过进口获得一部分技术，为从今以后自己的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提供更好的条件。在改革上，中国需要从目前单纯有利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政策与体制结构，转变为既有利于创造就业，又有利于鼓励科技创新的新的体制机制；从目前单纯有利于引进国外技术与产品的政策与体制结构，转变为同时有利于国内技术开发与新兴产业形成的体制机制。解决鼓励创新与鼓励创造就业的矛盾是改革的核心。
(四)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十年来，由于世界各国普遍走上发展道路，资源环境约束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突出矛盾，引起全球关注，气候变暖已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严峻问题。资源和能源的紧缺是世界各国普遍走上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而保护地球资源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人类自身进步的表现。这一变化使中国今天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比开放初期要困难得多。中国因经济规模大、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工业化的初期性、发展阶段初级性等而处于这些全球性问题的焦点之上。由于全球普遍的增长与发展，资源紧缺，油价上涨，中国发展的外部成本不断提高，长期表现为国际贸易中相对利益的缩小，财富积累速度的降低。
面对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和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必须优化发展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要以科技进步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生产消耗结构，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模式。要与各国共同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来回答这个人类的共同问题，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善自己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国内体制上，需要建立有效的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从行政体制的改革深化上消除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的成因，特别是地区间无资源环境约束的发展竞争状态。外资偏向型的发展战略，出口数量型的发展战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源能源与环境矛盾，而其背后则有体制机制原因。因此，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中国不仅需要提升开放战略，而且需要进行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
(五)建立应对国际经济风险的开放体制与发展模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际资金流量显著扩大，金融产品大量创新，一再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尽管生产能力迅速增强，但金融体系依然十分脆弱，难以应对国际经济冲击和金融投机。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产生的金融海啸又表明，现代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更严重的风险，并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次贷危机表明，美国过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失去有效监管的模式是有害的，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也是有害的。
对中国来说，三十年来的开放成就主要体现在生产与贸易领域中，而国内金融体系的成长还刚刚开始，货币与金融市场的开放仍然没有完成。在国际热钱的巨大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影响下，开放面对新的风险因素，对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既提供了发展结构的教训，也提出了开放模式的警示。中国需要在金融业乃至整个虚拟经济的发展上更加谨慎有序，稳步地建立起一个开放型的金融体系，相应地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监管体制，包括国际监管合作体制。金融业在开放中的健康有序发展与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明显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一大问题。
今天我们还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抵御这场金融危机中发挥更大的稳定作用寄予厚望。这意味着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维护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对世界抵御这场危机具有关键意义。同时，中国需要关注的已经不再只是如何防范外部冲击的影响，而且需要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与世界各国合作，建设一个能够容纳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也是一个更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
中国正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在这一新的意义上的开放型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与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发展问题。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合作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在对外投资和援助的实践中，中国需要继续探索和推进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提高这些国家自身发展的能力。在继续履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责任中，包括在继续探索自己国民脱贫的道路中，中国需要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中崛起的中国，面对全球经济的新格局、新形势，需要以体制改革的深化去赢得新的挑战，以发展结构的优化去实现新的发展。
注释：
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②中国“入世”的大部分承诺到2006年结束，所以一般把过渡期看作五年，但实际上涉及体制方面的约束时间更长，如“非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长达十五年。
③参见《中国入世议定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④Nicholas Lardy: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Washington,D.C.,2002.pp.22—23.
⑤在法规制度上，中央层面的调整从1999年底就已经开始，到2002年12月，中央层面制定、修改、废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有关政策措施共1000多条。到2002年6月底，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清理了200多万件，立、改、废19万件。引自新华社：加入世贸组织五年内中国展开最大规模“变法”，2006年12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12/10/content_5465184.htm.
⑥各省(区、市)对照国务院部门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从审批部门、审批对象、审批依据、审批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核对，根据不同情况对审批项目作了分类处理，并研究制定了配套措施和办法，防止管理上出现漏洞。引自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总体情况》，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6年8月31日，http://www.gov.cn/ztzl/yfxz/content_374183.htm.
⑦中国大幅度削减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品种和范围。“十五”期间，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了实行主动配额管理的出口商品品种和范围。有主动出口配额管理的商品数量从2002年的54种下降到2006年的34种。进口配额除关税配额管理的6种农产品外，其他配额管理全部取消。引自《我国外贸管理体制接轨国际规则》，载《国际商报》，2006-01-24。http://chanye.finance.sina.com.cn/sm/2006-01-24/275616.shtml
⑧中国着手打破非公资本进入垄断领域“玻璃门”，2005-10-12,新华网http://news3.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12/content_3608451.htm.
⑨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Trade Policy Review 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stricted WT/TPR/S/161，28 February 2006.http://www.wto.org/english/info_e/search_results_e.asp?SearchItem=WT/TPR/S/161.
⑩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统计公报计算而得。http://www.stats.gov.cn/tjgb/.
(11)从2002-200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数达到年均580.44亿美元,2007年达到747.68亿美元，大大高于此前1979-1991年的年均17.96亿美元和1992-2001年的370.2亿美元。转引自张幼文等著：《探索开放战略的升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该章作者赵蓓文)
(12)外资企业占总出口的比重从2001年的50.6％上升到2007年的57.10％。同时，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其他企业从7.40％上升到24.44％，国有企业则从42.54％下降到18.46％。根据商务部统计栏目数据计算而得。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0802/20080205374051.html；以及http://zhs.mofcom.gov.cn/tongji2001.shtml
(13)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网站商务统计栏目数据计算而得。http://zhs.mofcom.gov.cn/tongji.shtml.
(14)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list.jsp?ID＝110400000000000000&id=5.
(15)到入世五周年时，15个国家和地区的47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21个营业机构。世界上主要跨国保险金融集团和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都已经进入中国；外资公司保费收入比“入世”前增长了约9倍。引自《保险业：后来居上百姓受益》，2006年12月11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rn/fortune/2006-12/11/content_5467555.htm.
(16)Nicholas R.Lardy: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ts Role i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Prepared for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A Tale of Two Giants:India's and China's Experience with Reform and Growth" New Delhi,November 14—16,2003.
(17)2002-2006年的五年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54321件和52437件，同比1997年至2001年的前五年增长了145.92％和141.99％，同时，知识产权审判领域也明显拓宽。引自《入世五年中国知产案件持续大幅增长》，新华网2007年01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1/18/content_5622562.htm.
(18)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rade Policy Review Body:Trade Policy Review 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stricted WT/TPR/S/161,28 February 2006.http://www.wto.org/english/info_e/search_results_e.asp?SearchItem=WT/TPR/S/161.
(19)C.Fred Bergsten,Bates Gill,Nicholas R.Lardy and Derek Mitchell:China:The Balanced Sheet,Public Affairs,New York 2006,p.19.
(20)金砖四国(BRICs—4)，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展望五国(VISTA—5)，是指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新钻十一国(Next—11)，是指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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