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俄罗斯民族主义与苏联解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民族主义论文,试论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是同社会制度的演变和民族斗争同步进行的。按一般规律，社会制度的演变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多民族国家的分裂则是民族斗争的产物。作为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对各民族独立持支持态度。其原因是俄罗斯民族经过反思，文化思想上的民族回归主义、对外事务的民族孤立主义和经济上的民族自立主义融合而成的民族本位主义起了核心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 主体民族 民族主义 苏联解体
1991年苏联的解体，震惊了全世界。震惊之余，人们不禁要对解体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一思考恐怕要连续几个世纪，正象罗马帝国灭亡一样，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课题）：为什么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存在了300余年， 而远比这个王朝时期的俄国强大得多的苏联仅仅存在了不到70年？！由于苏联解体是与苏联社会制度的演变同步进行的，二者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苏联社会制度的演变是造成解体的原因。但这是个误解，尽管二者是有联系的。一般地讲，社会制度的变化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产物，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是民族斗争的产物，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奥匈帝国没有发生社会制度变革却分裂为几个民族国家就是有力证明。因此，我们在思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首先要思考的是它的民族问题，特别是主体民族对解体所持的态度。
一
为理清思考的脉络，我们不妨先对苏联解体的过程做一逆向考察，从中抓住关键环节。
苏联解体最关键的一步，是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 乌克兰三国首脑在明斯克签订《建立独联体协定》。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是在1922年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要发起国。俄罗斯族、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这三个斯拉夫族是苏联的核心民族。三个发起国和核心民族宣布独立，成立独联体，实际上联盟即已宣布解散。到当年的12月26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时，他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
在以上三国中，俄罗斯对《独联体协定》的签订又起了关键作用。俄罗斯是继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之后，于1990年6月12 日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是第四个通过主权宣言的加盟共和国，而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分别于当年7月16日和27日通过主权宣言。 在三个斯拉夫民族国家中正是俄罗斯首先迈出了走向独立的关键一步，另外两国是步它的后尘。
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早在1987年就开始要求脱离苏联、实现民族独立。1989年8月三国采取共同行动， 组织了有300多万人参加的横跨三国长达650公里的“人链”大示威，强烈要求公开1939年苏德秘密协定，表现出脱离苏联、实现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从此三国民族独立运动走上高潮。1991年1月中旬， 立陶宛发生独立派和反独立派严重对抗，戈尔巴乔夫试图以武力镇压独立力量，将军队开进维尔纽斯，造成流血事件。就在这关键时刻，当时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于1月13 日与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指责苏联领导人的镇压政策，宣布在他们的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时，要相互给予支持和援助。列宁格勒、莫斯科电视台等舆论工具全力渲染维尔纽斯流血情节，斥责苏军制造“法西斯暴行”，给立陶宛独立力量以强大的舆论支持。戈尔巴乔夫在舆论的压力下取消了武力干涉政策。有来自俄罗斯的强大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难以阻挡的。于是这三国最先实现了独立。在支持三国独立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也是俄罗斯。
1991年3—6月，是保留联盟还是取消联盟斗争的最关键时期。为保留联盟，戈尔巴乔夫于3月17日举行全民公决。 投票者赞成保留联盟的占76.4%。除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瓦抵制外，其余的加盟共和国都参加了公决。各加盟共和国参加投票和投赞成票的比例为：乌克兰分别为83%和70 %； 白俄罗斯分别为83.5%和83%；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95%和93.7%；哈萨克斯坦分别为89%和94%；阿塞拜疆分别为75%和93%；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为92.9%和94.5%；塔吉克斯坦分别为94%和96%；土库曼斯坦分别为97.7%和98%；俄罗斯分别为75.31%和71.34%。〔1〕以上公决结果表明， 尽管是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苏联绝大多数公民仍然愿意保留联盟。特别是几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加盟共和国，其投票率和赞成率都明显高于三个斯拉夫民族国家。在上述抵制公决的六个加盟共和国，当局对公民投票严加禁止，仍有大量公民参加了投票，表示赞成保留苏联，这就是说联盟在苏联各族人民中仍具有很大的凝聚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作为构成苏联主体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对保留联盟的拥护率，相对来说就显得很低了。再从俄罗斯联邦各地区投票的比率看，问题就更加明显，越是远离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州和边疆区，拥护率越高，而莫斯科和列宁勒格的拥拥率最低。《独立报》对此发表评论说，联盟在其心脏地区得不到大多数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拥护，就等于“联盟已失去了灵魂，这对它的存在是极其危险的信号”。联盟的解体证明了评论预见的正确性。
所谓政治精英，就是以雅科夫列夫和盖达尔等人为代表的对当时苏联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的“西方民主派”，文化精英即是指主张俄罗斯民族回到俄罗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本源去的一批俄罗斯思想家、学者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前者主张以西方意识形态取代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思想，后者主张以传统的俄罗斯文化和东正教思想“拯救俄罗斯”。作为机敏的政治家的叶利钦提出了“复兴俄罗斯”的口号，使他得到了“新兴的”民主力量和传统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在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角逐中取得了胜利。
“复兴俄罗斯”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使俄罗斯联邦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彻底的独立，脱离各加盟共和国的羁绊，利用自己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实力以及丰富的资源，采用西方的一些行政管理和社会发展机制，把俄罗斯建设成富裕、强大的国家，让俄罗斯民族过上堪与西方国家媲美的富裕生活。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间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在500 天内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叶利钦提出更为激进的过渡计划，只需100天。 这是“五十步与百步之争”，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叶利钦的“加速过渡”对俄罗斯人民不会比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更有吸引力。二是叶利钦的民主、私有化和反社会主义立场。但民主化和私有化都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承认所有制多样性”的应有之义。因此民主化与私有化除得到“西方民主派”及在其影响下的一部分选民的支持外，对俄罗斯大多数选民不会引起特殊的兴趣。三、叶利钦真正赢得俄罗斯选民拥护的是“复兴俄罗斯”，坚决主张组成联盟的以各主体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彻底分立，然后再在完全独立、平等的基础结成新的联合。这样，叶利钦就高高地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把从斯大林时代起积累起来的苏联各族之间、特别是非主体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积怨一下子全部压在戈尔巴乔夫的身上。使戈尔巴乔夫保留“革新了的联盟”这面旗帜黯然失色。俄罗斯民族摆脱其他欠发达民族的拖累、发展本民族经济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喷发出来，化作对叶利钦政治上的热烈拥护。1991年6 月1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叶利钦获得57.3%的选票，一举击败了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等总统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苏联解体即成定局。何时解体，只是个时间问题。“8·19事件”只是加速解体的触媒剂而已。
以上考察证明，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尽管有波罗的海三国发轫在先，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紧踵其后，但作为苏联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如果坚决维护联盟的存在与统一，联盟是绝不会解体的。
二
人类历史表明，历史形成的由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发生民族分裂、民族分离，以至民族独立，都表现为非主体民族脱离主体民族而独立。而苏联的情况恰恰相反，如上所述，正是作为联盟的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自己要求“独立”，而且还支持其他非主体民族的独立要求，从而导致了联盟的解体。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民族为什么一反传统，要“分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呢？
有人将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归结为俄罗斯一些政治家的个人行为，认为是叶利钦违背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内的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解散了联盟。恐怕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
在本世纪内，俄罗斯民族进行了两次对本民族意识的大反思。一次是1905年—1917年俄国革命高潮时期。这次反思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最先进的革命家完成的，反思的主要内容是清除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在推进革命过程中，列宁又进一步把大俄罗斯民族自豪感改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豪感，推进世界革命。这是本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的第一次大反思。这次反思的物质结果是赢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大大推进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形成了强大的苏联。
第二次大反思是1985—1991年苏联剧变时期，这次反思的萌动可上溯到70年代，完成于叶利钦当选为总统的1991年6月。在这次反思中， 一种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诞生了，即俄罗斯民族本位主义。它与勃列日涅夫主义相反，要求在对外实行必要的民族孤立主义，在苏联内部实行经济自立主义，在文化思想方面实行俄罗斯民族文化回归主义。产生这种民族意识的客观因素和表现是：
1.俄罗斯民族的产生与苏联当时的安全战略思想的转变有关。苏联安全战略思想是从沙俄时代继承下来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安全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要求，俄国应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控制邻国。制造“中间地带”，以保障中央俄罗斯的安全。斯大林推行两大营垒对抗的战略，实际上就是借以控制东欧等大量中间地带。随着苏联的不断强大，到勃列日涅夫又将这一战略发展为全球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常规武器基础之上的。到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所拥有核武器的数量和发射能力已经超过了美国。于是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安全战略开始了转变：安全战略主要不是建立在常规武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战略核武器的基础之上。未来世界性的战争，不再是常规武器的战争，而是核战争。这种战争不分前方后方，“中间地带”已失去了其原有作用。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和发射技术。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打核战争没有前方和后方，不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而必然毁灭的将是世界文明”。〔2〕这是他强调的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另一个方面则是苏联已拥有强大的核报复手段，足以扼制来自敌对势力的核袭击。苏联解体前夕，它已拥有一万余颗核弹头，大大超过美国；它的弹道分导系统的成功，也足可与美国的发射系统相抗衡。对苏联来说，它的核力量已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使它不再需要核扩军，而是核裁军。于是“中间地带”也就成了苏联的经济包袱。1986年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根本改革对外政策”，并说，“现在已经到了该全面研究我们对‘第三世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时候了”。〔3〕“全面研究”的结果， 就是抛弃东欧，古巴、越南和蒙古。
2.在苏联内部，就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言，俄罗斯联邦对其他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对东欧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极为相似。苏联的版图大体上是沙皇俄国时代的版图（波罗的海三国除外），一些加盟共和国实际上是前沙皇俄国的殖民地，其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央俄罗斯。1922年它们加入联盟，实际上是加入了俄联邦。作为全苏最高领导机关的是俄共（布）中央（后来为联共（布）中央和苏共中央），俄罗斯没有自己独立的党的组织系统，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和苏共中央即俄共中央。这样，俄罗斯通过党的组织领导系统，在政治上控制了各加盟共和国。但在经济上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吃了大亏”。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人口占1/2，土地面积占3/4，资源极其丰富，工农业发达。但它的大批金钱和物资支援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结果，经济实力最强的俄罗斯的发展速度反而低于其他许多加盟共和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低于波罗的海三国和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用俄罗斯人的话说，俄罗斯成为喂养全苏的奶牛，肥了别人，瘦了自己。1990年5 月，在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俄罗斯联邦在经济上独立自主、不再充当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奶牛”和“输血者”的声音成为主旋律。这年5月30日，叶利钦当选为俄联邦最高苏联埃主席。 他当选后即表示致力于实现俄罗斯联邦的国家主权，也就是说实现俄联邦的完全独立。同年8月8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规定凡是出售在俄境内开采和出产的钻石、金属、石油天然气、铀等战略物资和商品的对外经济协议，不经其同意均属无效。年底，又决定把上交中央的预算款额削裁80%。这些决定虽然一再遭到联盟的否决，但因其得到了俄罗斯人的拥护，联盟的“否决案”便徒具空文。作为联盟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民族在经济上实行民族自立主义，就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的当家人要分家，所谓全苏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完全一致，首先就在经济领域这一社会基本环节上被彻底冲垮了。
3.随着勃列日涅夫的世界霸权主义走入困境，俄罗斯民族意识向俄罗斯传统和东正教文化复归的倾向日益高涨起来。70年代苏联社会成长起来以索尔仁尼琴和格拉斯诺夫等文学艺术家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主义者”。他们宣称“不关心政治”，专注于俄罗斯历史、文学艺术，以及宗教和伦理道德的创作与研究。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俄罗斯，而不是苏联，要回归到自己的民族传统最正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信仰上去。所谓最正统的民族文化传统，就是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索尔仁尼琴指出：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毫无人性的改革，从这一改革时期起，俄罗斯民族精神开始受到压抑和根绝，人民的忏悔能力也开始枯萎与干涸。彼得改革前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即是指纯东正教宗教精神，一个人要想成为民族的一员，就必须努力锤炼、修理、净化自己的灵魂，成为一个有人性的人。基于这一道德准则，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民族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了遣责：不是别人，正是俄罗斯人自己造就了黑暗、虚假、残暴的王国；也正是俄罗斯人制造了残酷虐待非俄罗斯人以及“压迫与消灭”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无数罪行。在对外政策上，索尔仁尼琴主张，俄罗斯必须远离“喧嚣世界的竞争”，把精力转向内部，“医治好自己心灵的创伤，教育子孙，理好自己的家。”苏联对东欧国家命运所承担的责任，与俄罗斯“现在的精神发展水平和理解欧洲需求与方式的能力是不相配的”，俄罗斯的“海洋是北冰洋，而非印度洋。我们既不属于地中海，也不属于非洲。那里不关我们的事！”〔4 〕这批俄罗斯文化主义者的文化思想，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渠道，渗透到俄罗斯各个阶层，其影响力随着苏联社会形势的变化与日俱增。
同在70年代，画家格拉祖诺夫完成了他的几幅巨画。一幅是《20世纪的神秘》，画中斯大林是一具躺在棺架上供人凭吊的尸体，身下是一片血海，背景是一座正在坍塌的东正教堂。另一幅著名的画是《归来》。它描绘了一个身上只穿一条牛仔裤的青年跪倒在一个俄罗斯农夫、虔诚的东正教徒面前的形象，青年人的背后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农村荒凉、痛苦、渎圣、淫荡、犯罪和死亡的象征。这些画的主题和寓意十分清楚，苏联的现实是恐怖、罪恶和贫穷，拯救俄罗斯人的办法就是回归到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的本源，通过东正教最初的仁爱精神来拯救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画展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分别有60万和近100万参观者。 他们为画家创作的艺术形象和表达的主题思想激动万分，并向画家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如“感谢您使我们恢复了自我意识”，“人们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真相”，“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俄罗斯人的骄傲”等留言最有代表性。从以上话语里不难看出，俄罗斯人对回归自己传统文化的追求是何等强烈！
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则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俄罗斯人的历史使命。俄罗斯的任务是什么？它的发展特点是什么？俄国将成为东方还是西方？这些19世纪俄国思想家们探讨过的历史命题，从80年代中期以后又重新提了出来。有关这些主题的19世纪历史和哲学著作大量再版。80、90年代之交、苏联发生剧变的前夕，社会上又掀起了所谓“白俄文化”热潮，侨居国外的苏俄学者的著作在国内争相出版，其中别尔嘉耶夫、费道多夫的作品受到了高度重视。各种学术思想在“公开性”的旗帜下得到了充分发挥。最引人注目的论题是：
（1）“国家强大了，人民衰弱了。”这一命题是19 世纪俄国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提出来的，但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充分发挥。持此论者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是“通过对人民的心灵和信仰实行可怕的暴力来推行的”。正是这一改革造成了俄罗斯人民与国家政权的分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维埃政权时代。苏维埃爱国主义是最没有文化内涵的虚无的爱国思想，它割断了俄罗斯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连续性。
（2 ）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比任何一个欧洲民族所付出的牺牲和蒙受的苦难都多，但所得到的却是以怨报德。俄罗斯充当了西欧的守门人，它阻档了蒙古人的西进和奥斯曼帝国的北上，使西欧得以安稳地经营自己的庭园和去发现新大陆，正是俄罗斯战士们的躯体为西欧的发展筑起了“万里长城”。两次世界大战又是俄罗斯人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保存了西欧不被德国人奴役。但是这一切牺牲换得了什么呢？是“俄国人最具侵略性”的“判词”，以及俄罗斯人民仍然过着远逊于西欧的贫困生活。
（3）在苏联国内生活中， 民族主义一直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族际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对立物而加以批判的。因为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予以全力维护，如果民族主义倾向得不到抑制，联盟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苏联解体之前，民族主义又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并被赋予新的涵义。最典型的表述是“任何民族的民族利益都是根据理智的民族利己主义确定的”。〔5 〕国家利益要最大限度地符合民族利益。在保护民族利益方面特别提出了“保护民族基因”问题。在联盟内实行“理智的民族利己主义”就是各民族和和睦睦地分配原联盟“民族大家庭”的财产，至于“保护民族基因”，已经超出了一般民族主义的范畴，是提倡实行种族主义的换一种说法，其目的是保护俄罗斯族的高贵血统。
以上“文化主义者”们和学术界所倡导的文化思想都是俄罗斯民族文化思想的核心问题。尽管他们表示不关心政治，实际上他们的文化艺术思想和学术思想无一不是针对现实政治提出来的。
三
由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文化、宗教形成的民族意识是最稳定、最深层次的社会意识。随着国际条件（民族之间的影响）和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它以不同的民族主义形式强烈地表现自己。当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在社会意识中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它必然制导着全民族的政治取向和社会取向。俄罗斯民族文化回归主义，对外事务的民族孤立主义和经济上的民族自立主义相互影响和融和，所形成的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民族本位主义，正是制导苏联解体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集中表现。叶利钦的“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具有深厚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根基。虽然西方民主派的势力也对“俄罗斯民族复兴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叶利钦所倡导的民主化，绝不是西方民主的简单引进，而是俄罗斯化了的民主化。正因如此，叶利钦的“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战胜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俄罗斯脱离了联盟，使联盟和和睦睦地解了体。
注释：
〔1〕《人民日报》，1991年3月22日，第6版。
〔2〕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
〔3〕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代》， 转引自谢瓦尔德纳译：《苏联外交反思》，世界知识出版社，1689年，第5页。
〔4〕索尔仁尼琴：《民族生活中的忏悔与自我限制》、 《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转引自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中译本），北京，1993年，第130—131页。
〔5〕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B·C ·米亚斯尼斯夫：《关于俄罗斯对外政策史研究问题》，《近现代史杂志》，1992年第5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