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政治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政治学领域内，行为主义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指20世纪4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崛起并逐渐占据主流的一个政治学流派，称之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或行为主义学派，它以拉斯韦尔、阿尔蒙德、达尔、尤劳等著名政治学家为代表，后来基于各种原因，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迅速衰落；二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所禀持的一种政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即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或称行为主义方法，它强调以实证的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的政治行为，后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衰落而被扬弃。
从内因上讲，行为主义政治学源于政治学研究对科学方法的内在追求，是对传统政治学（注：按照一般理解，传统政治学（traditional politics）是相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而言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理论学说。其基本特征就是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加上思辩式语言和演绎解释方法的运用。具体说，一是在研究对象上以国家为主题，将政治学等同于国家说；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政治哲理和政治历史的分析。这些研究都以演绎推理为主，试图通过逻辑分析寻找一般理论，基本无定量的方法。）方法论的形而上学化而提出来的，它对传统政治学进行哲学思辩和抽象演绎，主张政治学研究的实证分析；从外因上看，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崇拜热情，20世纪上半期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新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美国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倾向，形成了唯科学至尊的科学主义，而科技革命的新成果使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日益稳固，也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和制度的基础。正如传统政治学的危机最初是由科学主义引起的那样，行为主义革命首先也是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滥觞的结果。科学主义的首要原则是，在分析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某种理论或假说必须能够用普遍适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根据这一原则，政治行为主义把政治研究的旨趣定位于经验命题，而不是规范命题。经验命题是以经验世界的证据为基础的，因而是可以验证的，即可以判断一个经验陈述是真是假；而规范命题陈述的是价值判断、个人偏好，是无法验证的。简言之，“科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不科学的传统主义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价值中立”，后者守持价值至上。因此，政治行为主义认为，在批判传统政治学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理论应是分析的而不是本体的，是解释的而不是伦理的，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与精确——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识——政治学即便不能完全祛除价值，“也应该对价值持保留态度，或者至少不能把价值视作科学上需要下功夫研究的部分”（注：[德]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从方法论方面给美国的政治学注入了生机，对20世纪政治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行为主义政治学对人的政治行为的重视，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它认为传统政治学静态的制度、法规研究，对现实政治生活没有帮助，反而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对建设系统、有序的真正生活无效，主张把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非正式机构和政策实施过程。其次，对自然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科学”的口号下，行为主义政治学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物理学、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行为，比如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就是直接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果。再次，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就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结果。用行为主义的方法研究政治学的新成果层出不穷，比如五六十年代以行为主义方法对选举行为或者投票行为的研究。最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逐渐越出了政治学界，许多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都加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行列。
当然，在这种迅速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很快在现实中走入困境，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终结。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无法用实证分析解决的问题，在60年代末促成了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改变其方法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取而代之的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而其方法论原则开始融入理论体系的分化与组合之中。然而此种局面并未能持续多久，过分注重经验研究方法而一味排斥规范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必然走向方法论的死胡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风靡西方20余年之后，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行为主义政治学发生了严重危机，于是经验研究方法不再独占鳌头，规范研究方法开始复兴，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呈现出经验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一前所未有的新趋势。
二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政治学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针对传统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了“价值中立”论，主张政治学研究必须“价值中立”，而且政治学研究可以达到“价值中立”。响应这一号召，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将有关政治价值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拒绝研究伦理道德问题，反对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
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抱着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愿望，在对传统政治学方法论进行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学应当完全摒弃意识形态，排除所有的价值判断，应当不带伦理观念，要用“不偏不倚”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严格防范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介入研究过程，反对把政治学和道德、伦理问题混在一起，主张完全“价值中立”，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纯科学”。
行为主义政治学强调政治学研究应当“价值中立”，表现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和研究目的应当“价值中立”。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看来，传统政治学方法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受研究者个人的政治倾向和感情特点影响之深，妨碍了政治学作为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它认为“科学方法在于有序地分类事务，紧接着辨认它们的关系和重现的顺序。科学的判断是基于这种辨认和摆脱个人偏见的判断”（注：[美]卡尔·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来说，完全“政治中立”不仅是一种原则、一种理想，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为了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不仅研究者要自觉约束自己，克服个人偏见、主观好恶，而且还要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革命，改变既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第二，针对传统政治学方法思辩和抽象推演的特点，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了政治学唯实论的研究方法，实证方法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第二面旗帜。
这具体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强调政治学是一门预测与解释的科学，因此必须不断地探究政治行为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变量。为了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解释和预测的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提出建立新的政治理论来代替传统政治学。如阿尔蒙德就认为需要有一种可用来解决“人类事物中的暴虐和强制问题”的“可解释、可预测、可控制的政治理论”（注：[美]格林斯坦等：《政治学手册精选》，竺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5、348、244页。）。二是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是实际可观察的现象，因此政治学研究要建立在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借助现存的理论体系和政治学家的思维加工，提出有关政治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或假设，用经验材料验证假说。“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为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及许多其他的行为而发现和确定稳定的单元。”（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驹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三是强调政治学研究的资料应当量化，并主张只有量化才能发现规律及各种内在的关系。达尔就认为，“定量资料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们大大方便了因果分析。第二个好处是定量资料可以用来进行比定性资料更有效地分析，特别是借助计算机之后。”（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许湘林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195、5页。）也如阿尔蒙德所说，“我们的研究不过是检验出某些命题经受得起经验的定量分析的检验，而有些则经受不起。”（注：[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四是强调为了精确地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应当破除学科间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巧、技术和概念，建立跨学科的方法联合。这样一种实证的方法，得到绝大多数行为主义学者的认同，这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著作中，并在实践中形成为一整套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型。
三
克服传统政治学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倾向，摆脱政治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地位，本来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使命，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可克服性，政治价值的不可忽视，行为主义政治学没有做到真正的政治“价值中立”。事实上，许多行为主义政治学者维护既定的以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某些价值观念，反对政治变革，在政治上反映出典型的保守倾向。行为主义方法不可克服的局限逐渐凸现出来。
第一，政治学研究必须涉及到政治价值。首先，政治学研究主体无法做到“价值中立”。作为政治学研究主体的人，不可能摆脱政治价值的束缚，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喜欢与否，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体系。”（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许湘林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195、5页。）我们应当认识到，“人的因素既体现在引人注目、成功的政治和管理中，也体现在人类在处理本身事务时固有的无能为力中，就像人类控制物理现象的能力，其中也包括了毁灭性的技术一样。”（注：[美]格林斯坦等：《政治学手册精选》，竺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5、348、244页。）其次，政治学研究客体必须包括政治价值等规范问题。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集中表现为某种价值现象。政治的发展，既有制度的体现，也有文化方面的体现。就制度而言，它与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总以某种理论为依据，并以特定的价值形态为其指导思想。因此，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维护，事实上就是某种价值体系的建立和维护。可见，政治现象与价值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学研究总要对政治现象进行评价，价值观的问题必然会在其中。最后，政治学研究结果必须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从目的来看，政治学的价值在于能总结政治现象发展规律，并且超越现实的政治生活，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指导人类政治生活的未来。科学进步不会消灭政治哲学、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价值问题、理想问题依然是现代政治学所关心的对象。尽管政治研究充满着争论，但是这并不等于政治价值的研究就毫无用处，相反，离开了价值判断，再科学的研究手段也不能导致完全科学的政治学，政治学的本质决定了政治学必须是与价值相关的政治学。
第二，行为主义唯实论的研究方法强调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的研究，主张对政治现象做实证的分析，结果将政治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推到了极端，从科学主义走向了唯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政治学忽视了政治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其研究对象过于物化；行为主义政治学否定了抽象思维的作用，使其研究手段过于技术化；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规范的概念和范畴，使其研究指标过于数量化；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研究政治价值和政治理论，使其研究结果过于琐碎化。
总之，行为主义政治学倡导政治“价值中立”和唯实论的研究方法，力图通过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以纠正政治学研究过程中的个人价值偏好，使政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这既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理想，也是其方法论局限的根源。透过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阈限，我们可以发现“无数哲学问题，包括事实与价值的对照，目的与手段的区分，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的可能性，以及政治决定的实质”（注：[美]格林斯坦等：《政治学手册精选》，竺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5、348、244页。），继而发现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