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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关于消费投资关系的研究中，决策部门非常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一个经济体中，是否存在一个消费投资的最优比例？如果存在，到底应当是多少？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当决策人员要求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但又确实不知道应该提高到多少，降低到多少时，其困惑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从千百万次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实践中得到了一系列的规律性总结，如“总的来说，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政府有时候可以改善市场运行结果”、“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等等。对这些认识，人们大都相信其真理性，并努力遵循之，以获取最大收益。
那么，在消费投资领域，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具有真理性的最优比例呢？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理性的、科学的、于国于民都有利、为人们所公认、能够实现最优增长或最大效用的消费储蓄比例，那么，经济似乎就应内在地、不可遏制地向这一比例趋近，就像市场经济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而通货膨胀却越来越不受欢迎一样。
然而现实并不是如此。
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各国的消费投资比例历来是高低错落、参差不齐的，高高低低相较之差可达几十个百分点之多（参见表1）。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像黄金分割那样的最优值，那么它为什么不会像阳光一样普照全球呢？
表1各国消费率、资本形成率的差异
单位：%
年份最终消费率 资本形成率
最高值最低值 最高值最低值
1980160莱索托 28阿联酋
46蒙古4乍得
2003138厄立特里亚 53新加坡
52阿塞拜疆7刚果（民）
注：1980年数据取自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2003年数据取自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
从具体国家的情况看，美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政府早已认定美国经济的资本存量大大小于黄金规则水平。因此，其推论是如果美国把其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它会更迅速地增长，并最终达到更高消费的稳定状态。但奇怪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民素质普遍较高的国家，这样的“好事”竟然无人理睬，要通过提高储蓄率以在长期中实现所谓黄金规则所确定的更高的消费水平好像比登天还难。2002年，美国的消费率竟然又上升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
中国的消费储蓄关系情况与美国恰恰相反。按所谓黄金规则衡量，由于资本收益远低于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因而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很可能偏高了。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人民将在长期中得到更多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宏观决策部门和不少经济学家们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近几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要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但实践结果令人失望，这样的善良愿望竟然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回应： 2005年，中国的消费率又降到了 20多年来的最低点！至于中国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化的消费投资比例，到目前人们甚至还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说法，尽管关于降低投资率的决心是十分坚定和明确的。对此，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教授的提法颇有代表性：“许多人认为投资率太高，会导致经济过热。这种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样的投资率对中国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无法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以上的情况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什么最优消费投资比例？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比例，那么为什么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和在如此之广的范围还没有被发现、被接受、被发扬光大呢？
二、关于理论界探索的分析
理论界对消费储蓄比例的最优化问题有不少探索，其中拉姆齐模型和黄金规则理论较有影响。
拉姆齐模型是由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拉姆齐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收入中，储蓄应占的比例可由一个十分简单的法则推得。在一系列假定，如只有一种商品、没有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效用的贴现等等之下，该法则规定，储蓄率乘以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等于效用的总净享乐率与最大可能享乐率之差。拉姆齐运用这个法则推断，最优储蓄率应大大地超过人们通常提出的储蓄率。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其中的最优储蓄率应为 60%。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据戴维·钮伯里所言，经济学家们对拉姆齐描述储蓄和投资正确水平问题模型的兴趣的恢复最初是由战后国民经济计划热引起的，但现在已失去人们的偏爱。尽管拉姆齐所开创的模型方法至今在这一研究领域仍具有相当影响，但其结论的实践价值显然是相当有限的。
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运用从索洛模型中演化出的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进行的。曼昆曾谈到，储蓄率可以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即长期均衡状态。由于个人本身并不关心经济中的资本量，甚至也不关心产出，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可以消费的物品与劳务量，因此决策者在选择一种稳定状态时，就要选择使社会的个人福利最大化、消费水平最高的稳定状态。这种使消费最大化的稳定状态值称为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
黄金规则的提出对讨论消费储蓄比例最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要真正将其付诸实践还相当困难。
例如，这一模型的提出首先是以个人的物品和劳务的消费最大化为前提的，可问题恰恰在于消费者通常并不以此为确定其储蓄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实践中，我们听说过为防止失业储蓄、为养老储蓄、为孩子教育储蓄、为建房储蓄、为应急储蓄，但为消费最大化而储蓄却鲜有听说。这种现实反映在理论研究中，可能就是消费最大化理论在凯恩斯、莫迪里亚尼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们的消费模型中未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又如，这一模型要求经济中的生产函数、储蓄率是确定的，还假设储蓄的决策和投资的决策是同一的，假设“决策者可以把经济的储蓄率定在任何水平上”，这些显然离现实生活都太远，其结论自然也难以为实际决策所用。
再如，所谓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是以稳定状态为特征的。而在现实中，尽管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还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能接近稳态所要求的使投资与折旧相当。要真正达到所谓的稳态水平，还不知道有多长的路要走。
从研究的角度看，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最优消费投资比例。一种是由经济学家们在纯理论意义上完成的，其特点往往是高度简化，而且具有一系列严格设定条件，其关注重点往往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怎样。拉姆齐模型和黄金规则大致都可归于这一范围。尽管这类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其纯理论模型的性质毕竟使之远离尘世。另一种则是以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希望寻找一个现实的、活生生的、可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或者说是调控目标的最优消费投资比例。在本文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三、一个初步探索
为了寻求二个现实的答案，我们只能从人们现实的行为出发进行分析。
第一，人们都是理性的
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是理性的，都是所谓的“经济人”。他们对其自身行为的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收益和代价，然后按照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则行动，这就是所谓的理性选择。
理论界对于如何定义理性的争论很多。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介绍，对理性行为的较权威的说法来自豪尔绍尼。他对所谓“完善的理性行为”表述是：“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他自身的利益应该怎样做，而不是事实上将怎样做。”由于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理论界至今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性的认识。
在本文中，我们将理性简明地定义为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的不断追求。它包括以下几点含义。
其一，每一个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不论它是个人还是企业，不论他是穷是富，是白领还是蓝领，是农民还是计算机技术专家，是年少或已进入耄耋之年。作为经济人，不管他处于什么境地，对现实是否满意，不管他的行为受到什么样外部条件的约束以及这种外部条件如何变化，都是一个理性主体，按追求自身利益原则行事这一基本行为模式不会变。
其二，在理性的经济人前提下，可以进一步说经济主体的各种社会经济行为，当然也包括他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都是理性的行为。鉴于实践中人们行为的多种多样性，这样的提法显然容易引起争论。但我们以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具有不同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环境、不同收入的经济主体对何为自身利益的理解不同，其所谓理性选择也必然会有多种多样的，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表现方式。要求不同的人们接受一个关于何为自身利益的统一的、标准的解释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只要承认每一个主体都是理性的，就没必要争论其消费储蓄模式是否最优，结果必然是多样化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阿罗等经济学家指出，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去假定在大部分时候它实际上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至于那一小部分的“非理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存而不论，因为不论它存在与否都不影响我们对主题的探讨。
例如，经济学家们对储蓄率的巨大国际差异是从对待消费储蓄的态度不同来解释的，而每一种态度显然都应被看作是不同行为主体追求自己利益的结果，尽管它们之间是如此的不同。
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是崇尚简朴、提倡居安思危、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这是中国的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人认为这样的行为方式符合其自身利益，因此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中国人还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视为一种美德。不少人尽管清楚地知道子孙后代们肯定会比自己过得更好，但还是宁可自己少消费一点，也要为子孙们多储蓄一些。他们的选择依然是理性的。
美国人的生活哲学是相信“明日生活更美好”，于是他们选择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还要通过借贷支持当前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可能是其与东亚国家相比储蓄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尽管美国政府和美国学者们对此大发感慨，强烈呼吁美国民众提高其储蓄水平，但按照理性即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的不断追求这一定义，谁又能说美国民众的消费储蓄选择是非理性的呢。
如果再细分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美国消费的一半是由那些具有由生命周期模型所描述的特征，即希望在整个生命周期有一个较平滑的消费轨迹的家庭完成的，而另一半则由那些信奉及时行乐、基本上消费完他们当前收入的人们所完成。虽然后者的行为看起来不那么令人满意，但谁又能断定他们不是在按自己的理解追求自己的利益呢。
考虑到企业储蓄是整个社会储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把企业储蓄投资行为纳入我们的视野。首先，企业的储蓄动机与家庭的储蓄动机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赢利，后者则是为了在不同时期消费的平衡。真是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理性。其次，就企业本身来说，尽管无不以赢利为经营动机，但其储蓄投资行为却往往不同。有的厂商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有的厂商则比较谨慎；有的厂商注重于从长远角度考虑企业发展，另一些则更注重现实利益。不同企业的行为特征虽然各异，但它们都在刻意追求自身利益，都是理性主体，其储蓄投资行为也都是理性的。
第二，消费最大化并不是理性消费储蓄行为的基本标志
在讨论中，一些人喜欢把经济主体的理性消费储蓄安排与消费最大化等同起来。所谓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就是一例。消费最大化是一种很诱人的、特别有利于理论性分析的假设，但与现实生活似乎距离并不近。
一般来说，经济行为者的目标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去寻求可能实现的最大满足，但最大满足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最大化。对此，赫伯特·西蒙曾指出，个人可能实际上根本不使任何函数极大化，他们的行为可能会采取被称之为“令人满意”的形式。令人满意的行为的含义与极大化行为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西蒙认为，在有限理性模型中，人类的选择被看作不是以总的最大化行动来表示的，而是被视为一系列的特殊决策，这些决策相互间并非完全融合，它们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做出，并都建立在有限反应的基础上。
例如，不同收入群体间消费储蓄行为的差异是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人员们一直关心的一个课题。从理性消费储蓄行为的角度看，不同收入群体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不同，现实条件不同，因而不可能按一个模式安排其消费储蓄关系。低收入人群将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当前消费以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只留小部分收入作为储蓄是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与什么消费最大化目标没有什么关系。高收入者将大部分收入都储蓄起来，只消费一小部分也是一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但似乎也难以用消费最大化模式来解释。
又如，许多经济学家对老年人的消费储蓄行为进行了认真研究。他们发现许多老年人并没有按个人消费最大化的模式行事。相反，他们在给子女留下遗产，这很难与其自身的消费最大化模式联系起来。但如果按西蒙的“令人满意”的模式分析，则可理解长辈们为子女儿孙储蓄本身虽然与其自身的消费背道而驰，但这可能恰恰构成他们自己享乐、效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他们所寻求的个人最大满足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们有时将遗产动机称为利己的，而不仅仅是利他的。
再如，国民储蓄是由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完成的。当我们说居民们并没有以消费最大化为目标安排其消费储蓄比例时，对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动机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企业储蓄的动机在于利润最大化，要求企业家们去考虑整个社会的居民消费最大化（福利、消费、经济增长）恐怕希望不大。对政府而言，理论上其工作的着眼点或在于经济增长，或在于充分就业，或在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或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居民提供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这些目标与公众的福利密切相关，但可能难以简单用消费最大化概括。政府以公平为目标在不同社会群体间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即颇具代表性。
总之，在实践中，人们储蓄消费行为的多样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单纯的消费最大化或其他单一性的目标恐怕难以得到全社会的一致认同。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理性安排不一定表现为消费最大化，或者说消费最大化只是理性消费储蓄行为的一部分，很可能还只是一小部分。不能将自身消费极大化看作是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各种目标就不是理性的。曼昆指出，经济并不会自动地趋于使消费最大化的黄金规则稳定状态，其道理恐怕即在于此。
第三，要充分重视现实的消费储蓄比例
以上分析表明，面对着丰富多彩世界中无数的具有各不相同的背景、利益、社会市场环境和价值标准，从而具有极为不同的消费储蓄行为的经济主体，面对着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要通过严谨的理论分析找到一个精确的最优消费储蓄比例或消费投资比例几乎是不可能的。理论界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所建立的形形色色的消费储蓄模型数以千计，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个能为各方广泛接受、令人较为满意的结果就是证明。
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曾指出，如果持久收入假说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消费者有理性预期，那么，消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动就是不可预期的。当一种变量的变动不可预期时，可以说这种变动遵循随机行走。根据霍尔的观点，持久收入假说与理性预期的结合意味着消费遵循了随机行走。或者说随机行走可以看作是每一家庭的理性消费选择或最优选择的表现形式。沿着霍尔的思路继续分析，如果消费者不遵循持久收入假说，而且没有理性预期，再考虑到情况总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其消费行为岂不是更无规律可循，更不可预期。无论如何，霍尔的随机行走理论与消费最大化假说是有着相当差距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教授曾指出，“现在常见的那种要求，即要求存在代表性行为者，他们的最优化行为产生了‘宏观经济’行为方程。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假定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行为者，他们都追求最大化。那么宏观经济模型所需要的便是把他们归并进一个行为方程。这种总和不一定是单个行为者的解。”托宾教授否定了通过假设“存在代表性行为者”寻求宏观最优的研究方法，指出应考虑到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行为者。但实际上仅仅是由于信息搜集成本和搜集手段的限制，决策部门也是不可能通过把握每一行为主体的选择并进一步建立一个总和性的行为方程的。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最优的、或至少是可接受的消费储蓄比例，那么与各种各样的通过模型方法获得的理论最优值相比，现实的消费储蓄比例或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可以成为政策研究的基础，如果不说它是最优或次优的话。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所谓最优的消费储蓄比例应具有哪些特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应当反映和尊重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意愿和利益，至少应当为大多数经济主体所认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经济主体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都有自己的独立权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自己的资源，独立安排消费与储蓄。亚当·斯密在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时，他好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利益。我国 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的。什么叫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就是让市场机制在消费储蓄比例这一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原则要求在政府作为全社会的代表谋求全社会意义上的最优消费储蓄、消费投资比例时，应该尊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尊重每一经济主体的独立选择，其政策措施应符合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利益。
我们之所以强调现实的消费储蓄比例值得决策部门重视，正是因为它是各个经济主体按理性原则追求自身利益实际行为的结果的集合，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它反映了每一个经济主体的需要，而不是要求它们为所谓整体利益做出牺牲。与形形色色的理论模型相比，这是它最大的优越性所在。如果要从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不是仅为社会少数精英所提倡的角度考察，那么这种现存的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很可能就是“最优”的或接近“最优”的。
当然，从贤明的政府或睿智的学者的角度看，某些经济主体的行为也许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但即使如此，其选择仍应受到尊重。这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所应当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对私人部门消费储蓄行为的合理性判断已经超出了政府的“管辖权”，但反过来，对政府消费储蓄行为合理性的判断却是纳税人的权利。在消费、储蓄、投资关系的处理上，值得注意的倒是政府本身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如以软预算约束为特征的国有投资体制和屡禁不绝的政绩工程，这必然形成全社会消费投资关系中异常的部分。另外，松弛的货币金融政策也特别值得注意。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政策往往通过通货膨胀机制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强制储蓄，然后又用以支持投资。
第四，是否存在市场失灵
当我们强调要尊重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自主选择、按市场经济原则处理消费投资关系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看不见的手真的会指引社会实现最优消费储蓄比例吗？在这一领域是否也存在市场失灵从而需要政府出手纠正呢？
垄断和外部性问题必然损害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乃至社会整体的利益，因而政府出手干预是师出有名，对这一点社会已有共识。但在消费投资比例关系领域，虽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出现市场失灵并导致消费储蓄失衡的可能性，可人们目前对这一领域市场失灵及可能引致的负面影响到底是什么似乎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取得较强的共识，即还不大清楚什么是这一领域的“垄断”或“外部性”问题。对此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和计划并不总是能够互补的。在某些领域，即使市场“失灵”，政府未必一定能予以纠正。就消费储蓄比例关系调整而言，实践经验证明，即使是政府想有所作为，出手按某一方向调整消费投资比例，其效果往往并不明显，从长期角度考察尤其如此。这即所谓政府政策对消费储蓄比例调整只具有弱有效性的判断。
四、结论
对于究竟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消费储蓄比例或消费投资比例的问题，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判断。
1、从实际制定政策的角度分析，企图从规范性的理论角度得到一个答案目前是不现实的。因此，试图人为地确定一个最优比例，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是不可取的。
2、基于理性经济人前提和市场经济原则的考虑，应当相信居民部门自发形成的消费储蓄比例是一系列现实的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总是有其内在的理由。对这样形成的比例，即使不说是最优的话，也是值得决策部门高度重视的。
3、对决策部门来说，与其苦苦寻求全社会的消费储蓄、消费投资的最优比例关系，不如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努力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和投资环境和按纳税人利益不断改善自身行为方式方面，这样可能对宏观经济发展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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