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视域中的主体间性思想
田雪龄,陈晓曦
摘 要: 随着主体性思想的深入展开,西方传统哲学思想面临堕入唯我论的困境之中。面对这样的困境,德国著名的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通过研究交往理论普遍语用学,以建立互相理解的交往理性,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相处。本文通过梳理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发展史和面临唯我论的困境,分析哈贝马斯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对主体间性进行的深入研究,并试图对其进行整体的评价。
关键词: 主体性;主体间性;普遍语用学
从古至今,哲学家们一直关注人们自身的问题。但是,如今人们面临的现实情况却变得越来越突出,人与自然、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哈贝马斯意识到要处理这些矛盾,主张通过研究主体间性思维,借用主体间性思想探讨人的生活和发展问题。
一、西方哲学主体性思想的梳理
主体思想是西方哲学的潜在根基,严格意义上说主体思想哲学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提出后才在近代哲学中被系统地确立起来。然而,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古希腊哲学就已经包含了主体性思想的萌芽。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泉,古希腊人不但创造了璀璨的物质文明,还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精神文明。然而受当时的生产力的限制,古希腊人开始追求万物起源的问题。泰利斯的“水是万物的本原”拉开了古希腊哲学的序幕,古希腊人将变化不断的世界归结为一种具体的物质。他们是主张通过不变来把握变化,从“多”中寻找“一”,把变动的世界万物归结为单一的水、火等,而这种本源论,说明了古希腊人对世界认识程度的有限性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早期的古希腊时期哲学关注于客观世界,但是,“古希腊哲学家眼中的客观世界即是他们自己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而言都是有效的”。[1]138也就是说,在胡塞尔看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本质上是把自己的主观思想描述为一个客观的世界。从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把哲学的焦点汇聚到人的内心生活,然而,此时人们关注的核心点仍然是物,但是可以理解为主体性思想萌芽的产生。
1.2.2 调查内容 ①久卧病患照护者一般资料: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与患者的关系、照护年限等。②照护者对30°侧卧位翻身护理技术掌握程度,包括卧位翻身5步法流程、卧位翻身目的、患者准备、移动技巧、侧卧位的角度、垫软枕的方法、变换体位的时间、变换体位的注意点及单人侧卧位协助翻身的配合要点等10项内容。
在古希腊时期,虽然主体性思想的雏形已显现,但由于生产力程度低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主体性思想并没有作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而确立。而18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的出现使得蒸汽机、电力等得到广泛的使用,加强了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欲望。人们的实践活动范围由原先的一块独立区域变为更具全球性的特征,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不断加强,特别是由于借助科学的力量,使得人类不断地加深主体性意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建立以主体性原则为哲学第一原则。
博弈论是解释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相互竞争的重要理论,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研究寡头垄断厂商博弈行为的一个经典案例。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一些行业的市场结构就是寡头垄断的,寡头厂商之间在定价上存在博弈行为。利用博弈论来研究厂商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能够达到的均衡状态,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引入商保公司经办服务是一种政府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组合,涉及到两者之间的影响互动以及政府在经营基本医疗保险过程中的角色变化。商保公司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及其构成要素设计是具有相关理论基础的,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3]、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4]、委托代理理论[5]、商保公司经办社会医疗保险模式[6]等。见图2
笛卡尔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我思故我在”是主体性思想哲学的转折点,他主张对一切知识包括他最喜欢的数学都应该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我思故我在”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我思”意味着只有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我的存在,我可以怀疑世界万物的一切,唯独我不能怀疑我在思考,即思想活动离不开作为主体的思考者,唯有存在思考者,思想才会存在。所有知识的普遍性都是通过人的理性所决定的,没有经过“我思”的知识值得怀疑。因此,“我思”首先是一个在思考的主体,思考的内容与作为主体的“我”有直接关系,而且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们都十分关注认识论方面,大多都是笛卡尔的功劳。
1.说出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
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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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体性思维模式在人类思想中的根深蒂固,导致很少对社会进行应该有的批判反思。一方面人类过于强调主体对客体自然的改造与利用,进而引发“人类中心论”思想的出现;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发展使人们用于实现人们自由的思想反而变成了限制人的枷锁,科技的进步,生活水平越高,人们越失去自由和主体性。哈贝马斯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反对西方哲学以主体性为核心的传统,认为其忽略了主体间性的思想,因此他立足于以语言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由形而上学的层面转向了现实生活层面。哈贝马斯认为,对于主体性的思考需要通过考察人的社会化过程来解释主体的形成与可能性,就可以避免出现“唯我论”的困境。“主体性”是人与社会发展的产物,想要全面理解主体性就需要从它的社会性入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社会性与人的主体性是同时发展的,要重构主体概念,就必须从言说者和听者的角度,重视具有言语、行为和认知能力的主体所利用的规则知识。哈贝马斯认为“自我”是要通过和“他人”交互后所产生的关系,这个词的关键就是显示了主体间性,即和他人在全社会之间的关联。只有在保持上述关联的基础上,单独人才能作为一个和其他人不同的个体而存在。远离了社会这一群体,所谓自我和主体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提起”。哈贝马斯提出也只有在主体间性的层面上才能真正把握主体的相关理念,而主体间性也只能构建在语言这一基础上。“令我们人类和自然最大差异的就是语言。借助于已有的语言结构,自律和责任就开始成为人类特有的准则。我们最开始的语句就已经显示出那种普遍的的交感意向,而自律和责任是我们早就已经具有的特征”。[4]11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思想与胡塞尔的不同点在于,哈贝马斯研究主体间性思想的范围是将意识领域转化为社会学。哈贝马斯把人类的实践活动分为两种:相互作用和劳动。劳动的目的是对自然的改造,满足人类的需求;相互作用是指人与人之间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交谈的方式达到双方理解的活动,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行为是现实世界中最普遍的人与人的联系。哈贝马斯通过普遍语用学来讨论语言交往,探索言说者与听者是如何通过语言交流达成共识的。哈贝马斯认为,现实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必须建立在具体的语言交往行为的基础之上。如果离开了以语言的主体间性为核心的交往活动,社会生活就容易被物质再生产中的工具理性操纵,从而导致对人的控制。所以,主体间真诚的商谈方式的交往活动比物质再生产活动是更为重要的实践活动,这一点不同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
2.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
哲学主体性思想的转向开始于笛卡尔,而康德却在理论上完成了这种转向。在康德看来,“自我”有两层含义:经验自我与纯粹自我,“我所取得的大量知识都是借助于经验这一手段而来的,这一点不需要怀疑。”“我所有知识都是来自于一些相关的经验,但并不会把所有的知识都看作是源自于这些相关的经验”。[2]康德通过限制人的认识能力为自由辩驳,重新思考人的主体地位。但是,在康德的眼里存在两个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他设定了人类无法达到的“自在之物”世界。在康德看来,“认识”只能解释现象世界,而无法触及彼岸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康德最终确立了人类主体性原则的崇高地位。当然,康德所主张的仍然是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不管是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还是康德哲学的“自我”,都是在主观领域内的谈论自我,自我意识的主体又不依赖于他人而独立存在。胡塞尔认为“一种成功的现象学在最初的时候会尽量的维护最初的唯我论,而只有在它建立在这一前提条件下才能保证主体间性”。[1]163尽管,胡塞尔主体间性思想的切入点是唯我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认同唯我论的,唯我论强调的主体性的崇高地位,一切知识都是由我决定的,而不同的主体却存在不同的思想,人与人之间是如何进行交流的问题就是唯我论的难题。胡塞尔说到“因为有一种看起来存在十分重要的异议,因此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还必须开展新的思索”。[3]胡塞尔认为,如果现象学要对唯我论这一问题作出解释,就必然要从“自我”走向“他人”,从单数的“我”走向复数的“我们”,也就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在胡塞尔的著作中被译为交互主体性,也就是意识到“他者”也是主体,“我”与“他者”是互为联系的。然而,胡塞尔在意识哲学范围内得出了其特有的主体间性概念,仅仅讨论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忽视了人与自然界的主体间性关系,故仍然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
交往活动是哈贝马斯主要研究范围,其切入点就是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关注的点是话语的表达性问题,也就是主体间达到理解和共识的前提。“普遍语用学的人物一般是明确的,甚至还可能会重新的提出各种条件来寻求理解,而本人倾向坚持‘交往行为一般要提供前提假设’这一观点,因为我把取得理解作为目的的行为都看作是必然的东西”。[4]1语言是人们开展交往活动的中间桥梁,哈贝马斯对语言的功能开展了初步的分析。进行交往活动的人在实行语言行为的时候,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3.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
这四条就明确提出言说者一定要采用听者可以理解的方式,选择一种正确且真诚的话语真实陈述使得听者可以信任言说者,从而达成共识。他认为如果交往行为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的干扰而一直进行下去,就只能在听者和言说者都假设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得到验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4.与另一个人达成默契。[4]3
哈贝马斯主要是考察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辨别交往行为与目的行为。奥斯汀研究语言与生活形式中的互动实践之间的关系,即关注言说者与听者之间的语言学关系。奥斯汀对三种语言行为进行了区别: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以言表意行为”指言说者说出某种东西,即表达出事态。其通过断言命题说明一个命题P,根据这个命题P与现实事情的关系可以判定命题的真假情况,这也是一种认知关系问题。例如,“门口有只狗”,可以通过查看门前是否有狗来验证这个命题的真假。“以言行事行为”则指言说者通过说出某事而完成某种行为,它运用的是执行式的语句“MP”,它想表达的是一种具有承诺语气的约束力量。以言行事行为表现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例如,“我明天来找你玩”。“以言取效行为”指言说者对听者产生了某种效果或者影响,也就是说听者可以理解言说者的言语并且达成某种共识。在哈贝马斯看来,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对普遍语用学的研究有关键的影响,但是他质疑“力量”的基本含义。“力量就属于这样一种东西。从特定意义上而言,它单单只是话语而不是语句。”[4]11即力量本身是属于话语的,但它在句子中的含义是通过自身被嵌入到言语结构后才产生的。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个句子在被应用于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句子的意思可能会发生变化,即句子的意思与语境相比,它更少依赖于言说者的意向。
三、哈贝马斯主体间性思想的现实意义
简而言之,哈贝马斯提倡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人们在语言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目的,是达成共识的对话活动。为了让人们之间可以进行顺利对话和在一些问题上保持共识,交往行为就要在交往过程中按照相关的规则来开展工作。依据语言的有效性要求,人们才能在对话中实现理解与沟通。哈马斯借助研究普遍语用学中的主体间性思想,论证其交往理论所涉及到的语言的真实性、真诚性、可领会性和正确性等这些有效性要求。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普遍语用学对语言的分析力图建立一个普遍的交往行为条件前提。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是不谋而合的。在马克思看来,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之间的关系必然是社会化的过程。问题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更应该回到现实世界中,回到人与人间、人与自然间的联系中,通过重建言语的有效性来保证人在未来的发展权和生存权。这一学科的优越之处就在于跳出了笛卡尔的“主体—客体”单向性的思维模式框架,转向“主体—主体”双向沟通的模式,对解决人类冲突、和谐社会的实现有可行性。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和发展的重点之一,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继续把经济发展作为发展中心,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方面的发展。例如,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模式,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从管理到服务,完善社会福利保护机制,改革社会管理内容,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加强和改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必须充分保护个人利益,实现个人自由,并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个别市场经济日益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警惕。社会营销和工具理性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主体之间的交往联系。为此,有必要认真地思考主体间之间的深层联系,进而更好地在社会竞争中保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哈贝马斯主体间性思想对目前世界发展的重要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们借助于主体间对话达成的共识可以解决当代社会交往扭曲的问题,社会进化才有可能实现,在现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出现异化现象,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恐怖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致使现实生活蒙受金钱与权柄的腐蚀而变得逐渐利益化。其次,伴着自然资源被人类过分开采和不合理使用致使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人类的生产与发展。质言之,现代社会正面临各种问题的挑战,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思想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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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 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M].吕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
[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 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5:29.
[3] 胡塞尔.胡塞尔选集[M].倪梁康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887.
[4]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794(2019)03-0032-03
作者简介: 田雪龄,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广东 深圳 518061);陈晓曦,滁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安徽 滁州 239000)。
收稿日期: 2019-03-09
责任编辑:李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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