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城市化是一个人类社会的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过程，主要反映在：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非农业为主的过程，城乡社会结构出现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过程，文化景观表现为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质转化的过程。本文重点探讨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机制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浙江、江苏城市化实证分析。
1 城乡二元工业化推动中国城市化
综观城市化的历史，尽管已经经历了大约6000年的历史时期，但其剩余产品交换的原始驱动力始终保持不变，尤其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步加速[1]。据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在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共同处于13%左右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水平。同时，发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应”和提供一个总量不断扩大的享有较高收入的城市就业人口等优势，对城市工业持续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由此带动区域的农业现代化，从而又进一步启动农村地区不断扩大的工业品的需求，使城乡地区处在协同发展过程之中。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大体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
一方面，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城市工业化过程慢，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就业岗位，而且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苏南地区凭借上海退休技术工人和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盈余，开始发展农村乡镇企业，走农村城镇化的道路。经过1980年代的发展，乡镇企业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企业群落逐渐形成，工业区的雏形开始出现，企业开始赢利并撤资兴办学校、医院、商业服务设施等，这样一来，农村地区的这一工业化过程就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到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已有职工10581.1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4.2%；产值17584亿元，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2.3%。到1990年代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一股推进农村城市化的巨大力量。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家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观点，认为通过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既可以避免“大城市病”，又可以减轻我国城市人口高福利（和高福利成本）带来的财政压力，引导中央政府制定一系列对城市规模进行谋划布局的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公共政策，积极发展小城镇也就成为一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乡社会转型的一种平滑过渡。然而，尽管乡镇企业模式和小城镇道路承接了现存的城乡关系和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改革成本和阻力小，可以避难就易，但从长远看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中国从1980-98年建制镇增加了1万多个，但是镇平均人口仅增长60%，3万人以上的镇仅800多个。小城镇的户籍限制已经放开，但人口增长仍然缓慢，主要是因为缺少就业机会。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以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发生改变，加上环境和资源破坏已被从严限制，使乡镇企业的粗放扩张优势走近终点。
另一方面，在改革前的30年中，中国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不仅偏离钱纳里“发展模型”的标准结构，而且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老城市的基础设施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造和扩充，新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赶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需要，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拥有量普遍较低。在城市地区，由于原有的基础设施条件已严重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且老城区改造一时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化必需的基础设施条件，据此，1980年代结合国家“开放”政策，为推进城市地区工业化进程、以“三通一平”后来发展为“七通一平”的各类开发区和新城区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内资本短缺和技术水平低下表现突出，引进外资和技术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许多新上项目不得不从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开始。据此，在经济发展较快、投资环境好的地区，政府主要通过建设开发区招商引资，通过外部工业化推进城市化进程；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布局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如果对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投资是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为主导的。在产业投资结构中，第三产业投资持续上升（注：1993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158.2亿元，比上年增长19.6%，所占比重由2.8%下降到2.2%；第二产业投资3850.1亿元，增长37.1%，所占比重由58.9%下降到53.6%；第三产业投资3174.7亿元，增长73.7%，所占比重由38.3%上升为44.2%。第三产业投资增幅之大，比重之高，特别是运输、邮电、通讯业完成投资1450.35亿元，比上年增加748.64亿元，增长106.7%，所占比重由14.7%上升到20.2%。即使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时，这些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项目所受影响也不大，有的项目则加快了进度。1993年生产铁路机车922辆，比上年增长15.5%；发电设备1534.3万千瓦，增长17%；程控交换机981.42万台，增长162.7%。这几类产品在1992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持续地高速增长，反映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中国工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再从基本建设的投资结构看，1993年在国有单位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8.35%上升为39.28%，更新改造投资则由18.6%下降为18.53%。其中用于新扩建项目的投资5285亿元，比上年增长54.1%，所占比重由72%上升为73.6%；而用于改建投资1313亿元，增长37.7%，所占比重由20%下降为18.3%。这也就是说，在整个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将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投资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讲，1990年代的增长轴心已转移到基础设施为主体的投资需求拉动上来，进入一个以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新阶段。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大中型城市的经济潜质则逐渐显现，GDP超过200亿元的城市从1994年的21个增加到1998年的54个。即使在西部地区，1999年西安市的GDP也占陕西全省的42%。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长期滞后累积效应开始得到关注，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而且这一调整不是依靠行政力量而是在市场化发展的条件下展开的，强调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深刻改变着原先城市化与工业化割裂的经济基础，使其逐步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主要表现在：城市化实质上反映着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从而使其成为促进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城市化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和波及效应，进而带动其他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城市化有可能采取多种途径集资用于城市建设。我们可以从下列数据看出，虽然1980年代城市化发展比以前有较大进步，城市人口比例从1980-1990年增长了7个百分点，高于同期世界城市人口比例的增长幅度4.6个百分点，但由于改革前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从4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幅度仍比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幅度低5个百分点。而且，在1980年代，中国正处于人均GNP从300美元（1980年）增至约625美元（1990年）区间，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NP从300美元增至645美元（1980年，美元，上同），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应从20%升至33%，而中国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只从19%升至26.4%，增加额仅为这一阶段的一般城市化趋势的一半稍多。
2 人口流动与城乡迁移推进城市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城市地区这一以能源、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工业化过程，仅在广东深圳、东莞等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刺激农村劳动力的异地流动，实际上对中国城市化的推进仅仅局限在沿海城市地区，而且其后续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正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城市化正经历工业化水平提高缓慢而农村人口快速向城市流动形成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注：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的格局[2]。目前中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的份额已下降为不足1/6，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2/3左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压力相当大。虽然乡镇企业发展可以吸收相当部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但随着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设备增加，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出现减弱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1984-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年平均增加1400万人，从1988-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分别为9600万人、9300万人、9300万人和9600万人，而1992年和1993年都只吸纳了6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已成不可阻挡的潮流。这股潮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旧的城乡格局，成为又一种促进城市化的强大力量。深圳市和浙江的龙港市等，在经济实力增加的同时，常住人口增加数十倍。广东一个地级市，仅工业使用外来固定工逾20万人。目前中国进城谋生的农民总数从1990年代中期的8000万人增加到目前的12000万人左右。
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市后，才能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和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都具有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市化模式。中国流动人口的总流动趋势基本上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吻合，但在小地域范围内，流动人口向附近城镇的流动主要从事三次产业，有的甚至长期没有合适的工作，居无定所，表现为第三世界过分城市化的特征。
3 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纵观中国1980年代经济发展，可以看到，1979-1988年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2.8%。其中轻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5%，而重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0.9%，推动这一时期工业化的主导因素是消费品需求旺盛，尤其是耐用消费品需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历过1980年代初期的生活必需品消费热潮，中期的以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消费热潮，下半期的以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新兴耐用消费品消费热潮，推进了城市生活方式在中国广大城乡地区的传播。据此，不难看出，消费需求日益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消费需求升级也是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量。
在进入1990年代，中国经济高增长中的消费需求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已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1992年全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15.7%，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8%；1993年比上年增长23.6%，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4%。这都大大低于同期轻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20.9%和19.9%），表现出消费需求不足。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强化。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7.6%，是改革开放以来仅次于1985年的第三个高峰年。1993年进一步上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50.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22%左右。由于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带动投资品市场购销两旺。PC、手机等电子、通讯行业、住房等房地产行业、汽车摩托车等机械工业部门均成为国家和外资的投资热点，住房、汽车正在形成新一轮的消费热点。据测算，近年来，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均在六成左右。
仅从外资分布的分区看，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比例维持在85-90%的比例之间，尤其又相对集中在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闽南地区（福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海南）4个地域（图1）[3]。
图1 中国沿海四大区域吸收外资结构
Fig.1 Foreign investment distribution in the Four major coast areas in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最近的数据表明：在1985年到1999年间，长江三角洲吸收的外资占沿海地区的比重从15.43%上升至28.95%，上升近2倍，而珠江三角洲的比重从51.31%下降到34.64%。这表明外资在中国的分布正在从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2002年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很高，仅次于广东，上海和浙江其次，从总量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已经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表1）。
4 浙江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1978年以来，浙江的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改革开放大大加速了浙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为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得益于相关政策的调整。设市建镇标准的放宽，使得撤县建市、撤乡扩镇高潮迭起，城镇数目急剧增加；各类开发区的竞相建设更是带动了原有城市的建设。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浙江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表1 外资利用与相关经济指标比较(2002)
Tab.1 Foreign investment and related economic index(2002)
外商直接投资（亿美元） GDP（亿元）
江苏
103.7(2) 10636.6(2)
上海
50.3(4) 5408.8(8)
浙江
31.6(8) 7670(4)
广东
131.1(1) 11674(1)
注：（）中的数字表示2002年该指标在全国的排名。
改革开放20年以来，浙江省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78年到1999年，GDP年均增长13.3%，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3.7%个百分点，在各省市的位次也从第12位跃升到第4位。人均GDP约1450美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也位居第4位。浙江已由一个农业省，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与此同时，浙江的城市化进程也取得了较快发展。与全国多数省市相比，浙江城市化发展道路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①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的推进作用十分明显。工商联动、兴贸建城，工业、商贸和城镇三位一体的发展，与区域块状特色经济的兴起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目前，全省已形成了主导产品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306个，年产值总量达2644亿元；专业市场4600多个，年成交量3200多亿元。宁波的服装、温州的皮鞋、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注：浙江嵊县人口70万，有1000多家领带厂，年产2亿多条领带，其中有80条出自嵊县，国外100条中有40条出自这里。）、柳市的低压电器、肖山的汽配、永康的小五金等，均在省内外享有盛誉。以特色工业和专业市场互动而形成的块状经济，成为浙江许多城镇发展的依托和启动点。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专业市场的蓬勃发展，既对城镇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又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劳力和人才，提供了高密度的社会联系和经济交换关系。其推进作用，一是表现为对现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拓展，如义乌的“市场兴市”、黄岩路桥的“兴贸建镇”等；二是直接导致一批新兴城镇的诞生，如温州的农民城龙港镇等。以镇企业为启动点，在农村工业化基础上推进城镇化，或以市场为龙头，在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城镇化，是浙江城市化进程中两种基本的发展模式。②小城镇发展快、数量多。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的步伐加快，促进了小城镇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20年间，浙江建制镇由1978年167个发展到1997年的998个，增加了近6倍。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的城镇平均间距只有5-6公里，而从温州龙湾区状元镇到瑞安市城关镇不到50公里，分布了近20个小城镇，平均间距只有3-4公里，有些镇基本上已连在一起了。1999年底，县城及以下建制镇978个，城镇人口为163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6.7%左右。与1978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105万人，比重上升了22.6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5.53%，大大快于同期总人口年均0.81%的增长速度。浙北平原和温黄、温瑞平原等交通干线沿线地区城镇密集度高达20个／千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沪杭甬铁路、高等级公路城镇连绵区的雏形和温台沿海城镇发展带。此外，浙赣铁路沿线的城镇密度也较高，已成为重要的城镇发展轴。事实证明，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把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突破口和主体任务，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③民营经济成为推动浙江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浙江民企平均资本达100万元，以家族经济模式为主，各地分工明确，基本做到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乡镇企业和农民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并直接参与城镇的建设，其中温州、台州等地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房地产商带资开发，公用事业实行“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旧城改造盘活存量，以项目为载体采用股份合作方式直接融资等，值得推广。
5 江苏省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即从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以小城镇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城市化模式逐步向以资本带动、制造业发展、开发区建设为主要推动力、以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转化。
进入19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步伐逐渐加快，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环境代价和土地租金迫使其制造业纷纷外迁。江苏作为沿海发达省份，凭借其优越的环境政策条件以及极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外资进入的一个“平滑空间”，江苏的制造业在外资的带动下迅猛发展，从而也成为江苏省城市化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机制。江苏省外资参与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重的比重从1998年的46%增加到2002年的70%。
大量外资的进入促进了江苏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大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城镇化的大发展。例如，通过外资和技术的引进，苏锡常地区已发展成为世界IT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之一，其中苏州年产笔记本电脑2500万台，占全世界市场的四分之一；无锡则形成“日资高地”，偏重于通信和PC相关零部件的生产。
江苏省经济持续增长，吸引外资力度较大，主要得益于开发区。从江苏省开发区的类型来看，主要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旅游度假区。以开发区的级别分有国家级、省级、副（地级）市级、副县级。开发规模有5-15平方公里不等。有的是独立型开发区，与老城在地域上不连绵，如南京（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港、南通开发区、苏州旅游度假区等；有的依托老城开发新区的，如苏州新区、昆山开发区等。江苏目前有79个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已从投入期转向产出期，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增长点，也是全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最大基地，成为江苏省城市化的策源地之一（图2）。
图2 江苏省分城市利用外资与城市化水平对照
Fig.2 Foreign Investment Uti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vel in Jiangsu Province
6 结论
在现阶段，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相依存，相互促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实际上在走城乡二元发展的道路。城市化也表现为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地区工业化、郊区化的过程。由于工业化对就业岗位数量的增加刺激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这种流动从自下而上、小规模一直发展到大规模、跨地区、向大城市地区的集聚。城市化过程同时也越过了一个缓慢增长时期而跨入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的三次升级，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增长，使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快速扩展，另一方面，也吸引了外资和技术的引进。浙江的民营企业加专业市场是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范，江苏的集体经济加开发区建设是政府主导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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