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修辞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王国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活动年代在清末民初。清末曾任学部图书馆编译等，民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论著中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原名为《宋元戏曲史》）中有一部分内容论及修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境界”说中的修辞论
王国维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核心理论是“境界”说（有时又称“意境”说）。内中有一些角度亦涉及修辞。
作者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人间词话》（1910年删定为一卷），曾论及衡量古今大家著作的标准：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观《人间词话》第五六，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19页，1960年版）
到了1913年的《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一节中又把这段论述发展为“意境”的定义：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自从盛唐王昌龄提出“物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的概念后，历代对此均有不同的论述，中唐皎然在《诗式》中称为“境”，晚唐司空图在《诗品》中称为“意象”，宋代李涂在《文章精义》中称为“境界”，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称为“兴象”，清代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中称为“神韵”，说法不同，都同“意境”、“境界”说相关、相通，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王国维的认识出于前人，而又有自己的特点。他所下的定义由三句话组成：“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这里，王国维引人注目地强调了两层意思。
（一）强调情景交融。他在《人间词话》中一再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认为仅仅写景而缺乏真情实感，则作品的高境界还不可能显示出来；只有充分抒发出“喜怒哀乐”之情，才能感动读听者。正因为如此，王氏在《人间词话》中概括出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名言，即是这一思路的自然归结，也充分说明了景与情不是并列的关系，写景要为抒情服务，才能做到王氏所提倡的“不隔”。他认为如果像南宋的姜夔那样，尽管词中有“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等艳词丽句，但读者仍旧感到“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同样，南宋“梅溪（史达福）、梦窗（吴文英）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也因为他们的作品往往难以体现出真情实感来。王氏同时举出范例，认为像谢灵运、苏东坡的许多作品以及像北朝乐府《敕勒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写景抒情，“方为不隔”。由此可见，所谓“不隔”，即体现出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因为这种高的境界显示出“豁人耳目”和“沁人心脾”的修辞效果，而“豁人耳目”的同时，还要“沁人心脾”才行，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不然，还不能做到“不隔”。王国维对欧阳修、周邦彦等“多以景寓情”十分赞赏，认为他们是“不隔”的典范，是古今“曾不多见”的“词家”。
（二）“述事则如其口出”。王氏上述定义的三句话是一个整体。他指出，只有做到了“述事则如其口出”和“写景则在人耳目”，“沁人心脾”的“写情”，才有了扎实的基础。他在《宋元戏曲考》中讲到元曲的特点是“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形容之”。这是考虑到“曲”的观赏功能，它既要供人看，又要供人听，因此“写景”必须顾及到读听者的“目”和“耳”，“述事”必须“如其口出”，对方才能听得懂，理解得了，才能“沁人心脾”。他盛赞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尽之意”。赞扬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中的词语“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称赞无名氏《货郎担》第三折运用叠字“奇绝”。认为以上佳例都体现了“写景抒情述事之美”。这也就是曲之不同于散文、诗词等文体之处。正因为如此，他指出元曲“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而在重视俗语的运用方面，却是“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这也就是王氏心目中高的境界。以上是王国维从曲这一角度概括的。从词这一角度看，他以清代词人纳兰容若的词为例认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同样用上述标准衡量，他认为纳兰的词作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指出容若的词作之所以能如此，是同他以“自然之眼”、“自然之舌”来观物言情有关的。
联系到上述论点，可以作如下推理：由于以“自然之眼观物”，因此写景就“豁人耳目”；由于以“自然之舌言情”，“其辞”则“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因此，“知见者深，所知者真”，从而达到了“言情”则“沁人心脾”——王氏所赞扬的最高境界。因此王氏称赞容若“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强调要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批评姜夔（白石）的词时说：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功，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从反面批评姜夔的词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正说明了王提倡这一点。他认为词的特色就是“观物之微，摇兴之深”就是“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辞婉”，<%王国维：《〈人间词〉甲稿序》%>也就是说他强调运用托物比兴、含蓄委婉手法，但必须寓有深意，要为深沉的意境服务。他反对不含深意的浮而不实的“游词”，反对运用比兴委婉手法而流于牵强附会。自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观点后，历代学者如宋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元杨载在《诗法家薮》、清刘熙载在《艺概》、梁廷枬在《曲话》中，对诗词曲应该“意在言外，含蓄不尽”，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王国维继承了这一传统。
（四）强调“一空倚傍，自铸伟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盛赞关汉卿的戏曲说：
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指出关汉卿运用词语富有创新精神，“一空倚傍，自铸伟词”。其特色就是“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本色”一词，自明代以来，已被多家学者所沿用，一般均指朴素美。王国维也继承了这一说法，强调词语运用要为创选意境深远的“境界”服务。例如他在《人间词话》中称赞宋祁《玉楼春》和张先《天仙子》中的两句名言说：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为什么“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呢？王国维没有具体论述。我们认为，首先，一个“闹”字，把静态的杏花写成了争妍怒放的动态，读者从红杏枝头上窥见了“莺歌燕舞”的大好春光。其次，读者从繁花似锦的视觉感受中，获得了春意喧闹的听觉感受。钱钟书在《通感》一文中指出这是“感觉挪移”的例子，“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为什么“著一‘弄’字”也“境界全出”呢？我们认为，这也是动词锤炼得好，一个“弄”字，把静态的“花”写成了动态，作者给无生命的花以活脱脱的生命，使它拟人化了。正如与王国维同时代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所说：古代有些学者能“以一语之工，倾倒一世”，这正是以“自铸伟词”而名扬千古的佳例。
王国维“一空倚傍，自铸伟词”的主张，与他“字字本色”、不假雕饰、反对雕章琢句、“用粉饰之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他提出了“词最忌用替代字”的看法，对周邦彦《解语花》中用“桂华”指代“月”提出了批评。沈义父《乐府指迷》曾说：“说桃不可直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王氏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忌用。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应该两面看，从主张用语通俗、反对滥用典故这一角度看，王氏的反对有一定道理，因为“红雨”这一典故出自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用“红雨”来比喻桃花的谢落。“刘郎”出自刘禹锡《游玄都观》“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刘郎”系刘氏自指。后代即以此来指代桃树，用的是借代手法。“章台”出自韩翊《寄柳氏诗》：“章台柳，章台柳，往往依依今在否？”指的是长安章台街上的柳树，后人以“章台”代柳，用的也是借代手法，不过是用地名相代。“灞岸”即灞陵岸，出自李白《忆秦娥》“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后代即用“灞岸”来借代柳树。后代人如果不知道这些典故，对诗词意思即无法理解。但是，王国维处理得太过头，把“词最忌用借代字”作为一条原则提出，一概反对运用比喻、借代等手法，又失之于偏激了。提倡“本色”、真切、自然地运用语言，与适切地运用修辞手法非但不是矛盾的，相反，它们恰恰倒是一致的。对此，当代词学家刘永济在《词论》中认为王国维这方面的“立言或不免有偏宕之处，亦不可不细辨也”。他又说：“代字之法，亦修辞家所许……寻常语言，亦多粉饰之词，所以动观听、增情趣也。但用之以不曲、不滞、不晦为要。”<%刘永济:《词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王氏还很同意周松霭在《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一书中给双声叠韵所下的定义：“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王氏在《人间词话》中补充说：“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然后举“慢”、“骂”二字为例，认为它们“皆从m得声”。用我们今天的话解释，即声母相同为“双声”。王氏又补充说：“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u”。王国维提倡双声叠韵是有贡献的，他在《人间词话》中指出：
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书讲音律者，尚未此也。（《人间词话删稿》二）
李淑为北宋文学家，著有《诗苑类格》，今佚。王国维指出此书伪造沈约理论，以双声叠韵为“病”，因此后来的诗词中多不理睬这一规律。王氏把这一历史公案翻了过来，积极提倡双声叠韵，一方面补充论述了双声叠韵的定义；同时又总结出如何使用此规律及其不同的修辞效果：“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这一论点影响深远，一直到现代不少修辞学著作，在论及音韵修辞时，还经常引用这段话。我们在《修辞新论》一书中就指出，这段话是王国维“总结了双声、叠韵词的作用后的经验之谈”<%宗廷虎等：《修辞新议》，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日本山形大学宫内保教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人间词》%>一文中，运用王国维的上述理论分析王国维的词作，认为在《蝶恋花》中，在“梦醒于一瞬间的地方，配上‘轻雷听隐辚’的叠韵（‘轻雷’自难说是叠韵，但也有近似效果），不可否定其有一种产生‘荡漾’之趣的作用”。又指出在《浣溪纱》中的第三句“‘江湖’‘寥落’双声连续，也确实起到了强调悲哀感、迫切感的效果”，这里正是声律的“促节处”。可见王国维的理论，已影响到日本。
二、文体风格论
（一）论文体“代变”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文体的发展：
四言蔽而有《楚辞》，《楚辞》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诗蔽而律绝，律绝蔽而有词。盖文体通则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之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王氏在这里提出了文体的“代变”说。指出古往今来的一切文体，总是循着“始盛终衰”的轨迹发展变化着，人们只有认识这一规律，因势利导地推动它前进。因此他在《人间词话》中，又提出正确的态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要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在八九十年前，王氏就能持这样发展的辩证观点，确实不易。
至于词这一文体发展，王氏认为：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人间词话》）。他尤其称赞李后主、冯延巳、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诸家的词，认为“有意境”。到了南宋，“及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到了清代，“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认为南宋以后，雕章琢句者多，追求意境深者少，这就是词的衰落的原由。
《人间词话》还论及“致语”、“口号”这种体裁，王氏认为它们是从词过渡到曲之间的桥梁。所谓“致语”，是宋代朝廷或官府举行盛大宴会时，舞、乐队所进的祝贺词。词文皆由文士代撰，文中第一段为对偶文字，称为“致语”，接着致诗一首，即称为“口号”。王氏指出明代文学家程明远所著的《啸余谱》中，开始把“致语”、“口号”列之于词曲之间。
（二）论风格
1.论形式美
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的位置》一文中，提出了“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观点。他又把“形式”分为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两类。所谓“第一形式”，指的近乎艺术上的种类，乃在体裁；所谓“第二形式”，指的是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所组成的体性风貌。具体说来，该文进一步论述了优美、宏壮（或称之为“壮美”）与古雅的关系。认为它们都存在于第二形式之中。“优美”与“宏壮”接近于前人论述的“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指出这两种美只能存在于古雅美之中而不能在俗体中表现。他说：
优美之形式，使人心和平，古雅之形式，使人心休息，故亦可谓在之低度之优美。宏壮之形式常以不可抵抗之势力唤起人钦仰之情，古雅之形式则以不习于世俗之耳目故，而唤起一种之惊讶。惊讶者，钦仰之情之初步，故虽谓古雅为低度之宏壮，亦无不可也。故古雅之位置，可谓在优美与宏壮之间，而兼有此二者之性质也。……故古雅之价值，自美学上观之诚不能及优美及宏壮，然自其教育众庶之效言之，则虽谓其范围较大，成效较著可也。
论述了“古雅”与“优美”、“宏壮”的关系及它们各自的作用。其中论及“古雅”有“教育众庶”之效用，乃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该文反映了王国维早期的思想认识。及至晚年在《宋元戏曲考》中，王氏又对戏曲中俗语的本色作用赞不绝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变化。
2.论个人风格
《人间词话》中多次论及不同作家的风格。如在评论南宋文天祥词作时认为：“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王沂孙）、叔夏（张炎）、公谨（周密）诸公之上。”在评明代词时，指出：“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独文愍（夏言）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夏言）、剑南为近。”这里，赞扬了文天祥和夏言的风格。对于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词，王氏也分别以“旷”和“豪”赞之。遗憾的是，王氏与许多古人一样，没有详细地从语言运用的特点去分析词人的不同风格。只在评论史达祖词时，引用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中的话说：“梅溪（达祖）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又说：“刘融斋（熙载）谓：‘周（美成）旨荡而史（达祖）意贫。’此二语令人解颐。”仅仅根据史达祖多用“偷”字，就确定其品格，实在流于轻率。以上只代表一种看法。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卷二中，即认为梅溪（达祖）的词是“美成（周邦彦）复生”，张镃也以为梅溪的词超过了柳永而与周邦彦、贺铸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