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精神论文,关于深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6)03-0004-12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铸造了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辉煌业绩的精神支柱。开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用革命精神引领人、感染人、鼓舞人，是党史研究教育宣传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党史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伴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围绕其开展的研究始终不曾间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取得快速发展，形成了丰富成果。①但同时必须看到，作为一个重大的、专门的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孕育与形成，如何分析和凝练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涵，如何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质，等等。因此，无论从完善理论还是指导实践角度，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深入探讨相关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 任何精神形态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条件，它必然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精神与文化，并吸收和借鉴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孕育形成。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首先需要深入挖掘、清楚梳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根本上来源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在实践中通过感官活动接触事物的现象，并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达到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属于认识范畴，属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其最根本、最原始的来源，只能是革命实践。没有真实具体的革命实践，就不可能形成内涵丰富和形象生动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就来源于1927至1930年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革命实践，没有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就没有井冈山精神。 革命实践是革命精神发展的动力。实践不仅产生了认识的需要，而且不断为认识的发展提供条件和手段。革命精神的产生、发展离不开革命实践提供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例如，长征精神是在党领导红军历经磨难、饱尝艰辛，通过战略转移摆脱敌人“围剿”，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红军长征沿途所经过的雪山、草地等恶劣自然环境则为长征精神的孕育、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时空条件，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长征精神就不可能形成。 革命精神推动革命实践发展。获得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根本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用这种认识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来源于革命实践，其长期存在的根本价值也在于能够促进革命实践的发展。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是其中蕴涵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革命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如果没有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革命精神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革命实践与革命精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开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时要高度重视史实研究，尤其要重视开展党领导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研究，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史料，准确判断历史形势和把握历史脉络，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令人信服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这样才能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厚重感。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伴随革命实践一路走来的革命精神，从孕育、形成到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含的核心要素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革命实践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信仰的确立来自于理论的认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并树立了为之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这一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心所向体现了时代的变革要求，代表了历史的主流，预示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核心要素之一的“实事求是”，深刻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各方面。可见，无论是哪个时期，无论侧重哪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都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精神思想层面的生动体现。只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灵魂。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升华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虽然其中也有糟粕，但更多的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蕴含其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观念，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和价值理念。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凝练和总结而成，与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关系密切，可谓水乳交融。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⑤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⑥1940年，他又进一步强调，“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⑦。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⑧，要求“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⑨。 以爱国主义为例，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许多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仁人志士和抗击外敌、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他们或是开发和改造祖国河山，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或是英勇反击民族压迫和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或是积极改革弊政，励精图治，治国安邦，施利于民，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到了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危难境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反对封建统治者和买办官僚资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谱写了爱国主义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领导者，也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杰出代表。 (四)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吸收和借鉴了世界文明优秀成果 马克思主义反对那种把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社会同整个人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观点。无产阶级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是适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在吸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吸收和借鉴了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革命实践要成功，必须具备世界眼光。毛泽东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新知识”。1910年，17岁的毛泽东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事迹后，对同学萧植蕃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⑩之后，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等地，都主动接触西方译著，大量学习和吸收西方思想文化。1935年到达延安后，即使身居窑洞，毛泽东仍眼观世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1)，“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2)。毛泽东是利用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典范。 当年，很多革命家选择走出国门，前往异国他乡，直接感受和学习国外积极思想文化成果。陈独秀、李大钊都曾赴日留学。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就是由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老师河上肇翻译成中文的，文中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参照河上肇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人则是在法国勤工俭学，边工作边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法国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朱德在36岁时开始了欧洲留学之旅，并在德国柏林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回忆在德国留学经历时提到，“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13)刘少奇、刘伯承、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人则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地苏联学习。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苏联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8年，刘少奇在回忆这段学习经历时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14)可见，在国外学习和吸收的新思想、新理论，所见所闻的文明成果，对早期革命家确立信仰、选择道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使他们能用宽广的眼界和胸襟观察和把握世界发展局势，对中国革命实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十分注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为我所用。1956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向外国学习”，并要求“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5)。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6)可以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融合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明确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内涵，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特征，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基础。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开展的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但是，关于革命精神的内涵、分类和特征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梳理总结。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指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不断造就各种崇高革命精神的文明史。 认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涵，至少要把握好三个关系。 一是从精神主体上把握好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使得中国人民真正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拼搏，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既体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7)“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18)人民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必然也是革命精神的主体。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在抗日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抗战精神，其精神主体绝不仅限于中国共产党自身，而且包括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参与和支持抗战的全国各族人民。 二是从时间范畴上把握好革命与建设、改革的关系。长期以来，提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人们更多联想到的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革命精神中“革命”二字的局限，无法断定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精神是否算“革命精神”。实际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还是从中国革命实践来看，都可以明确“革命”是对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等多个阶段的90多年历史实践的总体概括，而不能将之仅仅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及其观念”(即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建设和改革也是革命。其次，从中国革命实践来看，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对象、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但革命的主体和最终目标始终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多次强调，“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20)由此，建设和改革都是革命的延续，是宏观意义“革命”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建设还是在改革过程中涌现的精神，都可以称之为“革命精神”。 三是从宏观上把握好革命精神整体与具体精神形态个体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各个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指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一个整体，它由若干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组成。每个革命精神形态又自成体系，有自身产生的历史条件、时空背景，有明确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尊重各个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之间的差异，发挥不同革命精神形态在不同时期面向不同群体的激励作用，又要加强整体研究，使多姿多彩的各个精神形态共同构成中国革命精神的壮丽画卷，丰富中国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分类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内涵丰富，形态多样，仅常见的革命精神形态就不下几十种。要对这些革命精神形态进行整体研究，首先要对其进行分类。划分依据不同，分类也各不相同。 根据革命精神形态主体不同，可以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划分为地域类、事件类、人物类等。地域类主要指那些以革命实践发生地命名并作为主要标识的革命精神，较为典型的有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以西柏坡精神为例，1947年至1949年党中央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期，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指挥解放战争，推翻蒋家王朝，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制定建国方略，这些实践都与西柏坡这一地域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实践中形成的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两个务必”等为主要内涵的革命精神，被称为西柏坡精神。事件类主要指那些以事件作为主要标识的革命精神，较为典型的有长征精神、抗战精神、抗洪精神等。例如，抗洪精神是指党领导军民在抗击洪水这一事件中形成的，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为主要内涵的革命精神。人物类主要指那些以人物(包括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为主要标识的革命精神，较为典型的有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例如，集中体现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身上的，以“‘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为主要内涵的革命精神，就被称为焦裕禄精神。 根据革命精神形成的历史时期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精神主要是1919至194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例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精神主要是1949至1978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例如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时期革命精神主要是1978年至今，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例如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革命精神，其形成发展、内涵界定、功能发挥等都有所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分门别类，开展专题研究。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基本特征 目前，对于各个具体革命精神形态特征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从整体上概括各个具体革命精神的共同特征还有待加强。各种革命精神作为一个历时长久、不断完善的精神合集，其区别于其他思想观点和宣传口号的共同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精神内涵具有高度概括性。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任何一种精神形态要想独立存在，首先要有明确的、区别于其他精神形态的内涵，而从教育宣传角度考虑，这一内涵还必须具有高度概括性。事实上，每一种精神形态都来源于长期的、复杂的革命实践，都具有丰富的、复杂的思想和精神要素，但这些要素不能全部成为其内涵，必须从中挑选最核心、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要素加以提炼，最终用简洁的话语进行表述，才能构成其固定内涵。 二是精神主体具有明确标识性。有人有事才有精神，见人见事才见精神。如果一种精神只停留在话语或词句表述层面，没有实践中的人或事做支撑，就不能形成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精神形态。例如，“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谦虚谨慎、努力学习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包含了爱国主义、奉献精神、敬业精神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但这些表述都必须统一于“雷锋”这一人物及其事迹，才会形成雷锋精神。 三是精神形态具有持久稳定性。精神来源于实践，但必须高于实践。精神形态一旦形成，应当是持久稳定的，其基本内涵不能随意变动。也就是说精神形态在形成自身概念、内涵时，既要立足于时空范围内的实践，又要跳脱出时空的局限，有一定的提升高度，能够涵盖核心理念，能够经受时间考验。如果其中的精神要素只是一时的口号，而这种口号只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适用，那这样的口号就不能独立作为一种精神形态。 四是精神效果具有向上引领性。从形成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其形成过程是凝练和升华的过程，经过升华的革命精神保留的是其中最能体现精神主体正面形象和优秀品质的一面，因此革命精神必然具有正面向上的特征。从效果和目的来看，学习研究宣传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根本目的是用以激励和引导全国人民奋发图强，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现代化国家共同努力，因此革命精神必须具有向上向善的正面引领性。例如，我们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就是要用红旗渠精神感召人民群众、引领社会风尚，形成一种不怕困难、知难而进、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用更饱满的热情、更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这四个特点也可以作为衡量一种精神形态能否纳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范畴的重要标准。 三、凝练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若干原则 当前常见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态，多数都具有明确内涵，但仍有少数缺乏相对权威固定的表述。为此，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加强革命精神的凝练和总结，一方面形成较为权威固定的内涵表述，另一方面凝练各革命精神形态的核心要素，为宣传教育夯实基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凝练和总结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渐进性原则：“由量变到质变” “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的或所承受的某种形式的运动的量发生量变的结果”(21)。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凝练和总结同样必须经历这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认识总是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深化，这就决定了革命精神形态内涵的概括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从现有多数革命精神内涵的概括过程来看，通常要经历一个由学界研究讨论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威表述的过程。以苏区精神为例， 2011年之前，关于苏区精神的内涵有多种说法。石仲泉认为苏区精神应当包含：“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执着追求；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22)郭德宏将苏区精神的内涵概括为“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为民精神；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加强监督，保持优良作风的廉洁精神；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进取精神”(23)。这些概括基本抓住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学界对苏区精神的研究成果，为更加权威的概括创造了条件。201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24)这一表述建立在充分吸收学界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体现了党中央对苏区精神的权威认可和政治定位，学术性和政治性兼而有之。由此，苏区精神内涵得以明确，并固定下来。 (二)独特性原则：“共性中寻找个性” 共性和个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缺一不可。各个具体革命精神形态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在于其精神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于其中蕴含的积极的精神因素，例如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爱国情怀、无私的奉献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等；个性在于其孕育形成的时间、地域和环境不同，在于其蕴含的具有独特性、代表性的精神因素不同，例如红船精神中的敢为人先、井冈山精神中的敢闯新路、雷锋精神中的乐于助人等。没有共性，就无法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这个整体；没有个性，就失去了具体革命精神形态存在的意义。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要凝练和总结那些尚未形成固定内涵表述的革命精神，就需要采取分析综合的方法。首先将与革命精神形态关系紧密的人物、事迹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挖掘整理出尽可能多的精神要素。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选出其中最具共性、最具代表性的元素组成精神形态内涵。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总结延安精神，就是先从延安整风、文艺座谈会、大生产运动等事件中挖掘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要素，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最终形成延安精神的主要内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三)核心性原则：“捉住主要矛盾” 每一个精神形态都有丰富的内涵，为了全面准确体现其精神要素，由多个层次、多个词语构成完整的表述，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从易懂易记、便于宣传的角度来看，多个词语、长句子显然不够简洁、有力。教育宣传过程中经常遇到有人反映，精神内涵表述太多、太长，记不住，也不便于传播。这就需要为每一个精神形态凝练出一个精神内核。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早有先例，我们一直强调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是如此。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族精神内涵丰富，既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也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但其中最核心的是爱国主义。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的综合体现，同样具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无私奉献等丰富内涵，但其中最核心的是改革创新。这一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理论观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5)推及一些革命精神形态，可以概括出以敢为人先为核心的红船精神、以敢闯新路为核心的井冈山精神、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苏区精神、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核心的长征精神、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延安精神、以敢于胜利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以勇于开拓为核心的北大荒精神，等等。当然，这样的概括仍值得深入研究或商榷，但探讨的过程也是深化研究的过程，是扩大宣传的过程，因此也是很有意义的。 四、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教育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26)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内涵丰富，形态多样，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财富和优秀教材。开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教育宣传，应以加强学术研究为基础，强化学理支撑，着力拓展教育宣传的方式和渠道，推动教育宣传机构协同创新，从而进一步提高其科学性和实效性。 (一)强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学理支撑 研究是教育和宣传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课题”。说它“老”，是因为这一词语在教育宣传领域经常见到、听到，常被人提及，常为人所用；说它“新”，是因为人们往往对这一词语“日用而不觉”，与其他领域或课题相比较，在学理上缺乏深入探讨和辨析。由此，导致部分研究成果学术性不强、学理性不够，甚至受到质疑。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首要的是加强其学术研究，强化其学理支撑，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当成一个专门的科学问题，全面、立体、深入、规范地开展研究。 就研究对象而言，宏观上应持续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涵与特征”“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以及“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等问题。微观视角，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革命精神的认识和思考”“各革命精神形态之间的异同比较”“各革命精神形态之间的传承和演进”等问题。 就研究范围而言，要妥善处理内涵界定与弘扬传承的关系。弘扬和传承任何两种精神，都可以延续到今天，但是研究革命精神的内涵及特征要形成时空边界，不能无限扩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各个精神形态之间有根本的共通点，是一脉相承的，但就具体某个精神形态研究而言，要明确时空边界，避免无限延伸，否则就会因失去独特性而丧失科学性。例如，井冈山精神的研究范围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其时间下限基本确定在1930年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苏区精神的研究主要围绕党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实践，其时间下限基本确定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长征精神的研究主要围绕党在长征过程中的革命斗争实践，其时间下限基本确定在1936年长征全面胜利。人物类的革命精神形态，其研究范围略宽，可以辐射到同时代及之后时代的有关人物及精神，但也不能跨度太大，仍需紧紧以当事人事迹和精神要素为核心。 就研究规范而言，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研究成果科学、权威的重要保证。要深入挖掘体现精神的事件、人物，把史实讲清楚、讲透彻。研究资料要以一手材料为主，传记、口述史料为辅，注重研究资料的相互印证和去伪存真。最终呈现的研究成果在注释、参考文献等方面要符合学术规范，在学界站得住、立得稳。 (二)提升教育宣传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教育宣传历时已久，尤其是在革命精神形态的发源地或相关行业、领域，通常被作为教育宣传的重点与特色。但在教育宣传的过程中，也经常遇到效果不佳、影响不深的问题。如何提升教育宣传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进而增强教育宣传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深化革命精神研究的重要课题。 提升教育宣传的科学性，就是要遵循教育宣传的规律。邓小平曾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7)这就强调要注意教育宣传中的对象、场合和时间问题。面对同样客体，不同主体会有不同反映；即使同样的主客体，如果时空环境发生了变化，教育宣传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教育宣传过程中，要关注主体特性，做到因人而异，还要注意时空变化，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宣传教育的话语体系、方式方法也要随之调整和变化，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提升教育宣传的科学性。以高校为例，面对普通师生，要着重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来源，使广大师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认清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信念；面对广大党员，要着重讲清楚当前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行动要求，用革命精神引领和鼓舞广大党员，自觉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创造新的革命精神。 提升教育宣传的实效性，要求不断拓展教育宣传的渠道和方式。首先，坚持把课堂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教育宣传的重要阵地和渠道，通过开设校本课程等方式将革命精神融入课本、课堂，让广大学生普遍接触和了解革命精神的主要形态和基本内容。例如，井冈山大学在校内开设“井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课程、赣南师范大学开设“中央苏区史”“红色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等课程。其次，充分利用革命历史纪念地、旧址(旧居)和纪念馆、博物馆等已有文化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嘉兴学院把新党员入党宣誓安排在南湖红船边，开展“参加一次党史报告会，瞻仰一次南湖红船，聆听一堂红船党课，重温一次入党宣誓，参加一次党员奉献日，做出一次先锋承诺”系列活动，使每个大学生党员都受到红船精神的感召。第三，充分利用歌剧、舞剧、话剧等艺术形式，增强教育宣传的艺术性和感染力。例如，井冈山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组织师生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西柏坡》等。第四，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扩大教育宣传覆盖面，增强教育宣传吸引力。例如，湘潭大学建立“湘大毛研中心”公众号，利用微信平台展示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成果。这些教育方式都取得良好效果，值得坚持和推广。 (三)推动研究教育宣传机构协同创新 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教育宣传工作分散在党史研究机构、高校以及纪念馆、博物馆等多个行业、多个部门，各有优势、各有侧重，但没有形成合力。2013年7月，教育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合作共建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以研究宣传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为主线，致力于构建教育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地方教育部门与党史研究部门的协同创新机制，建设党史和革命精神研究的高地、革命传统教育宣传的阵地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智库。首批在复旦大学、嘉兴学院、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延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八所高校设立研究基地。 这些研究基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革命精神研究，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在研究规划和研究选题上优势互补。在规划研究方向和项目选题时，既瞄准国家急需和社会需要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立足自身地域特色和研究优势，不断夯实原有研究基础，形成优势互补。二是在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方面协同合作。机构间开展互访互学、互帮互助，通过访学交流、研讨培训、继续深造等多种途径，加强各机构间队伍建设方面的协同合作。三是在加强教育宣传方面互相借鉴。各机构尤其是各高校在开展革命精神教育宣传方面形成很多特色做法，有的将教育宣传与党员教育结合起来，有的将教育宣传与艺术教育结合起来，有的将教育宣传与干部培训结合起来，有的将教育宣传与服务地方发展结合起来。实践证明，这些做法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影响广泛、行之有效。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政治优势，对于推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这些革命精神又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精神动力。我们要牢牢把握科学性这一中心，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强化学理支撑，不断提高教育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注释： ①仅笔者所见，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这一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已有多部，例如《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马新发、雷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引领时代前行的永恒动力——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杨少华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组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篇)》(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组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巡礼》(唐正芒主编，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而在中国知网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为主题进行检索，可以得到6000余条检索结果。以具体革命精神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更是数量庞大。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④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⑧《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⑨《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页。 (13)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10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7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1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1、113页。 (20)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22)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3)郭德宏：《苏区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4)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1月5日。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26)《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