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国外研究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国外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社会整合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从某种角度上说，社会整合的研究就是为了因应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断裂”问题。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国外的研究者遵循着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两条研究路线，分别形成了宏观的系统整合理论和微观的个体整合理论。本文运用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国外学者对社会整合的研究背景、阶段与代表性理论，分类归纳了社会整合的检验指标与实现机制，力图展现该论题的整体研究图式。结合文献梳理的成果，本文在总结国外社会整合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内同类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启示。
分化与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双重逻辑。现实世界的长久分化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每一次跨越，都伴随着分化的强劲步伐。但是，社会分化并非解释社会发展的唯一模型，“分之必合”、“分合均衡”才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铁律。与具有自然驱动力的“分化模式”相比，社会整合更需要人们及时的经验总结与主观构想。在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瓦尔德(Lester Frank Ward)眼里，“人类分化的历史已经有差不多15万年了，整合也有差不多5万年了”①。换言之，社会整合在时间上晚于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理论建构的时间则更晚。直至19世纪末，社会整合才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廓清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整合的研究脉络及其理论发展，对于审视客观世界和厘清理论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整合的理论起点与范式集成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工业化的扩展，19世纪的欧洲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分迅速从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社会秩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会整合的理论需求尤其迫切。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断裂”在催生社会学学科的同时，也将整合的主题植入到社会学理论的母体当中。西方社会学的创始者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整合”的概念，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触碰了这个主题。孔德的“社会内聚力”思想、马克思的“阶级社会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都内含着这种理论关怀，但是只有在涂尔干这里，社会整合的概念才得以形成；到了帕森斯这里，社会整合才成为解释社会变迁的重要范式。
(一)涂尔干的非契约性社会整合理论
涂尔干(Durkheim Emile)的社会整合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可以说，他是思考“分工与整合”平衡关系的第一人。他思考的开创性意义在于“深刻地意识到应该在不同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各种社会整合原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②。真正刺激涂尔干做深入思考的是，紧随劳动分工出现了“混乱、利己主义、缺乏合作、强迫性劳动分工”③等等反常的、乃至病态的分化后果，他力图对这些反常现象开出理论药方。
涂尔干所处的社会，变迁激烈而动荡，规则混乱而无效，这促使他决心从社会固有的准则和传统中寻求整合的答案，以促成“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这决定了他理想中的社会整合只能更多地依赖“非契约性关系”，例如道德的历史纽带和集体情感。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就认为：“理解涂尔干社会整合的关键就是劳动分化和道德提升之间的内在关系。”④除了强调道德在维系社会团结中的作用，涂尔干还重视共同情感的纽带作用，他认为：如果不能定期维护和重申那些可以形成社会统一和人格的集体情感，社会就将不复存在。因而，必须借助(宗教或政治的)庆祝仪式、聚会、集会和会议、教育等形式，重塑人们的共同情感，将人们紧密地围拢在一起。
因而，涂尔干的社会整合发生在这样的情境之中：(a)个人的热情被共享的文化象征所调控；(b)个人通过仪式和互相加强的姿态产生集体归属；(c)行为被规则和合法的政治结构管理和协调；以及(d)不平等应该符合人才分布的情况。⑤。这种社会整合概念聚焦于“文化、道德、教育、宗教”的联结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非契约性”特征。
(二)帕森斯的宏大社会整合理论
上世纪30、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中构筑了宏大的社会整合理论。在将社会划分为四个子系统的基础上⑥，他提出了解释社会行动的结构功能框架：A-G-I-L框架(A，adaptation，适应；G，goal attainment，目的达成；I，integration，整合；L， 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维持)。⑦适应主要由经济系统来完成(媒介为货币)，目的的达成依靠政治和制度系统来完成(媒介为权力)，整合以社会系统内部关系协同为基础(媒介为互相影响)，模式维持则依靠文化价值系统(媒介为价值规范)。在帕森斯看来，社会存在的意义总是先于行动，行动应该从系统中寻求合理性。因而，社会整合就是“调整和协调系统内部的各套结构，防止任何严重的紧张关系和不一致对系统的瓦解”⑧，从而维持或改变一个社会系统诸力量的平衡。
帕森斯强调整体而批评功利主义的“原子论”，他认为整体的特性不仅仅在于各个部分的组合，一旦有机整体的某一部分同整体分开，它就失去了原来的本性。因而，他批评“欧洲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因素强调个人的分离性，其结果是抑制了对行动理论的某些最重要的可能性的深入探讨，即与体系中诸目的的整合有关的、特别是那些涉及多数行动者的可能性”⑨。他的整合理论就是以子系统为分析单位，主张渐进而平缓地维持系统均衡。
可以讲，首先提出社会整合概念并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当属涂尔干，但是真正将社会整合提升为一种理论范式，来解释社会变迁的集大成者则是帕森斯。虽然帕森斯提出的“理论所带来的无尽迷惑比其本身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⑩，但是此后，这种理论要么成为理论推演的依据，要么成为批判的对象，人们无论是否同意帕森斯的观点，都不可能回避他的理论。在帕森斯之后，社会整合的理论主要沿着两条线索继续发展，一是继续沿用帕森斯宏观的体系架构，从抽象意义上对该理论进行修补和完善；二是引入经验研究方法，通过数据统计、样本调查等形式，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微观研究。
二、理论探索与经验主义：社会整合研究的两种路径
帕森斯构建的高度抽象和宏观的系统整合理论，开启了社会整合研究的新时代，其抽象的思辨和形而上学的推演，几乎占据了二战以后到上世纪6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但是60年代以后，这种宏大的整合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判。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内，理论探索和经验主义时而并行不悖、时而交叉运用，共同促进了社会整合理论的发展。
(一)后帕森斯时代的社会整合理论探索
与帕森斯高度聚焦系统和行动的视角不同，在强烈的批判过程中，一些学者试图调和“宏观主义”与“微观主义”的联系。洛克伍德、卢曼、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就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进了理论的发展。
1.洛克伍德的“系统/社会”整合二分理论
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与帕森斯一样，认为社会学必须解释矛盾出现的情况，而社会秩序始终存在，但是他认为高度秩序是不可能的。他同样是功能主义的捍卫者，所不同的是，他挖掘了社会整合的具体意义。他将整合划分为“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两种，前者“关注的是组成社会系统的社会单元之间的关系，后者重点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或有序或冲突的关系”(11)，更确切地讲，前者关注的是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协调，后者关注的是个人如何融入社会。而前者正是帕森斯社会整合理论的主要内容，洛克伍德将具体的整合从抽象整合的框架中区分开来，赋予了社会整合研究以新意义。
2.卢曼的“系统自为”社会整合理论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同样是社会系统理论的信徒，他主张以“系统”为单位来分析社会。但是与早期社会学家们强调集体情感、共同规则和秩序优先的理论不同，他开始从个人对于功能次系统的期望和“要求”出发，以“纳入/排斥”为基本区分来研究这一问题。他同样将人类世界的整合做了“系统/社会”的区分，但是分析焦点却放在个人自我制造和系统的满足上。他认为，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独立逻辑，必须紧紧依靠自己的观点观察其他系统的运作，整合产生于自我生成系统的反应。这样，个人和独立的系统都不需要一种强加的秩序。但是这样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会导致要求的个人主义，并进一步造成“要求的通货膨胀”，为了满足个人的社会整合，就可能危及到社会的系统整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卢曼作出了“出现一个新的、以纠正社会排斥为自己功能的社会系统”的猜想。(12)。
3.哈贝马斯的沟通整合理论
在哈贝马斯(Habermas Jürgen)看来，洛克伍德的“系统/社会”是一种整合二元论，前者是一种“外在者论” (externalist)视角，主要是由观察者从外部观察社会整体的融合，后者是一种“内在者论”(internalist)视角，主要是观察行为者和参与者如何融入社会的过程。二者分别强调作为系统存在的意义和作为个人存在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应该将社会学界线两侧的经验世界和主观世界整合起来。因此就“需要个体与客观世界(环境和事件)、社会世界(人际关系)和主观世界(实际经验)中产生的东西保持一致”(13)。他力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具体的方法就是将社会整合与“由规则保障和(或)沟通达成的一致”关联起来，将系统整合与“超越了行为者意识的个体决策的非规则性调节”链接起来。(14)意即，社会整合必须以行动者的参与和沟通不断产生的一致为前提。在哈贝马斯看来，并不存在一种先赋的一致性。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实践理性脱离了传统文化和历史因素，才导致社会整合的失败。因而他提出交往理性方法，通过文化、历史与现实环境的沟通，来达成理性的而非强加的一致。
4.吉登斯的时空整合理论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同样力图超越社会学研究中主客观的划分，但是他在借用洛克伍德的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理论时，却在形而上方面比帕森斯走得更远。在他看来，社会整合以个体在实践和空间的共同在场为前提，系统整合则涉及在时间与空间方面都相去甚远的行动者和集体之间的互惠(reciprocity)。(15)现代性的断裂，其实就是时空矛盾在特定区域的体现，“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全球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16)，换言之，行动者的冲突原因在于传统的经验世界滞后于现代性的空间扩展。为了解决时空延伸所带来的秩序问题，吉登斯开出了通过建设“适应于”时间和空间的制度药方。他认为，“只有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和再定序”(17)，才能实现整合。其理论实质就是通过新要素的注入不断提升时空整合的程度。
(二)后工业社会中社会整合的经验研究
结构功能主义的推崇者们虽然力图维持宏观主义与微观主义的平衡，但是大多在形而上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留下了缺乏实证支撑和经验论证的诟病。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经验主义的指引下展开了对宏观理论的验证与批评。
1.从系统到类别：社会整合研究的具体化
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社会整合的研究纷纷从抽象的窠臼中走出，更多地转向对具体领域或个体社会整合的关注，出现了许多分类整合的研究。
第一，特定群体的社会整合成为主要研究对象。上世纪60、70年代，学者们主要关注工人的社会整合、中产阶级的整合、进城农民的整合、老年人整合、贫困群体整合、商人的社会整合、种族特别是黑种人的整合等内容；80、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移民时代”，超过1亿人口自愿或非自愿地生活在国外，移民能否适应新的生活以防止冲突、维护社会和谐，激发了学者进行社会整合研究的热情。因而，移民的社会整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二，不同区域的社会整合被应用于理论检验。不同空间的社会整合有着不同的环境和背景，这自然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兴趣。继美国社会学者安吉尔(Robert C.Angell)40年代末进行了城市区域的社会整合研究之后，希恩(J.Brian Sheehan)以政治民族志的形式考察了波士顿市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的整合，被誉为美国城市社会学的模板；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整合研究也较多地出现在了社会整合研究的文献中，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哥斯达黎加等的社会整合进入了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全球化引发的欧洲国家的社会整合问题，正越来越多地反映到研究领域之中。
第三，失范行为仍然是社会整合研究的重要主题。社会整合的研究始于对社会反常行为的关注。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整合仍然被用来解释或应对重大疾病、精神疾病、药物滥用、道德、违法、自杀、离婚等社会失范行为。特别是90年代以来，研究社会失范行为与社会整合关系的文章几乎占据了研究文献的七成以上。
2.从宏观到微观：社会整合研究方法的转变
帕森斯以后的社会整合研究，大多避免形而上的方法论，在微观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致使数据统计、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等研究工具几乎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数据统计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整合研究。例如，在研究“离婚与社会整合”关系的过程中，布斯(Alan Booth)等对“2033个55岁以下已婚人士进行了电话采访”，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社会整合并非始终对离婚有负面影响”的结论。(18)在研究“邻里关系和社会整合”的主题时，坎贝尔(Karen E.Campbell)等调查了690名个人，发现“被很好整合进社会的人一般在邻居中有着广阔的社会网络”(19)。
其次，比较分析也是社会整合常用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乌干达社会整合的著作中，雅各布森(David Jacobson)选择了100个精英阶层和100个非精英阶层(低收入职业阶层)的男性样本，对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交往成本、语言、教育背景、住房和生活方式等差异阻碍了跨越群组的整合。精英中的友谊是沿着年龄和职业分布的，非精英则是沿着种族背景形成的。”(20)在研究商人群体的社会整合时，麦休尼斯(John J.Macionis)对不同规模的社区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小城镇，被调查的商人们更愿意加入志愿性组织，因而就更能整合到社会中去。较小社区的商人比大社区的更能整合”(21)。
再次，历史方法也是社会整合研究喜欢用的工具。要测量社会整合的指标，除了横向比较外，纵向的历史比较和经典时期的案例分析同样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达芙妮·恩蒂瑞(Daphne W.Ntiri)就考察了殖民时期和现代非洲的语言对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影响，认为“语言最终是一种决定社会秩序和被社会秩序决定的社会建设，是一种社会变迁和社会整合的关键因素”(22)。戴维德黑泽尔(James Davidheiser)考察了1871年以来的历史，认为移民的增加带来了整合问题，在考察了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小城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历史后，提出“回归到实验启发的课堂，能够传达更多符合现代欧洲的准确途径和更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我们身边的欧洲整合”(23)。
尽管在整个20世纪的社会学研究中，抽象的理论仍然占据优势，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对社会整合的关注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微观主义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三、社会整合的指标萃取与实现机制
在帕森斯以后，社会整合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理论意义的描述让位于实践经验的探索，人们从不同的研究立场出发，加强了对社会整合指标和实现机制的研究。
(一)社会整合的两类指标
社会整合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社会整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如何衡量呢?国外的研究大致从正反两方面界定了社会整合的指标(见表1)。
团结/分裂：将社会整合视为社会团结的鼻祖是涂尔干，在涂尔干那里，社会团结被划分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种，前者是指“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同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后者则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此后，很多研究将社会团结程度视为衡量社会整合度的重要指标；分裂或解体则是社会整合失败最直观的表现，因为随着“行动者被各种角色分化，分隔了彼此，感情也被疏远”(24)。自杀就被作为社会解体的一个指标，显示着社会整合失败的程度。
忠诚/敌对：忠诚被看做是衡量社会整合的正向指数，敌对意识则相反。有学者认为，在农业社会这种简单的社会形态中，也不缺乏社会整合(25)，因为一个原子化的社会结构并不排除人们之间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存在各种各样的志愿性忠诚，社会中的个体“可能借助他人的帮助达成自己的目标，就是你帮助我完成我的工作，我帮助你完成你的工作，而非有一个固定的团体一起来从事某种事业……行动出于个人的自由裁量”(26)；与此相反，敌意、冷漠、排斥则代表着整合的负面情况(27)。
适应/反常：有些学者直接把社会整合定义为“适应日常社会条件的能力”(28)，对个人而言，社会整合的理想状态就是“减少孤独、反常状态，提高自尊，增进健康，增强健康资源和选择，提供社会支持”(29)。至于反向指标，在涂尔干那里早就有了经典论述，除了他所关注的自杀、强迫劳动等问题以外，后来的学者还陆续补充了离婚、精神疾病、药物滥用、退学(例如有学者就认为大学生在不充分整合或继续保持与大学格格不入的价值观的情况下，更可能退学)(30)等反常现象，作为描述社会整合失败的指标。
认同/排斥：社会整合通常被认为来自密集的社会交往并且激发强烈的有意义的生活的共同情感、认同、支持和顺从。(31)认同被视为社会整合的最基本表征，社会成员之间或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吸引和相互认同越高，社会整合度就越高，排斥则反之。因为“一个团结的群体就是其成员对于彼此有强有力的社会吸引力”(32)，意味着个人对一个群体的参与和认同的程度(33)，以及对于与构成他们现实社会世界的他人的共同事务的感受程度，和对社群与社会的归属程度。(34)关于排斥，史蒂芬·迪杰斯特拉(Steven Dijkstra)就指出，社会整合“从反面说就是社会排斥”，社会孤立就代表了社会整合的失败。(35)
以上四组指标显然并不涵盖衡量社会整合程度的所有项目，但是却是最直观、最必要的项目。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指标还存在着可以被同义术语替代的可能，例如“团结”在很多研究中被替换为“联合”、“联盟”；“认同”与“吸引”可以换用，而“排斥”则与“孤立”、“不兼容”等具有同等语义。
(二)社会整合的六种主要实现机制
无论是要达成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还是维持社会的和谐，都需要一定的实现机制。关于如何实现社会整合，国外的研究也一直存在着多元的解释。其中得到学术界认可的，主要有六种(见表2)。
一是沟通交往机制。通过沟通实现社会整合的最初提倡者是哈贝马斯，他注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系统之间的“自为逻辑”越来越被强势媒介所僭越，例如金钱和权力已经溢出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操纵了社会整合的媒介，由此导致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丧失。只有“基于交往理性的主体间商谈和人际沟通可以达成共识，进而可在多元互动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同一性”(36)。自哈贝马斯提出沟通交往理论之后，这种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多。有学者的研究就表明：“如果社会交往缺乏的话，破坏性力量就会增长。”(37)大量的文章将社会整合作为测量社会交往能力的指标，认为社会交往有利于提升社会归属感和社会整合度。(38)
二是规则整合机制。涂尔干是非契约性规则整合机制的倡导者，他将传统文化、宗教、教育等规则视为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在他之后，很多学者也加入到这一阵营。他们主张“能够在我们文化中产生各种功能性团结、一致和整合的社会变化，将会减少个人的和社会的冲突以及解体”(39)，甚至认为“整合指的就是在文化上与环境内在一致、协调和和谐的图景”(40)。道德整合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的角色被神圣的传统合法化从而具有高尚的道德时，他们就能形成凝聚的群体。”(41)通过宗教、共同情感、教育实现整合的研究就不胜枚举了。与涂尔干主义不同，一些研究者开始重视契约的整合作用，吉登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从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组合来解释社会整合，指出社会的整合就是“考察现代制度是怎样‘适应于’时间和空间的”。(42)通过赋予平等公民权和制度扩散(institutional dispersion)(43)实现个体对主要空间的参与，也是一些学者推崇的整合机制。
三是利益整合机制。关于利益整合机制的探讨虽然不多，却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机制。它几乎被用来作为实现整合的一种前提条件，例如在探讨家庭整合问题时，有学者就认为“家庭作为一个单位，要在考虑到个体成员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共同目标”(44)；研究印度社会整合的乔希(P.C.Joshi)等主张“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过程整合到新社会的愿景中来”(45)；研究工会整合功能的福姆(William H.Form)等将“提供工资和经济安全”作为工会的第一位功能(46)；研究移民问题的克莱因(Herbert S.Klein)等发现，一些移民“为了将来的经济利益放弃族群认同，转而整合进西班牙社会”(47)。巴巴利特(J.M.Barbalet)则认为社会整合不单单是获得平等公民权这么简单，最重要的部分是通过大众化生产满足人们的共同需求。社会整合从情感氛围和爱国情操蔓延到物质享受。(48)
四是交换整合机制。由于人生存在社会中，如果要被社会成员接受，就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与期待，遵守所处环境的规范，因此人的再生产总是存在于具体世界中的历史个体的再生产。(49)这其实反映了一个相互交换的过程，即：整合发生在这样的条件下，交往中的角色将交往手段视为对自己的一种奖赏。研究表明，人们将忠诚视为组织为他们提供保障、安全、身份和威望的回报。(50)就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一个能够为其他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社会成员，会自动放弃防御倾向，换取个人权威。当他为群体成员达到了重要目标，别人就会自觉为其效劳。(51)这样整合就成了个人忠诚与组织保障或个体支持之间的交换，交换也因而成为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渠道。
五是社会参与机制。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认为社会整合就是(移民)个体与接受他的社会的主要空间的联系和参与(52)，换言之，加强与所处社会的联系和参与是社会整合的机制。“个体对集体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参与”(53)，其角色越多，表明社会整合和社会联系度越高。一个有趣的研究是，已婚人士被鼓励关注家庭，因而对其他社会的参与就会减少，从而减弱了社会整合。(54)除了加强社会联系以外，“人们通过在志愿组织中寻求与他人常规化的、固定的加盟联合，从而形成对过度流动性社会结构的一种防御机制”(55)。
六是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控制是应对社会过度分化或流动过快的一种机制，“它通过对社会资源支出的控制，促进社会成员充分发挥其角色”(56)，因而有利于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从反面来说，“基于科学规划基础上的理性和控制会将社会摩擦降至最低”(57)。总之，合理的社会控制在形成社会服从和减低社会冲突上发挥着重要功效。
上述六种机制是国外研究中较多出现的机制，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在特定领域和时间发挥整合作用的机制。例如冲突，冲突论者认为没有内部的整合就无所谓与其他实体和组织的冲突，同时，外部压力的介入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诸如此类的理论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其适用性受到较多的局限，因而作为整合机制并不被学者们广泛接受。
四、国外社会整合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整合理论，自一开始就背负着应对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分化的使命。基于研究立场的不同，有人关注社会秩序，有人关注个体生存，他们都为社会结构现代化和个体自由提供了许多可行的方案和策略。
在100多年的研究历史中，对社会解体和价值塌陷深深忧虑的、扎根在西方文化土壤中的社会整合理论，表现出与我国同类研究的不同特点。首先，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世界，社会整合研究更多的是从维护个人自由、提高个体对社会适应力的角度人手的，因而关注个体身心整合(如生活满意度、离婚率)和个人对社会的适应性整合(如移民、教育)的研究远远多于宏观理论研究。其次，在批判宏观理论的基础上，西方学者更加重视微观研究，并且乐于继承涂尔干对社会反常行为的研究兴趣，因而在研究内容上，人们对社会具体领域特别是反常行为(如离婚、精神病、犯罪)的研究要多于对理想秩序的研究。再次，国外社会整合的研究经历了“概念提出—理论构建—理论检验”三个阶段，越到后来，理论检验的研究越占据主导地位。尤其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学者的学科领域意识十分强烈，进行社会整合研究的学者，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领域，其研究也很少超越社会学的边界。
国外对社会整合的研究对我国同类研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其研究导向上的“个人中心化”虽然带有西方传统的文化价值，但是其在发掘人性的意义和提升人的地位方面所做的努力却值得我们学习，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是单向追求社会秩序的实践，同时也是“尊重人、重视人、服务人”的一种理念更新过程。其研究方法的微观主义、问题剖析的精湛艺术，更容易使人们接触到社会运行的具体结点，找出问题的根源，形成有针对性的对应方案；其严格的学科意识，促使其将“解决问题”的努力投注在社会系统而非其他系统，因此，社会力量、传统价值等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既增强了学科研究的针对性，也有益于社会组织的成长。这些都是国内学者需要认真学习和把握的，国内的同类研究大都以“社会秩序”为研究中心，往往忽略了个体对社会变迁适应的能力；大部分言之泛泛，“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混用，不知问题所指，忽视了对社会力量的重视，这是需要认真检视和反思的。
总之，国外社会整合的研究，是其传统文化和现实境遇共同发酵的结果，是应对本土社会变迁的“药方”，如果我们拿来就用未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良反应。但是，应该承认的是，它为维护个体尊严和社会稳定做出了深刻的注解，其理论形成的事实依据和求慎求解的科学态度，以及所展示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意义，是我们需要借鉴和保留的精神财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汲取这些有益的学术养分，对于中华文明的积淀和现代化的实践都是十分有益的。
注释：
① Lester F.War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No.6(May,1903),pp.721-745
②[法]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20世纪的历程》，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③Durkheim Emil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1893) ,New York: Free Press edition,1933,pp.353-410; Durkheim Emile ,Suicide(1951),New York :Free Press edition,1966,pp.145-240.
④ Jonathan H.Turner,“ Emile Durkheim's Theory of Integration in Differentiated Social Systems ”,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Vol.24,No.4 (Oct.,1981),pp.379-391.
⑤ Durkheim Emil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1893),New York :Free Press edition,1933,pp.353,374-395.
⑥即有机体系统(指系统生存的环境)、行动者系统、社会系统(社会的规范性制度和行为准则)、文化系统。
⑦ T.Parsons,“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In T.Parsons et al.(Eds.),Theory of Society,New York :Frese Press,pp.30 -41.
⑧[美]安东尼·奥勒姆著：《政治社会学导论》，葛云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⑨[美]帕森斯著：《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⑩Nicos Mouzelis,“Social and System Integration:Habermas' View”,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3,No.2(Jun.,1992) ,p.284.
(11)D.Lockwood,“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n G.K.Zollschan and W.Hirsh (ed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London,Routledge,1964,pp.244-256.
(12)关于卢曼的理论，参见：周志家：《社会系统与社会和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整合观探析》，《第四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2006年，或参见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网站：http：//soc.xmu.edu.cn/ShowKXYJDetail.asp? id=74。
(13)[法]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20世纪的历程》，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
(14)Jürgen Habermas,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English translation by Thomas McCarthy,Boston :Beacon Press,1984 :110-119
(15) 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Polity Press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1984,pp.373-380
(16)(1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
(18)Alan Booth,John N.Edwards,David R.Johnson,“Social Integration and Divorce”,Social Forces,Vol.70,No.1 (Sep.,1991) ,pp.207 -224.
(19)Karen E.Campbell and Barrett A.Lee,“Sources of Personal Neighbor Networks :Social Integration,Need,or Time?”,Social Forces,Vol.70,No.4 (Jun.,1992) ,pp.1077-1100.
(20)David Jacobson,Itinerant Townsmen:Friendship and Social Order in Urban Uganda,Cummings Pub.Co (Menlo Park,Calif) ,1973.
(21)John D.Photiadis,“Social Integration of Businessmen in Varied Size Communities”,Social Forces,Vol.46,No.2 Dec.,1967),pp.229-236.
(22)Daphne W.Ntiri,“ Africa ’s Educational Dilemma Road- blocks to Universal Literacy for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hang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Vol.39,No.5(Sep.,1993),p.358.
(23)James Davidheiser and Gregory H.Wolf Source,“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Germany:The European Union,the Euro,Immigration,and the School System”,Die Unterrichtspraxis/Teaching German,Vol.36,No.2 (Autumn,2003) ,pp.14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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