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当代化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化与论文,当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时空向度看“当代化”和“民族化”
一切事物都有其时空存在（运动）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亦如此。而“民族化”与“当代化”，就是这一进程固有的不同向度的存在（运动）方式。
（一）当代化是一个历时性范畴。“现（时）代”的历史阶段从16世纪算起，“当代”虽属于现代阶段，但更为接近于眼前。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现代性”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用来观察、研究和解决“当前”的问题，并由此形成新的理论观点，那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当前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属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它的当代化。
（二）民族化概念主要是同空间性相联系。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历时性相区别，民族化（例如，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情况相统一的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等等）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被运用于不同民族范围的实践。在这种场合，着眼点主要在不同民族空间范围内所出现的共时性差异。
一个民族的共产党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发展问题时，能够创造出成功经验，经过理论概括，便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谁要照搬别人的经验，或者强制别人照搬自己成功（或自认为是成功）的经验，历史给他们带来的往往是挫折和失败。
“当代化”和“民族化”是人们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普遍存在的向度。前者要求抓住当前时代的特点，后者要求抓住本民族的特色。脱离时代实际和民族实际而空谈理论，是二者共同反对的。当代化和民族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两个本质特征。
二、“民族化”与“当代化”不可分割
两个“向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没有“当代化”的视野就不可能在“民族化”的把握上真正“到位”。
就20世纪中叶的中国民主革命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极为成功的“民族化”范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以“当代化”的眼光来把握真正的中国特点。
《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在中国，民主革命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在性质、领导力量、对象和任务等等方面都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不同。而这些不同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决定的，而这个中国历史特点的把握又首先取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时代特征的变化之把握。换言之，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毛泽东指出：“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发展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然后，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一战”和十月革命如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由于这种划分，人们认识到：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可以说，没有当代化的眼光，便不可能有这样的中国化（民族化）的分析。
第二，为了达到“当代化”，也离不开“民族化”。
不从“民族化”入手，“当代化”就无从获得其“载体”。大家知道，列宁主义使马克思的学说在20世纪初获得新的发展，是使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第一个典范。但是，这一“当代化”难道不正是从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入手的吗？
列宁实现了“当代化”，就第一次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化”这个问题上的局限（见下文），并在被卷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中掀起了“民族化”的浪潮。
最后，从“民族化”与“当代化”的相互关联中，还应当认识到：真正通过“当代化”而达到的“民族化”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都必然同时具有把“当代化”与“民族化”结合于一身的品格。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苏共内部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之间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之争中，双方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斯大林仅仅把列宁主义界定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固然揭示了列宁主义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当代性），但是斯大林用它来同争论另一方——季诺维也夫所强调的列宁主义的民族性，即把列宁主义界定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就欠妥当了。针对这场争论，龚育之指出：“对列宁主义的定义，应当既看到时代的变化，又看到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情况、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应该把这两点都突出出来。”
三、马克思、恩格斯不提“民族化”的原因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很难找到“民族化”的论述，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拒绝“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有关。
所谓“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是指一些空想主义者企图说服富人，搞共产主义移民区，建立示范榜样。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某些知识精英头脑里的理性产物。没有巨大的物质生产力，没有普遍交往的社会关系，没有体现普遍交往的个人，就谈不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是全体人类的解放。解放要靠革命，不是靠“说服”。而在资本主义这个“世界历史性时代”，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可能胜利。
恩格斯随后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对上述观念做了更为通俗和具体地解说：“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
就哲学认识论层面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命题本身指的是，人们运用理论原理于实践时，原理应当是我们研究事物的指南，而不是“现成的公式”、“标签”。这个思想方法论问题似乎有别于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问题。
但是二者又是有关联的：前者是把辩证唯物的思想方法论应用于一个民族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即使理论获得这个民族的特点，同时也因此而成功地改造了它的对象。所以它的前提是：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或几个民族国家获得胜利。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发生论则排斥这个前提。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难以找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提法。
四、十月革命的“当代化”为“民族化”开辟了道路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龚育之）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就是这一结合的产物。“当代化”之所以必要，因为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半个多世纪里，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若干变化：
1、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
2、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的斗争变得比以前更为激烈，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3、由于上述的原因，在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下， 一个本来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十月革命冲破了资本统治的最薄弱环节，夺得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的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使之站稳脚跟。
列宁看到了当前时代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学说夺取十月革命胜利。这就有了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列宁主义作为时代特征的普遍性又必须与特殊性相结合。就是说，体现新时代特征的十月革命之理论和实践，必须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国家。这就使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的（俄国的）特色。换言之，十月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是考虑到时代的特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条件下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有了社会主义苏联之后，它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要取得成功，也必须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国情和民族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民族化的第一种形态。
列宁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成功运用，然后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就最初的关系说，“当代化”是“民族化”产生的前提。
五、中国共产党为达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理论自觉而努力
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由自发到全党的理论自觉的过程。原因在于：
第一，马克思主义从起初作为“外来的”理论变成能够同中国国情相协调，进而产生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统一的中国化的理论和政策，往往要经历一个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过程。
第二，共产国际在运动是否需要“民族化”这个问题上长期缺乏明确的认识。
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共产国际是集中组织，它与各个国家的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的决议是必须服从的。当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能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实际上是斯大林为首的前苏共领导）所理解时，“中国化”的阻力是非常大的。然而对阻力的斗争却又大大促进了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自觉。
革命的挫折，固然首先要从党自己的不成熟去找原因，但是，它也同“共产国际”对其属下支部的领导方式密切相关。遵义会议前党的实际主要领导人之一博古在延安整风时期的笔记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博古在笔记《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1943年9月）中这样反省自己：
“一、路线问题。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
我不想推诿责任，但是基本的路线是‘共产国际’路线。文件犹在，当可作证。……七大前的国际是集中组织，决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注：黎辛，朱鸿召，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59.）
博古强调“七大前”的“共产国际”是集中组织，是因为由于季米特洛夫1934年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之后，开始向斯大林提议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他的提议也从反面说明，博古所说的情况是存在的。1934年5月1日，季氏对斯大林说：“我觉得共产国际的人有点‘思想混乱’。”7月1日，他在《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提出：“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六十五个支部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博古的整风笔记加上季氏的建议，充分证明了一点：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如此背景下的第一、二次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想要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的阻力是何等的大！
由于共产国际开始改进自己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前中共在长征路上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有一年多，长征途中通过遵义会议的思想路线斗争使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特别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做法获得了党的领导层大多数人的接受……这一切因素的综合促成了中共在结束长征之后，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公开而明确地提了出来。而且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六、延安整风中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展开的两个论争
延安整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产物毛泽东思想被全党接受。但是这经过了一番思想理论斗争。其中，关键性的是两个争议。
（一）国际主义绝对排斥民族化吗？
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国际主义”根本对立起来，是王明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方法。他在《中共50年》中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学说。”（注：王明．中国50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7.）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种国际主义性的学说就不能同时是“民族的”，不能使之“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际主义性质来源于它的现代性。现代资本主义开拓了全球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与此过程相适应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当然也是国际性的。
马克思的思想诞生于现代资本社会，而又超越资本及其现代性（它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对立面，马克思主义代表各个民族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自然也必须是国际性的。
另一方面每个民族国家因其人民的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便是阶级性相同的意识形态也同时会在许多方面带有本民族的特色。所以一种学说具有国际主义性质，也不排斥它同时具有民族的特性。问题只在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国际主义性质的学说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会具有民族的特色？这是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举例来说，当弱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时，前者的共产党员不但是国际主义者，同时又必须是保卫自己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者。这一点，作为被压迫人民利益捍卫者的马克思当然不会否定。
马克思本人无法预见到：在十月革命开创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成为推进马克思学说根本途径。这一点，我们不应苛求于马克思。
（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有的吗？
问题在于如何解读“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抽象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存在于我们行动中的指南。那么它本身就始终是理论与实际、普遍与特殊、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结合体。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实践理论，其普遍真理的内容总要与某个民族国家实际相结合，总要采取具体的、特殊的民族形式。在既反映当前时代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当代的运用，而又各自具备本民族特殊形式的意义上，列宁主义就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同理，从上世纪毛泽东思想到当前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有的？
七、要害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揭示了王明反对“民族化”的“要害”是把马克思主义抽象化：“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C].长春：东北书店，1948,928.）
“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割裂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与实际、普遍与特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导致割裂的原因有二：一是基于认识片面性产生的。例如，斯大林只讲列宁主义的当代性（时代赋予的普遍性），而季诺维也夫只讲列宁主义的民族性（在俄国实践所获得的特殊性）。二是把某一个民族国家的经验吹捧成唯一的、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的普遍经验（所谓“共同模式”），进而否定、取消任何民族国家自己的特殊经验（“民族化”）的合法存在。这样的“普遍经验”实际上只是一种排斥特殊的抽象普遍性。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八、党章上，毛泽东思想的“写”——“不写”——“再写”
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败，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达到理论自觉水平的标志，党的成熟的标志。所以把它写进“七大”党章就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不但如此，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一股拒绝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潮，所以写进去，客观上便有一种反抗共产国际错误领导的意义。
但是，七大的做法随后被证明：它不为这股思潮所容忍，以至出现中共几个党章上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写”与“不写”的“一波三折”。
按理说，共产主义运动中党无论大小，地位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一个党有权在实践中通过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这些理论除了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接受实践检验，没有必要得到别人的批准和认可。因为在真理面前，各个党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把中苏两党的关系放到上世纪50年代的复杂、微妙的国际大环境中，考虑到两党与两国的关系正常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也考虑到苏联在50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和两国在当时建立的同盟关系，我们党对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认识问题主动做了让步。这表现在，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八大到上世纪的1959—1960年），我们党的文献中一般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而把原有的提法改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我认为，这是“名隐实存”的策略。暂时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名”，但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实”却依然存在。我们没有拿原则做交易。
这样，七大以来的历次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方式便有了明显的变化：
（一）中共七大党章总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二）中共八大党章没有写毛泽东思想，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
（三）中共十二大党章总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为捍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是如何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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