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决策思想与我国新时期的体育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体育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新时期的体育事业，以社会化为突破口，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首先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这些正确决策又是在邓小平科学决策思想基础上做出的。本文以邓小平决策思想的若干重要原则为线索，分析并阐述它对指导体育工作，深化体育改革，所起的巨大作用。
一、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原则，也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列宁曾指出，革命政党的全部问题在于善于运用这个策略，“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现代科学主义”。（注：《列宁选集》（卷一）人民出版社225页，1960年）邓小平就是善于运用这个策略的典范。“奥运模式”便是这一决策思想的产物。
早在1958年，为了抵制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不断在国际奥委会及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错误做法，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有关单项体育运动协会不得不在这年的8月，宣布中断同国际奥委会和有关9个国际单项联合会的联系。在此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被排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之外。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体育“走向世界”便成了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然而，体育与政治又有深刻的联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个打球中体现很大政治任务。”（注：伍绍祖：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好体育工作，《体育文史》1997年第2期第5-8页）与国际体育组织交往，其中包含有重要的政治关系，具体讲以什么名义参加国际组织，直接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国家主权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不能含糊。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又要寻求务实灵活的途径，参与国际交往。根据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想，按照中央制定的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方针，我国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上的难题。中国奥委会代表于1979年4月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具体解决大陆与台湾体育组织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争端问题的所谓“奥运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只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即设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而台湾的体育组织则作为一个地方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名义，留在奥林匹克运动内。但它的会旗、会歌、会徽都应相应变动。同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接受了我国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名古屋决议”，也叫“奥运模式”。从此，中国体育得以走向世界，才有了洛杉矶奥运会“零”的突破，才有了汉城、巴塞罗那及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辉煌战绩，谱写了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新的篇章。
二、大胆尝试与及时总结相结合
邓小平在决策时，总是坚持走大胆尝试与及时总结相结合的路子。他说：“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没那么回事，我从来没那么认为。”（注：15《邓小平文选》（卷3）人民出版社，372、118、156页，1993）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要坚持大胆尝试，但必须做到及时总结。“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注：15《邓小平文选》（卷3）人民出版社，372、118、156页，1993）
决心坚定，步骤稳妥，及时总结，这在我国申办“奥运”中得以充分体现。早在70年代，邓小平就表示过，中国应该申办奥运会，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他的决心更大了。1990年7月，他在听取国家体委领导同志汇报北京亚运会筹备情况时询问：“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注：伍绍祖：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好体育工作，《体育文史》1997年第2期第5-8页）这说明了，在决策之初要大胆尝试，决心坚定，这也直接促成了我国申办奥运会的决策。当他得知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后又指出：“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注：伍绍祖：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好体育工作，《体育文史》1997年第2期第5-8页）大胆尝试的结果，或成功，或失败，无论怎样都应该及时总结经验。
邓小平的这种大胆尝试与及时总结的决策思想，为新时期体育领域的各项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开辟了前进道路。1992年11月，全国体委主任在广东省的中山召开了“中山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换脑筋会议，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要破除计划经济条条框框的束缚，改变“等、靠、要”的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摆脱“左”的影响，摆脱姓“社”姓“资”等抽象争论的束缚，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改革的成败得失。通过这次会议，体育战线上上下下，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体育改革的模式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化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机制。从此，大胆尝试的精神成为体育改革总的精神。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进行体育改革，必须大胆尝试，但“胆大”并不等于蛮干，它是以对各种方案的尽可能科学化为前提的，是勇气与科学的结合，各种方案的实施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在其实践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对既有方案的修正和完善现象，这就需要及时总结。以足球为突破口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及体育改革目标——“六化六转变”的确立，都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策略思想。
以足球为突破口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大胆尝试”的精神，就不可能在运动员职业化、运动项目俱乐部制、竞赛广告及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在当时，中国足球长期受计划经济模式束缚，球市已严重萎缩；加上足球水平不高，其做为商业的比赛，走向市场能否“畅销”，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改革不可能没有风险，风险和机会是并存的。结果证明这条路子是走对了。中国足球在短短的5年间，已经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型，初步完成了向市场经济型过渡，足球体制也由过去的专业足球转变为职业足球，并由职业足球带动女子足球，青少年足球，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足球发展格局，展示了较好的发展前景。这里不仅需要大胆尝试，而且还需要不断地对改革进行总结，把好的经验及时加以推行。足球的改革取得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对其它许多项目向实体化过渡起了典型示范作用。到1994年大约有41个全国单项协会将走向实体化，约占全国单项协会的65.%（注：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编：体育改革文件选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第43页，1995。）。
再就体育改革具体目标的“六化六转变”而言，它首先是由广东省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大胆尝试的产物。其后不断加以总结，先是“四化四转变”，尔后是“五化五转变”；再后来是“六化六转变”，一次比一次更系统、更完善。这一源自实践经验的产物，经过科学总结，最终被确定为我国体育改革的具体目标，成为新时期整个体育战线改革的指导性策略。
三、鲜明的主题与综合性思考相结合
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又一特点，便是突出主题，强调重点，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抓主要矛盾。
同其它任何事业一样，体育也有鲜明的时代和自身的核心。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育必须服务于这一主题。他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注：李兴福：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37页）邓小平正是在这一主题下认识体育，在这个大局下重视发展体育，并从社会的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综合考虑体育的地位和作用。如1984年第23届奥运会期间，他在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所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注：伍绍祖：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好体育工作，《体育文史》1997年第2期第5-8页）党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讨论了体育工作，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要求“各级体委都应立足本地区、面向全世界，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制定体育发展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
体育虽有多种功能，但有一个却是核心，即它自身的主题，这就是“增强人民体质。”体育工作的重点就在这里。要实现这一主题就要大力发展群众体育。没有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不深入开展群众体育运动便无从增强人民体质。但群众体育毕竟不是体育运动的全部，这就要综合思考，合理对待，科学决策。1974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队伍时的讲话便体现了这一决策思想。他说：“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广泛的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就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当然也要有国家的水平问题。要提高各个项目的运动水平。这也是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阐明的，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体育也是这个问题嘛！”（注：《中国体育报》1993年12月25日第二版。）在这里，邓小平阐述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要两手抓，但重点是群众体育，这就为“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立足现实，着眼于未来
邓小平做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总是立足现实着眼于未来，善于科学预见。他在1979年发表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注：《邓小平思想研究》丛书编审委员会，邓小平思想研究（卷二），国际大学出版社，第985页，1993年）他反复说：“现在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处理不下去。”（注：《邓小平思想研究》丛书编审委员会，邓小平思想研究（卷二），国际大学出版社，第985页，1993年）所谓“看远一点”，“想远一点”，就是要面向未来，超前思维。在这方面，邓小平也对体育做过许多指示。针对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状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足球“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注：张彩珍，论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第22页）娃娃和少年是祖国的未来，邓小平总是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寄予厚望。关心他们就是关心未来，着眼于未来。他曾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在这四有中，他把“有体力”作为为人民、为人类做贡献的基础。“他曾多次告诫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就是要加强学校的体育嘛！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注：伍绍祖：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好体育工作，《体育文史》1997年第2期第5-8页）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83年5月原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制定学生毕业升学体育合格标准的意见和方案（讨论稿）》。1988年开始逐步在高中、初中实行《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及体育不合格的学生不得报考高一级学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1990年3月12日起实施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体育课是学生毕业、升学考试科目。”这些措施的制定有利地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开展。
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离不开科学预测。所谓科学预测，是指对事物发展情况的科学假定。科学决策是以科学预测为前提和基础的。在预测中预见问题积极防范，邓小平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就是最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要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体育界不是真空，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难免会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出现一些问题。诸如崇洋媚外，等等。对此，邓小平坚决主张对青年进行教育。1990年7月，他在视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说：“我这次是来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注：伍绍祖：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好体育工作，《体育文史》1997年第2期第5-8页）视察后，他坚定地说：“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的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注：伍绍祖：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好体育工作，《体育文史》1997年第2期第5-8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指标精神，体育战线采取了加强对运动员的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培养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总之，邓小平同志的决策思想，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的体育工作。《全民健身计划》与《奥运争光》两个战略的制定，就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思想的指引下制定的跨世纪宏伟战略。这一方面说明了邓小平理论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的思想对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具有未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