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忧患意识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抓住邓小平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特征——忧患意识，深入开掘，锤炼升华。文中分析了忧患意识与祝福意识的区别，论证了邓小平忧患意识的时代特点、主要内容及其方法论特征。作者指出，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具有新时代历史变革的实践高度，它之所以能成为爱国主义的永恒主题，在于他在忧患的运作及其价值实现方面，把握住三个环节：注重对国情的正确把握，注重忧患意识与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统一，注重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
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它既可表现为卫国将士们冲锋陷阵的战斗精神，又可体现在海外赤子忠诚与热爱祖国的缅缅情怀里，还可以深藏于历史脊梁们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所持有的“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中。
忧患意识乃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给与积极的精神诊断，并以危机感为基础，以加速历史进程为主题，对现实存在进行辩证的否定、批判、怀疑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它表达了知识分子、政治家和一切爱国者对民族历史的进化与提升所给与的由衷关怀，从而成为爱国主义的基本精神。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无不受到他那博大而崇高的爱国主义的基本精神—忧患意识的驱动。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与中华元典开其端绪的忧患意识这一民族精神保持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追求中华民族居安思危、自强不息、挫而复起，穷且弥坚的精神动力。所不同的是，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具有新时代历史变革的实践高度，充溢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才略，在忧患的运作及其价值实现方面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自觉。
就其内容而言，它是一种觉醒了的现代中国人的忧患意识：追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破除民族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融汇中，生长出发展的危机意识和社会转型意识。从方法论特征来看，它更加注重对国情的正确把握，注重忧患意识与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统一，注重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
一
作为邓小平爱国主义特征的忧患意识，是同在我国相当长一个时期中禁锢人们头脑的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相对立的，也是在对其批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所谓祝福意识，是一种和人的知性思维相联系的社会意识。知性思维是对事物现存规定性的把握与肯定，是辩证思维中不可或缺但又带有“保守性”的一个侧面。祝福意识就是对知性所把握的有限规定给与情感的关怀和推崇，并上升到一种善的信念。祝福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先驱文化的崇仰、追随以及对现存社会状况及其趋向的乐观、自信，因此它在历史上能够发挥凝聚民族精神、稳定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
但是，祝福意识本身缺乏批判精神，不能引导思维对事物现存规定性的超越。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祝福意识甚至会发生极度膨胀，发展为对传统不加分析的推崇、对先驱文化和领袖人物的盲目崇拜、对旧体制的固守，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自恋狂”与自我中心态度模式。这种极端膨胀的祝福意识对人的认识和思维起到极为有害的作用：盲目地乐观自信，不善于发现和暴露问题，喜欢祝福现实、缺乏批判现实的眼光，只报喜、不报忧。它在历史上往往出现于重大转折时期，阻碍了文明的自我诊断和健康发展。
我们在建国后不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广大人民群众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获得解放的强烈翻身感和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就感，凝聚成对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以及对党和领袖人物的崇敬，形成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祝福意识。
然而，建国初期取得的成就——特别在经济建设方面——毕竟还很有限。生产力在一段时间内的蓬勃发展，与其说是出自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力促进，不如说主要出于从旧生产关系桎梏下解放出来后的某种自发的“反弹”。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没有找到和中国具体国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处于探索过程中。但是，对初步成就的陶醉、新政权巩固的需要，以及自然经济基础上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等主客观条件，却推动着国人的祝福意识逐渐膨胀起来。
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祝福意识的膨胀形成了第一个峰潮。人们以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诸原则很快可以原封不动地在我国实现，经济发展很快可以赶超资本主义工业国，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取消商品经济、实行按需分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吹起了一个个肥皂泡：“全民炼钢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浮夸风甚嚣尘上。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和中苏交恶，使得浮夸的泡沫全面破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种祝福意识的惩罚，但仍未能使沉醉于其中的人们清醒过来。一边是众多百姓不能维持温饱，处于贫困饥饿之中，一边却在报纸上高唱，“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
祝福意识走向极度膨胀，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第二个峰潮。其特征是对领袖的神化与极度崇拜和“光荣孤立”的自豪感：把毛泽东思想夸大为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把中国看作是屹立于帝修反包围之中的世界革命中心，把时代判断为社会主义全面胜利、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然而，到处却在传颂着“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到处莺歌燕舞”。
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使人们丧失了正视现实的理性能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经济建设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和破坏。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期遭受冲击，被迫从党的书记处总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他置自身及家庭的艰危困顿于不顾，始终密切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兴败存亡。这期间，他对50年代末以来逐渐膨胀、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点的祝福意识感到深切的忧虑。同时，置身于“文化大革命”闹剧舞台中心之外这一相对超然的角度，以及与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他能够用冷静的历史眼光和理性的现实态度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的隐患问题。或许可以借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伟人“退隐——复出”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历史现象。退隐意味着伟人思想的内部整理和提升，是离开行为进行沉思的过程，也是主体自我意识的加强。复出是退隐的必然趋势，其目的在于将成熟化了的思考、智慧以对象化的方式注入普通人的头脑，从而使文明社会的生长命脉开始搏动。林彪集团的覆灭提供了邓小平复出的契机——担当起协助周恩来实施四个现代化的重任。
邓小平复出甫始，即用强烈的忧患意识来对抗、批判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坚决而又策略地揭露“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破坏，并着手进行果断的全面整顿。
在他看来，当时最深感忧虑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国家整个形势都处于一片混乱中，而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里：不准谈国家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和困难。好象一谈问题，就有“瓦解革命斗志”之嫌，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怀疑”。他在多次讲话中批评“报喜不报忧”、赞颂“文化大革命”的高调，指出：“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因此，“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1〕。 邓小平还用“雷锋叔叔不在了”的具体事例揭示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的危机。他又针对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最严重而又被吹嘘为取得最大成果的教育问题，揭示了民族前途的危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2〕
其二，邓小平还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祝福意识最突出的表现、也是最大症结所在——对毛泽东个人的神化和崇拜、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盲从，忧心忡忡地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3〕。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复出的一段时期表现出的强烈忧患意识，正是出于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运而拍案而起。他在谈到当时对数学家陈景润的批判时说：“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4〕他还多次强调要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解决诸如缺菜少肉这样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问题；干部要把自己关心自己的积极性转到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来。
邓小平以忧患意识对抗和批判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尚不能畅所欲言，但已深入人心，播下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种子。
1976年的“四·五”事件和“十月胜利”、邓小平的第二次退隐与复出，和中华民族与人民共和国的危亡与复兴紧密联系。“四人帮”的垮台并不意味着受到长期精神禁锢的国民意识得到彻底解放。要打破“四人帮”设定的僵化的理论教条，首先必须破除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的思想模式。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既是这种已经丧失其历史存在基础的祝福意识的回光反照，又是妨碍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以复兴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枷锁。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率先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观点，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 邓小平对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予以致命的打击，实质上反映了他对真理的捍卫及其传播的忧患。在他看来，真理的捍卫和传播必然包含着对真理发展的忧患，那种绝对的肯定和永恒的祝福只能是对真理的生命的扼杀。一切都必须以实践来检验，实践的过程性决定了任何真理都必须有一个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邓小平的忧患意识表达了他的救国、治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掀开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确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思想基础，引导当代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
二
邓小平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进行“自我诊断”，成为实现革命性社会转型的精神先导。
邓小平在基本上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想教条禁锢问题之后，转入了更深层次的忧患与思考，那种对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自然而且必然全面优越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乐观的信条，是祝福意识膨胀第一个峰潮的特征，也是第二个峰潮的前奏。这里又涉及到两个具体原因：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先驱的构想在实施过程中基本上简单照搬、盲目遵从；二是对建国以来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孤立地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作出评价，即习惯于向后看、津津乐道于今日之甜对昨日之苦的比较。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6〕
怎样把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到现代化目标的崭新台阶？邓小平感到，首要问题乃是要解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状况的判断问题。换言之，即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社会危机现象。这个问题说到底，也就是社会主义发展还要不要实行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全面改革——历史重大转折的问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但在建构与施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却基本上按照马克思当时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状况提出的总体构想，即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一统到底的计划经济。不能说这一基本的经济体制和我国历史上形成的自然经济基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具体国情毫无适合之处，完全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在我们过去的指导思想中，把上述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加区分地一起当作同我国社会生产力“基本相适应”，能够继续而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还有“不相适应”的方面，只是局部的、次要的，而且主要出自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偏离，包括旧社会的痕迹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偏向。
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思考，首先提出了如下忧患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7〕；“不解放思想不行， 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8〕。 我国建国以来实行的基本经济体制和具体国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间距，不能说一定和生产力“基本相适应”。60年代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9〕？”“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10〕。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论断，不仅仅是针对“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仅仅说明要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在于从利国强国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创造性论断：社会主义社会也要解放生产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历来是针对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才提“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把原有的经济体制看作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11〕和桎梏。为了解放生产力，必须在社会主义内部通过改革来扫除障碍、打破桎梏。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也就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了。”〔12〕
以前的革命实现的是社会形态的变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社会形态的变革，它作为一场意义极为深远的“革命性变革”〔13〕，其实质是一种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指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等的全面转换，如邓小平所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14〕。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转型，都是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及质的飞跃，但又是从不同中轴出发所作的不同分类。社会形态的变革涉及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所有制关系的根本改变，而社会转型一般指同一基本生产关系基础上发生的具体机制的转换；社会形态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又是社会转型。
我国在实现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之后，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没有找到、甚至没有想到去寻求符合我国具体国情、适合生产力具体状况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模式，以较好地组织与表现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从而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实现。当这种体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桎梏时，连同社会主义制度也经受了考验。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导向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指出了第二次革命即社会转型的社会主义方向、总体构想和基本方针；带领中国人民步入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邓小平对我国生产受旧体制阻碍、发展缓慢的忧患判断，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反省中华民族历史地位与前途的结果。它来自一种充满着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忧患意识的启迪，唯有这种启迪才构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自觉的历史转折意识。他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穷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的这段话，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思想。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承认了我们仍然属于贫困国家这一事实，这一结论不是单纯民族史的比较，而是来自世界历史进程的眼光。
自16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5〕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极度扩展，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渐次纳入世界历史过程，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6〕。世界历史是文明发展的现实成果，“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7〕因此，民族的历史纳入世界史是历史的进步。当然，世界史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各民族独立发展的消解、全人类已经实现大同，而是说，各民族的历史不能不以其对外交往和整个外部世界的影响作为自身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与动力，并且表现出某种相对独立于各民族实际所处历史阶段的“同时性”或“共同性”。
把握世界历史的进程，就可以揭示如此历史发展的哲理：人们往往不再是到本国历史客体自然崩溃时再来进行消灭旧体制、创建新社会的工作，而是自觉地把民族史投放在世界史的坐标中，用世界公民的眼光来衡量本民族文明的水准。在世界级的差别中，生长出转变民族史的心理。转变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这是民族史向世界史的流动和融合，使民族和国家获得发展的世界意义。以往的历史，民族和国家的社会进化主要受自身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尖锐化的推动。发展指标的确认，主要以原型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历史状况为标准。某一国家的社会改良或革命，体现了“不得不如此”的特征。而本世纪的社会转型，很多国家把“不得不如此”的观念更多地投放在世界文明坐标系的审查中，既受国内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推动，更受缩短世界文明发展历史间距的心理驱使。因此，世界历史具有促使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自觉向先进发达国家看齐的导向功能。也正因此，只有从世界历史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和时代阶梯上所处的历史地位，才能召唤和激发民族发展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诊断意识、变革意识和机遇意识等），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向现代化目标转变的方向与道路。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对人类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在近代史上落后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建国以来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因此难以充分获取世界上最新的文明成果，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远远抛在了后面。邓小平深感忧虑地指出，中国经济、科技等的严重落后意味着作为世界公民，中国还是不够格的。中国要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重振中华民族的雄风，就必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8〕邓小平还指出，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我国如果在下世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对人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诸多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也在经历社会转型的变革。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整个世界历史正在发生着重大转折。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构成了世界性历史转折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抓住这一转折所提供的各种机遇，加速经济、文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将反馈于世界文明的进程。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说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有个太平洋世纪。但是它是否能真正出现，要看中国的发展。中国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会有真正的太平洋世纪。〔19〕如果中国不能在世界性变革浪潮中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那么中华民族就会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从改革开放伊始到南巡谈话，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始终保持着深切忧患，这已成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十几年来，我们虽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仍然面临众多严重的困难与问题，仍然需要忧患意识作为理性导向。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以为会一帆风顺”。“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20〕
三
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之所以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他在中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重要时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忧患，敢于揭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各种隐患和痼疾外，还在于他善于忧患、善于积极稳妥地做好忧患意识向实践转化的工作。
众所周知，忧患意识的价值实现离不开社会实践环节。忧患意识有着把握对象世界的意向性。也就是说，它有着物化为对象世界的趋势和冲力。从否定性的思维外化情感的价值判断进而介入实践过程，忧患意识潜在的社会价值变为现实性的社会价值。只有完成这一重要的过渡，才有可能具备引起实践与理性新飞跃的前提和条件。事实上，忧患意识对一个具体的主体而言，从它开始出现起，就有着内在的社会功能；任何一个忧患意识者的忧患，决不是由自我走向自我的忧患，而是由自我走向社会或由社会走向社会的忧患。但是，忧患意识介入实践过程，并不是自然的转化过程，它取决于种种外部环境和条件，尤其是忧患意识的持有者自身主体的内在素质。
在历史上，曾有不少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政治家在实现自身忧患意识的思想过程中，由于缺乏正确的运作方法，心理素质较差，其结果很难将爱国主义的情怀和意志变为爱国主义的实际行动。当他们一旦遇到外部环境的打击或挫折时，其忧患意识要么以主体的肉体消灭而消失，要么朝着主体的内心世界而延伸，最终以消极、厌世、悲观的心理而泯灭。如，屈原、杜甫、李白、范仲淹、康有为等等。然而，这种结局并不是忧患意识自身所期待的。从忧患中走出来，通过对实践的介入，最终使自己得以升华和实现，这才是忧患意识自我追求的目的。
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之所以能达到爱国主义精神的自觉高度，是因为他在实际运作忧患意识过程中，正确把握了以下三个重要环节：
其一，把忧患意识紧紧扎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邓小平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现实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1〕因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忧患，乃是出自对“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忧患，它所要否定的是各种脱离现实的、过时的、附加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在邓小平看来，把握国情谈忧患，首先要做到从世界进程看中国，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还要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还要从中国历史看中国，从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找出哪些优良传统在当今被丢弃，哪些糟粕在滋生的不良之患；还要从中国未来看中国，从未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来诊断现实社会进程中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病。可以说，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内含着中国人民经过无数次探索所得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选择，它浓缩着中华民族近百年忧患的主要内容。
其二，注重忧患意识与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统一。忧患可以兴邦，主要是它以急迫的危机感，催人奋进；但是如果脱离了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就等于失去了忧患意识爱国兴邦的本质。失去自豪感、自信心的忧患，只能导向消极和沉沦。邓小平所把握的忧患意识，特别强调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他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22〕。他经常告戒世人，“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23〕。“悲观是没有根据的。扎扎实实抓它几年，中华民族……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24〕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只能给忧患意识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唤醒大众的忧患，决不是使国人在危机和困难面前消极悲观、民心涣散，甚至想到解散民族，消灭自我；而是通过现实的压力，使人们感到发展的危机和改革的必要。从而激发每个人的主人翁意识、历史使命感和爱国心，并勇敢地接受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挑战，通力合作，振奋精神，鼓起斗志，把目光、思想和智慧凝聚到一起，使民族历史得到升华和创新。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25〕。
其三，注重忧患意识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忧患意识的本质特征之一，乃是它有着对现实社会弊端进行猛烈批判的精神。这种理性的批判有助于人们的认识触角更接近社会发展的本质；唯有这种批判，才易于见到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否定、推移、转化的辩证运动；也只有这种批判，才能打消社会历史发展所存在的固有惰性，使已经熄灭了的世界精神重新燃起新的火焰；也只有这种批判，才能使昏睡的民族站立起来，打破封闭社会的门窗，从而以新的姿态，接受新环境的挑战。然而，理论的批判不可能完全替代实践的建构。从忧患意识的批判功能向建设功能转化，乃是其真理判断向价值判断的过渡。忧患不仅要告诫世人“历史是什么”，还要引导世人“应当怎样做”。对旧的历史形态的否定与批判只是主体为了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手段。否定的目的在于创造。批判的目的在于发展与重构。辩证的否定性本身内含着肯定，但要表现出创生的萌动、生成的欲望及使主体客体化的冲力。反省失误和不足，同时也要肯定正确和扬其所长，这正是理性思维所应有的辩证态度。邓小平对现实的忧患包含着强烈的实践建构性原则。在他看来，对建国以来我国建设中的曲折和失误作深刻的反思，正是为了扬弃和前进。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否定和批判，他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理论；基于对思想僵化的“两个凡是”教条的批判，他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理；基于对社会主义尚存在着封建残余和官僚主义的批判，他提出了要宏扬科学与民主精神，实行体制改革的思想；基于对社会主义还存在着某些贫穷落后现实的批判，他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总之，邓小平的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给了我们如此启迪：忧患意识乃是爱国主义的永恒主题。民族的兴旺和发达，离不开忧患意识的精神启动。唯有博学多才、阅历深广、通古达今，并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强大的历史使命感的人，忧患得最早、最深、最长。唯有他们敢于忧患和善于忧患，方可在理性世界里创造出哀感顽艳的精神作品。
注释：
〔1〕〔2〕〔3〕〔4〕〔5〕〔6〕〔8〕〔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34、37、32、39、90、312、251页。
〔7〕〔9〕〔11〕〔12〕〔13〕〔14〕〔18〕〔20〕〔21〕〔22〕〔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0、135、370、135、142、117、85、2、3、85、122、357页。
〔15〕〔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9〕参阅《人民日报》，1988年5月2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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