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低代价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代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近代经济增长，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业化的兴起。工业化为英国创造出无比的财富和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其在短短50年的历程内，由一个偏僻而狭小的岛国，发展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相当一部分平民的赤贫化，这与当时英国的社会制度是分不开的。对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已有深刻、缜密的论述。工业化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代价，如自然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对国民健康造成的危害，道德沦丧与社会风气败坏，等等。此外，大量的工伤事故对工人的身心健康也构成极大危害。为此，恩格斯曾发出感慨：曼彻斯特地区有那么多的残废人，以致那里的人们好像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军队一样，工业生产是在付出生命和健康代价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注：转引郑功成：《中国灾情论》，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30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了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其中一个代价是对资源进行的不合理开发，使美国的自然资源遭到极大破坏。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另一个代价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美国的环境污染伴随工业化而产生，到本世纪30-60年代，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到了七八十年代，美国才开始汲取惨痛教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遏止其环境急剧恶化的势头。但是，时至今日，美国仍是环境污染的“大户”（注：沈颖：《发达国家与世界环境问题》，《瞭望》周刊1996年第22期，第44-45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到1970年，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鼎盛时期；进入80年代，日本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创造了经济发展中的所谓“东洋奇迹”，举世瞩目。但是，日本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忽视了增长的负面效应，致使在一些地区的空气、水和土壤中出现了超标准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危害。由于公害频仍，日本列岛一度响起了一片声讨公害的呼声，并把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公害的根源，出现了“见鬼去吧！GNP。”的口号。
其他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也都无一例外的付出沉重代价。发欧洲大陆的比利时、瑞士、法国、德国等，大都是仿效英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注：[德]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因此，出现的问题也都差不多。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不幸的是，发达国家的悲剧也正在这些国家重演。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些年来，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污染主要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料污染、噪声污染、有毒化学物品和放射性物质造成的污染。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的数字，1989-1995年，我国年污水排放总量为352-372亿吨；每年废气排放总量为8.43-12.3万亿标m[3]；每年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为6亿吨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约为1亿吨。根据国家环保局科研人员的测算，1992年全国仅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两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794.9亿元（当年价格）（注：夏光等：《中国环境污染损失的计量与研究》，《管理世界》1995年第6期。）。据权威资料介绍，我国每年固体废物排放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因道路交通噪声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达216亿元（注：《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国家环保局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以上数字还不包括间接经济损失。
此外，放射性物质和有毒化学品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不可小视。
生态破坏主要指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而使人类、动植物等的生存条件恶化。从1989年以来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的情况看，全国森林面积略呈上升趋势，但是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减小很多。森林破坏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惨重的，最典型的是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草地资源是我国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对发展畜牧业、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流失和维护生态平衡都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草地资源采取自然粗放经营的方式，使草地资源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除了造成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外，还带来了很大的间接经济损失。一方面是诱发和加重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是造成物种丧失。
二是自然资源浪费。首先是土地资源大量浪费。根据198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提供的数字，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4亩，远低于世界人均耕地5.5亩的水平。尽管如此，由于工业化进程中对耕地保护不力，以致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自1957年以来，每年约净减少700-800万亩，其中有17%以上的土地被破坏和浪费掉。
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的水资源更为短缺。但是，我国的水资源浪费也很严重。表现在：落后的农业用水方式浪费惊人，有效利用率不足4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注：孟宪江：《水利能带来多大增产潜力》，《经济日报》1996年9月24日。）；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20-30%，单位产品的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5-10倍（注：郭戈：《水资源危机与森林的理水功能》，《森林工作研究》1996年增刊(1)，第7页。）。
与水资源、土地资源一样，我国的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不是很多。尽管这样，矿产资源浪费同样十分严重。根据原地矿部于1989年1995年两次对全国煤矿开发利用情况的抽样调查，资源回采率都比较低。原地矿部还于1991年、1995年两次对全国铁矿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同样不容乐观。据介绍，我国能源国民经济效益系数和主要资源国民经济效益系数都不足发达国家的1/2（注：李金昌等：《资源核算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矿产资源浪费显而易见。
三是不良品损失严重。不良品损失又叫质量损失，是指产品或服务没有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所造成的损失，包括造成原材料、人力、设备能力的浪费，以及失去给用户、企业或社会提供更价值的机会等。根据75个工业城市1995年全年对1万多家企业的统计，质量损失率占工业总产值的1%左右。国家技术监督局管理研究所组织专家调查的结果更为惊人，不良品损失竟占工业总产值的10-15%（注：1996年10月全国“降废减损”工作座谈会文件附件2。）。
四是人为事故损失严重。根据公安部的统计，我国自建国以来，火灾和交通事故总体上呈加重趋势。根据劳动部的统计资源，我国近几年来每年的工矿企业因工死亡人数都在1.5万—2万名左右。这还不包括“三资”企业的工伤事故情况。
五是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社会代价是由经济增长不当带来的社会问题。包括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种犯罪及非道德行为增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风气变坏、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等。
总之，我国的经济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
经济增长付出了深重代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划分五个流派。一是多因素决定论。早期的主张者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等。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和库兹涅茨发展了这一理论：一方面，把一些因素作了新的调整和界定；另一方面，按照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对各种因素进行了排序。
二是资本决定论，主张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首倡者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鼻祖弗朗斯瓦·魁奈。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魁奈认为，农业资本的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把资本决定论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经济增长理论，并且在增长经济学中享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有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三是收入分配决定论。按照前面的划分，李嘉图属于多因素决定论者。但是，他和斯密都比较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李嘉图时代，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已经阻碍了资本积累的进程，延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用了较大篇幅来考察各种形式的收入如何合理分配，以促进积累，加快经济增长。但是，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来看待的，是以琼·罗宾逊、卡多尔及帕森奈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由于假定资本生产率、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以及工人阶级的储蓄率都为即定的常数，所以，经济增长率只随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的变化而变化。罗宾逊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被称作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
四是技术进步决定论。斯密和李嘉图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首先提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用这一方法检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无法解释，索洛把它归结为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索洛的见解被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这个理论的诞生，打破了资本决定论在增长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
五是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最早把人力资本列为影响经济增长因素之一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认为，生产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力包括精神资本等。李斯特所谓的精神资本，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注：张军等：《从李斯特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3期。）。1961年，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强调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但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过于一般化，而且也没有提出一个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1989年，卢卡斯提出了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特殊的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即专业化的劳动技能）才是产出增长的决定因素（注：薛进军：《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新趋》，《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罗默干脆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增长模式，并且认为知识积累（包括增加人力资本和产生新思想、新发明）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注：保罗·罗默：《内生的技术变化》，[美]《政治经济学报》1990年(VOL98,N05)。）
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大体划分为上述五种流派。这些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曾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上述观点又有各自的不足，这可以从长期的争论中看出来。此外，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至今不为世人所注意，即忽视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代价。
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可以看出，众多的增长经济学家们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如下假定：(1)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就是说，要素的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这个假定前提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损失、人为事故损失以及社会问题等。
理论的前提假定具有片面性，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性，进而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的沉重代价。这已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纠入或国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仅就代价的经济意义看），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国民财富的浪费和减少。人类追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在这里，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相同的经济学含义。因此，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理论界开始严格区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概念，并申明：经济发展主要用于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认识：似乎只有不发达国家才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是，这些代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实，对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是存在的，有些方面甚至很严重。例如，美国的CO[,2]排放量居世界第一。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代价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主要是有形污染，而在发达国家，更多的可能是无形污染。但是，不管代价的形式如何变化，代价本身是不可能自我消失的。就是说，控制和减少代价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工作。
因此，要实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需要建立一种包含着代价因素在内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在此前提下，调整现有的经济政策，把经济增长与限制代价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会使健康、快速、持久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三、建立一种包含代价因素的增长理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
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在原有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代价因素，用以反映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这个理论，客观上会引导人们重视经济增长中的代价问题，从而为降低代价做出努力。因此，我把它称之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
（一）经济增长基础模型的选择
经济理论的发展，同其他一切科学的进展一样，都是建立在前人已有的探索成果之上的。本文试图在现有增长模型中，选择一种模型作基础，然后进行发展和完善，以建立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
我们先看一下多因素决定论。这一流派的可取之处有两方面。一是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应以偏概全；二是注重实证分析。但是，多因素决定论并未建立一种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型。因此，也就不能用于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分析。
我们再看一看知识与人力资本决定论。如前所述，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决定论，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被称作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提出了一个新的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知识。他把知识要素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正规非正规的知识培训，形成人力资本，另一部分是运用现有知识量所创造出来的新技术、新发明、新思想，并且认为后者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罗默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知识积累决定经济增长的模型。
罗默等人的观点在理论上富有新意，但反对意见也很尖锐。美国哈佛大学的乔治·马克认为，“知识”的范畴是难以度量的，因而该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注：《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经济译文》1996年第3期。）
我同意乔治·马克的观点。此外，我认为，罗默等人把索洛余值完全归结为知识因素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似不全面，正如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被指责为过于宽泛和模糊一样。实际上，索洛余值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当中包括知识因素，但远不止这些。只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才可能与余值相符。如果说索洛给余值起了一个不恰当的名字，罗默等人的探索则破坏了这个余值的完整性。
综上所述，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至少存有两个局限性：一是因为知识因素难以度量，故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二是仅用劳动、有形资本、知识（包括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三个要素解释经济增长，是片面的。因此，罗默等人的理论模型也不能用作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分析。
技术进步决定论。技术进步决定论的产生是增长经济学中的一次重大革命。在此之前，增长经济学一直由资本决定论长期统治。索洛于1957年发表的《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等文，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一个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式。这个模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才导致不少非议，主要有以下方面：一、将索洛余值概括为技术进步的作用，过于宽泛和模糊；二、认为技术进步的产生外在于经济过程是不对的。
对于技术进步决定论，也有褒扬。乔治·马克就是一个典型的支持者。他极力主张索洛的增长模式，认为它“几乎可以让决策者了解他们所需要的有关经济增长的一切事情”，“是理解经济增长的最好模式”。“经济学家应该继续运用它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注：《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经济译文》1996年第3期。）。
对于上述争议，我认为，技术进步决定论确有其不妥之处。首先，将余值仅仅归结为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不对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次，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也是不对的。尽管如此，我认为，技术进步决定论相对于其他流派来讲，有其不可多得的优势：
(1)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操作性较强的模型，易于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分析。
(2)经济增长模型中把劳动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达得比较清楚明了，无意中又用余值巧妙反映了其他难以计量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稍加变动前提条件，技术进步决定论模式就能涵盖资本决定论模式和收入分配决定论模式（注：胡乃武等：《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这是技术决定论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优势。
(4)技术进步决定论模式已经成为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和起始点。新经济增长理论（即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决定论），特别是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在技术进步决定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学者李国璋对软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也是始于对技术进步决定论中索洛余值的分析。如果修正一下技术决定论中的个别内容，比如不要把余值仅归结为技术进步的作用，索洛模式作为我们分析考虑了代价因素以后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合适的。
（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适用性检验
前面，从对经济增长理论各个流派的横向比较中，初步选定，把索洛的技术进步决定模型作为考虑了代价因素的新的增长理论的基础模型。索洛的模型是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的，而C-D生产函数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根据美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整理得出的统计方程。因此，要确定索洛的模型为基础模型，还必须对C-D生产函数作适用性检验。
下面用我国的统计数据进行检验。
C-D生产函数：Y=AL[α]K[1-α]中，Y为国民生产总量，可以用我国的GDP来代替它；K为资本总投入量，用资本存量代表；L为劳动投入总量，一般都按全国每年从事生产物质产品或劳动服务的人数计算，但这个数字很难反映实际的劳动投入情况，我们拟用从事三次产业的劳动总费用来代表。（具体数据从略）
根据TSP软件处理，C-D生产函数顺利通过检验，其中拟合优度为0.99316，F检验为943.83。这两项检验说明C-D生产函数与我国的统计情况十分吻合。T检验分别为9.297、3.094，说明净资本和劳动投入这两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强。双尾检验也很符合要求。
这样，我们就以索洛模型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
（三）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
从前面的分析看，索洛模型和其他流派一样，都忽视了增长要素的二重性作用，从而忽视了增长的代价。现在，我们要把代价纳入索洛的增长模型。假设已有的资本投入K和劳动投入L都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作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仍为α和β；同时假设上一年增长所付出的经济代价P[,(-1)]，作为下一年生产中的负投入，其产出弹性为-γ。
这样，C-D生产函数就变为：
Y(t)=AK(t)[α]L[β](t)P[,(-1)][-γ](t)(e)[λt]……(1)
式中，A仍为常数，λ为余值。
将(1)式两边取对数，得：
(dY/dt)/Y=α(dK/dt)/K+β(dL/dt)/L-γ(dP[,(-1)]/dt)/P[,(-1)]+λ
上式中，(dY/dt)/Y即是经济增长率G[,y]；(dK/dt)/K是资本投入增长率G[,k]；(dL/dt)/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G[,L]；(dP[,(-1)]/dt)/P[,(-1)]是代价增长率G[,p]。
于是，得
G[,Y]=αG[,K]+βG[,L]-γG[,P]+λ……(2)
这就是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与代价的模型分析
(2)式中，如果知道产出Y、资本K、劳动L、代价P[,(-1)]，就可以计算出三个产出弹性（即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λ可用余值法求得。现在，Y、K、L很容易查到。关于代价P[,(-1)]，我曾对第一部分所述的五方面代价进行过详细分析（数据从略）。将我国的GDP、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负投入(P[,-1])等四组数据代入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中去，运用TSP软件，可以求得三个产出弹性（即贡献率）分别为：
α=0.895β=0.166γ=0.124
于是，求得我国的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为
G[,Y]=0.895G[,K]+0.166G[,L]-0.124G[,P]+λ
式中，G[,Y]、G[,K]、G[,L]、G[,P]仍然是经济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代价增长率；λ仍为余值。
经过统计检验和经济学检验，模型成立，检验过程从略。
从我国的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中可以看出，代价变量的贡献率（即产出弹性）为-0.124，说明代价相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值。
光用贡献率来说明问题，似乎过于抽象。下面，我们看一看代价与经济增长的相对比率。以1995年为例，很容易算出，该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9%（按GDP不变价格计算），代价增长率为22.2%（把1994年的总代价当作1995年的负投入算）。那么，代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γ·G[,P]=-0.124×22.2%=-2.75%。这个数值接近经济增长率10.9%的1/3。就是说，由于代价的存在，经济增长率差不多降低了1/3。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四、我国实现低代价增长的思路与建议
前面，通过对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状况的分析，指出：我国国民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下面将以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为指导，提出我国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建议。
（一）我国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的基本思路
1、低代价增长要顺应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江泽民语）。《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之上。包括：保持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持生物多样性等。这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又是对低代价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此外，《中国21世纪议程》还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我国到2000年的具体目标。这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出来的阶段性目标。经济增长在完成“九五”计划提出的到2000年的具体目标的同时，必须完成上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只有满足了这两个要求，才算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低代价增长。
2、要实现低代价增长，必须转变经济体制
我国的高代价增长是与传统体制相适应的。过去，我国一直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虽说曾经发挥过特殊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深入发展，其固有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计划的单一性脱离复杂多样的经济现实，使生产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从而浪费了大量资源。另一方面，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资源采取无偿调拨的方式，不搞经济核算或者经济核算严重违背价值规律，从而形成了资源无价、原材料低价的畸形格局，致使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并进而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因此，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下，增长就必然是高代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高增长的制度成本或制度代价。所以，要实现低代价增长，必须首先进行体制创新。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体制有两层含义：(1)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各种自然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2)加强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机制在环境和社会效益方面的不足之处。只有尽快完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这个新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才有希望实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
3、要实现低代价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我国国民经济步入了一条粗放型的增长途径。“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当前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注：李鹏：《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其中，经济增长的高代价，就是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直接造成的。因此，要实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必须转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走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道路。“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七条具体措施，如果能按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扎扎实实地贯彻这些措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一定能够实现，增长的高代价也就有望降下来。
4、要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必须优化经济结构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趋同化，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这种不合理结构，形成了增长中的结构代价，表现为：(1)丧失了专业化分工效益。(2)丧失了经济规模效益。(3)在一些行业造成大量的生产能力浪费。(4)造成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大量积压。因此，要实现低代价增长，必须调整和改变这种高代价结构。具体措施包括：一要把好增量投入关，二要做好存量结构的优化重组，逐步解决存量“大而全、小而全”问题。
5、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必须进行技术创新
降低经济增长的高代价，提高增长质量，离不开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1)节约资源、开拓新资源必须依靠技术创新。(2)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3)提高产品质量，杜绝各种事故的发生也要依靠科技的发展。
当然，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实现低代价增长的同时，还必须谨防新技术产生的新代价。只有合理利用技术创新，才有助于低代价的经济增长。
（二）关于我国实现低代价增长的具体建议
1、改革现行经济指标体系
(1)建立经济代价分指标体系。我国现行的经济指标体系，不足之一是反映经济活动的正向指标比较多，而负向指标比较少，且系统性差。经济指标是经济活动的指示器。经济指标只报喜不报忧，必须引导经济活动只追求经济增长数量，而无视经济增长的代价。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经济代价指标体系。
(2)建立一个既反映正向经济增长、又反映增长代价的综合性经济指标。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我国）所采用的主要经济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这种指标存有一些弊端，其中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只反映增长，不反映代价。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综合性经济指标，用以反映国民经济的实际增长状况。
2、改善现行的经济政策调控体系
必须认真研究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完善经济政策体系，包括：产业政策要充分体现低代价增长的客观要求；拓宽限制型政策的调控范围，尽量不留政策死角；加强限制型政策的约束力度，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加强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衔接。此外，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还应该建立有关的机制。比如，在出台新政策时，要实行负效应论证机制；在政策实施之后，要建立政策效果反馈机制。
3、加强法制约束
十几年来，我国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利于低代价增长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对实现代价经济增长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总的看，关于这方面的立法与执法工作尚处于初始阶段，离低代价增长的内在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为此，建议：(1)全面审查已有的法律法规，重点审查是否符合低代价增长的要求；是否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规则；各法律之间相互衔接状况等，据此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订。(2)迅速制定有利于低代价增长的其他法律。(3)加快制定和完善与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条例，以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4)尽快制定有关环境与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组织法规。(5)加强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的一致性，使其更多地体现低代价增长的要求；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6)适当提高对代价方面的法律限制。在法律实施方面，尽快建立健全与低代价增长有关的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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