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以党驭军思想探析
孙 力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418)
摘要 ：孙中山在推翻封建专制和反对军阀政治的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其革命的理论，形成了以党驭军的宝贵思想，这对于破除中国极易产生而又根深蒂固且祸害甚烈的军阀主义和军阀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时代影响来看，孙中山的以党驭军思想是受到俄国革命启发，同他的“以俄为师”思想相吻合，并且是与以党治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从实施结果来看，孙中山的以党驭军思想培育了军队内部的党政机关，这对于新式军队的组织建设是一个重大贡献。尽管孙中山的以党驭军思想没有能够实现其原有的理想，但仍然为中国现代军队的建设、为破解中国的军阀政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探索。
关键词 ：孙中山；军阀政治；以党驭军；黄埔军校
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以来伟大的革命家，对终结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播民主文明的现代理念立下了丰功伟绩。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以及反对军阀割据的斗争中，孙中山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其革命的理论。在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他形成了军队建设的思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军队建设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主义领军和以党驭军的思想，这对于建设一支革命的军队，既完成消灭封建主义的军事政治任务，又破除中国极易产生而又根深蒂固且祸害甚烈的军阀主义和军阀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孙中山没有能够将这些宝贵思想有效地付诸实践，但这是极深刻的远见卓识；虽然孙中山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军阀主义和军阀割据等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难题，但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扫除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这些拦路虎，而孙中山恰恰为中国共产党彻底地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以党驭军思想就是其中的精华。
脑卒中是威胁人类健康及生命的重大疾病之一，发病后可导致大脑皮质下结构的神经细胞萎缩、病变，进而可使认知功能发生障碍，导致患者康复时间的延长，生活质量降低，因此针对脑卒中患者应对认知功能障碍进行干预。常规的治疗及康复训练较难促进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恢复，因此笔者采用早期认知康复训练进行干预，不仅可有效促进患者认知障碍的恢复，又可促进患者病情的有效控制，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效果理想，故值得推广。
一
从产生的根源来看 ，孙中山以党驭军的思想源于在反清武装斗争中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中国军阀政治的深刻反思 。
孙中山在从改良到革命的思想和实践转变进程中，越来越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军队建设的紧迫性，他经历了从依靠会党、民间武装起义到建立和运用革命军队的进程，而在其军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再进一步提出了以党驭军的宝贵思想。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力图通过改良救国失败以后，旋即成立兴中会，开始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1897年到1898年，孙中山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指出：“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之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以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1]185可见，孙中山想通过实行武装割据最终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由此他开始越来越重视武装斗争。
通过接入外部电路测出测量电容上的电压UM(t),根据式(3)求得E0(t),即为该点的电场。这就是电容传感器测量电场的基本原理[8-14]。
从实施的结果来看 ，孙中山的以党驭军思想培育了军队内部的党政机关 ，也是孙中山对新式军队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 。
在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的斗争中，孙中山首先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1896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一个“军事教育会”，训练了四十名华侨青年。1903年，孙中山又在日本为留学生创办了青山军事学校，招收了14名学员，其入校誓词就是同盟会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十分重视灌输武装斗争中的政治内涵。孙中山为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中，包括“军政府与国民军之条件”等文件，其中规定有“国民军的编制”“军饷”“军律”“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等内容。孙中山认为应该建立一支完全不同于封建私人军队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是“以主义集合”的，即以新的思想进行组织动员的。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诚以国民军者以国民组织而成，发表国民之心理，肩荷国民之责任，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故民之归如水之就下也。”[1]311明确提出军队的思想理论武装问题，并把它同“以私人号召”的旧军队相区别，这是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一个核心思想。但直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组织的武装斗争中，主要依靠的是革命党人自身的勇敢暴动，加上联络会党、民间武装以及策反一些清军以共同举事，革命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尽管武装斗争不断，如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六年间就发动武装起义十多次，几乎达到一年两次。军队的建设却没有随之跟上。
1.人民积极性的调动。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1031改善民生最终要靠“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4］933。
孙中山早期的武装斗争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主要是依托会党展开的，这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革命之初，正如孙中山所说：“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2]233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与会党具有的反满倾向相吻合，因此会党成为其争取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曾谈到：“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1]282但会党毕竟是落后的封建社会产物，与现代政党相去甚远。孙中山也作过不少努力，力图使这些会党更加具有现代政党的属性，特别是能够与三民主义靠近或认同，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孙中山不仅没有提升会党的政治水平，反而使自己“退到旧时会党的落后水平”[3]。 会党与孙中山革命的差距，是促使孙中山要建立革命党自己的武装的一个重要因素。
辛亥革命的成功，应该说为创建革命军队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机遇，但袁世凯的窃国和革命党人的失策，使得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没有及时完成。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才二十天，就发布《训勉军人令》，要求所有军人必须服从他的“统一命令”。随即提出裁减非嫡系部队，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5]516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并没有表现出政治上的坚定成熟。本来黄兴以“南京留守府”的名义还统帅着南方的一部分军队，然而却遵照袁世凯的命令“以示拥护这样的诚意”，在南京仅一次就解散了十几万军队；湖南省的六个师、两个旅一次性全部裁撤；上海沪军都督府所属部队第二十三师，编制齐全、装备整齐，革命党人却主动将之解散；黎元洪更是拥护袁世凯的命令，武昌起义后编成的八个师和两个混成旅，经过1912年到1914年的三次裁军，仅剩下一个师[5]517。宋教仁被刺杀，彻底粉碎了革命党人的幻想，孙中山号召“二次革命”，组织武力讨袁，但却发现兵力不足。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都督，多数认为南方裁兵之后苏、皖、赣三省战兵不满三万而皆主张慎重，以避袁氏凶风。 还没有等到革命党人聚集起力量，袁世凯的军队已经开始了进攻。所谓的“二次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迫展开的，不到两个月，袁世凯将南方各省革命党人所领导的军队全部打垮，南方政权基本被袁氏掌控。
此后，孙中山的革命生涯进入了最后的两项斗争，一是同袁世凯封建帝制复辟的斗争；二是同袁之后的北洋军阀以及军阀割据的斗争。在这两项斗争中，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主要还是力图依靠已经在各地坐大的军事力量，比如曾经对西南和两广的军事统领寄予较大的期望，孙中山在护法斗争中所发的《致护法各省各军电》中高度评价“西南各省自主，不奉伪政府(令)，先有两广粤军发起……各省人心均归一致，此则中华民国一线生机”[6]124。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参战案和张勋复辟事变发生后，多次致电唐继尧、陆荣廷、陈炳焜、陈炯明等，希望他们联合出师，捍卫民国，自保西南。孙中山对他们寄予极大期望：“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望公等主持大义，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6]102
“十一五”期间煤炭洗选加工技术和装备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科技创新特别是自行研制开发的新技术、新装备进一步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推动了我国煤炭洗选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选煤技术、工艺、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已经进入世界强国行列。
然而，割据一方的军事统领们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在同他们的联合中，孙中山屡屡碰壁，乃至出现陈炯明的粤军炮击孙中山总统府这样的危局。孙中山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军阀的本质，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军阀，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由此，他得出结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故虽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6]471
临床上，患者需长时间接受输液治疗时，一种有效的无痛性治疗途径即为应用PICC置管，PICC导管可长时间的保留在静脉内，避免反复穿刺，减轻患者穿刺痛苦，且液体输注时直接进入中心静脉，无需经过外周静脉，使患者血管得到良好的保护，促进外周静脉的损伤减轻[3-4]。另外，相比于经颈静脉中心静脉置管及外周静脉置管，PICC置管进一步的提高了输液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延长导管的平均留置时间[5]。不过，PICC导管留置期间，导管护理工作必须要全面的开展，防止因并发症的发生造成拔管，保证治疗的顺利开展，最终提高治疗效果[6]。
无论是反对清王朝的斗争，还是反对军阀割据的斗争，都使孙中山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应该改变武装斗争的方式，要真正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主要依靠革命党人自己的军队。1917年下半年，广东省长朱庆澜将所辖20营警卫军拨给孙中山，以陈炯明为司令[7]，孙中山想将之培养为革命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不惜倾全力打造，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期望通过革命党的归化，使之成为真正能达成革命任务的“革命军”，结果因陈炯明的背叛而丢失了这支武装力量。这使得孙中山最终决心放弃对党外军队的扶植说服，实行由党建军。 这是一再总结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思想结晶，标志着孙中山建军思想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峰。
二
从时代的影响来看 ，孙中山的以党驭军思想是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 ，同他的 “以俄为师 ”思想相吻合 ，并且是与以党治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
1921年12月，孙中山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孙中山对此极为赞同。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塞奇·达林时表示：“对红军的人数、其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9]1923年，苏俄布尔什维克政府进一步加强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联系，不仅答应将向国民党提供资金援助，并且派遣了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帮助国民党加强对军事行动的政治领导，5月1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又致电孙中山，在明确支援中国革命的同时，也提出了帮助建立红军的政治工作模式和新型军校的主张。孙中山不仅表示接受并尽力实现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全部提议，还于8月中旬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俄国，这次访问对于国民党建军模式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代表团在俄期间，苏俄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亲自告诫代表团：“国民党应当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政治工作上来。……你们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1/20，无论如何不要超过1/10。”[10]340关于中国代表团访问期间提交的《代表团意见书》，苏俄政府并没有对其中的军事问题表态，而是建议国民党“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遭失败”，指出“只有在大量的政治工作完成以后，当国内条件十分有利于军事工作的时候，才可能着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1]。代表团与苏俄政府达成了“关于在苏联和中国为国民党军队培训指导干部的原则性协议”[10]274。
孙中山真正走上国民党建军之路，是向俄国革命学习的结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孙中山即致电列宁和俄国苏维埃政府：“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6]500这一时期他已经认识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2]56孙中山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把重心放在了运用政党改造国家上，这是当时其他政治家无法达到的高度。苏俄是最早运用政党进行革命的、最为了不起的典范，由此，他将“以俄为师”和“以党治国”联系在一起，强调“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8]268， 在“以党治国”的大方针下，开始走向 “由党建军”和“党军”的发展道路。
分析乾隆南巡期间排名前十的游览景观，杭州以西湖、孤山和云栖3处景观列在首位，苏州和镇江都以2处景观即寒山和灵岩山、金山和焦山并列第二，江宁、扬州和常州各以1处景观即栖霞山、大明寺、惠山位居第三。此外，苏州的虎丘是乾隆帝赋诗吟诵的重要景观，扬州的天宁寺和高旻寺、杭州的织造府行宫是乾隆帝题联赐匾的重要景观。
政党政治发源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取代封建政治的关键要素，对西方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重大贡献时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12]毫无疑问，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成果，落后国家应该学习和借鉴。苏俄开创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新阶段，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社会发展。孙中山高瞻远瞩，把握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时代潮流，借鉴苏俄先进的政党政治，为中国的文明进步指出了正确方向。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政党政治的进步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中轴。
其中 p(k k-1)是在 k时刻系统上一状态对当前状态的预测，p(k-1 k-1)是 x(k-1 k-1)对应的误差估计协方差矩阵，Q表示系统过程噪声的协方差。
正是在效法苏俄政党政治的背景下，孙中山开始了军校的建设。1923年10月，国民党党务讨论会通过设立陆军讲武堂案，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将学校名称定为“国民军军官学校”①。1924年1月，孙中山接见苏联顾问鲍罗廷(M.M.Bordin)等的谈话时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把苏联的经验贯彻到军队建设之中：“我们希望你们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13]
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4]291-292这无疑是一个建军宣言。
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接触中，孙中山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政党在治国治军中的重要作用。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党务会议上以苏俄革命为鉴，总结国民党的经验：“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在于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由此，孙中山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8]267-268。
正因为孙中山强调革命军与革命党的这种同一性，所以将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军队叫作“党军”，这是极为深刻的建军思想和政治思想。1925年4月6日，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3次会议，通过“建立党军案”。“党军”完全是孙中山的新创造，这一新型的军队体现在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换句话说，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因为这军队是完全党化的军队，所以叫作党军。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个《军事委员会组织法》，确定了“以党建军”“以党治军”原则，规定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管理，统帅国民政府所辖境内陆海军、航空队及一切军事机关。党军的建设，是孙中山学习苏俄政党政治的重要内容，所以党军是同党国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广州国民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委员会，凡属国民政府组织法、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重要法令，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公布施行，由此而贯彻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
孙中山阐释创办黄埔军校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孙中山所说的这支革命军有什么新的属性呢？孙中山作了清楚的说明：“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4]292这个军队要有革命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即“为四万万同胞谋自由平等，使四万万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此为军人之天职”，要“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4]293。 孙中山把军队的思想统帅与党的思想旗帜统一起来，指出：“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14]而统领军队的主义即“三民主义是也”[2]24。
由上可见，孙中山从“党军”到“党国”，从“以党治军”到“以党治国”，反映的是孙中山向苏俄学习、力图在中国推进政党政治的建国和社会发展主张。至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离孙中山的思想，大搞封建专制主义，将“党军”变成了“蒋军”，将“党国”变成了“蒋家王朝”，这本身不是孙中山“党军”“党国”政治理念和政治建设的错误，而恰恰是背弃了政党政治的内在规定性而走上邪路的结果。
三
除了与会党联合以外，孙中山也力图通过策反清王朝军队，特别是其中的新军，使其成为革命的力量。但无论是会党还是策反的清王朝军队，都不是革命党自己的武装，孙中山越来越重视建立革命党自己的武装力量。1905年秋天，孙中山与汪精卫曾经比较详细地谈及这个问题，他指出，在中国“不掌兵权，不能秉政权，不秉政权，不能伸民权”，革命之始必立军政府，接下来由军政府和地方政治势力共同执掌政权，然后“解兵权以授民权”[1]290，这在理论上迈上了新的台阶。经过斗争的一再磨难后，在组建黄埔军校时的孙中山认识更为明确：“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4]292
(1)当频率小于大约270 Hz时，车轮与同质量的一个刚体的行为无异，其在角频率为Ω时的垂向动柔度可按-1/(Ω2mW)进行计算，不管是否在旋转；
孙中山以党驭军的思想落实到军队建设中，是对中国军队开天辟地的创造，是新式军队与传统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一建设渊源于黄埔军校时期。
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以来诞生的第一所新型军校，它同旧式军校的一个基本属性的区别，就是它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军校由校总理、校长和驻校党代表组成全校最高领导机构，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学校设立了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和军校教导团等，1926年初，军校扩编，又增加了入伍生部等组织机构。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国共两党都派出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了办校工作，大大加强了军校的政治建设。一批中共党员，如周恩来、叶剑英、包惠僧、聂荣臻、熊雄、恽代英、陈赓等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各项工作，而政治工作则主要由共产党人主持。周恩来于1924年8月底从法国回国后，当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中共方面决定派周恩来接任这一职务。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将政治部从广州市迁进军校，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并重新订立了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周恩来从第一期学生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中共党员到政治部工作，请来鲁易、聂荣臻等中共党员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军校政治部从主任、副主任到秘书、科长、科员以及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亦主要由中共党员担任。
黄埔军校党组织和自治机关的建设，对后来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革命军队的建设脱胎于黄埔军校。1924年9月，孙中山再次出师北伐时，越发感到革命军队的建立刻不容缓，于是手函蒋介石：“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15]蒋介石回复保证在两个月内建立一支劲旅。随即，蒋介石、廖仲恺下令军事教官何应钦着手筹备教导团，10月，教导团即组成，12月，黄埔军校又组建了教导第2团(原教导团为教导第1团)，跟着再组建了炮兵第1营和暂编独立营。
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下令将军校教导第1团、第2团等合编为党军第1旅，紧跟着成立教导第3团，也编入党军第1旅建制，国民党军队建设由此起航。1925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党军”名称，原党军第1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为首任军长，由此奠定了其掌握军队的基础。192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在军、师、团、连四级设立党部，团级以上党部设执行委员会，连级设队党部，排、班级设党小组，有正副组长各 1 人。同年，开始拟定《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以明确相关规定。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军事决议案》指出：“注意政治训练，使革命军队完全受革命教育，并宜明定党代表职权。”[16]1926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政治训练部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的目的是：“为灌输国民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规定党代表的主要职权是：“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关于军队中之政治情形及行为，党代表对党员负完全责任。关于党的指导，及高级军事机关之训令，相助其实行，辅助该部队长官巩固并提高革命的军纪。”明确党代表权力的运行方式是：“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同时，“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虽“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但须副署之”，并且如果“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和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17]139-140。
之所以建立政治部门和开展政治工作，黄埔军校时期的探索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协助周恩来工作的杨其纲介绍军校政治工作时指出：“政治工作启发人的自觉心。如军纪是军队的命脉，学生不仅明了这样遵守军纪，而且明了为什么要遵守军纪。政治部是负担政治教育及在学生与人民群众中发展国民革命的意识之唯一机关。政治部对党及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务使严重的军队纪律在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指导之下，以巩固战斗力之基础，使部队成为严密的组织。”[17]86这样教育出来的军人，不仅仅会打仗，而且还会宣传发动群众：“政治机关根据党的主义与策略，授以近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使学生确立革命的观点，并趁每次群众运动的机会使他们组织宣传队，练习宣传工作的能力，并养成向民众宣传的习惯。”[17]89应该说，对军队政治部门及政治工作的使命和价值在这时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为实现孙中山的“由党建军”思想，必须通过政党在军队的政治工作体现其对军队的思想灌输和行为指引，而这又是以党在军队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为基础的。国民党在这一时期通过的一系列法令，初步建构了“由党建军”“以党治军”的体制，遗憾的是，这良好的起步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
国民党在1925年遭到重创，先是孙中山逝世，然后是廖仲恺被刺杀，国民党这两个伟大的政治家离世，使国民党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民主义的理想追求被虚化和遮蔽，专制主义、军阀主义等沉渣泛起，国民党由党建军的发展路径也因此而中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连当时还站在武汉国民党左派一方的宋子文，也清楚地感觉到党军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18]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改设委员长1人，委员长统掌军事委员会事务，发布命令及一切公文任状，概由委员长署名，这从体制机制上完成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背弃了孙中山以党驭军的思想，仍然是以军驭军，导致军阀政治在中国依然故我。国民党军队的党务和政治工作蜕变为以巩固集权为根本目的，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孙中山所设想的主义、理想、民主等等民主革命的追求完全被遮蔽了，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党务和政工“特务化”的倾向。1939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南岳召开政工会议，会上政治部承认“过去政工人员多少负有特务性质，因此和部队长官不甚协调”[19]。实际上，只要不改变为个人、为专权服务的指向，军队的党务和政治工作就不可能走上正轨。
尽管孙中山的以党驭军思想没有能够实现其原有的理想，但仍然为中国现代军队的建设、为破解中国的军阀政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探索。毛泽东谈到这一贡献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认为也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建设提供了历史性的借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20]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确立起党领导军队的思想和体制，建立起了无产阶级先进的革命军队，最终彻底扫除了中国的军阀政治，开创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新纪元。这是对孙中山以党驭军思想的最好继承和最杰出的发展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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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宁凌，庆山.国民党治军档案：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35.
[17]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18]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70.
[19] 梁寒操.南岳政工会议的检讨与分析[J].建军半月刊，1940(14)：9.
[2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0.
注释 ：
①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校名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郊区的黄浦长洲岛上，故简称或通称为“黄浦军校”。
目前电子版实验报告在提交方式上可以有多种选择：课内学生通过显微数码互动系统中的“作业提交”模块[10]，或者建立专业的网络平台来提交作业[11]；对于不能当堂完成作业的同学也可以通过email、QQ、微信或者U盘拷贝等方式提交作业。在实际教学中，充分利用现有的显微数码互动系统结合QQ的方式，建议学生在课内完成实验报告，通过互动软件中的“作业提交”模块提交作业；个别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同学可以拷贝资料，回去完成后通过QQ提交，这种改革方式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普遍认可和赞许。
中图分类号 ：D693.0;K2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699.2019.02.009
收稿日期 ：2018-10-05
作者简介 ：孙 力，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研究.
[责任编辑 彭国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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