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资本争论的终结：“悖论”以及一个方法论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剑桥论文,悖论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资本理论在整个经济理论中具有显著的核心地位，但是在其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常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远不像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显示的那样和谐一致，这可能是由于资本理论与经济理论中许多其他重要的和困难的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入分配等，这使得资本理论更加复杂，并产生了众多争议。索洛将资本理论比喻成一锅沸水，自李嘉图撰写“论机器”这一章后，这锅沸水不断地被“文火蒸煮”，而且每隔一个历史时期，它就被大规模煮沸。（索洛，1963）资本理论最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被“煮沸”，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
剑桥资本争论是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与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在资本理论领域的激烈交锋，争论的焦点问题是新古典资本理论是否存在逻辑悖论。由于参与争论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集中在英国剑桥大学，新古典经济学家集中在美国剑桥附近的麻省理工大学（MIT），因此，这次争论史称“剑桥资本争论”或“两个剑桥之争”。（Harcout,1969,1972）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是，剑桥经济学家成功地证明了新古典命题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才能成立，而在异质品模型中则会出现技术再转折（Reswtiching of Technique）与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等悖论与异常现象，与新古典理论基本命题相违背，即新古典资本理论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萨缪尔森（Samuelson）在1966年的文章中明确地承认那种由杰文斯、庞巴维克、维克塞尔和其他新古典作者所告之的简单的寓言，即利息率的下降肯定会联系到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选择，并不是普遍有效的，这被布劳格（Blaug）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Blaug，1975）但是，剑桥资本争论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终结，经济理论发展的现实表明，新剑桥学派并没有替代新古典理论成为经济学主流的分析范式，而被证明存在逻辑悖论的新古典理论反而得以不断的发展，应当如何解释这一理论研究的“悖论”？本文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这一理论研究中的“反常现象”。
二、剑桥资本争论的发展与终结
在两个剑桥之争发生之前，在资本理论领域曾经发生过两次令人瞩目的争论，一次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初期，争论的双方分别是奥地利学派和资本边际生产力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和克拉克；另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争论的双方仍然是信奉奥地利传统的经济学家和美国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拥护者，代表人物分别是哈耶克和奈特，这次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一次争论的延续。这两次争论的结果是边际生产力论占据了上风，克拉克—奈特的资本概念成为新古典资本理论的主流的表述形式。就总体而言，前两次争论被认为是新古典传统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争论，双方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分歧，实际上，有些分歧由于争论而被夸大了。（柳欣等，2006）
但是，剑桥资本争论被认为古典剩余分析与新古典供需分析两种不同的传统之间的争论，双方争论的内容由资本理论扩展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的重要领域，争论的目的是决定哪一种分析传统应当在经济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争论更为激烈，历时更长，而且由于争论问题的重要性，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其中。（库兹，1992）
1.基本命题
剑桥资本争论的核心是新古典资本理论是否存在逻辑悖论，但是，新古典理论并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结构，它是由三个不同的分支组成的，即边际生产力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奥地利资本理论，三个分支之间采用的假设和逻辑推论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之间也有激烈的争论。因此，需要找到不同分支共同的特征，争论才能有的放矢，才能进行有效的争论。
哈考特（1972）将新古典基本命题归纳为以下相互联系的四点，并成为争论双方的共识：（1）更低的利润率与更高的资本劳动比（资本密度）相联系；（2）更低的利润率与更高的资本产出比相联系；（3）更低的利润率通过投资于更机械化的或更迂回的生产方式，和更高的持续稳定的人均消费相联系；（4）在竞争条件下，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能够用边际产品和要素供给来解释。以上命题体现了新古典学派以相对价格实现资源配置的基本思想。作为要素价格的利润率与资本需求之间是单调反向的关系。
这可以通过生产与消费的替代来解释。在利润率下降时，在生产过程中，相对价格较低的资本要素将会替代相对价格较高的劳动，生产者将更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资本密集型的商品相对价格会上升，劳动密集型的商品相对价格会下降，消费者将会更多的选择资本密集型的商品。因此，从全社会来看，利润率与资本需求总量呈单调相反的关系。
2.新剑桥经济学家的异议
根据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资本理论提出的异议，剑桥资本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两个阶段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不同的，虽然两个焦点问题被证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第一个阶段，争论的焦点是资本加总问题与新古典的逻辑循环推论，在第二个阶段，争论的焦点是资本的反常现象，包括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流。
（1）资本加总问题与循环论证
罗宾逊夫人（1953）最早提出了资本加总问题，主要针对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由此揭开了剑桥资本争论的序幕。在供求分析框架下决定稀缺性价格，要求一种能够独立于利润率的资本的数量测量。但资本与劳动和土地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存在物质上的统一的尺度，以将异质的（Hteterogeneous）资本品加总为一个总资本，因此，只能将价值量进行加总，但是，资本的价值量的确定必须事先确定资本品的价格，它是由利润率来表示的。因此，用生产函数来决定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即利息率），是一种循环推论。
为了解决资本加总问题，钱伯瑙恩（1953）提出了一种计量资本的链指数方法。链指数方法是在社会所有技术状态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技术（即技术光谱，Technique spectrum）中，将处于最大利润均衡点或技术转折点上相邻两种技术的资本按照一定的指数排列起来，从而消除利润率对资本价值的影响。当技术无限多时。由链指数计算出资本值，并由此得到总量的生产函数将呈圆滑形状，避免了函数曲线的间断，这样也就避免了资本计量的非连续性问题。但是，钱伯瑙恩的链指数方法，并没有使资本量的决定独立于利润率。在他的链指数中，作为基数的资本量仍然是以已知的利润率为前提的。因此，他虽然消除了利润率变化对于同一技术的资本量的影响，但是整个资本量依赖于利润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这意味着钱伯瑙恩的链指数并不能解决边际生产力理论中的循环论证问题。
（2）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流
斯拉法在1960年出版的《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提出并论证了资本的反常现象，这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异常现象，即技术再转折（Reswtiching of Technique）与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这些现象与新古典的基本命题直接相违背。
利润率与人均资本数量之间存在单调反向的关系，这是新古典资本理论的基本命题，这一信念是建立在替代原则的基础上，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时，更便宜的一种要素将会替代变得昂贵的另一种要素。因此，利润率的下降与资本更密集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因为存在着以资本代替劳动和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倾向，这一过程被称为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正如剑桥资本争论所证明的那样，这一结论并不总是成立，更低的利润率可能与更低的人均资本数量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本倒流。（斯卡齐里，1990）
根据新古典的命题，利润率与技术选择具有单调的关系，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更密集的技术会依次替代原来的技术，因此，可以将这些技术进行排序，以确定哪些是更有效率的技术。这种技术的替代被称为技术转折。如果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原来资本相对不密集的技术又再次代替了资本密集的技术，这被称为技术再转折。如果发生了技术再转折，则说明利润率与技术选择不具备单调关系，从而与新古典理论相悖。
可以通过工资—利润线来说明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流现象。就同一种生产技术而言（以资本劳动比来衡量，资本劳动比相同的技术可以视为相同的技术），工资—利润线说明了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在产出和剩余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工资与利润呈此消彼长的单调反向关系，但这种关系既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非线性的。斯拉法的贡献在于，清晰的表明了在存在异质的资本品生产的经济体系中，一般而言。工资—利润线是非线性的，只有在各部门劳动与资本（或劳动与间接投入）的结构完全相同时，工资—利润线才是线性的。
在工资—利润线为线性的条件下，不存在资本的反常现象。如图1所示，其中，S[,1]和S[,2]为技术转折点。如果工资－利润线为线性，所有技术的工资利润线只能相交一次，即两种技术只能出现一次转折，而不会出现技术再转折。在r＝0时，最高的工资率等于人均净产出，在图1中可以发现，A、B、C三种技术的人均净产出依次下降。在S[,1]上。A和B技术T资率相等，因此，A技术的人均利润更大（因为A技术人均产出较高），根据统一利润率的要求，A技术的人均资本数量较高。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更密集的A技术替代了B技术，这与新古典基本命题是一致的。在S[,1]点上，A技术代替了B技术，这既是技术转折，也是资本深化。
如果工资—利润线是非线性的，如图2所示。就有可能出现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流。随着利润率的提高，在下图S[,1]点，资本较不密集的B技术代替了资本密集的A技术，但是，随着利润率的进一步提高，在S[,2]点，资本密集的A技术再次代替了B技术，这就出现了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流。
图1 线性工资—利润线中的技术转折与资本深化
3.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辩护
针对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资本理论的攻击，新古典经济学家先后从代用生产函数、要素投入的互补性与一般均衡理论等方面进行辩护，但是这些辩护或者需要在原有理论中加入严苛的条件，或者倾向于将资本争论贬低于技术上的细枝末节，因而未能有效的维护和证明新古典资本理论的逻辑一致性。
萨缪尔森（1962）使用代用生产函数（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避免资本反常现象的出现，以证明新古典资本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他将异质资本品引入到理论分析中，放弃了均质资本品的概念，但是他假定在不同的生产部门，资本劳动比例相同，这一假设对他的结论至关重要，正是由于这一假设代用生产函数才得以避免逻辑悖论。正如帕西内蒂证明，而萨缪尔森也承认的那样，代用生产函数之所以有这样良好的性质。完全是由于萨缪尔森做出的各部门资本劳动比相同的特殊假定，在这样的假定条件下，替代生产函数与单一商品模型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图2 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流
八田（Htatta，1976）证明，出现资本反常现象的必要条件是在生产函数中至少存在一对互补的生产要素。在说明了资本反常现象的普遍性之后，八田指出，互补性是导致了新古典理论的很多悖论的根源，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问题不过是其中之一，但这些悖论都可以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内得以解释，因此，剑桥资本争论并不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
对新古典资本理论最为成功的辩护主要来自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布利斯（Bliss，1975）和哈恩（Hahn，1982）认为斯拉法的再生产模型只是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的特例，因为在斯拉法模型中，不同部门具有统一的利润率，而在瓦尔拉模型中各部门具有差别利润率，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完全一致被认为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经济状态。统一的利润率是出现资本反常现象的必要条件。由于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中既不存在资本总量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利润率，因此，也就自然地避免了加总问题和资本反常现象。但是，在不同部门存在着差别利润率的情况下，这样的均衡是否还是一种真正的均衡，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如果要在一般均衡体系中说明利率、储蓄与投资等变量的决定，必须引入资本总量与统一利润率的概念，正如盖尔加尼（Garegnani，1990）所证明的那样，统一利润率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性，将统一的利润率加入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体系中会产生逻辑矛盾。
4.剑桥资本争论的终结
剑桥资本争论统治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英国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剑桥资本争论因此被认为是一场革命，甚至引发了“新古典经济学是否已经失去了活力，并将被埋葬”的疑问。（Blaug，1975）但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实际历程却表明了相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如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卡尔多和哈恩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比如，从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的应用总量生产函数、边际生产力论以及长期分析方法，而对其中包含的逻辑悖论根本未予考虑。哈考特（1995）认为这种忽略就其胆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却反映了在理论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具有的“无情的”的统治力。
三、“悖论”及其方法论的解释
逻辑一致性是对任何理论的“最一般要求”，因为一个自我矛盾的解释同所有事件都相容，从而永不会被拒绝。（Blaug，1975）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剑桥资本争论证实了其逻辑矛盾之后，仍然被理论界广泛采用。并不断发展，应当如何理解这一“悖论”。其中的原因必然不在于理论争论本身，而应该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虽然争论的双方都承认新古典资本理论中有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流这样的逻辑悖论存在，但是这并没有使人们抛弃新古典分析传统。那么，逻辑悖论是否在科学研究的不同范式或研究纲领的优劣比较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答案也许并不那么肯定。
根据库恩（Kuhn）的观点，科学变革，即由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转变，“是一次神秘的皈依，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靠一些理性的规则来引导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变革”。（拉卡托斯，1970）在科学研究的常规时期，批判应该是被诅咒的，只有在十分罕见的“危机”阶段才允许对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进行批判并提出新的理论。拉卡托斯认为科学革命是理性的过程而不是宗教的皈依，他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它由这样一些方法论规则组成：有些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反面助发现法，Negative Heuristic），另一些告诉我们应当遵循哪些研究途径（正面助发现法，Positive Heuristic）。前者禁止我们把矛头指向纲领的硬核，通过发明一些“辅助假设”，在硬核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带，以致矛头只得改而指向这些假设，从而使硬核得到保护。后者是科学家遵循他的纲领正面部分规定的指令，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他的模型上，而不理睬实际存在的反例。只有在正面助发现法消耗殆尽的时候，处于研究纲领退化阶段的那些科学家才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反常。（拉卡托斯，1970）库恩的范式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虽然对知识积累过程的认识存在分歧，但是对于科学研究如何对待反常现象，观点是相近的，虽然他们所指的反常现象更多的是指经验观察，而并非逻辑演绎。
德马尔基（1990）在谈到悖论与异常现象时指出，被视为令人困惑的结果的悖论，在经济研究过程中是很普通的。在经济研究中，悖论只要侵害那些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信仰，人们就会竭力的消除或忽视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可以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一门实证科学，“简单性”（Simplicity）和“成效性”（Fruitfulness）是在不同的替代性假说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它强调的是理论所具有的预测能力。“逻辑的完备性（Completeness）和一致性（Consistency）也可以作为人们在替代性假说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但它们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弗里德曼，2001）
因此，比较两种相互竞争的分析传统，哪一种能够成为更具统治力的范式或研究纲领，逻辑一致性绝非唯一的和更重要的标准，解释现实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也具有至少同样重要的影响。实际上，英国剑桥学派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竞争的范式或研究纲领，虽然他们也试图这样去做，但是并没有成功。在斯拉法的著作发表以后，它不仅被当作揭示与批判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的悖论的基础，也被认为是提供一种能够替代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更适合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的基础。伊特韦尔、盖尔加尼和米尔盖特在70年代以后和80年代初期试图以斯拉法的著作为基础，将凯恩斯的理论发展为一种长期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过于强调短期，这成为这一理论的重要缺点。一些试图构建这种能够替代新古典分析框架的学者还暗示将以习惯与规则作为行为模式的基础，而区别于新古典理论中的效用最大化，这源于凡勃伦和康芒斯这些制度主义学者。但是，实际上这些学者并没有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发展出任何真正的行为理论，作为构建基础的行为理论仍然是一片空白。（Hodgson，1997）构建一种能够与新古典相抗衡的理论框架是一项庞大的研究计划，在经过了十年之后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一些积极的参与者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将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应用到其他理论领域，用于批判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理论，由此产生的成果是很少的。70年代梅特卡夫（Metcalfe）和斯蒂德曼（Steedman）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批评和80年代罗杰斯（Rogres）对主流货币理论基础的批评是为数不多的例子。（Blaug，1975）
根据布劳格对两个剑桥的理论的评论，在两个剑桥之争中，毫无疑问，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更具有逻辑一致性，虽然把这些理论放在一起并不能形成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英国剑桥理论的基本假定似乎也更加现实，虽然有些表述本身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他们的理论总体而言无法形成可检验的预测结论，而美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更简单、更优美，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种种问题，最终却轻松取胜。（Blaug，1975）也许阿罗的评论能够揭示新古典理论成功的秘密。他认为虽然一直处于种种批评之中，新古典理论却能长期存在下来，其原因在于，就其数学结构而言，新古典理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面对一个具体问题，它能够较为轻松地得出有意义的理论含义。
四、小结
剑桥资本争论证明了新古典资本理论存在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悖论，就理论争论而言，英国剑桥学派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言，英国剑桥学派所代表的古典分析传统并未代替新古典分析传统，“剑桥革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英国剑桥学派虽然指出了新古典理论的缺陷，但未能成功地发展出一套能够与之竞争的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不能灵活、方便的解释具体问题，因而逐渐被放弃，以致最终在理论研究中销声匿迹。逻辑悖论不是判定不同研究范式优劣的唯一的和最重要的标准，而在于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剑桥资本争论的发展与终结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