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经济学人
劳动力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假说存在与否？
——基于人力资本的门槛回归
李晓阳，赵宏磊，王思读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要素配置低效率的背景下，对结构红利假说赋予绿色的含义，选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的同时，研究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上，劳动力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假说的存在性和差异性。结果显示：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低等水平时，劳动力流动产生“新结构负利”；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中等水平时，劳动力流动产生“新结构红利”；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高等水平时，劳动力流动又产生“新结构负利”。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最高，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的“新结构红利”最小。各省市突出自身比较优势，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坚持市场化改革，推动就业结构改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良性互动，倡导和营造一个创新的软环境，能够有效提高中国绿色经济效率。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门槛回归；绿色经济效率；新结构红利
一、引 言
如今，虽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增大、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等问题愈加严重。在如今资源要素与生态环境等的约束下，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资源要素利用效率，推动资源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产业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产业，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的释放。一方面，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微观上提高要素边际生产率，中观上优化产业结构，宏观上激发闲置要素，加速社会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最终推动了经济发展（李晓阳等，2018；张幼文和薛安伟，2013）［1-2］。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产业间的流动在推动中国生产效率提高等方面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陈宏伟等，2010）［3］。所以在当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本等资源要素流动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贡献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探讨的方向。
随着一些地方政府寻租行为的盛行以及渐进式改革的推进，地区间要素错置和市场分割等问题日益凸显（Young A，2000）［4］。主要表现为：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就业结构调整不匹配。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较低且增速慢，表现为低产出、高就业的特征；第二产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大，形成高投入、低就业格局；第三产业具有结构不合理、整体水平低等问题，仍存在很大的就业空间和潜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5］。②尽管中国并没有通过立法来限制资本要素流动，但是事实上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仍较少。③生产要素流动方向错乱。虽然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向因东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未发生较大变化，地区间要素需求错配（蔡昉等，2009）［6］。于江波和王晓芳（2015）［7］也发现虽然资本表现出向西北地区流动的趋势，但是劳动力却又向东北地区流动。有研究表明，由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产业间和区域间的错配，1985-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降低了大约33%的增长（李晓阳等，2018；Brandt L等，2013）［1，8］。而因政府向国企倾斜的相关政策造成的资源错配损失了大约9.15%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罗德明等，2012）［9］。
由于资源要素流动有助于缓解中国地区间的要素错置和市场分割等问题，进而释放“结构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关于要素流动的结构红利的研究，现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关于“结构红利假说”存在与否，学者们仍未达成一致。由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区域性流动可以促进各区域基于自身比较优势选择各自最优的技术模式和产业发展路径（蔡昉和王德文，2002）［10］，因而生产要素的区域性流动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张辽，2013）［11］。并且生产要素产业间的流动在推动中国生产效率提高等方面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陈宏伟等，2010）［3］。也有学者认为虽然要素流动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由于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分配的低效率阻碍了总生产率的提升（封思贤等，2011）［12］。尽管在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要素流动呈现出阶段性的“结构红利”，但是在工业内部结构演变中则表现为“结构负利”（苏振东等，2012）［13］。李小平等（2007）［14］则认为，虽然资本转移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劳动力流动并不能显著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所以“结构红利假说”在中国总体上并不显著。而有学者则发现虽然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存在“结构红利”，但资本的跨产业流动却没有“结构红利”（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15］。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要素流动的结构红利的存在性及其大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夯实的基础。其中大多学者选用资源再配置效率（陈宏伟等，2010）［3］、偏离份额法（苏振东等，2012）［13］以及差异系数（王晓芳和胡冰，2016）［16］等分析方法来探究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要素配置（再配置）、要素投入差异等问题。因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尚可继续探讨的地方：①现有研究假设行业间、产业间劳动力要素分布的变化与生产率的增长是分离的、分别进行的，而实际上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或产业间的分布变化与生产率的增长一般来说是同步变化的，所以基于上述假设所得的结论可能存在偏误。②在绿色经济席卷全球之际，将“结构红利假说”赋予绿色的含义才能更好地探究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要素流动的作用，为中国经济顺利转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③现有研究中关于变量之间非线性的门槛效应以及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还较少。而事实上变量之间呈非线性关系更为普遍，因而将当前研究视角转向非线性门槛效应研究更符合现实需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选择合适的劳动力流动指标的同时，对结构红利假说赋予绿色的含义，选取人力资本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探究劳动力流动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上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变化情况，检验劳动力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假说”的存在性和差异性。以期为中国政府缓解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实现就业可持续有效增长、充分释放中国新结构红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二、理论与假设
传统的“结构红利假说”认为生产要素跨部门、跨产业、跨区域的再配置会释放“结构红利”。即生产要素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部门向效率较高的部门再配置（流动），推动了整体生产效率或产出水平的提高。但在如今绿色经济浪潮下，我们不再仅仅追逐生产率或产出的增长（即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是在向生态经济靠拢，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投入到绿色经济的相关研究中。所以本文对结构红利假说赋予绿色的含义，即用绿色经济效率来替代生产效率，研究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上劳动力流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检验劳动力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假说”的存在性和差异性。
而关于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动和绿色经济效率三者间的关系探讨、分析，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由于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较低且增速慢，表现为低产出、高就业的特征；第二产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大，形成高投入、低就业格局；第三产业具有结构不合理、整体水平低等问题，仍存在很大的就业空间和潜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5］。因此，农业、农村中的隐形失业人员或者涉农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不仅能够提高中国的就业率，也能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作为经济生产中的重要要素投入，对其他能源、对环境污染的投入要素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所以，劳动力流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增长。
（2）人力资本作为知识、技术应用和传递的关键媒介和必要基础，任何知识、技术的应用和传播都必须通过人力资本来实现。若是缺乏所需的人力资本条件，则所有知识、技术的应用、传播都将中止（崔宇明等，2013）［17］。所以人力资本较低的涉农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后的培训和熟练生产，要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消耗更多的时间和成本。从而，较普遍的，相对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区域，人力资本较低的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较小。在人力资本非常低的时候，劳动力的跨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新结构红利”可能小于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所带来的培训和熟练生产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劳动力流动可能会阻碍绿色效率的增长，产生“新结构负利”。在人力资本较高的时候，由于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所带来的培训和熟练生产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变小，这个阶段劳动力流动可能会促进绿色效率的增长，产生“新结构红利”。在人力资本很高的时候，如欧美发达国家，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相适应，各种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各个产业的技术门槛比较高，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可能又小于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所带来的培训和熟练生产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劳动力的流动一般发生在同一产业内。这个阶段劳动力流动可能会阻碍绿色效率的增长，产生“新结构负利”。
假设Ⅰ：劳动力流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假设Ⅱ：人力资本水平lrl≤γ1（第一门槛值），劳动力流动可能会产生“新结构负利”；γ1＜lrl≤γ2（第二门槛值），劳动力流动可能会产生“新结构红利”；lrl＞γ2，劳动力流动可能又会产生“新结构负利”。
杨梅只能分辨出自己被拉出小区，此后驶向什么地方，她就不清楚了。惊恐之中，杨梅听到绑匪在打电话：“你是杨凯吗？你女儿在我们手上，限你两个小时准备200万。”过了一会儿，杨梅听见自己的电话在响，东北口音的绑匪接了电话说：“你赶紧准备钱吧，拿不到钱后果自负。想听你女儿说句话？好，等着。”
如果想真正地将全面风险管理制度进行有效落实，第一点就是要对风险管理的整个流程进行有效梳理，然后在每个流程上设定对应的部门或者是人员进行专项的管理，并且要构建与之对应的责任体系，对所有的参与到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人员责任进行明确，一旦出了事故就要找到专业的负责人员进行负责，这样才能够保证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切实的落实到实处，而并非再是面子工程。
三、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绿色经济效率测算
（1）测算方法。为避免传统的DEA模型存在的投入要素“松弛”问题以及因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出现同时有效的情况（即若干不同省份的效率都同时为1，均处于DEA效率前沿面）会影响决策单元的有效评价，本文选用Super-SBM模型使用mydea1.0.5软件测算了2003-2016年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
（2）指标选取。在产出变量方面：①非期望产出。鉴于数据的延续性、可得性，本文选取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粉）尘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杨立生等，2018）［18］；②期望产出。本文选取用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各省市辖区实际GDP。在投入变量方面：劳动力投入选取各省市期末从业人员总数衡量；水资源投入选用各省市期末供水总量衡量；土地资源投入选用各省市期末建成区面积衡量；能源投入选取各省市期末以标准煤计算的能源消费总量衡量；资本要素投入选用资本存量（以各省市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利用永续盘存法测算的）表示；基期（1997年）的资本产出比（K/Y）和折旧率δ分别设定为2.0和10%（王小鲁，2000；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19-20］。然后，基于式（1）测算 2003-2016年各省市期末资本存量：
其中，Lit是i地区t时期的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αit是i地区t时期的就业增长率。若是某地区某一细分行业或产业的从业人数增长率与该地区整体的就业增长率相等时，就表明该地区该细分行业或产业的劳动力不存在跨行业流动（李晓阳等，2018）［1］。即如果ldyit＞0，表明i地区t时期涉农劳动力流入非农产业；反之则表明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流出。
（3）绿色经济效率相关分析。图1是2003-2016年中国及各省市年均绿色经济效率（TFP）相关测算结果。从图1可知：全国来看，中国年均绿色经济效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仅为0.764 7。分区域来看，区域之间年均绿色经济效率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仅有12个省市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东部地区中北京、浙江、广东、上海、福建、海南、天津、山东等9省市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中部地区只有湖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仅有陕西、青海比全国平均水平高。总体来看，中国各省市2003-2016年平均绿色经济效率呈现为东、中、西部区域阶梯递减，地区之间的差距比较悬殊。
图1 中国各省市2003-2016年平均绿色经济效率测算结果
（二）门槛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检验与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的存在性及其水平变化，参考Hansen（1999）［21］的相关做法，本文选取人力资本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探讨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是否产生影响及其显著性。尔后，基于设定的单一门槛回归模型（式（2））和双重门槛回归模型（式（3）），三重及其以上门槛回归模型以此类推，通过逐一检验确定适合于本文研究问题的模型。
其中，tfpit为被解释变量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X1是控制变量矩阵；a0、a1、a2和β0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是随机扰动项。本研究选取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刻画的各省市人力资本水平（lrl）作为门槛变量γ（崔宇明等，2013；李晓阳等，2018）［17，22］，门槛依赖变量是劳动力流动（ldyit）。由于当前中国的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产业的隐性失业人员甚至就业人口加速流向非农产业是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主要方向，在肖挺（2014）［23］衡量劳动力在行业间流动做法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拓展并将其运用于衡量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具体如下：
其中，pt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上数据来自2003-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本研究选用MyDEA1.0.5软件测算了2003-2016年除西藏、香港、台湾、澳门外中国30个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
据相关研究，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①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若要开展绿色性经营、生产、创新等活动，则必然会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但是趋利性、虹吸效应等往往会造成大量生产要素汇集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因而这些地区的企业更有意识、也更有能力进行绿色经营、生产等活动（李晓阳等，2018）［22］。本研究用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②对外开放水平。本文选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作为其衡量指标，以检验到底是FDI外溢效应为正，还是“污染天堂假说”正确。③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不仅可以通过技术外溢、知识传播以及共享劳动市场和基础设施等降低该地区单一企业的平均成本，还对该地区知识的扩散、创新人才库的建立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本研究选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来表示（王惠等，2015）［24］。④环保规制强度。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直接且严重影响着该地区企业对绿色生产、创新等活动的意愿和重视程度。本研究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在GDP的占比衡量。⑤市场化水平。用个体和私营企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度量市场化程度。⑥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提高知识和技术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对传统资源要素的依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王裕瑾和于伟，2016）［25］。本研究选取第二、三产业产值与GDP的比值来表示。⑦科技创新水平。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是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主要来源（吴建新，2012）［26］。本研究选取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作为其衡量的基本指标。
控制变量实证结果是：科技创新水平（lkj）的系数显著为正，即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有了显著的增长。说明由于最近生态环境恶化所致的问题频发，绿色可持续发展深入人心，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在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经济发展水平（ljf）的系数值符号不统一，四个模型中只有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该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说明尽管近几年各地方政府都在积极谋划探索绿色可持续的技术路径和发展模式，但显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地区的企业才更有意识和能力进行绿色性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西部地区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现状没有很大的改观，如中、西部地区的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和新疆等地，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资源的开采和化石燃料的消耗等。环境规制强度（hzt）的系数值符号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了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增长，但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作用有待提高。这可能是因为：①当前中国政府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废弃物排放、生态环境恶化后的再治理，并不是直接从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源头去管控（强制“三高”企业整修甚至关闭）（李晓阳等，2018）［29］。②一方面，中国保护生态环境、规制环境违法等方面的法制法规有待完善、健全；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还需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升级（lcyg）的系数值符号不统一，总体来说全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表明虽然产业结构升级也提高了部分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虽然非农产业的生产效率比第一产业高，但是相对来说，非农产业不仅非期望产出较多，而且其高能耗、高排放也造成了能源、资源过度损耗和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等问题（王裕瑾和于伟，2016）［25］。对外开放水平（fdi）的系数为正，但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即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了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说明前文中提到的“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已不再成立，随着绿色发展深入民心，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不断推动了新能源、低碳化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市场化水平（lsc）的系数基本为负，即随着市场化水平（本文用个体和私营企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度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反而降低了（王裕瑾和于伟，2016）［25］。这可能是由于尽管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对中国生产效率的增长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进行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等活动存在一定的规模效应（钱丽等，2015）［30］。个体和私营企业盈利能力较差、自身规模较小，所以一般而言，个体和私营企业不愿意更没能力为企业进行绿色性的经营生产活动而投入大量的资本、劳动力要素。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lsc）的系数值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相对较高，在市场无形的调控下，各经济主体自发地选择集约型的生产方式。产业集聚（lcyj）的系数基本显著为正，即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有了显著的增长。其中只有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的系数值为负，就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而言，东部地区目前的产业集聚规模已经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可能已经逐渐开始转向不经济的阶段。当然部分区域的产业集聚规模还有待提高。
（三）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2003-2016年除香港、台湾、澳门、西藏外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文中对全国东、中、西的划分方法借鉴储伊力和储节旺（2016）［27］、李晓阳等（2018）［22］等学者的做法。相关数据来自2003-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表1为本文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1 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人力资本水平门槛值的计算及显著性检验
在门槛模型的门槛值、系数估算检验前，首先必须对该模型进行门槛效应存在性以及存在几重门槛的检验。本研究选用Stata14.0软件利用“自助取样法”计算门槛模型的LR值，并最终确定模型的门槛置信区间。表2为相关检验结果。
（1）劳动力流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低等水平时（lrl≤γ1（第一门槛值）），劳动力流动产生“新结构负利”；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中等水平时（γ1＜lrl≤γ2（第二门槛值）），劳动力流动产生“新结构红利”；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高等水平时（lrl＞γ2），劳动力流动产生“新结构负利”。
表2 模型门槛存在性检验
（2）劳动力流动对中国整体的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其中，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最高，劳动力跨产业流动的“新结构红利”最小。
图2和图3分别是该模型两个门槛估计值的似然比函数图。
图2 第一门槛值估计值的似然比函数
图3 第二门槛估计值的似然比函数
其中，LR趋势线与图中虚线的交点即为门槛变量人力资本（lrl）的置信区间。可以看出该模型两个门槛值估计值γ1、γ2的95%的置信区间分别是［1.917，2.425］和［2.357，2.425］。同时从表3中可知人力资本水平（lrl）的两个门槛估计值分别是1.923和2.357。
建立货币资金业务的授权审批制度，对货币资金业务中的审批人职责范围、审批方式、审批程序及审批责任进行明确，不得随意越权，同时要相互监督。根据授权审批相关制度的规定，审批人要明确各自的审批权限和责任，在授权范围内审批，不得越权审批，同时审批人要对审批事项进行详细审核，并对各自审批意见负责。经办人在职责范围内，根据审批意见来办理业务，对于审批人超越权限的审批，经办人要拒绝办理，同时要向上级授权部门报告。对于重要的资金支付业务，要实行集体决策和审批，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各种违规事项的发生，防范资金风险，防止资金损失。
表3 门槛值及其置信区间
上述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根据这两个门槛估计值，可将中国省级人力资本水平（lrl）分为三个区间，即较低水平（lrl≤γ1）、中等水平（γ1＜lrl≤γ2）以及较高水平（lrl＞γ2）。
（二）非线性门槛回归结果
基于上述人力资本水平门槛值的计算及显著性检验，表4分别报告了全国及分地区的双重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全国及分地区的各变量的系数值、显著性差异较小，因而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是比较严谨稳健的。
在大豆长出2片子叶后，采取挖掘法将整株大豆从土壤中取出，在不损坏根系的前提下，移植到事先准备好的培养液中进行无土培养，此时大豆主根长度为4.8cm。其中，主根在6cm处向下突然变细，与侧根区分不明显。在培养液中根系生长数据经测量后，记录如表1所示。
表4 各门槛模型实证结果
而对于当时年幼的我来说，其实并不清楚“两分两换”的真正含义，我只知道，我们家从农村的老宅子搬进了红瓦白墙的公寓楼，屋门口的泥泞小路变成了宽敞的柏油大路，我的夜生活也从晚上7点全村关灯睡觉拖延到了晚上8、9点还在灯火通明的小区里玩耍。
全国及分地区的模型经检验都有两个门槛。其中第一门槛值为东部＞西部＞中部＞全国；第二门槛值为东部＞全国＞中部＞西部。这可能由于涉农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流动要通过培训、学习后生产效率才能有较大的提高，而培训和学习的时间和成本的大小会随着技术的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一般，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不仅东部地区的非农产业更发达、技术含量更高、内部结构更合理，而且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也要相对高一些（张茜倩，2012）［28］。所以相对来说，东部地区的模型中人力资本的门槛值是最高的，中部、西部较低。另外全国、中、西部地区的模型都验证了假设Ⅱ。但是，东部地区的模型中，当人力资本lrl≤γ1时，劳动力流动促进了绿色效率的增加，存在“新结构红利”；当γ1＜lrl时，劳动力流动存在“新结构负利”。这可能是由于现阶段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基本处在假设Ⅱ的第二阶段，甚至有部分区域已经处于第三阶段。说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变与就业结构转变匹配程度最高，而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结构转变要滞后于产业结构演变。因而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跨产业流动的“新结构红利”最小。
依据SYBR Premix Ex TaqTMⅡ检测试剂盒说明书操作进行扩增。扩增体系：2倍浓度的PCR扩增液10µL，上游引物0.4µL，下游引物0.4 µL，cDNA 2µL，水7.2µL。反应条件：95 ℃预变性30 s，95 ℃变性10 s，60 ℃退火延伸25 s，共42个循环。
五、结论与建议
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要素配置低效率的背景下，本文在选择合适的劳动力流动指标的同时，对结构红利假说赋予绿色的含义，选取人力资本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探讨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是否产生影响及其显著性，检验劳动力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假说”的存在性和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
我正准备还使劲举那么一下，忽听得背后螃蟹大叫一声说，哎呀是他。我回过头一看，螃蟹正用手指着我脚下说，雷老师雷老师，是他偷的。我连忙看我脚下，我的天，正是那封信，虽然已经被揉成一坨了，但那张邮票还能看得清楚。两位干部，我首先要告诉你们，那信绝对不是我偷的。我是个私娃子不假，但我的养父母对我的家教还是蛮严的，一点都不比正宗的公娃子差。我养父常对我说穷死不做娼，饿死不做贼。我养母说，世界上有几丑几
从表2可以发现，该模型在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检验中分别通过了1%和10%显著性水平的假设性检验，但是并没有通过三重门槛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劳动力流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Ⅰ。且本文中的模型属于双门槛面板门槛模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规范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按照中央的要求，广西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了清理、整合、规范，研究制定了管理办法，完善了相关配套制度，初步建立了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体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专项转移支付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部门利益等息息相关，当前还存在项目过多、规模过大、监管过松、效益过低等问题。如何建立科学高效的转移支付体系仍是财政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综上，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本文提出了以下系列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政府缓解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实现就业可持续有效增长、充分释放中国新结构红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第一，政府应当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现阶段中国劳动密集产业亟待转型升级而中高端产业人才短缺，产业结构演进与就业结构转变匹配程度较低。从长远来说，政府鼓励专业培训的发展、促进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是最终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充分释放中国新结构红利的关键举措。
第二，政府要推动就业结构改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的、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强化要素市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加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就业结构。
第三，政府与企业携手共建创新的软环境。作为创新的主体，企业一方面要重视国际前沿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还需引进消化先进的管理思想，积极探索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政府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尤其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创新研发活动的补贴力度，构建有助于科研创新的文化氛围。
ofo后又通过抵押动产（单车）的方式获得阿里17.7亿元贷款。“这是个折中方案，阿里给了一些现金救急，借款不需要滴滴签字。但这需要签对赌协议，ofo需要在一年内盈利1000万元。”Raven说，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几乎不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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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New Structural Dividend”Hypothesis of Labor Mobility Exist or Not?—Threshold Regression Based on Human Capital
LI Xiao-yang，ZHAO Hong-lei，WANG Si-du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conomic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in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actors，the structural dividend hypothesis is added by the connotation with green.The Super-SBM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green economy.And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human capital，the existence and difference of the new structure divi⁃dend hypothesis regarding the labor mobility is studied.The results are given below.When regional human capital is at a low level，labor mobility produces“new structure negative profits”；when it is at a medium level，labor mobility generates“new structural dividends”；when it is at a higher level，labor mobility creates a“new structure negative”.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eastern region has the highest matching degree of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the smallest“new structural dividend”of the labor cross-industry flow.All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green economy by a series of measures，such as highlighting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vestment of human capital，adhering to market-oriented reforms，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structure，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advocating and creating an innovative soft environment.
Keywords: labor mobility；threshold return；green economy efficiency；new structure dividend
中图分类号： F24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2019）04-0005-07
［DOI］ 10.19629/j.cnki.34-1014/f.180426014
收稿日期： 2018-04-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215）；西南大学“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重大科研专项（SWU1709745）
作者简介：
李晓阳（1969-），女，四川郫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
充分利用保加利亚农产品为非转基因的特点及玉米、小麦、葵花籽粕等农作物的价格优势，采取基地自产和收购原料的方式，结合目前天津食品集团年能量饲料用量约9.6万吨，今后年能量饲料用量将增至37万吨的需求，在保加利亚建成15万吨饲料加工厂，此后将扩建成50万至100万吨的饲料加工厂，打造农产品循环经济，完善食品集团产业链。
赵宏磊（1994-），男，山西五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
王思读（1994-），女，甘肃陇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战略管理。
［责任编辑：余志虎］
标签：劳动力流动论文; 门槛回归论文; 绿色经济效率论文; 新结构红利论文;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