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为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与主观必要性
首先是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然后必然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是提供了观察和解决问题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论基础，它不可能直接转化为行动纲领和具体政策。由于它是解决人类命运问题的世界性的理论，所以在用于解决民族问题时必须予以民族化、具体化。民族化和世界化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一体两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俄国化、越南化一样，也是合乎文化交流规律的，合乎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这是“化”的客观必然性。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主要问的是一个主观必要性问题。有学者认为“为什么”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性问题，它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立场、主观必要性动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实现人类解放，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问题。①“化”的这种目的，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是不可改变的，而作为科学、作为武器（工具）是需要不断更新的。
以上谈主观必要性问题虽无懈可击，但实质上只是回答了为什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而没能回答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有学者更具体地分析了“为什么”的动因：只要中国人继续信奉或者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将一直存在下去。每当理论上出现偏差、每当实践领域发生重大变革，这个问题就会凸显。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于现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有了距离，无法为生活世界提供充分的解释②。也就是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时，教条主义的理解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教条主义虽然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却是反对中国化的。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制止教条主义的主观能动的危害性，所以反对教条主义就成为为什么要“中国化”的动因。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最深体会的毛泽东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③邓小平也多次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④
两个领袖虽说法是一致的，然而“第二次中国化”与“第一次中国化”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虽有第一次中国化的经验，也对第二次中国化有自觉意识，却未能成功把握。
二、两次“中国化”针对的都是苏联，但目的不同
两次中国化都针对苏联，但目的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目的：一是批判思想理论上的苏联教条主义；二是“中国化”的公开提出还含有更深目的——反外来干涉而要独立自主，这是话语权力争夺。但无论是思想理论批判或话语权力争夺，都不是反对俄国化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其实施“中国化”。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模式左的方面的批判、60到70年代对苏联模式“右”的方面的批判，也都不是要摆脱而是要维护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但许多论者将新时期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针对苏联教条主义的批判，看作是同一性质。实则有大不同：一个接受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予以中国化，是“化”苏体的。一个则是明确告别俄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去”苏体的。第二次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提出，直接用原版马克思主义清除各种教条主义、清算各种误解和歪曲的附加、寻找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第一次中国化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需要，第二次中国化则是源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合法性及执政稳定的需要。
十月革命道路经中国化之后，在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这是因为十月革命道路本身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这二者都是成功的。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化却失败了。这首先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存在一个“普列汉诺夫问题”，此问题对苏式社会主义具有挑战性，并且是长期存在的。经典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基础上，所以经典社会主义不存在、也不解决现代化问题。而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夺权成功，则必然遭遇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如不能导致现代化便将丧失存在的合法性。列宁的解决方案是经过社会主义的通道而现代化，力图将现代化奠基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上，以政治强制解决现代化发展，以适应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导致“阶级斗争”理论的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在经济建设实践上的失误，实际是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包括在苏联的不适用，这也就导致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误。
与提出第一次中国化命题的动因不同，新时期提出“中国特色”、提出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执政权力寻求意识形态合法性。30年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无疑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连美国人也承认“北京共识”的成立。但是，这是否就确立了“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合法性呢？没有。因为左的僵化思想及西方左翼社会主义不以实践标准、而是继续以传统理论为合法性标准，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让公有制服从发展生产力目标，“就使社会主义失去其真正的目标”。这是过去“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说法的延续。而“客观”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关系，后者是一个“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化”问题成为今天理论热点的原因。⑤
毛泽东领导革命成功的事实，就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而无须过多用意识形态来确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事实本身的成立与否。而改革成功的事实却不能自证而需要大量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来论证：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是又一次的中国化而不是别的，改革成功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源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推动现代化的权力本身的合法性，历史地系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不能受损于改革。
为此，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新的实践，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要求大力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成果，概括改革开放的新经验以丰富理论，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紧迫的理论诉求。⑥
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既反对淡化贬低马克思主义（是执政合法性所需），也反对教条僵化或歪曲附加（是改革开放政策合法性所需），也不是要“回到本真马克思”，而是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而不能是别的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的意识形态功能是：表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具马克思主义同一性质，又是同根同源，也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谱系，表明政统的合法性、继承性、连续性。⑦
三、百家论“中国化”的诸多目的
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权垄断在政治领袖手中，而第二次中国化的理论活动的参与者是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气势。他们的言说极大丰富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此处只举数则论说以明之。
有学者分析说：首先要追问中国化的目的是什么，而目的则因主体的众多而众多。当今中国有各种理论，大多理论都想获得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外衣，甚至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美学、历史学等等人文社会学科都依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名下，这是时下中国化的一个特点。因此既存在着建构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功利的政治需要，还有解决生活世界的问题的需要，而中国化只能从生活世界的问题导出，原有的马克思哲学就仅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不应陷入体系主义。⑧
考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动机是前提性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面对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实践，要么无言以对，要么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愈益失去它的实践性，而成为固守者的合法性象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要激活它，使它面对生活世界而不是经院政治。它与今日时代精神有这些连接点：全面依赖与全面发展、公共交往与公共价值、幸福感与意义世界等。也有学者向往儒者释经的为学传统，认为中国有“乾嘉学派”这样良好的解释学传统，在塑造传统和继承传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如不“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假命题。经典文本是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惟一合法性依据，但是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的，“回到马克思”就是意义不大的纯学术研究；而离开中国特色现代化目的，“回到马克思”甚至于成为意义相反的意识形态争论，如姓什么的争论。“回到马克思”，就要超越马克思，作科学论断与意识形态的区分，不仅要拨乱反正，还要正本清源。中国的现代化优先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前者是后者的目的而非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依附于中国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则是可以自足的。⑨
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执政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性条件。已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还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的是：
1.给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2.给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定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这是市场生存的合法性辩护。
3.社会主义本质论将历史规律置于价值目标之前——为发展生产力争取合法性支持。⑩
上举需要，实际上都是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只要执政合法性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结束，就永远有其需要。这就不是学术假问题，而是政治真问题，意识形态真问题，意识形态能够发挥其实用功能。但这种意识形态需要又会引出新的意识形态问题，因此有人提出解释学“非本真、多元我性构境”的理论支持。
也有学者认为上举需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可完全解决，而用不着继续无止境的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西马比，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低于其产生的时代的前现代社会的发展。(1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即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完成，今后任务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运用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直接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必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有论者提出理论“创建论”予以响应，说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不断提出理论上的要求，要求理论给予解释和指导。“摸着石头过河”是对理论的搁置，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正如“实事求是”确立了实践的主体地位，实践优先于一切理论。而“创建论”，则进一步要求确立实践的主体——当代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主体性和权利责任。“创建论”要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置于判决性地位，赋予其对于一切中国化理论的裁判权和决定权， “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之对儒家和谐思想的扬弃，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12)
也有不知传统而实为传统的理解，如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支配普通中国人日常思想和行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成为“生活中的哲学”、“大众的哲学”。(13)其实毛泽东早就提出并实践过一个震撼人心的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14)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已经实施过亿万群众“学哲学用哲学”，“六亿人民六亿哲学家”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但是，政治性的理论只有在社会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才能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不全是政治化的，更多的是经济的、文化的、精神情感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限定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政治的层面发展，它不足以构成中国文化精神之全部。因为它并没有回答一切生活世界的问题或回答得不够。中华文化精神之精华是内在的超越精神，不设定一个终极存在，无须追求宗教的外在超越，修养心性即是发挥主体性以达致天人合一。这种内在超越精神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灵魂。外来哲学难以融入中国人的价值理念与灵魂，就始终是体制层面的外壳。
总之新时期的“百家解马”，导致一个“万马奔腾”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一元化而多样化，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遭受挫折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反而繁盛的原因。文本学、解释学的兴起，先是祭起真马的权威，解构一元化的真理垄断，后才有“百家解马、万马奔腾”的繁荣局面。
注释：
①陈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②鉴传今等：《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③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9页。
④吴冷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⑤姜喜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语境”问题分析》，《探索》2007年第3期。
⑥《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04-04-29(4)。
⑦鉴传今等：《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⑧鉴传今等：《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⑨鉴传今等：《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⑩王锐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结束了吗？——与常绍舜同志商榷》，《哲学动态》2007年第1期。
(11)常绍舜：《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报》2006-09-07(4)：《再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答王锐生先生》，《哲学动态》2007年第6期。
(12)孙伟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从“结合论”走向“创建论”》，《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
(13)鉴传今等：《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