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晖[1]2000年在《转型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文中指出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转型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主要针对在城镇私营经济和农村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时期中所发生的制度创新、产权变迁以及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的民营经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内容进行制度因素的分析，其中强调由产权界定明晰化和外部成本内部化带来的制度收益与创新成本的比较分析，目的在于说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全文的线索是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制度创新安排的发生机制和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刘志标[2]2007年在《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信用缺失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占了全国企业数量的一半以上，是最活跃的经济成分之一，但是，在目前的经济转型期，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它们却体现出许多信用缺失的表征，做出许多失信的行为。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营企业信用缺失的影响因素，在理论上、实践中寻求改善这种现状的政策与措施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在对民营企业信用缺失影响因素进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三个命题假说，即一是由固有文化产生而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经济中促成中国民营企业阶段式时序性的信用缺失；二是由不确定性引发粘性预期的连锁效应导致中国民营企业信用缺失；三是由经济转轨中有序变化因素及无序变化因素导致中国民营企业信用缺失。论文并对命题假说进行了理论分析。论文通过非结构式访谈和结构式访谈编制成民营企业信用缺失影响因素的问卷，并选择珠海民营企业家商会的会员作为被试开展问卷调查，整理问卷调查结果，构建出民营企业信用缺失五因素模型，并对五因素模型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研究结果证实了论文所提出的三个命题假说，得出民营企业信用缺失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期民营企业预期不确定，法制建设与信用体系不健全，社会信用道德与民营企业信用文化较差，对民营企业失信惩罚不力、失信成本低，以及民营企业信用管理水平较低等五个因素所造成的。为了解决民营企业信用缺失的问题，促进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论文认为，应该强化社会信用文化的建设，建立民营企业信用管理的微观基础，建立与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现阶段，尤其应加快征信行业的发展，建立民营企业信用激励约束与奖惩机制。
郜风涛[3]2009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就业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关系到国民的切身利益和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全面透视和把握国内外就业制度转型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对中国就业制度的转型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已经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内,中国面临着的最大压力就是人口就业压力。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长期、艰巨而复杂的就业难题,不仅需要政策的调整,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就业政策有赖于制度条件的支持,这是经济转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要高度重视制度在促进就业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立法确立促进就业的政策体系、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同时还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中国就业制度不断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本文在探究国内外就业制度转型轨迹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就业制度转型的影响因素,认为中国就业制度转型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环境等,是中国就业制度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中国就业制度转型创造了基本的体制环境;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中国就业制度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调整转变,为中国就业制度转型指出了选择路径;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和国际劳工法实施等国际环境,对中国就业制度转型提出了挑战和发展机遇。通过对中国就业制度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以中国就业制度转型的最新立法成果——《就业促进法》为主线,对中国就业制度的框架体系作了一个简要描绘,同时还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的关联性作了初步阐释,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具有保障劳动者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双重功能,它们之间不能相互分割,而应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在世界范围演变成就业危机,也给中国正在进行的就业制度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这一新的挑战,本文在全面分析国内外严峻就业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就业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确立就业优先原则,建立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制度,建立和完善失业调控和失业保险制度,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制度,完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等等,以期为尽快完善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就业制度提供参考和帮助。
马嵩[4]2016年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起理论界与实践层的高度关注。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药方”是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切实消除民营经济发展障碍、形成民营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东北经济振兴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我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东北经济下行为切入点,以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理论为指导,概述东北民营经济演进发展,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国内典型发达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作用的差异或差距；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常态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明确民营经济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的目标定位,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模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和动力机制,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与对策。本研究包括七章。第一章,导论。在概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约束及变迁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理论及其实践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二章,相关理论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发展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变迁以及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梳理分析,总结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重要动力要素；同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变迁等又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要素。第三章,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本章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划分基点,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论述了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即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驱动、需求结构协调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民营经济发展推动,进而提出了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求。第四章,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动力分析。从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采用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民营经济增长贡献、就业拉动贡献以及税收增加贡献等指标,比较分析东北地区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以及全国范围下民营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差异或差距,揭示民营经济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中的发展潜力及动力提升空间。第五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选择。概述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形成要素,探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及其组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模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制度、政策、金融、技术、人力等动力系统相互作用。笛六音.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大战动力转换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探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动力机制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发现,“黑土地”文化、“铁饭碗”意识、“关系寻租”、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状况、民营企业自身问题等,是障碍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机制等途径,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第七章,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表现在：一是理论层面,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模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需要制度源动力系统、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创新驱动力系统与资源要素承载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负熵流”,进而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提出新常态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以产权制度、金融配置、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为动力要素的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二是实践层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东北民营经济的经济增长贡献远不及发达地区显著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拉动就业的相关系数最低,税收相关系数显示其并没有成为区域税收增长中的倚重力量,揭示出民营经济制度源动力系统滞后、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动力不足、创新驱动力系统作用有限、低端生产要素提供的“负熵流”能级降低,引发系统走向无序,无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三是对策层面,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比较分析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贡献率的基础上,对四大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揭示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以及动力结构转换的条件和规律；基于此,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即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产权制度、鼓励技术创新、优化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从实践层面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本研究的不足表现在：对于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整理和运用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不足,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构建和设计还有待于验证。
万庆良[5]2009年在《洼地效应、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总部选址》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进一步深入和国际竞争环境的改变,国内区域制度落差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出生于小城市的优秀民营企业的总部选址问题凸显,获取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成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也成为民营企业实施全球战略、布局全球竞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区位优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合前人的研究和中国制度转型期的特殊环境,本文将民营企业总部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概括和归结为洼地效应和政治资源。本文认为:(1)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性、分权性和试验型特征所带来的制度落差,客观上使得民营企业为获取政治优势而追求政治资源的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思维方式成为其重要战略问题解决的首要思路。(2)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性、分权性和试验型特征所带来的市场差异,客观上使得民营企业为获取市场优势而追求市场资源的以资源为基础的战略思维方式仍然在其战略制定和执行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小城市的洼地效应和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之间的选择构成了民营企业总部选址的重要因素。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观点,本文详细分析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的两种驱动力量:促使民营企业总部再选址的力量和阻碍民营企业总部再选址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本文的概念模型。基于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观点和以资源为基础的战略观点,本文将民营企业总部选址的两种驱动力在制度因素和市场资源的框架下进行归纳和总结,详细分析洼地效应和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鉴于研究问题的特殊性,本文采取了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资料获取的可信性、模式匹配的程度、命题建立的合理性、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和可靠性检验保证案例研究的科学性。通过深度访谈、相关报道和查询公司历史资料三种方法获得研究资料和数据,通过三角验证以保证资料的可信性,并通过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和信度三个方面进行检验。通过对8家案例企业总部选址决策的深入分析和讨论,得到如下的主要研究结果:(1)中国经济转型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对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具有实质性影响,对洼地效应和政治资源的追求成为民营企业应对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重要方式。(2)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环境造就了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政府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具有实质性差异,民营企业不得不在追求政治资源的战略思维指引下考虑企业总部选址决策。(3)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环境造就了民营企业在出生地的洼地效应,民营企业不得不在追求市场资源的战略思维指引下慎重考虑企业总部选址决策。(4)企业商业模式对洼地效应和政治资源的使用方式存在实质性差异,导致企业商业模式的洼地效应关联性、市场化程度、政治资源依赖性、政治资源优化性等因素成为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的中介变量。(5)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在企业总部选址决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洼地效应,以及作为中介变量的商业模式,都通过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在企业总部选址决策中得以充分体现。研究结果显示,在洼地效应方面,企业商业模式的市场化程度、商业模式的地域性以及企业家对洼地效应的追求显著影响民营企业的总部选址决策。在政治资源方面,企业商业模式的政治资源关联性、商业模式的政治资源优化性以及企业家对政治资源的追求显著影响民营企业的总部选址决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企业的总部选址决策在经济转型背景下表现出独特的特征:对政治资源的追求和对洼地效应的权衡。这种特征即体现了中国民营企业总部选址的特殊规律,也映射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基于对中国民营企业总部选址规律的认识,本文的研究结论既能够为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提供理论指引,也能够为中国经济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提供理论建议。
殷亭国[6]2004年在《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逐步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的同时；个体、私营、民营、股份等非公有制经济实体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正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发展不同层次生产力的需要；本文在分析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提出了必须清楚地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中，对增强国民经济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总结回顾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并定义了当前这一阶段也是我国长期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也是单一所有制形式的转型期。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我国在转型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主要针对在城镇私营经济和农村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时期中所发生的制度创新、产权变迁以及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的民营经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内容进行制度因素的分析，其中强调由产权界定明晰化和外部成本内部化带来的制度收益与创新成本的比较分析，其目的在于论证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全文的线索是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制度创新安排的发生机制和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汤明[7]2006年在《论转型时期的私营企业成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种转型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私营企业的再生与迅速成长。私营企业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在市场经济成长的土壤上孕育和成长起来的。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以雇佣关系为纽带组合和使用生产要素,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私营企业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已经成为启动民间投资,拓宽就业渠道,拉动经济增长,优化所有制结构,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不可或缺。回顾历史,在计划经济时代,私营企业一直被作为姓“资”的成分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否定对象,而被逐步消灭。那么,私营经济,作为一种存在雇佣关系的经济成分,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已经被消灭了几十年后为什么会再生,它有着怎样的客观必然性?其次,中国私营企业在转型期迅速成长的机理是什么?那些因素在其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个因素的贡献度多大?再次,私营企业成长的未来趋势如何,不但是私营企业主和私营企业的员工,也是政府和社会所关注的。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论述国内外有关创业理论、企业成长理论和家族企业伦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2)给出分析中国转型期的私营企业成长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企业生态系
鲁敏[8]2012年在《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调适研究》文中指出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在众多的解释变量中，地方政府无疑居于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在非经济建设的部分领域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远不及其在经济中那样绚丽夺目。转型期地方政府是在多重领域中多种角色相互交织的矛盾组合体。如何为地方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这成为研究者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政府角色是指特定环境中的政府，在运用权力履行责任中所表现的行为及其结果的总和。应然角色是指法律规定的或者制度设计者所预期的政府角色，实然角色是指实际运行的政府所表现出来的角色。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形成逻辑和具体表现是有差别的。政府角色定位是政府角色的总体特征。从内涵上看，政府角色定位是对一定时期内政府行为和结果的整体概括，它涉及到政府职能、权力、责任等多重因素，是一个跨度较大，内涵丰富，联系面广，具有较强综合性的词汇。地方政府角色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产物。计划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独立的利益结构，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附属机构和执行机关，表现为“依附型人格”的角色定位。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地方政府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官员激励和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同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控机制等制度集合成为影响转型期地方政府角色最关键的因素。转型期以来，中央政府试图通过“放控结合”的策略组合来应对面对的困境和变数。“放”就是通过策略性放权释放地方政府的活力，激发潜能。中央政府不再希望地方政府仅仅充当执行机构和附属机关的“依附型人格”角色。“控”的是经济绩效、改革的节奏和意识形态，保证整体利益和中央权威。“控”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成为完全自主的“独立化人格”角色。在意识形态、经济绩效和组织体系上，它必须接受中央政府严厉的控制。总体看来，在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表现为“非独立化人格”的角色定位。地方政府“非独立化人格”的角色定位意味着其主体地位的非独立性，思想动机的矛盾性和角色影响的非协调性。毫无疑问，这种角色定位对于有效完成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角色也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某种困境埋下了伏笔。对于转型期地方政府角色定位的影响，本研究试图用“非均衡和不协调”来概括。在来自中央政府的超强激励下，地方政府总是试图将中央政府下放的各种权力和资源用于上面最想看到，也最容易看到的政绩显示上。于是，为了达到某方面的目标而不顾其他目标就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当他们为了某一特定的目标而无视其他次一级的目标时，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会沦为水月镜花的梦想。当政治经济的现实基础出现变化的情境下，地方政府“非独立化人格”就会转化为一定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成为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阻力。一旦它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完全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被更高的社会形式所代替。如果说转型初期地方政府在超强激励下追求经济绩效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改善能够增强合法性基础的话，那么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其片面追逐经济而罔顾其他的非均衡发展策略不仅不会加强其合法性基础，而且会逐渐破坏它，直到走到尽头。地方政府“非独立化人格”所具有的消极性和局限性决定了其过渡性和暂时性。因此，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必将是地方政府由“非独立化人格”向“独立化人格”回归的过程。要从政府体制和政府过程两个角度来调适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地方政府角色的合理回归。其中，实行“多中心小回路”的地方政府体制，要从“边际切入”逐步过渡到“内核聚变”，特别是注意权力转接的临界点，防止出现权力“真空”和代理失效等问题。现阶段的对策建议是逐步降低对地方政府“以GDP为中心”的超强激励，增强地方民众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能力，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模式等。
张爽[9]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企业信用缺失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基本步入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轨道,市场机制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信用交易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基本交易方式。然而,由于经济转型中多种因素长期积聚作用的结果,中国目前正在进入企业信用问题的高发期。本文在对经济转型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转型期我国企业信用缺失的表现和影响,对现阶段我国企业信用缺失的现状进行了概括和梳理。从交易成本、市场融资风险和资源配置等多等角度对企业信用缺失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了逐一分析。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产权结构多元化、决策主体分权化和多重制度规则并存等方面,分析了转型期企业信用缺失的制度环境。探讨了企业信用缺失的制度性成因,认为经济转型期信用秩序缺失、信用约束机制减弱、制度承诺不足等因素综合作用,是经济转型期我国企业信用缺失的正式制度成因；同时,我国非正式信用制度变迁中,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道德理念、思维模式变革,规则的冲突与不确定,是转型期我国企业信用缺失的非正式制度成因；此外,转型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减弱和约束软化也对信用体系的有效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运用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转型期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可以发现,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罚,提高企业失信成本,使企业的短期博弈失信成本远高于因此获得的收益,能促使企业倾向于长期博弈,减少企业失信行为。因此,构建企业信用缺失治理机制的设计需要从增加失信成本、加大守信收益,而使守信成为博弈方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同时通过加大监管体系的建设,使得守信成为经济主体的自主选择。本文还对企业信用建设进行了国际借鉴比较。分析了对以欧洲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信用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信用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行业协会信用模式的不同特点,从信用立法、信用监管、信用管理与服务、不良信用行为惩罚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信用模式设计与建设必须考虑现阶段经济和其它方面的制约因素,采用遵循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兼取发达国家的优点,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信用体系。最后,本文提出了对我国企业信用治理问题的总体设想。提出了构建企业信用治理的制度规范机制、健全企业信用治理的信息传递机制、强化企业信用治理的环境约束机制和完善企业信用治理的技术辅助机制的具体设计四方面治理对策。
姜晓慧[10]2007年在《转型期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形成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结构变动，不管是在非洲拉美等不发达国家还是欧美等工业化发达的地区，非正规经济(IEC)和非正规就业(IEM)日益成为经济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在吸引众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注意的同时，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转型期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结构调整的深化，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不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发生变化，也使就业制度和就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模式被打破，从而使非正规就业的迅速发展具备了各项条件。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非正规就业是结构变动的产物，包括工业化过程中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等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幅调整，给发展中国家发展非正规就业提供了新机遇。立足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对非正规就业形成的机理进行深入研究，以中国转轨时期为大背景，以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变动为主线，并结合经济增长、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等影响因素，从非正规就业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结合国外的非正规就业形成理论，分析我国非正规就业得以形成并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环境，论证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和产生的过程，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总结出我国非正规就业形成的机理。文中首先述评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现状，展示了中国目前的非正规就业发展历程和现状，提出研究问题。接着，着重通过构建行政性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前提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分析经济体制改革造成就业制度变迁和经济结构变动，从而为非正规就业创造的制度环境。在得出结论提出形成机理假设后，对“上海模式”中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浙江民营企业、沿海外资制造工厂以及高校扩招产生的四种不同非正规就业群体进行案例分析，验证并讨论非正规就业在我国的发展及其前景；最后根据分析得出非正规就业发展的障碍和存在问题，从多个角度提出较现实的对策建议，希望能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D]. 王颖晖. 西北大学. 2000
[2]. 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信用缺失影响因素研究[D]. 刘志标. 暨南大学. 2007
[3]. 中国经济转型期就业制度研究[D]. 郜风涛.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4].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D]. 马嵩.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5]. 洼地效应、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总部选址[D]. 万庆良. 华南理工大学. 2009
[6].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D]. 殷亭国. 西北工业大学. 2004
[7]. 论转型时期的私营企业成长[D]. 汤明. 北京交通大学. 2006
[8].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调适研究[D]. 鲁敏. 南开大学. 2012
[9]. 转型期中国企业信用缺失及其治理研究[D]. 张爽. 辽宁大学. 2009
[10]. 转型期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形成机理研究[D]. 姜晓慧. 浙江工商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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