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十二五”规划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重大问题论文,二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实施六个五年计划和规划。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过程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起伏的。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政治、政策的影响，五年规划的实施结果，在速度、结构等重要方面，与制定规划时的预计往往有很大差异。回顾从“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过程，研究其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有助于我们思考实施“十二五”规划应关注和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总结六个五年规划实施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在五年规划实施中，应提高对国内外环境和经济走势重大变动的预见性，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努力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因素的积累。应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从而把解决结构性矛盾放在首位，防止盲目追求过高速度而导致经济过热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应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坚持通过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条基本经验，不能只注意抓发展。
第二，保持投资适度增长和加强农业，是防止通货膨胀和经济大幅波动的两个重点。固定资产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它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投资过度又是通货膨胀、经济关系失调的主要动因。要及时纠正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扩大消费需求，这是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农业尤其粮食生产始终是必须加强的薄弱环节，否则会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经济稳定和发展。
第三，经济调整是纠正经济结构重大失调的必要措施。调整期间适当降低速度有利于调整结构、提升增长质量。但调整要和推进改革开放相结合，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第四，减少政治因素对经济大幅波动的影响。“政治周期”造成的投资、经济加速，会使在“大起”过程中伴随的经济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势必导致随后的调整和减速，给后来的发展造成困难。
第五，加强宏观调控要和深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反周期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力度不能过大。抑制通胀或刺激需求，都要遵循经济规律，防止过度使用行政手段。
同以往五年规划时期相比，“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同时，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以及能源、粮食供求和价格等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国内看，“十二五”时期，既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也存在因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导致“十二五”后期出现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的风险。此外，还必须防范金融风险，保障能源安全。因此，“十二五”期间我们要防止因上述国内外因素引发经济大幅波动。本文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角度分析认为，实施“十二五”规划需要关注和解决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一、抑制通货膨胀问题
“十二五”前期面临的通货膨胀，具有不同于以往通货膨胀的新特点。输入性通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投资需求旺盛、货币流动性过剩，三个方面因素的叠加，将是“十二五”前期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一）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
从近期看，国际石油、粮食和工业金属、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扬，主要原因是：美国、日本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滥发货币，为之提供了原动力；而西亚、北非多个产油国局势动荡和日本大地震，又加剧了市场对大宗商品的炒作。2011年3月份油价创2008年10月以来新高。国际上许多预测认为，油价可能在下半年走高，年内围绕每桶110～120美元震荡。从中长期看，2015年前国际油价可能继续走高，主要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部分石油开发项目延误，2011～2013年间石油产能增量将出现下降；而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强劲，全球石油需求将持续增加；同时，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也将推高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原油价格。
据经合组织（OECD）在《油价上涨对经济活动与通胀的影响》研究报告中预测，“油价每桶上涨10美元，将导致OECD国家2012年GDP增长率下滑0.2个百分点，通胀率上升0.2个百分点；若每桶上涨25美元，OECD国家2012年经济增长率将下滑0.5个百分点，通胀率将增加0.75个百分点”。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进口占国内消费量超过50％。据测算，我国每1 000美元GDP产出约消费石油0.65桶，高于发达国家0.4桶的水平。因此，油价上涨对我国降低GDP产出水平和提高通胀率的影响，比对OECD国家影响更大。
国际原油、铁矿石、铜等价格上涨推高能源、原材料成本。如，2010年铁矿石由年度定价谈判改为季度定价，按2009年进口量以现价计算，我国钢铁企业要多付700亿美元，相当于成本增加近5 000亿元人民币。国际油价对国内价格的影响，最先传导给能源化工类商品，国内汽油、柴油、燃料油等价格以及各种乙烯类化工品价格跟涨，导致化肥、农药价格及农产品运输成本上升，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食品和能源价格在CPI构成中占很大比重，油价和食品价格互相推动，将对通胀率上升产生重大影响。
（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因素
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多年来我国工资水平上升缓慢，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的40％以上。目前，全国各地这个比例均不到30％。2010年，我国首次发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状况显示，2009年其平均工资为18 199元，月工资约1500元，仅相当于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的55.6％。另一方面，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反映过去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这也将推动工资水平上升。名义工资水平的上升，有一部分也是对物价上涨的补偿。此外，劳动力成本除工资外，还应包括资方支付的按工资一定比例缴纳的员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过去这部分支付不够，欠账较多，今后将会逐渐增加。
二是资源环境成本上升。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没有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也没有包括对环境损害成本的补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要全面推进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改革；要按照价、税、费、租联动机制，适当提高资源税税负，将重要资源产品由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率征收。这些改革对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都是完全必要的，而这些措施也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相关成本。
三是融资成本上升。由于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过去银行对存贷款利率的调整，往往滞后于宏观经济状况和资金供求的变化，尤其在通货膨胀时期，存款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一般都是负利率。较低的利率甚至负利率，是导致信贷需求旺盛、投资增长过快乃至资产泡沫滋长的重要原因，从而助推了通货膨胀。“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长期以来的融资成本低的状况将在“十二五”时期发生变化。
以上几方面成本因素的上升，都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由于这些因素都是长期积累的，本该在过去较长时期内逐步调整、消化，现在都集中到“十二五”时期解决，又会在一个时期内，较大幅度地推动价格水平上涨。一般说来，在宏观经济环境和供求关系趋紧的条件下，企业不容易通过提高价格而把成本上升的负担转嫁到用户和消费者身上，从而迫使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管理等措施自行消化涨价因素。但如果经济过热、需求强劲，企业就会把成本上升因素通过提高价格传递出去，从而推动价格总水平上升。
（三）投资需求旺盛和货币流动性过剩因素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全国GDP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长7％。但各省、区、市提出的“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据统计大体上是：8％或8％以上的有5个；9％或9％以上的有2个；10％或10％以上的有9个；11％或11％以上的有2个；12％或12％以上的有13个，其中有11个是五年翻一番或力争翻一番。而各地又都是主要依靠投资项目支撑经济高速增长。除了持续的国债投资以及央企掌控的数额可观的利润可用于投资外，资金主要来自各种渠道的社会融资。
2011年4月，央行首次公布我国社会融资规模，除银行本币、外币贷款外，还包括：企业债融资；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社会融资规模2002年为2万亿元，2010年增加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规模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
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08年，我国贷款规模增长205％，而按当年价计算的GDP增长203％，两者基本是相适应的；2009年和2010年，贷款规模增长57.9％，而按现价计算的GDP增长32.2％，前者比后者高出25.7个百分点。2002年，广义货币
为18.5万亿元，2010年为72.6万亿元，增长近3倍。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154％上升为2010年的182％。从表2可以看出：2001～2008年，与按当年价计算的GDP的比值都在1.4至1.63之间，而2009年和2010年，两者之比上升到1.8以上。这反映出前两年多发的货币和信贷，将对今年和以后的通胀率产生滞后影响。
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金融体系以“深化但较窄”（金融深化是指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增加；金融宽化是指大量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增加）为特征。由于各个国家金融深化和金融宽化的程度各不相同，因而不能简单地拿M：与GDP的占比进行国际比较；同时，也不能只拿M[，2]增幅与GDP增幅作对比，说明货币超发多少。近年来，我国增长率及其与GDP占比的大幅上升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及房地产大量进入市场交易，而且地价和房价上涨过快；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宽松，过多的货币导致商品、劳务和资产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要求更多的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两者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同时，也是由于央行用于购买外汇而投放的基础货币迅速增加。2002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为2 864亿美元，2010年3月末增加到30 447亿美元。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大量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2003～2010年，央行外汇占款累计增加19万亿人民币。虽然央行用发行票据等手段不断加以对冲，但实际上很难把由外汇占款增加的流动性完全收回。因此，增长率及与GDP占比的大幅上升，确实也反映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过剩。
2010年四季度以来，央行连续多次提高准备金率，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已取得相应的成效。但提高准备金率所起的作用，相当一部分仍然在于回收因外汇储备继续快速增加而投放的基础货币，以及回收商业银行持有的到期央行票据。因此，近几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注入金融体系的过多货币及银行大量的信用创造所形成的流动性过剩，仍然是“十二五”前期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是农业连续多年丰收，当前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业品供给充足，只要“十二五”期间农业不出大的问题，就不会像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突然出现10％以上的通胀率。不利因素是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一是作为主要因素的输入性通胀，取决于全球经济、金融、能源与粮食供求以及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二是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由于多年积累的欠账，“十二五”期间进入偿还期，因而刚性较强。同时，食品、能源等需求弹性较小，而且由于工资、粮食和能源价格会加入所有产品的成本，因此，尤其要防止工资与物价、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上游产品价格与下游产品价格因互相推动而轮番上涨的状况。三是投资需求旺盛与货币流动性过剩相结合，不仅会推动“十二五”前期的通货膨胀，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给“十二五”后期遗留经济下滑甚至出现通货紧缩的隐患。因此，“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货膨胀不仅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而且关系整个“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稳定的全局，必须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二、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潜伏经济下行风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一直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投资增长过快在推动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也能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结构失衡；而治理通货膨胀、降低投资增长率又往往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1991～2000年投资率（即资本形成率=投资需求与总需求之比）平均为37.8％。21世纪前10年，投资率进一步上升，尤其是2003～2010年连续8年保持在40％以上，2010年达到48.6％的历史高位。相对应地，1991～2000年最终消费率平均为60％，2007～2010年连续4年降到50％以下，2010年为47.4％。居民消费率1991～2000年平均为45.6％；2005～2010年连续6年降到40％以下，其中，2008年和2009年都降到35.1％，2010年降到33.8％的历史低点。
图2 1977～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波动
图3 1991～2009年资本形成率（投资率）、最终消费率（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波动
发达国家投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下，日本、韩国在经济起飞时投资率最高也未超过40％；而最终消费率都在60％～70％之间。绝大多数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都显著超过我国。我国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存在因产能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经济大幅下滑、甚至导致通货紧缩的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供给大于市场需求是正常现象。供给方的竞争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促进生产者不断提高供给水平。但超过合理限度的严重产能过剩却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就是生产过剩危机。本世纪前10年美国的两次经济衰退，也是由于过度投资导致的IT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告别“短缺经济”以来，也不断被产能过剩所困扰。集中和大规模爆发有两次：第一次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外需和内需不足，产能严重过剩，造成很大经济损失。1998年，国家统计局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表明，有一半左右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受供大于求的影响，1997～1999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3年低于100，工业企业亏损和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度上升。第二次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外需萎缩使许多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加剧。此外，2003～2004年和2006年前后，在经济增长速度10％以上的情况下，也出现工业品出厂价格大幅下滑和企业效益回落的现象。这说明，我国除了存在周期性产能过剩，也还有非周期性产能过剩的特征。这一状况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以及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
2003年以来，我国重化工业发展明显加快，房地产、钢铁、汽车持续成为投资热点。2003～2008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达28％，比1991～1996年年均增速提高14个百分点，比1997～2002年年均增速提高17个百分点，而且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7个百分点。重工业行业投资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70％以上。重工业产值在工业中的比重由1998年的57.1％提高到2008年的71.3％，10年间提高14.2个百分点。一方面，重化工业的行业特点决定其产品供给的弹性相对较低，产能的增加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因而产能难以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它的资产专用性较强，退出壁垒较高，产能也难以在短期内减少。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项目，因其利润率高，投资规模大，对GDP和税收的贡献也大，除了吸引大企业集团投资外，往往成为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的首选。而由于项目有政府背景或地方政府担保，商业银行也愿意提供贷款。由于以上原因，重化工业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不断。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高耗能行业已投资过度，全球产能利用率不高。目前，跨国公司的投资热点多集中在资源类上游行业和生物、信息及低碳经济等新兴产业，而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却仍然热衷于在传统重化工业招商引资。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电解铝、平板玻璃、钢铁、水泥、煤化工等部门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会导致市场恶性竞争、企业效益下滑，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造成许多企业巨额亏损甚至倒闭，导致上下游产业链瘫痪、银行信贷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
产能过剩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重工业内部循环加以消化，从而暂时掩盖产能过剩的压力，但从长期看，终究必须与消费需求、出口需求的增长相平衡。前些年，国内过大的产能靠扩大出口消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受阻，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虽然内需中的消费需求增长对此也作了贡献，但主要还是依靠扩大投资需求来填补因出口下降出现的需求缺口。“十二五”时期，在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增长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长期高投资率积累的产能过剩将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继续依靠持续的过度投资来消化，其结果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继续恶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推进；要么主动地（也可能是被动地）进行调整，结果又会出现以往经历过的经济减速下行和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三、金融风险问题
1998年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发行2 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为其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拨付450亿美元为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补充资本金；四大行也通过资产重组上市，改革体制和改善内部管理。以上举措，显著改善了四大行资产负债状况，大大降低了不良资产的比例。原本因计划经济遗留的沉重历史包袱和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而十分脆弱的中国银行体系，经过改革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并且经受住了我国加入WTO过渡期后金融开放的考验，还为实体经济应对危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所有这些并不能说明，我国不存在金融风险。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市场经济下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是在经济繁荣、投资狂热达到顶点时，因信用链条突然断裂发生的。而这一切又常常是由于货币政策宽松（如美国2001～2004年）、信用创造过度引起的。一旦危机发生，借款方资产大幅缩水，甚至资不抵债，银行系统在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就会迅速扩大，不良贷款比例大幅上升，这就是所谓“潮水效应”：经济繁荣（涨潮）时，问题暴露不出来，经济衰退（退潮）时，水落石出，麻烦就来了。大银行因实力强倒是不能倒闭，但中小银行则会面临倒闭的险境。
应当看到，实际上银行不良贷款最终会成为国家债务，而由全社会“埋单”。发达国家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如，美国在20世纪80、90年代因为大部分存款银行的存款负债额大大超过放款业务量的真实价值，而发生偿债危机，美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帮助银行填补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差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动用全社会资源对银行进行救助，更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政府也曾经付出很大力量帮助银行解决历史遗留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我们应当吸取这些教训，不要重蹈历史覆辙而让全社会和后代人不得不牺牲资源和福利，再去填补因银行贷款失误而捅下的“窟窿”。从“十二五”时期金融风险来看，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中长期贷款的风险问题。2000年以来，中长期贷款增速普遍高于贷款总额的增速。2010年末中长期贷款余额比2000年增长9.35倍，同期贷款总额增长3.82倍。增速的领先导致中长期贷款占比持续上升，到2010年末已超过60％，比2000年提高1倍多。
从增量上看，2009、2010年新增中长期贷款规模扩张最明显，2009年新增额几乎相当于之前3年的总和。企业中长期贷款是新增中长期贷款的主体部分，居民中长期贷款占比在2007、2009和2010年明显上升，分别达到34.11％、25.37％和31.82％，这一比率在2004～2006年及2008年均在20％以下。
近几年，影响中长期贷款增长和结构变化的因素，一是宏观经济政策，2009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带动了中长期贷款的大幅增加。二是房地产市场和房价，2007、2009和2010年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规模扩张，主要就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成交活跃、房价明显上涨导致住房按揭贷款规模增长。中长期贷款快速增长、占比持续上升并达到当前的高位，会加大银行体系的几类风险。
首先是流动性风险。近年来，中长期贷款占比形成了银行资产的长期化趋势，与此同时，负债方面即存款却出现短期化的趋势。居民储蓄存款中定期存款的比例由2000年的73.5％下降到2010年的58.8％。两种趋势叠加，使银行资产负债期限匹配失衡的问题加剧。短借长贷的结构会加大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其次是利率风险。由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形势较为严峻，因此，货币政策趋紧，将步入新一轮升息周期。固定利率会因中长期贷款锁定利率水平，在利率上升期银行的收益不变，但期限较短的负债的成本会随利率的上升而增加。而浮动利率因中长期贷款的利率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变化，利率上升期借款人成本增加，又会加大违约风险。再次是信用风险。贷款期长导致借款人违约的因素增加，因此，贷款的信用风险会随着贷款期限的延长而加大，中长期贷款比重过高，意味着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增高。
图4 2004～2010年新增中长期贷款规模与结构
应当指出，中长期建设项目的信贷风险，短期内往往难以准确评估。国家有关部门曾作过统计分析，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的建设项目中，有三分之一从建成之日起就一直是亏损。当今，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因全球供求格局、技术进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看经济效益很好的项目，条件一变就可能变成亏损甚至资不抵债。不能不看到，现在中长期建设项目贷款大幅度上升，背后有深刻的体制原因：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因为贷款时间长，现在的借款当事人很少考虑将来的偿债能力问题；而银行因为这类项目贷款有政府担保，短期内能付息，银行不良贷款反映不出来，因此，也较少考虑长期风险问题。“十一五”期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成绩很大，但其中也存在求成过急、摊子过大和过于超前的问题。其中的信贷风险不能不引起重视。
还要看到，当前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再度突出，这和银行中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比例不合理有直接关系。对就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中小企业，多数难以从资本市场融资，而主要靠银行贷款。但由于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高达60％，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又主要面向大型企业和效益好的企业，而中小企业尤其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贷款本来就比较困难，现在由于央行货币政策收紧，首先的反应就是小型、微型企业的贷款难度进一步增加。“该紧的没有紧，不该紧的紧了”，这反映出银行贷款结构不合理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然存在问题。
二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问题。据央行的信息，截至2010年11月末，全国共有各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接近1万家，平台公司贷款余额约9.09万亿元，占全部人民币贷款的19.16％，比6月末上升近两个百分点。虽然2010年上半年有关部门曾就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发出警示，但2010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其贷款余额又增长18.7％，因此，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仍值得重视。
特别是随着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上调，平台公司的利息压力也在逐步增加。据统计，2010年两次上调银行存贷款利率0.5％，使平台公司增加利息支出369亿元。2011年，如果上调存贷款利率0.75％，则平台公司将增加利息支出682亿元，如果上调存贷款利率1％，则平台公司将增加利息支出909亿元。可见，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平台公司的还本付息压力在不断增加。从平台公司贷款期限看，2011～2013年将是平台公司还款高峰期，预计将占到平台公司贷款余额的70％左右。另外，近年来由于受到房价调控政策的影响，预计未来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中所获得的收入增长速度将明显放慢。由于土地出让收入是平台公司还款的主要来源，因此，未来平台公司的还款能力将受到较大影响。
四、能源安全问题
当今社会能源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现在，一方面，我国能源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际能源市场受地缘政治和金融投机的影响，价格波动和供给不稳定性增加，能源安全已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
近1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加，由2001年15.04亿吨标煤增加到2010年32.5亿吨标煤，增长1.14倍。2010年，我国万元产值能耗为1.026吨标煤，“十二五”期间，按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计算，如果GDP年均增长7％、8％、9％，到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38.69亿吨标煤、40.53亿吨标煤和42.45亿吨标煤。如果GDP增长率达到10％，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4.43亿吨标煤。之所以提出能源安全问题，不仅因为能源消费总量大、增长快，而且因为我国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比重很大。2009年，煤炭占70.6％，石油占18.6％，天然气占3.7％，水电、核能仅占7.1％。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8.3％提高到2015年的11.4％。达到这个目标，化石能源仍然占88.6％，煤炭为主的局面仍不会改变，尤其是石油消费量还将大幅度增加。据工业和信息化部预测：到2015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1.5亿辆。2010年，我国汽车拥有量为7 897万辆，当年消费成品油1.59亿吨，平均每辆车消费成品油约2吨。“十二五”期间，按平均每辆车耗油下降5％计算，2015年1.5亿辆汽车消费成品油将达到2.34亿吨。按每炼1吨成品油平均需要1.8吨原油计算，到2015年仅汽车耗油一项就需要原油4.2亿吨。由此推算，在国内原油产量保持2亿吨的情况下，“十二五”期末至少需进口原油3亿多吨。而据中石油预测，到2015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将达6亿吨，其中进口量将达4亿吨。届时，石油进口量将占消费总量的2/3，和现在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差不多。2010年，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国前4位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阿曼，占总进口量的50.1％；此外，其他石油进口来源国还有俄罗斯、苏丹、伊拉克、哈萨克、科威特、巴西、委内瑞拉、利比亚、阿联酋；以上13个国家的进口量占我国原油总进口量的87％。由于目前西亚、北非多个产油国局势动荡，石油产能增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到2015年要从国际市场进口3.5～4亿吨原油，显然有很大潜在风险。2006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曾要求其智囊研究中国崛起面临的障碍。后来提交的研究报告列举了制约中国崛起的“软肋”，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能源消费量越来越大，对国外进口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但产油地区和海上石油运输，受地缘政治影响很不稳定，而中国军事力量尚不能保障其进口石油地区和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不能不说，这确实说到了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难题。
五、适当降低投资率和GDP增长速度问题
“十二五”时期解决关系宏观经济稳定的上述四个问题（通货膨胀、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潜伏经济下行风险、金融风险和能源安全），关键在于从“十二五”前期开始就要逐步降低投资率和GDP增长速度。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8.5％，而消耗的铁矿石占54％，粗钢占43％，氧化铝占34％，水泥占52％。我国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轻纺等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和重化工业带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转变，所以投资率和GDP增长率越高，需消耗资源越多，必然带动资源价格乃至整个价格水平更快上涨。同时，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越高，因产能过剩导致通货紧缩的潜在风险，以及金融风险、能源安全问题也相应地增大。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GDP年均增长7％的预期目标，同中央“十七大”提出的“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是衔接的。“十一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1.2％，已经在速度上提前跨出一大步，因此，成功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不是比7％的预期目标再提高速度，而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方面跨出一大步。应当考虑“十二五”前期，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3％逐步降低，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十二五”后期降到7％～8％之间。与此同时，对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较大幅度的双向调整，投资率逐渐降到38％～36％，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十二五”末期分别回升到上世纪90年代60％和45％的平均水平。
对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重大调整，关键在于必须较大幅度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国民收入这块“蛋糕”中，投资份额占比越大，消费份额占比就越小，反之亦然。只有降低储蓄和投资率，才能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根本因素。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下降，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有直接关系。2000～2008年，这一比重从63.8％下降到57.1％，下降6.7个百分点。再从储蓄率变化看，2000～2008年，我国总储蓄率从38.2％提高到49.1％，提升10.9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储蓄率从15.5％上升到20.3％，政府储蓄率从6.3％上升到7.7％，居民家庭储蓄率从16.4％上升到21.1％。
以上数据说明，投资率持续上升是总储蓄率包括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储蓄率上升的结果。因《短缺经济学》一书而闻名世界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2010年在《中国改革再建议》（答记者问）中曾说，“中国的储蓄与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在世界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么高的比例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强迫储蓄，我们难以判定，甚至可以说无法判定”。科尔奈说得不错。我国高储蓄形成高投资，而高投资使投资方获得更多的国民收入，进一步形成高储蓄；同时，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以及住房、教育等费用高，也使大多数居民减少即期消费，而增加预防性（强制性）储蓄。这是我国企业、政府、居民三个部门储蓄率居高不下，从而形成高投资率的原因所在。据央行最近对全国50个城市的储户调查，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因此，纠正投资和消费失衡的治本之策，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第一，采取多方面措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增加对劳动者投入，不仅包括提高工资水平，还应包括逐步提高企业为员工缴纳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的水平。
第二，加大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消费率下降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密切关系。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大众消费是消费的主体。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越大，整体消费能力就越强。因此，应加大“调高、补低、扩中”的再分配调节力度。所谓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央“十七大”报告把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作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之一。国际经验表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就会形成一支能够拉动消费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创新的社会力量。所谓占多数，至少应当超过50％。根据国外研究机构的一项研究，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到15％，这个比例明显偏低。1965年，日本国民收入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当时中产阶层已占总人口的48％。韩国1986年处于中国当前类似的发展阶段时，其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53％。据上述国外研究机构测算，如果中国居民个人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10％，即回升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扩大到55％。按照这个测算，今后10年我们应当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使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这样到2020年就可以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目标。另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划分标准：我国中等收入者是家庭年收入6万到20万元之间的家庭。如果按这个标准计算的家庭每年能增加3％～4％，到2020年也可以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目标。
第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投资结构，增加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缩小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缺口；同时逐步缩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前一方面来看，2001年，财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8％，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7％，而我国2008年为2.97％；财政的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9％，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2％，而我国2008年为0.91％；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3.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7.9％，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8％，而我国2008年为2.25％。因此，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同时逐步缩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不仅可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而且可以改善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从而直接和间接地扩大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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