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目的是对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思路和理论观点做出研究综述。文章安排如下：首先，我们通过分析国外收入分配的理论文献，找到分析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理论框架。然后，我们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文献进行分析。最后，我们对整理后的文献观点进行评价，指出我国未来收入分配的研究方向。
一、收入分配格局分析的理论框架
早在18世纪，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劳动产品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其后李嘉图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主要研究商品在参与生产过程的各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在随后的经济理论发展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分配规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新古典学派则继承了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收入分配规律的传统，发展了生产要素分配理论。近代以来出现的众多经济学流派基本上是以上收入分配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扬，他们较为关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和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经济学中对于收入分配格局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要素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按照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生产要素分为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每种要素各自在量或质上的差别，以及各要素之间边际生产率的差别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内在原因。
1、劳动力要素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本身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研究集中寻找劳动力差异形成的原因，并认为这些促成劳动力差异形成的因素是决定收入差距的主要力量。众多研究表明，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是劳动力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例如，明塞尔（Jacob Mincer，1994）研究了教育和在职培训两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平均工资的影响。（注：参见Jacob Mincer，“Inverstment in U.S.Education and Training”，Working paper no.4844，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Mass.，1994.）陈宗胜在研究公有经济收入差别的时候，指出劳动力的差异是由不同发展阶段中产业构成及专业化分工等因素的变化引起的。（注：参见陈宗胜：《改革、发展与收入分配》，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375—P376）
经验研究发现，在劳动力素质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形成并非完全缘于劳动力差异。一些研究在假定劳动力是同质的前提下，试图找出收入差别形成的原因。其中得到广泛认可的是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和工会影响理论。（注：参见伊兰伯格（Ehrenberg）：《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221—P255、P477—P484）
2、资本要素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众多学者研究了财富积累形成的初始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从研究的结果看来，财富（资本）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并非直接形成，其中存在各种传导机制。
例如，贝纳尔吉和纽曼（Banerjee，Newman，1993）从工资和职业选择角度分析了个人初始财富不平等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盖罗和泽依拉（Galor，Zeira，1993）认为初始财富的高低影响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进而出现劳动差别，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3、技术要素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李宏毅、谢丹阳和邹恒甫（Hongyi Li，Danyang Xie，Hengfu Zou，2000）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生产技术的性质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阿吉恩和霍威特（Aghion，Howitt，1998）提出一般技术革命的“社会学习理论”，解释了熟练劳动与原始劳动间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维尔兰特（Violante，1996）从具体技术变化角度解释了相同教育程度的人群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经济转型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
国际上，众多学者在研究各国收入差距的情况时，发现大多数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大的基尼系数。这说明一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导致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决定性因素。
刘易斯（Lewis）提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模型，认为传统部门停滞，现代部门扩张，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只是在现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之间进行分配。显然，资本的稀缺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势必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是随经济增长而一直扩大的。（注：参见陈宗胜：《改革、发展与收入分配》，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274—P296。）
（三）政府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政府往往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控制并调节收入差距。相关的理论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检验现行政策的实际效果和理想政策的理论构建两方面。
理查德·布克豪塞，肯尼斯·考克，大卫·威腾伯格（Richard Burkhause，Kenneth Couch，david Wittenburg，1996）在研究最低工资立法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时发现，真正贫困的家庭不但不能从最低工资立法中得到收益，反而面临由于劳动力需求缩减而带来的就业危机，社会贫富差距也相应扩大。（注：参见Richard Burkhauser，Kenneth Couch and David Wittenburg，“‘Who Gets What'from Minimum Wage Hikes：Areplication and ReEstimation of Card and Krueger，”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1996.）马斯格雷夫（1984）通过对高、低收入纳税人的效用函数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若要实现均等牺牲的公平原则，减小收入差距，就必须实施累进性税制。
（四）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持续进行，各国都普遍出现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于此种现象的研究，理论上多是从贸易角度展开的，其中经典的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国际贸易模型。
H-O-S模型认为各国应在生产上专业化其生产要素相对丰富的产品。穷国原始劳动力相对充足、人力资本相对稀缺，因此他们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国际贸易的扩大使得穷国对原始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人力资本需求下降，从而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相反，富国则出现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
我们在以上从四个方面总结了经济学中有关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他们分别是生产要素、经济转型、政府政策和经济全球化。我们在下面从这四个方面对我国有关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文献进行分类综述。
二、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国内研究现状
本部分根据上一节有关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理论分析，对我国有关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一）生产要素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从理论框架中看来，生产要素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其中，有许多文章研究了市场中的相关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分析了中国由于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形成的专业技术人员与一般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工资函数中，专业技术人员变量的估计值与一般工人的比率由1988年的0.094，上升到1995年的0.168。他们从中得出，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于一般工人的收入回报率上升了一倍。另外，文章还研究了中国居民的自有房产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财产收入，即自有房产的估算租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农村和城镇是大不相同的。在农村自有房产的折算租金的集中率要低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因而它具有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效应。与之相反，城镇居民自有房产的估算租金的集中率明显高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所以它具有扩大城镇收入差距的效应。
布伦纳（1999）通过数据调查发现我国土地的资产集中率很低，农村土地分配的均等化实际上是导致农村内部农民农业收入分配均等化的主要因素。然而，农户之间金融资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要高得多，对农民收入不平等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
赖德胜（1999）使用明瑟尔（Mincer）的估计公式，发现我国1995年城镇职工的教育平均收益率达到5.9％，比1988年的水平上升了2个百分点。与平均水平相比，外资企业职工的教育收益率更高，达到7.1％；而国有企业要低于平均水平，为5.2％。城镇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扩大了职工之间的工资差距。
边燕杰和张展新（2002）结合我国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及经济组织分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伴随着市场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在增值，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李实（1999）对近年来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规模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进而利用有关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国而言还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
陆立军，王祖强（2003）研究发现，当前民营科技企业为了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利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巨大的就业压力，拼命压低普通职工的工资。同时为了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技术，往往用高薪，高福利留住关键技术人员。此种做法促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也正是劳动力市场中供需不平衡及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结果。
（二）经济转型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
1978年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相应的体制和制度改革也随之发生。从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革这一角度来研究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是又一个热点，文献中这方面的文章数量不少。这类文章大体都是关注中国在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由经济体制改革及所有制结构变化调整，引发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形成与扩大。大多数文章认为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与制度转则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制度和行为有很大关系。
曾湘泉（2002）根据收入能否在公开或非公开的统计资料中观察到，把当前社会居民的收入分为两大块，即制度内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他认为我国制度内的工资差距很小且无激励效果，是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的遗留。制度外的收入拉开了差距，从而对工作产生很强的激励作用，但是由于无法以制度形式规范下来，使不正当的灰黑收入不断增加，易引起社会不满。文章认为，只有建立公开的收入申报制度让收入透明化、公正化，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合理拉开，发挥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李建立（2001）认为，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包括政府部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政府税收制度不合理，无法有力调整收入差距；社会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如教育等），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持续和扩大；有些行业依靠政府控制形成垄断进而获取高收入。这些因素不合理成份很大，容易引发社会不满。卢嘉瑞（2002）通过研究发现，腐败对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认为要消除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反腐力度。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特有的现象，改革过程中企业制度的变革对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直接的作用。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变引起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孟昕（2001）通过对住户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分析发现，在1995年仅由户主的下岗或失业就使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10％，到了1999年这一下降比例为30％。如果夫妻同时下岗失业，在1995年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22％，到1999年下降接近60％。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业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从而导致部分职工的收入下降，扩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三）政府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赵人伟、李实（1999）认为中国农村内部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基本是无效的，而且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各种税费的征收基本上或者是按照人头分摊，或者按照土地面积征收，其结果往往是穷人和富人都缴纳大致相同的税费额。因此，相同的税额对穷人来说税率是高的，而对富人来说税率是低的。也就是说，我国农村税费具有很强的累退税性质。无疑，累退税的再分配效应是扩大收入差距。最后，农村没有对贫困人口实行统一的，规范的税费减免政策。对他们来说，过高的税费率不仅加重了其贫困程度，而且也拖延了其脱贫的过程。
黄祖辉（2003）通过对转移性收入的研究，验证了政府转移性支付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的作用。文章采用GE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在比较样本收入数据的GE指数后，再使用区域分解利分项收入分解的办法，分离出转移性收入，并得到不包含转移性收入的GE指数。通过两指数比较发现，不包含转移性收入的GE指数更大。由此得出结论，我国的转移性收入增加了总体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这说明政府转移性支付政策存在问题，背离了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进一步拉大了整体收入差距。
现行的政府政策存在许多问题，相对而言，国内目前对各种政策所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
（四）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徐永安（2003）运用一个动态两要素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效果，并从城市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两个方面考察了加入WTO后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研究发现从贸易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入世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有所改善。
叶枫（2001）认为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将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是规模小，素质差的企业相继破产，职工失业现象加剧，低收入人群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外企的大规模进入国内劳动力市场使国内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迅速向国际标准靠拢，他们的收入在入世后将比较快速度增长。另外文章认为，入世后在资金、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的东部地区将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从而拉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而随着农业贸易壁垒的消除，农贸进口将快速增加，从而迅速降低农产品价格，使农民收入减少，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对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的总结和评述
从上面对国内研究文献的归类分析可以看出，所有文章基本涉及了理论框架的各个部分。这说明当前国内对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
要素市场方面的文献有很多，分别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中劳动力市场中对收入分配的形成有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即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两个因素是我国收入分配研究中被反复研究的重点对象。我国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数日庞大，这些劳动力进城就业势必会对收入差距的变动产生多重效应。这些效应随劳动力管理制度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竞争状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对这些变化进行经验上的追踪验证是完全有必要的。此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上升，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也应该是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在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方面，大量的文章集中在研究经济转型过程中由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分配制度的变化及各种不规范行为等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和理论框架的分析部分地存在一定的出入，但其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这种体制变化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倍受关注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的确有自身的特点，长久以来形成的地区、城乡分割和体制的改革正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本质原因。其二，体制变化带来的收入差距含有不合理的成份居多，容易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一方面的讨论虽然很多，但在几个重点问题的研究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是在企业改革方面。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对城镇职工工资差距以至于城镇内部个人收入差距所产生的扩大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但还没有出现有关城镇国有企业改制与职工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成果。其次是在行业垄断方面。从理论上看，垄断行业一是可以依靠获取的垄断利润来拉大与竞争行业的收入差距，这在国内已有研究；二是可以排斥新的经营者的进入，限制就业面，使失业人口增加，加剧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但由于数据的收集方面存在问题，所以关于这一点还只是个假说而已。最后是政府腐败方面。从研究文献来看这个问题已经被意识到，但也是存在具体数据收集上的问题，它的效应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在研究政府政策和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方面，国内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加强。国内对于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市场—政府”范式是最常用到的，这也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期社会分层变动的约定俗成的取向。沿着这一取向从事实证研究，积累和证伪相关的理论知识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看到，这一范式本身存在局限性，并且这种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发明显。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转型广泛而深刻，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经济也将进一步向世界开放。这样，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因日趋复杂，市场制度和行政制度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势在必行。
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看，大部分文章都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的方法。尽管都能自圆其说，但从得出的结论看来，往往带有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这可能跟收入分配问题本身的性质有关，即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好的问题。另外，也有一些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但受数据来源和技术手段所限，常常需要作者对数值进行基于主观判断的修改，仍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较为客观的结果。